论《项羽本纪》的历史叙述结构

王世海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人文与传播学院，福建 漳州 363105)

一

毫无疑问，历史“常常既指过去本身，也指历史学家就过去所写的内容”[1]，即历史，“一是指‘事实在发生过的往事’，二是指‘对这种往事所作的记录、陈述和对这种往事真相的追究’”[2](5)。当然，这两个领域往往合二为一，“往事本身”只会存在于“我们”对往事的记录、陈述中。不过，历史的首要任务还是在于求真，如果“真”失去了，一切的历史，便仅是人类自我的文字游戏。如何求真？历来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从远古到当下，保存历史或记录历史最常用的就是语言符号。依据皮尔斯对符号学的理解，符号还应分出对象、解释项及符号三元，而三者之间的关系，皮尔斯也用一句话做了总结，即“对象决定了符号是与解释项相关联的，而符号又决定了解释项是与对象相关涉的，这就导致对象会通过符号这一中介去决定解释项”[3](163)。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大致如图：

从对象到符号到解释项，其实已经历了几次转码，而每一次转码，都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失真”。正如怀特在《历史中的阐释》所说：“论述历史编纂的理论家们一般都会同意，所有历史叙事都包含一种不可简约和无法消除的阐释成分。历史学家必须对他的材料进行阐释，以便建构出各种形象的活动模式，用以反映历史过程的形式。”[4]我们介入历史的动机，本身就不是要把所有往事都记录在案，陈述清楚，而是有我们较为明确的目的。历史叙述本身就是一个人类主体的行为，而历史本身也是一个人类主体的行为过程。怀特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明确指出：“简单来说，我的方法是形式主义的。我不会努力去确定某一个史学家的著作是不是更好，它记述历史过程中一组特殊事件或片段是不是比其他史学家做的更正确。相反，我会设法确认这些记述的结构构成。”[5]因为不同的叙述方式、叙述策略、叙述结构的选择，反映出的便是历史叙述主体的意识差异，并进而决定了历史史实的真假判定。

《史记》开创了以人为中心的史传体例，对中国历史的叙事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项羽本纪》，更成为史传叙述的一个标杆。前期学者对《项羽本纪》已做了很多考证和阐释，如王光照《亦论刘邦和项羽》[6]、杨春吉《略论项羽之败的观念、性格因素》[7]，对项羽的成败和个性特点做出讨论，张柏青、余恕诚《项羽死于乌江辨》[8]、袁传璋《〈项羽不死于乌江考〉研究方法平议》[9]，对《项羽本纪》中的个别事件、地点进行考证评议，一些学者也试图对《项羽本纪》的叙事特点做出讨论，如董艳玲《项羽故事研究综述与前景展望——以中国叙事文化学为依据》[10]，高军强《历史叙事的多重视野:刘邦与项羽引论——兼论“互见法”的历史哲学内涵》[11]，但遗憾的是展开论述太少，而且仍旧未能深入论述到《项羽本纪》的历史叙事模式。这对于《项羽本纪》乃至整个《史记》的历史叙事研究，都将是一个缺憾。

二

根据经典叙事学的一般理论，对于一个叙述文本的考察，叙述情节、叙述话语、叙述时间及叙述角度是最为重要的几个要素。下面我们就用一张简表，从叙述情节、叙述方式、叙述时间等方面来具体呈现《项羽本纪》的历史叙事情况。[12](59-70)

