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精神、冒险精神与企业成长

刘兴国 张航燕

【提要】本文对企业家精神、企业成长及二者相互关系的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归纳提出了3个基本假设和16个从属假设。借助剔除了缺失项后的2321个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工具，透过研究所构建的模型，对本文提出的各个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本文基于样本公司数据，测算了企业家精神水平，并对不同类型企业家精神水平进行了简单分析。研究检验了样本公司数据与所构建模型的拟合性，发现样本公司数据能够与模型较好拟合。隐变量模型检验发现，关于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之间存在互为因果关系的假设，以及冒险精神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的假设，得到了检验的严格的支持;但创新精神与企业成长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影響的假设没能得到严格支持。在观察变量之间关系方面，只有4个从属假设得到了检验的严格支持。此外，研究发现，子样本与总体样本之间的检验结果存在显著差异，子样本之间在模型匹配性与输出结果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只有民营企业与制造业子样本能够与模型很好拟合，并输出有效检验结果。

【关键词】企业家精神;创新精神;冒险精神;企业成长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保持较高增速，市场各类主体数量不断增加，企业家队伍日益扩大，企业家精神得到有效激发，整体处于较高水平。2000年后，伴随新经济的兴起和中国加入WTO，新经济时代的技术派企业家蓬勃成长。2008年，一大批曾经经历过艰难创业与奋发拼搏成长的优秀企业，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及挑战，应对乏力。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转入了中高速增长新常态，企业盈利水平持续下滑。导致这一不利局面的原因，既有国际宏观环境的恶化，也有中国企业家精神整体水平一定程度下滑的影响。一方面，发展顺境使得一些企业甚至不需自己作出努力，仅仅依靠市场自身的扩张和分享改革红利就可以获得搭便车式的快速增长;虚拟经济部门的持续暴利，诱使大量产业资本脱离实业进入虚拟部门，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部分企业家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奋斗意识的逐渐萎靡。另一方面，创业继承也导致了企业家精神整体水平的下降;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业的那批企业家，绝大部分已经到了退居二线的年龄，需要下一代来继承事业;与第一代创业企业家相比，成长于相对优越生活环境的这些接班人，可能并不是一个具有创业创新精神、时代使命感与担当精神的好的企业家。如何再次有效激发企业家精神，恢复企业发展活力，摆脱经济下行困境，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而且亟需解决的关键难题。

二、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成长研究文献综述

（一）国内外企业家精神研究概述

1732年，法国经济学家康替龙在《商业性质概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企业家概念，认为企业家是不确定性的承担者，要面对不确定的市场和承担价格风险（招锜昕，2013）。自此以后，学者们对企业家的概念内涵与企业家人格特质等问题展开了研究，19世纪西方学者们开始将企业家具有的某些特征归纳为企业家精神，但在英文术语使用上，企业家（Entrepreneur）和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常常互换使用。20世纪初，熊彼特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述了企业家精神。

国外学者们纷纷从自我研究视角，对企业家精神的内涵进行了阐述，而且在研究层面上也包括个体、组织与社会三个不同层面;彼此之间虽有共性内涵，但也有异质性理解，事实上很难给企业家精神下一个明确的定义。熊彼特（1934）认为，企业家最突出的动机在于“个人实现”心理，即企业家精神，包括建立“私人王国”、对胜利的热情、创造的喜悦、坚强的意志。彼得·德鲁克（1985）继承了熊彼特的思想，在其著作《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深刻阐述了企业家精神，指出企业家精神的本质特征是创新，认为“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创造它”。坎迪隆和奈特则将企业家精神与风险或不确定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贾康、程瑜，2017）。柯兹纳（1973）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能够最早发现新机会并加以把握利用的能力。Sexton and Bowman（1984）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具有的精力充沛、有雄心、勇敢面对挫折的心理特征。Gartner（1988）认为，企业家精神就是“创造性组织”。Robert B. Anderson et al.（2006）则发现土地的所有权和对这些土地上资源利用的权力是企业家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Ana Mara Peredo et al.（2014）认为企业家精神来自于企业家个人特质的五个方面，即专门或以凸现的方式来创造某种社会价值的能力、识别机遇并利用机遇来创造该价值的能力、利用创新的能力、容忍风险的能力和拒绝接受可获得资源限制的倾向等。Lynskey（2012）指出，企业家精神不仅表现为个体的行为特征，更表现为组织的特质;Morris（2014）认为，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还应关注企业家的组织管理风格、组织及其环境的开放性互动。Nijkamp（2013）认为应该从社会层面进行企业家精神研究，需要将企业过程或企业事件等“关系经理人”也纳入研究范畴;Feldman（2001）则强调要关注企业家与背景的互动。

