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历史记忆构建的抗日战争大后方历史文献资源建设探究

黄 登

（重庆图书馆 重庆 400037）

1 引言

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是记录和反映抗战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诸多方面的“重要承载媒介”[1]，其中部分不可再生的历史记忆更“是人类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遗产”[1]。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以重庆地区的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资源建设为中心向外辐射，形成点线面一体的建设，不仅可以助力中华民族构建完整的历史记忆，还可以解决文献资源建设的结构性缺失问题，形成完整的资源体系。依托重庆图书馆，将博物馆、档案馆、区县及高校图书馆等收藏单位纳入整体资源建设范畴，以此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2 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资源建设态势分析

2.1 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资源建设优势分析

2.1.1 文献的历史积淀

抗战时期，迁都重庆标志着大后方战略地位的确立，重庆也因此“一举取代了昔日的上海和战初的武汉，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中心”[2]。大量抗战期间出版的图书、报纸、期刊在重庆流通并产生影响，为重庆留存大量珍贵文献提供了历史优势。时任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事业专修班主任的潘公展经过一番详细调查，将其调查统计结果写入《抗战七年来之出版事业》一文中，“大后方以重庆、成都、昆明、桂林为主的大小书局、印书馆、报社、期刊社等，不下5 000家，其出版的图书、期刊、报纸不下50 000种”[3]。

2.1.2 文献的基础整理

2009年6月，重庆各文献收藏机构以《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规划纲要》的出台为契机，开展了重庆市大后方抗战文献的普查工作。截至2010年6月，重庆几十个藏书单位展开联合普查，统计如下：图书43 748种，110 000余册；期刊3 737种，近50 000册；报纸250余种，按月装订为13 200余册；地图850余张，合计47 939种，177 000余册[4]。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见证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变迁，“是一批极为重要的文献，其思想文化价值不在善本古籍之下”[5]。

2.1.3 先进的信息技术

20世纪90年代以后，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在我国图书馆得到广泛应用，极大地促进了文献信息的整理和利用，使图书馆向现代化、信息化方向迅速发展。“信息加工的过程，就是鉴别、评价、筛选、揭示、整序、分析、提炼、浓缩、研究的过程，就是使信息从混乱走向条理的过程，就是给信息重新定位的过程，就是创造新信息系统的过程，就是赋予信息新价值的过程；同时也是消除噪声、排除信息干扰的过程，也是去伪存真、净化信息环境的过程，也是集合信息，加速信息交流的过程。”[6]现今很多大型图书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馆藏特色文献进行加工，形成全文检索或超文本系统，代替原始文献，为读者提供优质服务。

表1 重庆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保存情况统计表[4]

2.2 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资源建设劣势分析

2.2.1 文献资源分散

仅以重庆为例，该地区的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分散保管在各机构中，没有实现全地区范围内所有文献的集中统一管理。如表1所示，文献信息资源分散，无法提供系统服务。文献保存机构的从业者主要是靠前人亲自指导，没有形成便于自主学习的新材料，无法进行集中性地查询、应用和持续发展。机构在开发文献过程中所形成的知识内容、专家渠道等都零散地分布于机构甚至成员个体中，很难相互借鉴，重复使用。除重庆地区外，全国其他地方也保存有抗战文献，由于机构多、分布广，各地管理、保护制度不同，成为构建的短板。

2.2.2 业务倾向不同

档案馆的主要职能就是对作为国家重要文化遗产的档案进行收集、安全保管，为机关、团体、组织和个人利用者提供档案服务[7]。吴慰慈、董焱等在《图书馆学概论》一书中指出：“图书馆是社会知识、信息、文化的记忆装置、扩散装置。”按照中国博物馆法的规定，博物馆是以收集、保管、陈列展出有关历史、艺术、民俗、产业、自然科学等资料，在进行教育的前提下，供广大人民群众利用的机构。从职能上看，三者都是以促进文化发展为核心业务的，但是在具体的工作业务中，又有明显不同。如在对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的类型、元数据标准、数据格式规定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区别。对同样一本抗战文献的加工，图书馆对文献的数据加工会倾向于对文献个体进行详细描述，而其他两馆对文献进行数据加工时，往往更倾向于文献使用的多种方法。因此，“不同的描述方法对信息的组织、揭示以及对文化内容的选择带来了不同程度的障碍”[8]。同时，在文献的数字化加工方面，图书馆文献大都可以提供；档案馆文献则多分级别，严格限制加工；博物馆受文物管理的影响，没有给公众提供阅览的义务。

