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豫农户农业经营代际传递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证据

□王秀丽 王士海 田志宏

[内容提要]农业经营代际传递在“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下，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它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分析农业经营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年龄段的农户农业经营退出时间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冀鲁豫三省农户实地调研数据，描述了父代农户农业经营代际传递现状，并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了他们农业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目前父代农户农业经营代际传递面临困难。家庭务农收入比和家庭劳动力人口对父代农户代际传递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全年外出务工或经商人数对父代农户代际传递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平原地区的父代农户具有更强离农倾向。此外，关于年龄与代际传递的关系，本文得出了与前人研究不一致的结论：本文认为年龄与农户代际传递意愿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不同年龄段的农户退出农业经营的意愿存在显著差异，现有中老年农业经营者到58岁以后才愿意退出农业经营。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调研对象主要集中在年龄在50岁以上的、实际从事农业经营的农户，样本农户年龄段的选择更具有代表性。基于以上结论，政府在关注农业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可持续发展影响的同时，更要高度重视中老年农户的生产需求，解决中老年农户的生产约束问题。

一、引言

农业经营代际传递在“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下，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它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一个全球性趋势。它对一国农业竞争力、食物及其他农产品供给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都会产生十分显著的负面影响[1-3]。北美、东亚和欧洲发达经济体的应用实践表明解决农业人口老龄化的主选方案是农业经营代际传递[4-6]。国际对农业经营代际传递的研究始于1990年普利茅斯大学(Plymouth University)的Andrew Errington教授对农场继承的调查[7]，随后许多国家开始了一系列研究，如加拿大、美国、日本、德国和波兰等[8]。研究显示，农业经营代际传递受到农户个人和家庭特征、家庭农业区位特征以及非农就业机会等因素显著影响[9-13]。除农户个人和家庭特征显著影响农户子代农业经营代际继承时机外，父代农户的年龄和个人偏好等因素也对其继承时机产生重要影响[14-16]。中国学者对农业经营代际传递问题的关注起步较晚，是21世纪后才出现的。目前学界对农业经营代际传递的定量研究较少，但农业继承人危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等都是对这个问题的侧面研究[17-19]。朱红根和宁泽逵等学者很有针对性地对农业经营代际传递进行分析，对本文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朱红根等学者从国家粮食安全角度阐述了农户农业经营代际传递的必要性和影响因素[20]，宁泽逵和宁攸凉则主要探讨区位和非农就业对农业代际传承的作用[21]。

上述文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前提基础和借鉴，同时仍有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尽管已有文献通过建立实证模型分析了农业经营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但多采用离散选择模型，无法克服由于个别变量存在区间差异导致的模型估计偏差问题。由此，本文利用冀鲁豫三省父代农户实地调研数据分析他们农业经营代际传递的现状，并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他们农业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的影响因素。这不仅有效纠正了模型估计偏差，还为解决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能思路，充实了目前中国学术界农业经营代际传递的研究成果。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课题组2018年1-3月期间对冀鲁豫小麦产区农户所做的实地调查。调查时间主要选取在春节前后，一方面原因是调研员在春节期间集中回家过年，时间充裕；另一方面原因是春节期间外出打工的父代农户和其子代回家过年，调研员能够近距离访问调研对象，提高问卷质量。调查采用分层次随机抽样方式，首先调查员在每个县(区)内随机挑选3-4个样本村庄，然后在每个村庄随机挑选3-4户样本农户进行实地入户调查。本次调查以问卷调查为主，访谈调查为辅。调查范围涉及三个农业大省的41个县(区)538户农户。根据研究需要的关键变量和目标省份对数据进行筛选，剔除严重不合格问卷22份，剩余有效问卷516份，合格率为95.91%。

调查主要以年龄在50周岁及以上(原则上不要超过75周岁)主要从事种植业的农户为对象，这些农户必须满足实际进行农业生产和本身是家庭农业经营决策者特征，可以为男户主也可以为女主人。调查内容涉及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结构特征和家庭经营特征等几个方面。具体如表1所示。