国内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起步较晚，在内涵界定上同样没能形成共识。知网期刊数据库所收录的最早从事企业家精神研究的文献是《上海经济研究》在1983年第5期发表的一篇介绍性文章，直到1998年年度收录数量才达到10篇。1985年，慰祖在《外国经济与管理》上发表了《成就、权力激励论与企业家精神》一文，成为国内最早从事企业家精神研究的学者。张维迎和盛斌（1989）在《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中指出：区别企业家与一般民众的要素，是冒险精神、创新精神、不满足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汪丁丁（2000）把企业家精神概括为三方面：首先是创新精神，其次是敬业精神，第三是合作精神。高希均（2000）认为企业家精神具备有创意、有胆识、敢投资、担风险四个特质。贾良定和周三多（2006）认为，企业家精神由知识素养、创新能力和伦理品质三个层面构成。赵薇和杰弗瑞·德登（2010）指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思考、推理和行动模式，是一种追求机会、整体权衡、具有领导能力的行为。欧雪银（2009）认为，创新是企业家的灵魂，创新精神是企业家精神最本质的特征。李军和杨兴时（2010）认为创业精神是企业家必不可少的一个特征。钱颖一（2010）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取向，一种态度，是一种时常以新方式整合资源以提高生产力的心态。王丽敏等（2010）认为，冒险精神是企业家的基本素质;张玉梅（2014）指出冒险是企业家的天性。杨卫敏（2017）认为，企业家精神就是“想常人不敢想，干常人不敢干”的冒险精神、“乐于接受新的挑战，向未知领域挺进”的创新精神、“成功仅是前进的起点，建立一个又一个商业桥头堡”的不满足精神和“勇于承担责任，喜欢征服世界”的英雄主义精神。宋志平（2017）指出，企业家精神内涵主要包括创新精神、坚守精神、兼济天下精神。2017年9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将企业家精神概括为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精神、创新发展专注品质追求卓越的精神、履行责任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的精神。

综合国内外关于企业家精神研究文献可知，尽管国内外学者对企业家精神具体内涵的理解存在不统一性，但对企业家精神基本内核总体上都是指向于创新与冒险。

（二）国内外企业成长研究概述

企业成长问题一直都是经济学和管理学长期关注和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目前国内外已经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早在18世纪，Smith、Marshall和Charles Babbage等人就对企业成长问题进行了研究。Marshall一直主张规模经济对企业成长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企业成长是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共同作用与竞争作用下优胜劣汰的结果，而企业家则是推动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商晨阳，2012）。Stigler（1951）认为，在企业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不同决定性因素在发挥影响作用，推动着企业成长。Hart（1995，1997）和Stead（1996）认为，要实现企业持续成长，必须确保企业经济活动与宏观企业生态系统保持和谐。Henriques and Sadorsky（1996）分析了顾客压力、股东压力、社区压力及政府的环境规制对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影响作用。Hamel and Prahalad（1994）认为，企业只有在动态环境下形成新的资源结构，才能适应外部形势变化，实现企业持续成长。Laursen et al.（1999）指出，企业成长其实就是一个企业雇用、培育与激励员工的能力不断增强的过程。Lisa K. Gundry and P. W. Harold（2001）指出，快速成长企业的创始人具有如下特征：强调市场增长和技术变革的战略意图、对企业成功更坚定的承诺、更愿意做出牺牲。Leo Sleuwaegen et al.（2002）认为企业成长是规模扩张和不断学习的结果，企业信誉机制和普通法律制度则通过影响市场和要素资源的获取，进而影响成长速度。Abell、Crouchley and Mills（2001）考察了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等因素对企业成长的影响。Tove Brink（2018）发现，组织邻近的动态互动可以补充中小企业能力，促进中小企业创新与成长。Narjess B. and S. Walid（2016）指出，文化通过控制其宏观经济影响，通过政治和法律制度，对企业增长有直接的微观经济影响。Penrose（1959）《企业成长理论》的出版，正式将企业成长理论确认为了管理学的一个独立研究方向，并且构建“资源-能力-企业成长”分析框架。20世纪80年代， Ichak Adizes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按照时间顺序把企业发展过程划分成若干个阶段，从而开创了一种更具实践意义的企业成长研究方式。