续表1

序号叙述的情节叙述方式叙述时间(字数)故事时间23汉、楚暂休战荥阳概述97汉之三年24汉王请和,范增谋,汉王离间,范增死演示27725汉王得脱,项羽杀将演示25426汉王与项王拉锯战概述229汉之四年27项王以太公胁迫汉王,汉王不受,项王从项伯话演示14028楚汉相持,项王约战,汉王不出演示23629淮阴侯破楚,多地反楚,项王击外黄,从舍人儿言概述、演示305数日30汉王破楚,项梁旧德人自刎死,项王破汉概述15831楚汉合约,中分天下概述14532汉王从张良言,与淮阴侯、彭越共击楚,淮阴侯、彭越先不听,后应封王,遂从,围项王于垓下演示、概述385汉五年33霸王别姬(楚军被围,四面楚歌,项王悲歌,美人虞和之)演示16134项王被困、数次突围演示、概述43035项王自刎乌江演示39136独鲁守礼义,后降,礼葬项王概述9537项氏枝属事概述3938太史公曰议论227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就叙述的大致线索来看，《项羽本纪》基本按照自然时间的先后顺序展开，较为完整地叙述了项羽从生到死的整个过程。但是，项羽从出生到二十四岁前的时间只是一笔带过，缺少具体说明，文中标明的时间是从“秦二世元年”开始到“汉之五年”结束，即《项羽本纪》主要叙写了项羽这段时间的事件。从年这一时间层级到月、日层级，《项羽本纪》的叙述就显得极为模糊了。由此看来，《项羽本纪》的叙述目的，不是为了纪年，而是为了记事。

第二，从叙述方式来看，《项羽本纪》大量使用了“演示”方式，对某些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场景、过程，都叙述得非常生动，非常细致。其中，较为经典的几个片段是，项羽杀宋义，钜鹿之战前后，鸿门宴，汉王离间，项王烹太公，霸王别姬，乌江自刎。这些片段，基本达到了让读者“身临其境”的效果。不过我们或许要问，这样的“场景”从何而来？这些场景，如果没有当事人的当场记录，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尤其是多被后人诟病的“霸王别姬”情节。根据现有史料，西汉陆贾的《楚汉春秋》有记载云：“美人和项羽歌：歌曰：‘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13]但这段记载，又不载于《项羽本纪》，所以《项羽本纪》的这段记载，实在让人生疑。不管怎么说，大量的场景再现，已经偏离了历史叙述的正常模式——以概述为主，使得接受者不再聚焦于历史中的时间、事件，而转向生动、具体的场景、人物。

第三，从情节的叙述时间(字数)来看，鸿门宴最为详细，1882字；其次是章邯降诸事和项羽分封诸王事，700多字；再次是项羽杀宋义事，588字；再次是项梁起事、项梁壮大、汉王伐楚拉锯战、项羽被围垓下、项羽被困突围、项羽自刎乌江，400字左右。其中，因章邯降诸事有大段书信引文，项羽分封诸王事有整段分封各王事，项羽杀宋义事有项羽长段评论，所以字数较多，这些与情节叙述关系不大，所以可以将其排除。如此看来，从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的对比来说，差异最大的当属鸿门宴，故事时间只有两天，文本却用了近两千字，详细叙述了鸿门宴会的整个过程，事件中各个人物的言行举止，栩栩如生；其次是项羽被困突围，故事时间是一夜至天明，再次是项羽乌江自刎，故事时间仅是一刻。从整个楚汉战争来说，鸿门宴并不具有决定性的历史意义，因为其后项羽能杀刘邦的机会还有很多。而项羽被困和项羽自刎，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也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此时项羽败落已成定局。那么，这样的叙述安排，反映出怎么的叙述意图呢？我们大体可以断定，司马迁叙述这段历史或者说记录项羽一生的目的或意图，不是要透显出历史事件发展的逻辑，也不是要突出某种道德理念、政治意识，而是要写出历史中“这个人”的性情和品格。

第四，从叙述的线索来看，具体的时间线索并不明显，而事件发展的前后逻辑却十分清楚，换句话说，《项羽本纪》不是以时间来结构全文，而是以事件结构全文。那么，如何来组织事件，如何来选择事件，自然成为司马迁首要考虑的问题。由此可见，项羽的一生，是由司马迁组织和建构出来的，而非纯粹的自然呈现。