三、冀鲁豫三省农业经营代际传递现状

目前冀鲁豫三省农户农业经营代际传递面临困难。调研数据表明，已经将农业资源传递子代的农户数量占全样本比重远低于没有传递的农户的比重，这意味着85.5%的父代农户仍然是务农主力军。没有传递的父代农户农业经营现状中最为普遍的情况就是“目前主要自己种地，过几年把地给子女种”，这种情况的比重占到全样本农户的25.28%。占比最小的情况是父子同耕，这种情况仅占全样本农户的14.50%，比前者低10.78个百分点。冀鲁豫三省作为农业大省，目前的农业劳动力主要集中在50多岁的父代农户，农户子代务农的比重较小。那么，50多岁的农户目前仍然种地的原因是什么，本调查组对受访农户进行了访问。38.32%的目前还在种地的农户认为自己身体健康仍可以种地，这种情况是最普遍的。其次是有一部分农户认为自己不能外出打工，为了生存必须务农，这种情况占比30.83%。“子女没人想种地” 和“租金低”这两种情况频率差不多，分别占比13.17%和14.67%。通过对受访农户的访问，没有一位农户认为目前自己还在种地是由于子女太多，不知道把地给谁。冀鲁豫三省仅有不足两成的受访农户将农业资源传递给子代，务农人口老龄化程度严重。综合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导致老龄农户不愿离农的原因主要是务农的惯性和对经济的需求。父代农户农业经营代际传递的现状及原因如表2所示。

表1 样本特征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调研问卷数据整理。

表2 父代农户农业经营代际传递的现状及原因

数据来源：调研问卷数据整理。

农户农业经营代际传递前景并不令人担忧。在得知农户目前的农业家庭经营现状后，本文进一步对未传递农户离农意愿进行分析。未来几年也不愿意离农的农户占比62.08%，愿意的占比37.92%。不愿意离农农户比重比愿意的高24.16个百分点。综合表1和表2，全部调研样本中有40%的农户现在乃至将来愿意将农业资源传递给下一代。根据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2016年底中国有200159125户农业经营户，121775.9千公顷耕地，户均土地经营规模0.61公顷。参考日本户均2公顷的农地经营规模，假若现有40%的父代农户能够成功将农业资源传递给子代，这些子代劳动力完全能够满足中国农业劳动力需求。由此，“谁来种地”问题可能是伪命题。父代农户代际传递意愿是他们根据自身特征和所处社会环境做出的理性反应，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60%的农户不愿意将农业资源传递给自己的子女，本次调研也对其原因进行了调查。原因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分别为身体健康、经济自由、自己不能胜任除了务农以外的工作以及其他情况。第一种原因较为普遍，占比52.43%，其次为原因三和原因二分别占比23.30%和15.53%，分别比第一种原因低29.13和36.9个百分点。老龄农户的离农倾向整体较弱，体力允许下的务农惯性和经济自由是导致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目前没有传递的父代农户的离农意愿及原因如表3所示。

表3 目前没有传递的父代农户的离农意愿及原因

数据来源：调研问卷数据整理。

四、农户农业经营代际传递意愿影响因素计量分析

(一)理论分析

随着农业劳动力人口老龄化趋势的蔓延，农业可持续性发展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热点，老龄农户的土地处理方式也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老龄农户年龄逐渐增大，农业劳动力投入受到制约的情况下，他们对土地的处理方式一般为三种，第一种是农户将土地完全出让，这种方式会降低农户的一部分收入，很少有农户会选择这种方式。第二种是农户可能由于经济问题等原因继续自己种地，此时土地更多起到的是养老和就业保障作用。第三种是农户出于获得更多收益目的更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现实经济市场中，受目前土地租金达不到农户期望等社会环境和农户自身养老需求等限制，更多农户愿意将土地传递给自己的子女。出于“理性人”假设，农户一般会选择第三种处理方式。

本文以一个普通农户家庭为例分析父代农户劳动时间的分配过程。根据间接效用理论，间接效用函数是价格和收入的函数，用U(p，y)表示。在农户农业单位时间的工资率和农户非农就业工资率已知的情况下，效用只取决于农户收入，则U(ω，y)=U(y)，ω为工资。农户收入由务农时间Ta和非农工作时间Tna决定。在此前提下，根据贝克尔的家庭生产模型，农户的家庭效用的变动主要由增加一单位农业生产时间所带来的家庭效用影响和增加一单位非农生产时间对家庭效用的影响两部分构成。