国内对企业成长问题的研究，起步晚于欧美学者。直到20世纪90年代，国内才逐步有学者开始聚焦于研究企业成长问题。赵晓（1999）指出，企业内部资源的不平衡及其动态优化组合，是企业成长的动力源泉。吴国英（2003）认为，企业应充分通过有效学习来实现企业可持续成长。童纪新和孙孝科（2004）指出，并购已经成为企业成长的一种重要途径;但李铭松（2004）发现，并购本身并不必然会带来企业的成长，企业只有高度重视资源整合，才能真正促进企业成长。贺小刚和李新春（2005）的研究发现，与战略能力和管理能力相比，企业家的关系能力对企业成长的贡献出现一定程度的弱化。毛蕴诗等（2005）强调，企业成长主要取决于企业能力的培育。周鸿勇（2006）认为，软控制力的突破是家族企业健康成长的关键。孟杨（2006）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精神支柱，是企业健康成长和发展的内在动力。曹利军（2008）指出，创新是实现企业成长的关键所在。庄亚明等（2008）认为，关键种因子、优势种因子和冗余种因子等内源性因素是影响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郭凡生（2009）指出，企业家是推动企业成长的关键力量。汪建等（2013）指出，企业根据产业特征及自身优势来优化整合产业链并占据链中关键环节，有助于推动产业链升级及产业链间的耦合以实现产业链优势和价值最大化，进而实现快速成长。方芳和蔡卫星（2016）发现，银行业竞争显著促进了企业成长，但这一促进作用受到企业异质性的影响，对小企业、非国有企业和无政府补贴企业的成长促进更加显著。吴先明等（2017）研究发现，工资扭曲对企业成长同时具有促进效应和抑制效应，工资扭曲可以提高初创期企业的生存概率。李贲和吴利华（2018）发现，开发区设立促进了企业规模成长，而且开发区设立对企业规模变化的影响与开发区级别、企业生命周期和行业要素密集度的异质性有关，政策效应和集聚效应是开发区影响企业成长的重要传导机制。

从文献回顾可知，企业成长是一个复杂过程，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既有企业家个人因素的作用，也有来自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而且更多地是受到来自外部环境因素的综合影响。要推进企业持续健康成长，除了企业家个人自身的努力付出、正确决策之外，更多是要积极改造或是适应环境因素，最大化利用好外部环境因素的积极作用。

（三）关于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成长关系的研究

企业家精神造就了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奇迹，主导了美国20余年新经济的兴起，也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为探索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埃森哲访谈了26个国家和地区的几十万名企业家，结果表明有79%的企业领导认为企业家精神对企业成功而言至关重要，企业家精神也被认同为是确保组织健康长寿的关键基因。主流学术观点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特殊技能的集合，是企业家组织建立和经营管理企业综合才能的展示，是一种重要而特殊的无形生产要素，对企业生存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Kantis H. et al.（2002）的研究指出，企业家精神是推动拉美与东南亚创业与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Braunerhjelm P. and B. Borgman（2004）用数据检验了地理集中、企业家精神与区域增长的关系，发现区域企业家精神和区域吸收能力是区域增长的重要解释因子。Roy T. and W. Sander（2004）指出，企业家精神被公认为经济增长、竞争力和创造就业机会的驱动力，而且政府部门可以在创业精神凝聚中发挥核心作用。Richardson J.（2004）的研究发现，创业活动可能是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源泉，但创业活动也可能不足以促进经济发展。Austin J. et al.（2006）指出，企业家精神是推动企业等商业部门增长的引擎，也是社会部门迅速扩张的推动力。Lou Zhao-hui（2010）分析了企业家能力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发现与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相比，企业家的积极性对企业成长有着更为重要的正向影响。Charlie C. and Y. Hodon（2011）指出，在一個充满活力和不断变化的经济中，机会和竞争战略不断变化，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积累动态能力和创造可持续竞争力至关重要，对企业成长具有重要影响。Bosma N. and R. Sternberg（2014）发现，城市地区比其他区域更富有创业精神，具有高经济增长水平和经济活动多样性的城市区域，往往表现出高于其他区域的企业家精神水平，有更多机会激励型创业活动。

