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蛋糕“做大”与“切好”的政治经济学探源

摘要：中国经济经历了近 40 年的高速发展，已经将经济蛋糕“做大”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无疑是遵循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告别“一大二公三纯”计划经济模式，实现了“公”与“非公”两种经济制度的科学结合所导致的伟大成果。而“十九大”倡导的“推动人民共享经济红利和发展成果”的分配原则，即通过调整基本分配制度将经济蛋糕“切好”，让中国完成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并使其不断中国化的过程。

关键词：资本论;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制度;分配制度

中图分类号：F0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20）10-0041-04

《资本论》是分析经济现象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一把钥匙，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经济制度的成熟完善是“做大”经济蛋糕的制度保障， 分配制度的结构调整是“切好”经济蛋糕的制度要求。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价值的创新历程。

一、《资本论》中的经济发展理论

对于经济发展理论的概念，马克思将其概括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1]222  恩格斯概括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2]525“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他所设计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3]155 马克思解读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联系，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

（一）经济发展的动力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生产力是指具有完全自由、劳动能力的人和生产资料相结合而形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即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基础。生产关系是在生产的物质关系里，个人之间、群体与自然环境和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4]412 生产力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劳动对象，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和从事生产劳动的劳动者。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和产品分配形式。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社会财富的唯一来源是人类劳动。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当中，大卫·李嘉图和亚当·斯密已经认识到劳动是产生财富的源泉。但他们没有将价值和使用价值区分开，也没有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区分开，自然也无法彻底地解释社会财富的来源。马克思通过劳动的二重性与商品的二因素性学说解释了社会财富存在形式、基本性质和来源等方面的相关概念。

社会财富的一种存在形式是价值：价值通过交换价值表现出来，是两者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社会财富的另一种存在形式是使用价值：即指产品的有用性，是劳动产品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性质。人类无差别的抽象劳动凝结在商品中形成商品的价值，所以社会财富的唯一来源即是人类劳动。

（二）经济发展的目的

马克思认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目的是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所以首要任务便是生产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的生活必须，在人的基本需要得以满足之后才会考虑生产满足其他方面需求的产品。马克思认为单就目的而言，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不断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经济发展的目的也随之变化。但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形式，物质资料生产都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形式。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 ：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2]1002 这也说明了就个人而言，经济的发展先是要满足人基本的生存需要，然后是为了满足人发展的需要，最后是为了满足人比较高级的需要即享受的需要。就社会而言，经济的发展首先是要满足个人和其家庭的需要，进一步是为满足社会公共生活的需要。

马克思指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目的已经不再单纯是为了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而是变成了赤裸裸的对货币财富的追逐。这是因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 价值最终以货币的形式表现为社会财富，所以对社会财富的追求便演变成了对货币的追求。但因为使用价值始终是社会财富的物质承担者，所以人还是会生产使用价值。为此，马克思曾多次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即“生产剩余价值”。[5]338

（三）制约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发展的原因

资本主义经济无法实现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上文已经论及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和社会生产条件发生了矛盾。一方面，因为人们追求剩余价值的缘故，社会生产就会无限的扩张，在资本主义企业的内部生产有着严密的组织和系统的管理，但就整个社会而言，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为追求高额利润， 资本主义在极力榨取劳动力的同时不断扩大生产，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却因为资本主义的剥削而绝对或相对的缩小。因此，当供求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的程度，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会无可避免的爆发。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会呈现出周期性变化，即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的循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经济危机每间隔若干年便爆发一次，从一次经济危机的开始到下一次经济危机的开始构成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一个周期。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始终，并呈现出波浪式发展的状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这一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经济危机通过破坏生产力而暂时、强制地缓解了这一矛盾。“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毀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造成生了新的恶性循环。”[2]663

二、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做大”中国经济蛋糕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语体系中，对公有制的描述有所不同，但基本的概念都是认为“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公有制，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显著特点。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建设的探索。随着经济理论认识的深入和公有制建设实践的推进，我国开始在公有制基础上推动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尝试在公有制条件下发展其他形式的所有制经济，让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共同存在于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使两者得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

（一）初步探索：“一大二公三纯”的苏联模式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大都参考苏联模式，所有制建设的经验也大多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描述和苏联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之下，我国在最初一段时期内将社会主义理解为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不允许有任何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大搞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实现了所谓的“一大二公三纯”。这种片面追求公有制程度的所有制结构的“模式”阻碍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难以发挥出来。

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了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学范式，但在所有制形式问题上，斯大林却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过度强调了生产关系的独立性从而使所有制概念脱离了人对物的实际占有方式这一物质内容 ， 而仅仅成为所有权的归属形式。[6]70  按照斯大林的逻辑，所有制形式就是所有权的归属，所有权属于公有，社会发展就进入社会主义，所有权属于私有，社会发展就倒退回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就不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中的唯物主义观点相背离。

由于苏联的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等同于公有制，公有制的最高形式即是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一大二公三纯”。因此在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探索的最初阶段，我们认为一旦进入社会主义就不能允许有任何非公有制经济存在，从根本上否定了除公有制以外的所有制形式，改变公有制就是背离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 20 年，我们由于理论的不成熟和实践经验的不足，阻碍了生产力进步，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探索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阶段。