增加一单位农业生产时间所带来的家庭效用影响可以表示为：

增加一单位非农业生产时间所带来的家庭效用影响可以表示为：

在农产品完全竞争市场上，时间的边际价值等于工资率，即MVTa=wTa，MVTna=wTna。在农业单位时间工资率等于非农业单位时间工资率WTa=WTna时，家庭总可以通过选择Ta和Tna，使得MPTa=MPTna。

以上分析可以将农户代际传递的决策过程转化为农户务农时间和非农业工作时间的选择问题。农户的选择决策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参考前人研究文献[20，21]，区位、受教育程度、非农就业机会和家庭结构等因素都会显著影响农户务农决策，但年龄对代际传递的作用仍没有定论。朱红根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户稻作经营的代际传递意愿。他认为年龄对代际传递没有显著影响[20]。然而，宁泽逵和宁攸凉在探究区位和非农就业因素对农业代际传承的影响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21]。本文在分析了农户代际传递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门槛回归模型探究了年龄对农户代际传递的影响，以明确不同年龄阶段农户代际传递意愿的差异。

(二)模型原理

现有文献大多采用二元离散选择模型来探究农户代际传递意愿的影响因素，该模型的最大特点为被解释变量是二元离散变量。但是，它并不能克服由于个别变量存在区间差异导致的模型估计偏差问题，门槛回归模型恰好能弥补这一缺陷。本文首先采用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和Tobit模型对农户代际传递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然后进一步采用门槛回归模型探究年龄作为门槛值在农户代际传递中发挥的作用。

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和Tobit模型是常用的微观经济计量模型，本文不对他们的模型设定进行赘述。根据朱红根等学者相关研究，农户年龄可能与他们的农业家庭经营代际传递意愿存在非线性关系，表现出区间差异[20]。为了避免人为划分年龄区间导致模型估计结果存在偏差，本文采用横截面数据门槛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它能根据数据本身特点划分年龄区间，分析不同年龄段农户农业家庭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的影响因素。Hansen[22]建立的面板数据门槛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其中，i为地区，t为时间，qit为门槛变量，γ为未知门槛值，I(·)为示性函数，eit为扰动项。上式等价于：

上述两个公式实际上是关于变量qit的分段函数。当qit≤γ时，xit的系数为β1，当qit>γ时，xit的系数为β2。借鉴Hansen的面板数据门槛模型，本文建立横截面数据门槛回归模型。本文的实证模型为：

其中，AGEi为年龄门槛变量；Xi为除年龄外的其他个人特征变量，如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务农认可度；Zi为家庭特征变量，如家庭总人口、家庭男性劳动力、家庭全年外出务工或经商人数、家庭子女数、务农收入比、家庭主要种植作物或家庭是否包地；Ki为村庄特征变量，如地形、距离、村里是否有外人来包地；eit为扰动项。

(三)变量选择

本文计量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父代农户农业家庭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父代农户农业家庭经营代际传递意愿”指的是家庭内部父代农户农业经营传递给子女的意愿。二元离散选择模型的因变量为离散变量，Tobit和门槛回归模型的因变量为连续变量，分别是对“您是否愿意现在就将土地资源传递给下一代”和“您将农业资源传递给下一代的意愿强烈程度”两个问题的反馈。务农认可度可通过询问农户认为是否可以通过务农过上好日子来测度。可以通过务农过上好日子表明务农认可度高，反之亦反是。为了减少两个变量的统计误差和提高模型估计的稳健性，本文同时使用三个模型对农户的代际传递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估计。时间作为距离的测度单位可以充分考虑地形和距离两个因素，具有更好的样本性质(表4)。

(四)结果分析

前面的样本情况分析初步显示了不同农户之间家庭经营代际传递的差异和原因，为了探究他们之间家庭经营代际传递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本文运用stata15软件构建二元离散选择模型、Tobit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对冀鲁豫三省农户调研数据进行处理。方程1和2显示的是父代农户农业家庭经营代际传递意愿作为离散变量参与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回归的结果，方程3和4显示的是父代农户农业家庭经营代际传递意愿作为连续变量参与Tobit模型和门槛模型回归的结果。同时运用四个方程对同一数据进行处理可以有效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Wald/LR/F值和R2值分别显示了模型的联合显著性和拟合程度较好。四个方程的回归结果均显示年龄、家庭男性劳动力人数、家庭全年外出务工或经商人数、家庭务农收入比和地形显著影响父代农户家庭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父代农户农业家庭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如表5所示。