陈俊龙等（2004）指出，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并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证明了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秦辉和戚东梅（2004）认为，企业家精神以企业家素质为基础，是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中国民营企业在创建期正是在企业家精神的推动下迅速发展起来的。过聚荣（2004）指出，企业家精神、组织能力与成长密切相关，企业家精神在不断克服危机、积累资本的过程中具有核心地位，是形成企业发展组织能力的关键动力，从而推动企业成长。贺小刚和李新春（2005）认为，企业家对企业绩效的直接贡献十分有限，而且企业家能力的发挥受到经济结构和企业家背景因素的影响。任巧巧（2008）指出，企业家精神融合渗透在企业动态竞争优势之中，是维持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保障，对企业成长至关重要。周玉华（2010）通过对美、日等典型企业成长过程的考察，发现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在企业成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旷锦云和程启智（2010）认为，企业家精神能够提高企业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能够持续地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创新力和控制力，能够不断地提高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是企业生存和发展之本，是企业之魂。李杏（2011）认为，企业家精神有利于提高公司的发展业绩。李淑芬（2011）指出，优秀企业家精神有利于把握企业发展方向，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经济效率提高，进而促进企业经济效益增长。郭治楠（2013）认为，企业家勇于创新、敢于打破常规的精神有利于企业创新精神的养成，进而推动中国创业发展。毛良虎等（2016）发现，企业家精神显著影响组织创新能力提升、组织学习能力提高，企业家精神和企业绩效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影响，而是通过组织学习、组织创新间接影响企业绩效。

从上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看，尽管绝大多数文献都支持了企业家精神对企业成长与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的论断，但也有极少数的文献发现，企业家精神对企业业绩或区域经济增长可能并没有必然的直接作用。而且在上述研究中，定性研究占了多数，关于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成长之间的量化研究并不多，而且没有学者对中国上市公司的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成长之间关系进行量化检验。显然，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切入点。

三、研究变量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一）本文研究视角

本文旨在探讨中国上市公司的企业家精神与上市公司成长之间的影响作用。在研究方法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作为研究工具，在文献回顾与评述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然后通过量化检验来揭示所设定的隐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与作用程度，验证研究假设的成立与否。

（二）研究变量的确定

基于文献回顾的结论，本文将企业家精神的关键内涵理解为创新精神与冒险精神两个方面。因此，本文所研究的即是创新精神（CXJS）、冒险精神（MXJS）、企业成长（QYCZ）三个隐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综合考虑数据库所能够提供的上市公司数据，以及从直观定性分析角度出发，所猜想各数据与三个隐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决定以观察变量“研发强度”“技术人员占比”来测量隐变量“创新精神”，以观察变量“资产负债率”“投资收益占比”“小股东持股比例”来测量隐变量“冒险精神”，以观察变量“营业收入”“利润总额”来测量隐变量“企业成长”。

各观察变量定义如下：

研发强度（YFQD）：指样本公司年度研发投入支出占全部当年营业收入的百分比。

技术人员占比（JSZB）：即样本公司当年技术人员占当年全部员工的百分比。

资产负债率（FZBL）：指样本公司当年全部负债余额占当年全部资产总额的百分比。

投资收益占比（TSZB）：即样本公司当年对外投资收益总额占当年全部利润总额的百分比。

小股东持股比例（XGBL）：即样本公司大股东以外其他所有股东所持股份占当年公司全部股份的百分比。

营业收入（YYSR）：即样本公司当年所取得的全部销售收入总额。

利润总额（LRZE）：即样本公司当年所取得的全部利润总额。

（三）研究假设的提出

1.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冒险是一种敢为人先的担当，是一种敢于开拓全新事业的首创精神。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创新离不开冒险精神。然而在企业家精神研究领域，尽管有不少学者分别从政府规制与法制、金融发展、教育培训、个人特质等方面，深入研究了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但几乎没有学者就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之间的影响进行具体研究。不过，有一些领域的学者就冒险与创新之间关系进行了阐述。汪前进（2000）认为，创新需要冒险精神，创新意味着冒险，大创新意味着大冒险。许全兴（2002）指出，从认识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实践看，创新需要冒险，没有冒险就不会有创新。韩震（2002）认为，只有大胆冒险进入无法预见其前景的未知领域，才有可能实现创新。石国兴（2002）指出，创新精神由创新意识、质疑与批判、探索与求实、冒险与牺牲、坚韧与宽容等成分构成。魏寅（2018）指出，创新是一场“壮丽的探险”，惟有以“豁出去”的精神奋勇前行，才能率先抵达顶峰。不过这些观点，都并没有得到定量研究的检验。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H1及其子假设：