2.2.3 机构体制制约

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都是收藏作品及其他客体的管理和保存机构，虽然三者在业务方面有交叉，但“在经过长时间的建设和经营中，他们都建立了各自的管理模式和配套的制度体系”[9]。三馆之间在宏观上缺乏一个组织和协调不同文化管理系统的部门，机构之间也没有建立一种科学合理、能够平衡各方利益的合作服务机制，三馆之间缺少交流与协作，难免导致资源建设过程中出现重复性。

2.2.4 用户需求量较低

重庆图书馆收藏的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不仅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其文献的全文数字化位居行业前茅，早在2006年，重庆图书馆就开始了包括抗战文献在内的民国时期书刊的数字化工作，并于2008年初面向读者开放，成为国内第一家对民国文献进行大规模数字化的图书馆，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好评。但时至今日，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服务仍然局限于为科研机构或高校研究人员提供数字资源等常规服务，用户需求量低，且相对固定，无法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的价值。

2.3 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资源建设机会分析

2.3.1 文化政策的推动

从地方性政策来看，作为战时陪都的重庆，八年的抗战留下了数量庞大又具价值的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面对这批历史文化资源，2008年，重庆市委办公室发布了《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规划纲要（渝委办发〔2010〕28号）》，决定开展“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2013年，重庆市委宣传部又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抗战文化建设的实施意见（2013年征求意见稿）》。国家层面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6年12月7日主持国务院党务会议通过的《“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确定“要打破信息壁垒和‘孤岛’，构建统一高效、互联互通、安全可靠的国家数据资源体系，打通各部门信息系统，推动信息跨部门跨层级共享共用”。在整个公共图书馆系统，为了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相关精神，制定了《“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规划指出“不断加强各级各类图书馆之间的书目合作与共享，加快推进数字化国家书目系统建设……深入挖掘国家文献信息资源总目的服务功能，针对不同用户的特定需求，综合各种不同检索方式，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定制多类交互界面，实现个性化服务”[10]。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讲道：“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让人们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家国情怀。”[11]这些文化、信息等方面的建设方针政策及重视精神，为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资源的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持与精神保障。

2.3.2 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中心的阵地支撑

在重庆市委的规划下，2010年8月，“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中心正式挂牌”[12]。依据《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纲要》的内容，“重庆抗战文献中心是以重庆图书馆的前身国立罗斯福图书馆遗址为载体，以重庆图书馆为核心，联合重庆各区县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中小学图书室、博物馆以及科研院所、企事业图书资料室等单位，建立的覆盖重庆全市各界有关抗战文献的保藏中心”[13]。这种以重庆图书馆为核心的阵地资源是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资源建设的重要支撑。

3 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资源建设路径

3.1 合作协调机制建设

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保护事业体系具有时区和学科特色，体系内部各收藏单位所要极力保存的对象一致，为他们之间的协调合作及促进文献资源建设奠定了基础。

首先，做好文献保护事业体系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为了更好地协调发展，各部门之间要在不同领域互通有无，在技术力量、设备和功能方面进行互补。其次，抗战文献保护部门要推进跨界合作，依据跨界合作的部门的社会职能，与文化传播部门、教育部门之间进行互动，扩大文献保护及利用的范围。最后，因为文献资源保存及数字资源存储的特殊性，与产业信息部门、出版商等部门的合作也是必要的。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的种类较多，如图书、期刊、档案、图纸等，对它们进行数字化加工后，后期的长期保存是一个涉及范围较广的持久性工作，只有各相关部门的合作与协调，才能更有效地凝聚众多的信息工作者。对数字信息进行标准化、组织化、精准化和长久化的保存超出文献保护领域的职能，这就需要出版商和信息产业部门的广泛参与及合作。