表4 变量描述性统计

数据来源：调研问卷数据整理。

表5 父代农户农业家庭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注：①*、**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②括号中显示的是t值。

农户个体特征对父代农户农业家庭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的影响。年龄对父代农户农业家庭经营代际传递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年龄越大的父代农户农业家庭经营的代际传递意愿越强。方程1-3的回归结果显示年龄对父代农户家庭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的影响是单向的，不存在非线性关系①。在方程4中将年龄作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回归。门槛效果自抽样检验显示该方程存在单一门槛。门槛值为58岁。详细结果如表6和表7所示。年龄与农户代际传递意愿存在正相关关系，年龄显著影响58岁以上的农户的代际传递意愿，对58岁以下农户的代际传递意愿影响不显著。说明58岁以下农户的年龄差异并没有导致农户代际传递意愿存在明显差异。相比其他年龄段，58岁以上农户具有更强的离农倾向。性别和务农认可度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此外，受教育程度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6 门槛估计值和置信区间

表7 门槛效果自抽样检验

农户家庭特征对父代农户农业家庭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的影响。家庭男性劳动力人数越多，农户农业家庭经营代际传递意愿越强烈。与此同时，家庭务农收入越多，父代农户代际传递意愿越强烈。家庭全年外出经商/务工的人数对农户农业家庭经营代际传递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村庄特征对父代农户农业家庭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的影响。平原地区的父代农户农业家庭经营代际传递意愿显著高于丘陵山区，这与现实状况相符合。相比平原地区，丘陵山区信息相对闭塞，就业机会和家庭收入结构单一。为了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家庭收入和接受更完善的医疗教育卫生条件，农户更希望他们的子代能够走出山区，离开农业。基于以上原因，丘陵山区的父代农户更不愿意将农业资源传递给子代。除了地形外，距离和村里是否有外人包地等因素都不能显著影响父代农户农业家庭经营代际传递意愿决策。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冀鲁豫三省农户调研数据对父代农户农业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论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就研究样本看，目前父代农户农业经营代际传递面临困难。主要从事农业经营的农户平均年龄为62岁，但他们在58岁以后才希望将农业资源传递给子代。父代农户农业经营代际传递存在意愿行为偏差。第二，农户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显著影响农户代际传递意愿。家庭男性劳动力人数和家庭务农收入比显著正向影响父代农户代际传递意愿。家庭中外出经商或务工人数越多，父代农户代际传递意愿越小。第三，年龄与父代农户代际传递意愿显著正相关，这与朱红根等学者的实证结论不一致。他们认为父代农户年龄对父代农户代际传递意愿影响不显著[20]。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本调研组的调研对象主要集中在年龄在50岁以上的、实际从事农业经营的农户，对样本农户年龄段的选择更具有代表性。第四，区位因素是父代农户代际传递意愿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平原地区的老龄农户离农倾向显著高于丘陵山区。尽管平原地区农户非农就业机会较多、受城镇化影响较大，但该地区农地经营规模较大、机械化程度较高、父代农户对农业的认可度相对较高，也更愿意将农业资源传递给下一代。

基于以上结论，得出以下启示：第一，中国未来农业经营者会以中老年为主，“中老年农业”将成为中国农业的常态。第二，借鉴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历程经验，未来的中国农业将以规模经营为主。但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加剧的趋势下，老龄人口的农业生产需求需要得到重视，农业生产约束亟待解决。第三，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加剧所导致的农业生产率的减量，是否能超过机械化水平的提升所带来的农业生产率的增量，这个问题目前还存在争议。如果答案为肯定，老龄人口退出农业生产问题就是迫切需要关注的事情。

注 释：

①本文在分析父代农户农业经营代际传递影响因素过程中，分别在方程1-3中加入年龄的一次项、二次项和三次项。年龄的二次项和三次项对农户代际传递意愿的影响不仅不显著，而且会影响其他因素的显著性，导致结果存在严重偏差。经过多次实验，本文最终得出年龄对父代农户家庭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的影响是单向的，不存在非线性关系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