H1：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与其创新精神之间有着显著的相互影响，互为因果。

H111：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对其研发强度有着显著的相互影响。

H112：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对其技术人员占比有着显著的相互影响。

H121：企业的投资收益占比对其研发强度有着显著的相互影响。

H122：企业的投资收益占比对其技术人员占比有着显著的相互影响。

H131：企业的小股东持股比例对其研发强度有着显著的相互影响。

H132：企业的小股东持股比例对其技术人员占比有着显著的相互影响。

2.冒险精神与企业成长。尽管没有学者专门就冒险精神与企业成长问题进行研究，但在企业成长相关研究文献中，可以在创业导向下找到一些关于冒险性与中小企业成长关系的探索。朱吉庆（2008）指出，具有较强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对存在于国际市场中的机会具有更为敏锐的洞察力，并且敢于通过冒险、创新和前瞻性行为来把握该机会，从而有效推动企业成长。勾丽（2010）指出，企业家主动性、创新性和冒险性对提高集群企业成长绩效有积极影响作用。周荣鑫（2012）的研究发现，创业导向创新性、冒险性以及先动性对企业环境洞察能力;变革更新能力、技术柔性能力和组织柔性能力存在显著影响，进而对企业的财务绩效和成长绩效都有显著积极影响。王静（2013）的研究发现，中小企业的企业家风险偏好程度越低，其成长性越强;也就是说，风险规避型企业家比风险中性和风险趋向型企业家更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的成长;王静认为，这一研究结论与众多学者崇尚的企业家冒险精神对企业成长具有重要积极作用的认知相悖。冯思宁（2014）的研究发现，在个体私营企业中，高层个体或者团队管理者更需弘扬创新、冒险等企业家精神，如此中小企业才能在发展迅猛的经济大环境中，更好参与市场竞争并获得更好市场效益，实现更快发展。金佩华（2014）的研究发现，中小企业创业导向会对企业成长产生直接影响，但创业导向三维度之一的冒险性则未能通过检验，也就是說，承风险担可能会对企业成长产生不利后果。王永杰（2015）指出，企业家精神所表现出的创新性、洞察力和冒险精神等特性，是中小企业成长的主要动机;但它既有可能带动企业在正确的方向上快速成长，也有可能使企业陷入风险和困境。恭元芳（2016）指出，冒险精神不仅能够改变企业思想和生存环境，还有助于完善企业创新文化制度，是推动企业成长的不竭动力。王洪岩（2017）指出，“互联网+”环境下的冒险活动与企业成长绩效正相关。

综合而言，现有文献对冒险精神与企业成长之间关系存在不同观点，而且总体上认为冒险精神可能会不利于中小企业成长。总体上看，多数中国境内上市公司的规模可能都是中小企业，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2及其子假设：

H2：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H211：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对企业营业收入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H212：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对企业利润总额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H221：企业的投资收益占比对企业营业收入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H222：企业的投资收益占比对企业利润总额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H231：企业的小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营业收入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H232：企业的小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利润总额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3.创新精神与企业成长。关于创新精神与企业成长的研究，有一些是散落在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成长文献之中，也有一些文献专门针对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与企业成长进行了研究。杨敬仁和万红根（2002）指出，企业应加强理念创新、科技创新、机制创新，树立市场意识，推进产品升级换代，激发员工创造性，进而推动企业持续发展。周雪晴（2003）认为，企业必须保持创新精神，努力突破由过去成功经验所形成的固有行为模式，才能在竞争中迎来持续发展。伍刚（2012）深入研究了创新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分析，认为企业家创新精神是推动企业成长的主要因素。李冬艳（2013）认为，企业家创新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质体现和核心反映，在引领方向、开拓市场、变革组织形式等多方面对企业成长具有突出影响。恭元芳（2016）指出，创新精神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具有时代性、发展性、层次性和全员性特点;创新精神不仅能够改变企业思想和生存环境，也能夠完善企业创新文化制度，是企业成长的不竭动力。王洪岩（2017）指出，创新精神被学者们认为是推动企业成长的重要力量，在“互联网+”环境下，创新意识与企业成长绩效正相关，产品或服务创新也与企业成长绩效正相关。

学者们一致认为，创新精神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是促进企业持续成长的关键动力之一。本文据此提出研究假设H3及其子假设：