（二）逐步形成：改革开放以来的结构性转变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声春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做出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论断。对国情的正确把握是制定经济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告别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一大二公三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出现了非公有制经济的要素，经济结构比例变化和调整的过程即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科学化的过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六中全会分别规定：“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7]17“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7]213 十四大和十五大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目标，并说明：“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7]660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8]515

对非公经济定位在历次国家会议中定位的变化发展可以看出，非公有制经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完善和发展，成为了“公”与“非公”紧密结合、相得益彰的结构组成。通过探索多种有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逐步确立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中国式发展。

（三）更加完善：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时至今日，党中央在充分正确了解国情的前提下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重要历史经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为遵循，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和把握，实现了基本经济制度最新突破。

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8]5152015年，中共中央针对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指出：“大力推动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创造条件实现集团公司整体上市。根据不同企业的功能定位，逐步调整国有股权比例，形成股权结构多元、股东行为规范、内部约束有效、运行高效灵活的经营机制。”[9]6532017 年，十九大指出：“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產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10]33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概念，并以此为基础作为国有企业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一步提升科学性和系统性的理论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仅有利于国有、集体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实现了“公”与“非公”两种经济制度的科学结合，极大地推动了国民经济发展，做大了中国的经济蛋糕。

三、分配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切好”中国经济蛋糕

中国的经济经历了近 40 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的经济蛋糕越做越大，与此同时，怎样“切好”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重要的时代课题。“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 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 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11]695 由此可见，分配关系的本质与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我国分配制度的变化调整激发了人们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发家致富的主观意愿，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一）站起来：低效率的平均主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我国实行按劳分配，平均主义主导分配制度。上文已经提到，我国此时的经济政策受到斯大林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和分配制度停留在咬文嚼字、教条式理解的层面，与高度的公有制相匹配的，便是单一的按劳分配形式。此外，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刚刚摆脱战争的阴霾，百废待兴，国家建设正面对一穷二白窘境。平均主义也是由我国当时的国情所决定的，是对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客观反映。

马克思在论及产品与分配时指出：“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 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 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2]99 他的这一观点揭示了分配结构与生产结构的本质联系，即生产结构决定分配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在当时的苏联和中国，生产资料由劳动者共同占有，劳动者成为了支配生产过程的主体，劳动过程不受资本家支配，进而成为了平等社会关系下的平等劳动。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分配制度教条的理解，在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条件下，分配也自然走向高度的平均化，造成了经济活动的低效率和持续的贫困。

“大跃进”时期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由于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概念和阶段的理解混乱，我国在分配制度的制定上采取了“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 原则。供给制成为了社会财富分配的唯一方式，米面粮油等一切生活资料按需分配，家家户户按人头获得各类基本生活资料。在当时这种供给制的普遍实行还被错误地认为是共产主义的萌芽状态。“文化大革命”时期，按劳分配的制度原则被全面否定，取而代之的是绝对平均主义。只要出工，不管是否出力，都可以获得相同的劳动报酬，这极大地消减了企业生产的积极性，社会生产和收入水平跌入谷底。

（二）富起来：公平和效率的结构调整

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了按劳分配理论的正本清源。自此之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收入分配制度也经历了多次调整。分配制度的逐步优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其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完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过程围绕公平和效率做出了三次较大的调整，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

十一届三中全到十三大是分配制度调整的第一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报告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提出了实现收入分配方式的多样性原则，这是收入分配制度的重大创新。这一阶段收入分配制度调整改革的主要矛盾是打破平均主义思想，先富带后富，拉开收入差距，通过制度层面的变革来刺激生产力的发展。

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六大是分配制度调整的第二阶段。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8]487。十四大上邓小平将“其他分配为补充”改为“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十五大强调“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12]902 这一阶段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原则，旨在打破平均主义，合理拉开收入分配差距，保证基尼系数在一定范围内上升。

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召开是分配制度调整的第三阶段。十六大指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12]1247  十七大：“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12]1254 本阶段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为此形成了以公平为导向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三）强起来：共享发展成果 实现共同富裕

在肯定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必须实事求是的看待中国社会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实问题。我国 1978 年的基尼系数为 0.317，2000 年已经超越了 0.4警戒线，2006 年上涨至 0.496。基尼系数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社会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潜在着诸多社会问题。中国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的历史飞跃，但要真正强起来，必须实现共同富裕。

前文已经提到，人的需求是社会资本生成的动力，马克思认为人的需求是与生俱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高度一致。党的十九大上做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要论断，深刻指出我国当前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十九大指出要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共享社会的公平正义以提高人民获得感，收入分配的变革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推动人民共享经济红利和发展成果。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10]46 践行共享发展是社会主义理论与现阶段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经济蛋糕已经做大，但分配蛋糕的结果需要进一步调整。只有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深刻揭示共享发展内涵，明确共享发展的意义，探索共享发展的路径，夯实共享发展的理论基础才能更好在实践中有的放矢，在脱贫攻坚、城乡一体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注入强大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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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 （ 下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08.

作者简介：栾雅璐（1993—），女，内蒙古呼伦贝尔人，单位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责任编辑：董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