三

由上可知，司马迁在叙述项羽时，重点没有放在项羽一生的时间过程上，而是放在了他一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几件事情上，而这些事件，就是要描画出项羽的性情和品格来。那么，我们就从叙述项羽的情节入手，来具体分析主要情节反映出来的项羽的个性特征，以此探究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根据表1所示，第1个情节单元，突出了项羽家族是“世世为楚将”，即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为“贵族”[14]；第2个情节单元，突出了项羽的“不竟学”“力大”以及他人“惮籍”；第13情节单元，突出了项羽的有勇有谋、当机立断(杀宋义)以及他人的“慴服”；第14情节单元，突出了项羽的勇猛过人、英雄本色(钜鹿之战)以及他人的“震服”；第15情节单元，突出了项羽有谋，有智(降章邯)，残酷(坑二十余万秦降兵)；第16情节单元，突出了项羽尊礼义(尊从项伯话)，心仁，重情(不杀沛公)，单纯(赏识樊哙)，拘礼而优柔寡断(不杀沛公)，不信从谋士(不听范增语)；第17情节单元，突出了项羽的残暴(屠、烧、杀咸阳城)，有儿女私情而少远虑(思归)，难听劝言(烹说者)；第24情节单元，突出了项羽少谋多疑，不信谋者(疑范增)；第27情节单元，突出了项羽少谋多仁(不杀太公)，不识人(听从项伯话)；第28情节单元，突出了项羽徒有勇力但少智力(项羽骂战，汉王不出)；第29情节单元，突出了项羽军事能力尚在(分兵、戒令、击破汉军、叛军)，稍信从民心、说者(听外黄舍人儿话)；第31情节单元，突出了项羽重信义(约成，归汉王父母妻子，东归)；第33情节单元，突出了项羽情义重(悲歌慷慨)，情思深(夜起、悲歌、泣下)；第34情节单元，突出了项羽不失勇力，不失军事才能(数次突围，斩杀汉将)；第35情节单元，突出了项羽尊德义，重廉耻(不肯过乌江)，多仁爱(送马)，重尊严精神(自刎)，重天命少自省(语“天之亡我”)。

通过这些情节，项羽的品性得到了极为丰富的呈现。其中，勇猛过人是贯穿始终的，他的军事才能也应得到全然肯定，就其一生而言，军事上的失误几乎没有。人生最值得称扬的事有两次，一次是杀宋义，一次是钜鹿之战，人生最失败的也有两次，一次是鸿门宴，一次是东归且烹说者。与之相应，他时而有谋，时而无谋，时而听从他人劝谏，时而不能。人生也有一次大仁大义之事，就是听从舍人儿言，未杀外黄当坑者。最让人难以定性的，就是项羽身上显现出来的情和礼义。不忍杀自己的爱骑，表现出他的温情；四面楚歌时的慷慨悲歌，表现出他的柔情；不杀太公、外黄人，表现出他的仁情；因宋义不救赵、不体恤士卒而杀之，不顾自我生死而破釜沉舟救赵，表现出他的义情。有其温情、柔情，自然会有仁情、义情，但对于一个军事家、政治家来说，有情往往成为优柔寡断、软弱无能的象征，也往往成为事业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有情，就会顾忌他人感受，就会舍弃自我利益而成全或维护他人利益，这或就是韩信所称的“妇人之仁”。同时，项羽总体来说非常注重荣誉和尊严，主要表现在他对责任的不推卸和对信诺的不违背上。例如杀宋义、战钜鹿，其根本原因即在于他秉守着“灭强秦”的历史重任。他的心里存有的更多不是自己的利益和安危，而是国家、社稷和天下大势。战钜鹿时，项羽在这方面的特征表现得最为明显。