H3：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11：企业的研发投入对企业营业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12：企业的研发投入对企业利润总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21：企业的技术人员占比对企业营业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22：企业的技术人员占比对企业利润总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四、研究对象与数据处理

（一）研究对象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在时间节点上，选择了2016年作为研究时点。因此，最终所收集的数据，即是来自Wind数据库的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相关数据。

（二）样本数据的预处理

尽管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软件Amos可以容许输入存在缺失项的数据，但为了提高输出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决定剔除存在缺失项的样本数据。Wind数据库实际收录有3443个境内上市公司2016年度的数据，不过有一些上市公司存在一项甚至多项数据缺失，不合适作为研究样本，因此被剔除。最终保留下来作为分析样本的上市公司，实际上只有2321家;其中国有企业795家，民营企业1436家，其他企业90家;制造业企业1715家，非制造类企业606家。

（三）样本数据的主成分提取

将2321家样本公司的研发强度、技术人员占比、资产负债率、投资收益占比、小股东持股比例、营业收入、利润总额数据输入到SPSS软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降维处理，指定提取三个主成分因子，得到输出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数据看，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共同解释了主成分1，研发强度、技术人员占比解释了主成分2，资产负债率、投资收益占比、小股东持股比例解释了主成分3。主成分分析得出的这一对应关系，和隐变量、观察变量关系的界定完全一致，严格支持了前文用观察变量“研发强度”“技术人员占比”来测量隐变量“创新精神”，用观察变量“资产负债率”“投资收益占比”“小股东持股比例”来测量隐变量“冒险精神”，以及用观察变量“营业收入”“利润总额”来测量隐变量“企业成长”的研究假定。

（四）企业家精神水平的初步测量

本文将企业家精神简单区分为创新精神与冒险精神，并分别用“研发强度”与“技术人员占比”来测量创新精神，用“资产负债率”“投资收益占比”和“小股东持股比例”来测量冒险精神。为便于变量之间的横向比较，先是对样本公司原始数据进行了标准化换算，即以样本公司变量实际数据除以所有样本公司中该变量值的最大值，得到相对百分数;然后对样本公司各变量分别计算出平均数，得到结果如表2所示。

表2中各变量均差异较大，仍不便于综合计算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并进一步计算企业家精神水平。因此，本文再一次对表2所列各类企业各指标均值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基于二次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通过计算各观察变量的算术平均值，得到各类企业的创新精神、冒险精神与企业家精神水平值如表3所示。

表3数据表明，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民营企业的企业家精神水平略好于国有企业，而制造业企业的企业家精神水平则明显好于非制造类企业。国有企业的创新精神显著优于民营企业，但在冒险精神上却明显落后于民营企业;非制造类企业虽然在创新精神上只是略低于制造业企业，但在冒险精神上却大幅落后于制造业企业。这一测量结果，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感知情况基本一致。

五、隐变量之间假设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与检验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来对隐变量之间、观察变量之间的影响路径进行探索，因为结构方程模型可以采用因果模式、路径图等来描述变量之间因果关系（Kline R.B，1998），并最终借助定量检验输出结果。相应地，结构方程模型也就包含有测量模型与结构模型（侯杰泰，1994）。基于前文分析结果，本文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结构模型。

在Amos模型估计方法方面，基于对全部5种估计方法的比较，选择了模型拟合性效果最好的一般化最小平方法。将预处理以后的2321个样本公司的数据输入到结构模型，在一般化最小平方法下，Amos24运行后输出的模型拟合性结果表明，图1所示结构模型可以与样本公司数据较好拟合。多数学者认为，结构模型与样本数据的整体拟合指数CMIN/DF的值若介于1-3为佳，4或5也属于可接受的临界范围;本文所构建的图1所示结构模型的CMIN为28.200，DF为11，CMIN/DF=2.56，显然属于1-3的较佳范围。此外，绝对拟合指标拟合优度指数GFI为0.997，调整后拟合优度指数AGFI为0.991，也均大于二者的可接受临界值0.90。因此，完全可以接受采用图1所示结构模型来进行后续的研究假设检验。