3.2 整合集成机制建设

在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资源建设的实践中，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保护机构应该逐渐组织并形成一体化建设。首先，加强文献保护机构的信息资源整合，建设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专题数据库。一是数据集中，数据是文献保护成果的数字化保存载体，各种原始数据的科学汇集与合理编排是开展研究工作的关键基础。只有当各种内外数据达到一定数量时，才可以进行有效分析。二是信息集成，尽可能地搜集国内外文献保护信息，采取统一发布、共建共享的方式提高工作效率。

其次，推进文献保护硬件设施的有效整合，实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保护需要借助众多的技术设备。现实情况是大量的设备、仪器分散在不同机构，客观上造成设备利用率不高、购买不齐全的弊端。因此，不同领域、不同机构和不同部门需要搭建协同工作平台，优化整合设施设备的共享程序，充分发挥各种设备和仪器的多元化功能。

最后，均衡保护技术的集成。就单独的机构来说，文献保护技术的发展不是平衡的，主要表现在不同部门的技术力量参差不齐，有些机构或者部门只能开展日常性的工作，而部分机构或部门却能够开展极具前瞻性、探索性的保护、开发工作。只有平衡各方参与力量，整合保护技术，制定合理发展战略，才能促进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保护事业的可持续、有效性发展。

3.3 风险评估机制建设

时隔六七十年，珍贵的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将成为“处于危险中的遗产”[14]。对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进行风险评估是其建设的重要环节。

各机构在整合集成基础上，组成专家小组，按照课题所需要的知识范围，确定专家15人，分三组，本单位文献保护专家5人，本系统文献保护专家5人，全国文献保护专家5人。专家小组成员具有与预测课题有关的文献保护、开发、利用及研究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预测分析能力和一定声望，他们都是所属专业领域内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作者或有较深造诣的理论研究者。专家小组成员对预测的问题有热心、有兴趣，愿意参加并能胜任，他们在专业水平、年龄、职务、性格、社会背景等方面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够得到较全面的信息。专家们开展调查，反复征询，根据各方面的资料、数据、意见，提出自己的补充或修改预测意见，并说明其依据与理由，使得意见趋向一致，最后得出风险因素，进而根据风险因素进行风险评价，以此形成预警机制。

3.4 预警联保机制建设

面对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各相关组织机构预警联保机制，形成资源建设的保障体系。首先，抗战文献预警管理是多部门、多项管理的一个系统。要实现抗战文献应急机制的长效化，必须建立以综合决策和协调管理为特点的体系。由市委、市政府、政协、人大等机构领导牵头，由相关专业部门组成抗战文献风险预警管理协调机构，统筹行政资源管理与专业管理资源，以权威性的抗战文献预警管理综合应急机制，促成重庆地区抗战文献预警管理各专业部门之间、各层级之间的良好协同联动关系。其次，在细节上科学界定抗战文献相关部门职能、合理划分事权、理顺抗战文献收藏机构各专业部门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科学界定每个部门在处理同一事物时的职责、时效、制约力、后果等关联度，使抗战文献相关机构管理高层次决策、协调的作用有效发挥，各种应急制度得以落实，消除预警管理盲区，达到减少具体协调应急、增强整合合力的效果。“在和平和冲突时期保护城市地区的文化遗产免受风险防范的威胁”[15]，是社会各机构的共同责任。

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资源建设将文献保存、保护机构如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的文献整合与集成发展工作提升到战略高度，且建设战略以传承历史记忆、维护文献信息安全、最大限度地延长文献的寿命为核心，这对历史记忆的完整构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