不过，人耿直，自然少权谋；人多情，自然少理智；因有仁情，所以守信义，因守信义，所以显得迂腐。这些特性的相通和矛盾处，在鸿门宴表现得最为明显。在鸿门宴一千多字的叙述中，杀沛公不合礼义的意思被强调多次。第一次，沛公言于项伯，说自己不入咸阳，不敢背德；第二次，项伯言于项羽，沛公有大功而击之，不义；第三次，沛公言于项羽，无意先入关而守咸阳；第四次，樊哙言于项羽及众人，最为完整地表达了沛公不应杀的缘由。这些缘由，大体有三：一是“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二是“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三是“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三个缘由一摆出，项羽“未有以应”！按范增计谋，鸿门宴就是对沛公的必杀计，此计谋显然没有考虑到礼义的问题。退一步说，即使考虑到礼义问题，但“兵不厌诈”，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动乱，早已成为军事上普遍认可、通行的原则，范增的计谋与当时的道德礼义并不冲突。但是，项羽却“为人不忍”了。项羽在鸿门宴整个过程的“不作为”，充分体现出了他的“犹豫”和不堪。但这应是贵族式的犹豫，凸显的是精神道义和现实利益的两难选择。王克奇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贵族——项羽论》中说：“对传统道德的恪守以及唯利是图的权宜处置，是当时旧贵族与平民行为方式的差异之一。”[14]其后汉王与项羽约合，中分天下，项羽严格履行合约，“即归汉王父母妻子。军皆呼万岁”，“乃引兵解而东归”，但此时“汉欲西归，张良、陈平说”，“汉王听之。汉五年，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汉王对张良等计策毫不犹豫，立马行动，或许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身上没有项羽的那些“包袱”。不过，司马迁对此则另有看法。司马迁让项羽重复了三次“天之亡我”，若算上项羽悲歌中“时不利兮”唱词，正好是四次，与恪守礼仪的四次恰成对照，足可见他的主观意图。所以，“太史公曰”把项羽失败的原因，主要集中到了“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不觉寤而不自责”即“骄”“暴”“愚”等个人的性格缺点上。

由上可见，司马迁叙述了一个丰富、多面、立体的项羽，表面看来有些性格要素相互矛盾，前后不一，但总体而言，内在又有严整的统一性。首先，他的“尊礼”“多仁”和“重情”特性是内在统一的。从儒家文化心理的角度来说，重情是一切仁义道德礼仪的根本。儒家非常注重孝悌(《论语·学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也坚称血缘之亲不能被破坏和断绝(《论语·子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有其情，才能有仁情，才能发展出仁情。而仁，又是礼的核心、基础(《论语·八佾》：“人而不仁，如礼何？”)。所以，重情、多仁、尊礼是内在统一，一气贯下的。其次，他的勇猛、残暴、少智、少谋也是内在贯通一体的。儒家文化中有对勇猛做过区分，如若只有血气之勇，缺乏仁的内在修养，最终只能趋向残暴，项羽恰恰印证了这一点。而且，儒家文化建立起来的礼法制度，虽从血缘宗法而来，尊崇和贯彻“尊尊亲亲”的理念，但从“尊尊”的角度，如果没有仁的修养，只会逐渐发展为固化的等级观念和阶级之别，从“亲亲”的角度，如果没有仁的修养，只会逐渐发展为钟情于“一家”“一己”的“私情”。孔子明确讲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换句话说，所谓仁，必须有推己及人的心理和思维。孟子对此表述得更为明确。他认为，人皆有四个“善端”，但能否修养成仁，不在于你是否有“善端”，只在于你是否将其“扩而充之”，即“推己及人”，“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这种思想到宋儒时便发展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念。足可见，项羽的问题，就在于他存有的情、仁只停留在了一己、一家的范畴，未能扩充，也就发展不出真正的仁情，所以他的内心中更多只存有血缘的亲情，存着等级的观念。因为重私情，所以不信任外人；因为重等级，所以不信任那些只拥有知识、技能的“下等人”。他宁愿相信一个迂腐而屡屡坏事的他的叔父——项伯，而不信从多智善谋的范增，以及其他能士。韩信说他“不能任属贤将”，“以亲爱王”(《史记·淮阴侯列传》)，陈平说他“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子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史记·陈丞相世家》)，而刘邦在分析楚汉成败时，也将项羽失败的原因归结到不能用人上，这些都指向了他的这一缺失。他只固守着等级和亲情，自然会变得刚愎自用，迂腐顽固，他的智慧和谋略，又将从何而出呢？最后，他的“从民心”，大体是“尊礼多仁”的结果，而“少自责”“不自省”，则是他多疑、妄自尊大的必然结果。这样来看，项羽身上就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化中内在较为核心的矛盾：尊德守礼、多仁重情，让他拥有了高尚的道德追求和精神操守；多疑、勇猛、偏执、傲慢，让他事业崩坏、人生败落。而矛盾的交汇点或转化点，正在于从血缘之情未能发展出“仁情”，只导向了“私情”，因尊礼重德未能内蕴着“平等”，只固化成“等级”。