（二）模型计算输出结果及其分析

调用图1所示结构模型，利用Amos软件并采用一般化最小平方法进行估计，输入2321个样本公司数据，最终输出的模型路径系数结果如图2所示，其路径系数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研究假设H1、H2均得到严格支持，研究假设H3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支持。表4表明，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之间，存在有路径系数为0.71的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关系，而且这一相互作用在显著性水平为0.001的条件下高度显著。也就是说，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之间确实存在显著的正向互为因果关系：随着企业家冒险精神的提升，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也会增强;相应地，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弘扬，也会带来冒险精神的彰显。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与企业成长之间的负向影响的假设也得到了严格支持：冒险精神对样本上市公司的成长存在有-0.74的负向作用效果，而且这一负向作用效果在显著性水平为0.05的条件下显著。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与企业成长之间存在有0.44的正向作用效果，但这一路径系数不显著;但如果把显著性条件进一步放宽到尚可接受的0.1，也可以認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研究假设H3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定量检验的支持。

（三）子样本计算输出结果之间的比较分析

在研究过程中，本文将2321家样本公司按照所有制区分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其他企业三类，将样本公司按照行业区分为制造业与非制造类两类;因此，得到了5个样本量不等的子样本。分别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制造业与非制造类4个子样本数据输入到图1所示结构模型，得到如表5所示结果。

表5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子样本和非制造类子样本数据与结构模型不匹配，无法通过模型得出正确检验结果。这一结果可能与子样本的样本数量有关;国有企业子样本只有795个，非制造类企业子样本更是只有606，分别明显少于民营企业子样本的1436个与制造业子样本的1715个。民营企业与制造业子样本，均与结构模型相匹配，能够输出正确计算结果;但两个子样本的检验结果都与总体样本的结果不一致，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和制造业企业在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之间关系、冒险精神对企业成长影响作用方面，都存在与总体样本不一致的问题。虽然总体样本的检验结果支持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的互为因果关系，但民营企业、制造业子样本的检验却发现，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存在的是相互间的显著负向影响。显然，在民营企业或制造业企业，企业家冒险精神的增强，或显著遏制创新精神的发挥;反过来，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提升，会抑制冒险精神的增长。

此外，尽管总样本中发现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在民营企业、制造业子样本中，却发现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对企业成长表现出正向作用;也就是说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可以给民营企业或制造业企业带来企业成长的积极贡献。综合来说，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制造业企业，企业家冒险精神的提升，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的创新发展，但却有助于推动企业成长。

六、观察变量之间假设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各观察变量之间假设检验结果与分析

冒险精神的观察变量“资产负债率”“投资收益占比”“小股东持股比例”，与创新精神的观察变量“研发强度”“技术人员占比”之间的作用路径，及研究假设H1的各从属假设如图3所示。图3基于全部2321家样本公司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Amos运算输出的路径系数及其检验结果见表6。

图3模型检验结果表明，虽然研究假设H1得到了检验的严格支持，但假设H1的6个从属假设中，却只有假设H111、H131得到了严格支持，其他假设都没有得到支持。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与研发强度之间标准化作用路径系数为-0.23，且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也就是说，二者之间存在互为因果关系，而且二者之间是负向相关。企业的小股东持股比例与研发强度之间标准化作用路径系数为0.09，同样也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即二者之间存在正向的互为因果关系。其他关于资产负债率与技术人员占比、投资收益占比与研发强度、投资收益占比与技术人员占比、小股东持股比例与技术人员占比之间存在互为因果关系的假设H112、H121、H122和H132，都没能通过研究检验，它们之间的互为因果关系不成立。

（二）冒险精神与企业成长各观察变量之间假设检验结果与分析

冒险精神的观察变量“资产负债率”“投资收益占比”“小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成长的观察变量“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的作用路径，及研究假设H2的各从属假设如图4所示。将2321家样本公司数据输入图4所示模型，Amos运算输出的路径系数及其检验结果见表7。

图4所示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研究假设H2的从属假设中，同样多数都没能得到检验的严格支持。小股东持股比例对营业收入的标准化作用系数为-0.15、对利润总额的标准化作用系数为-0.12，而且均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这表明企业的小股东持股比例确实对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因此假设H231和H232都得到了检验的严格支持。企业的投资收益占比对利润总额的作用系数为-0.01，不过由于显著性水平高达0.767而未能通过检验，所以没能得到支持;对营业收入的作用系数为0.00，同样没有能够得到检验支持。资产负债率对营业收入的标准化作用系数为0.12，对利润总额的标准化作用系数为0.09，而且均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但这与本文关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对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的假设相反，所以从属假设H211和H212也都没有得到检验的支持。

（三）創新精神与企业成长各观察变量之间假设检验结果与分析

创新精神的观察变量“研发强度”“技术人员占比”，与企业成长的观察变量“营业收入”“利润总额”之间的作用路径，及研究假设H3的各从属假设如图5所示。2321家样本公司数据输入图5所示结构方程模型后，Amos运算输出的路径系数及其检验结果见表8。

图5所示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假设H3下的4个从属假设都没有得到检验支持，这一结论与研究假设H3没有得到检验支持的结论相一致。实际检验发现，研发强度对营业收入与利润总额的作用系数都为-0.08，而且都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即意味着企业的研发强度对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均有高度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完全相反。企业的技术人员占比对营业收入的作用系数为0.03，对利润总额的作用系数为0.02，虽然都为正值，但却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本文所提出的假设H321和H322也都没有得到检验支持。

七、主要研究结论

首先，本文对企业家精神进行了测量。以往的文献，更多是借助于量表或其他问卷方式收集调研资料，以主观评价数据来对企业家精神水平进行测量。这种测量或多或少带有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容易在不同测试样本中发生较大变动，即使是相同样本，也可能会出现测量结果的差异。本文采用了中国上市公司的客观数据，通过对客观数据的两次标准化转换，测量了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创新精神水平值，并且计算了企业家精神的水平值，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类型企业的企业家精神水平进行了比较。

其次，只有部分研究假设得到了检验支持。在3个隐变量假设中，假设H1和假设H2得到了严格支持，只有假设H3没有得到检验支持。而在16个从属观察变量假设中，只有假设H111、假设H131、假设H231和H232共4个假设得到了检验的严格支持，其他14个研究假设都没有得到研究支持。这一结果可能说明，观察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协同作用，以共同构建了隐变量之间的作用结果，而单独的观察变量测量，由于忽略了这一协同作用，所以难以有效呈现出观察变量之间的作用效果。

再次，民营企业、制造业子样本与总体样本之间检验结果的差异，可能表明不同类型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的风险偏好差异。由于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具有更高的风险偏好，制造业企业比非制造类企业具有更高的风险偏好，导致民营企业、制造业企业愿意承担更大投资经营风险，从而在经营上采取了更为大胆冒进的举措。而这种冒险行动，一方面给民营企业与制造业企业带来了更高的风险回报收益，加快了企业成长进程;另一方面，可能也导致民营企业或制造业企业减少了对技术创新的关注，甚至会挤占创新资源，即表现出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的负向影响。

最后，创新并不必然直接带来企业成长。创新能对企业成长做出积极贡献，但这种贡献可能并不必然表现为二者之间的直接关联，而是更多地表现为多个因素的综合结果。尤其是研发投入的增加，其实从短期看可能是直接带来企业利润总额的减少。事实上，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创新投入已经成为调节当期利润的手段。部分上市公司在当年利润增长超过预期时，往往会借助增加研发投入，来调节利润的过快增长;相反，在利润增速下滑或是盈利减少的情况下，减少研发投入则成为粉饰财务报表的备用手段。中国部分上市公司的这种非常规做法，显然影响了实证检验的结果。此外，检验结果的不支持，可能还与本文没有对企业规模进行控制有关。上市公司规模差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创新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应有联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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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兴国，湖南工业大学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航燕，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培育的双螺旋驱动机制、路径及对策研究”（批准号18VSJ08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真实控制权、社会资本与上市公司终极股东剥削行为研究”（批准号71372200）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王艺璇）

Abstract： Entrepreneurship is attracting increasing atten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entrepreneurship， enterprise growth and their relationship， and 3 basic hypotheses and 16 subordinate hypotheses are proposed. With the panel data of 2321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after eliminating the missing items，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alysis tool， through the model constructed by the paper， the various research hypothese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are tested. Based on the sample company data， 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leve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makes a simple analysis of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different types of enterprises. This paper tests the fitting between sample company data and the model， and finds that sample company data can fit well with the model. The implicit variable model test finds that the hypothesis that there is a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taking spirit and innovation spirit， and that risk-taking spirit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enterprise growth， has been strictly supported by the test. However， the hypothesi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between innovation spirit and firm growth can't be strongly supported. But in observation variable level， only 4 subordinate hypotheses were tested rigorously. In addi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test results between sub-samples and total samples，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model matching and output results between sub-samples. Only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manufacturing sub-samples can fit well with the model and export effective test results.

Keywords： Entrepreneurship;Innovation Spirit;Adventure Spirit;Enterprise 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