四

如此来看，《项羽本纪》的叙事结构，大体可分出三层结构。表层结构是情节叙述的时间线性结构，具体表现为项羽一生的时间前后，即公元前232年到公元前202年(“汉之五年”)。这层结构，清楚展现了《项羽本纪》“史”的特征。在众人看来，历史就是对某一时间内发生的大事要事的记录，历史叙述，自然应按时间的前后顺序来进行。同时，《项羽本纪》的时间要素并不明显，反而是事件前后相续的内在逻辑，成为叙述的主要线索。由此，我们大体可以构建出《项羽本纪》的第二层叙事结构——事理逻辑结构。这个事理逻辑，不是事件前后相继的因果逻辑，而是人物的性情、品格的逻辑。司马迁通过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事件，重点展示了项羽多方面的性情、品质，同时反映出各个品质、性情之间的矛盾和内在统一性。具体来说，第一方面，他勇猛过人，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第二方面，他多数情况下勇而无谋，不听劝谏，就显得刚愎自用，缺乏反省；第三方面，他多情，有温情、柔情、仁情、义情等，有时就显得优柔寡断，多妇人之志；第四方面，他尊礼重义，保持着一种贵族精神和风范，有时就显得迂腐、无能。这四个方面的特性，并没有落实为情节的发展线索，而更多是决定了情节叙述的详略和情节发展的大致方向。这样也保证了《项羽本纪》的史学特性，而不至发展为虚构的文学。司马迁在最后仍旧总结了项羽的一生功过，这或许是他叙述项羽一生更为深层的逻辑结构。但是，司马迁并没有按照一个明显的意识形态观念来塑造这个“项羽”，而是尽力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建构起一个鲜活的项羽，立体的项羽。正是其多面性，反而让我们看到，项羽一生所展现出来的性情、品质，正好反映了儒家思想文化的内在矛盾和统一。这或许才是决定项羽人生轨迹最核心的因素。我们将其称为《项羽本纪》情节发展的第三层结构。《项羽本纪》的情节叙述，就由这三层结构共同作用而成，但三层结构作用于情节发展的方式不同，作用的角度也有不同。第一层结构，是表层结构，基本决定了情节发展的大致线索；第二层结构，是较为深层的结构，决定了历史叙述的情节选择、叙述方式和叙述手法等的运用；第三层结构，是最为深层的结构，或可称为底层结构，真正构成了情节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成为历史史实和历史叙述跨越时空的最重要因素。

为了清楚地表示出各个结构要素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其呈现在一个图示里，大体如下：

总体来说，司马迁笔下的项羽是一个悲剧英雄，其一生大体可分为三期，一是兴盛期(从小到西楚霸王)，一是相持期(从分封天下到楚汉拉锯战)，一是败落期(从楚汉合约到乌江自刎)。司马迁采用基于史实的历史叙述，采用直接呈现(演示)的叙述方式，都保证了历史叙述的相对客观性。同时，在叙述的过程中，历史事件的选择，叙述的详略，叙述的方式以及叙述的语言表达等方面，又能较为充分地显露出司马迁的思想、意识以及情感态度等。而正是司马迁秉持着中国传统修史的“实录”的精神和理念，又在修史的过程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人这一主体上，促发我们从中认识到，历史中个人的人生轨迹，反映出来的不是命运，不是某个人的理念，而是整体的社会文化和思想传统。由此来说，历史叙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传达历史的“真”，历史的价值，在于对历史之“真”的建构和阐释，而历史叙事，则是通过一个个真实个体及事件的叙述，反映出这个人的性情品格，反映出这个事件的缘由影响，最终透显出历史文化、思想精神的意义和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