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垃圾治理历程管窥

方常仙 李轶莹 殷兴潮 徐樱姿 徐天舒 王祎 赵依恒 许晶晶

摘要：垃圾治理是新时代建设生态文明、打造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古代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主，多为可腐垃圾，兴起了垃圾肥田的治理模式;近代以来，受工业化浪潮的影响，垃圾种类、数量激增，须重点解决固、液、气三大污染，以上海为代表的城市引进租界垃圾管治模式，垃圾治理趋向科学化、法律化;而当代，垃圾治理遇到的问题日益复杂化，“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有着不同的社会运行机制和不同的技术、资金等条件，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采取多样化的垃圾治理路径。

关键词：垃圾;治理;变革

中图分类号：X79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20）10-0134-03

自人类集聚、城市兴起以来，垃圾处理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人们最早处理垃圾的方式是丢弃，填埋和焚烧，造成一系列严重的环境污染。至此，人们才醒悟， 只有对垃圾进行分类回收才是最经济、环保的方式。

一、古代：小农经济下垃圾肥田模式的兴起

中国古代经济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产生了以人类和动物的粪便为主体的垃圾堆砌。其他垃圾一般通过简单的填埋或者火化处理;而排泄物一类的垃圾，主要用积聚或者制肥的方式消耗掉，并因此出现了与之配套的管理模式：

垃圾积聚一般依靠人为堆积、腐化，后来出现了公厕积聚排泄物的情况。商代，人们就厕所、舍饲等来承载人类或者动物的排泄物。而相对于这种私人垃圾的处理， 汉代出现了对公共垃圾整治的方法，即在城市之中已普遍设有公厕，称为“都厕”。公厕的普遍设置，有效地改善了城市环境，防止了传染病的流行。

垃圾肥田是古中国历史文明中的一个悠久传统，也是古代处理垃圾的主要方式。早在商代，人们就有了给农田施肥的习惯。发展到唐宋时期，如宋代吴自牧《梦梁录》中有载，以船只载垃圾，顺河流而往别处。这种将城市垃圾、粪便由专人贩卖到乡下的行为，其目的也是为了肥田。

常见的用以肥田的垃圾有以下几种：猪灰、蚕沙、禽毛、河泥、人粪、草头、菜饼豆饼等。施肥的垃圾通常来自日常生活中的厨余垃圾，或者农业垃圾，亦或公厕、舍饲等。在常年的耕作中，人们总结出垃圾肥田的有效方案并世代相传：在培土养肥方面，须得立春左右，天晴土干，壅地垃圾三四十担;秋冬则深挖大坑，投入植物垃圾，用火煨后，倒入粪秽，河泥封面。在垦殖施肥方面，蔬菜根部深者，施肥需深，浅者反之;若因根深不能开垦者，可用冰田之法。

因垃圾肥田收成好，明清粪土垃圾的贸易变得十分常见。在清初酌元亭主人所作小说《掘新坑悭鬼成财主》中有提到，老人和妇孺等劳动能力低下的人四处搜寻可以做肥料的垃圾，掺进坚硬壤土做成块，在太阳下晒干， 作为商品卖给农民。这说明粪土堆肥售卖的生意在古代是普遍存在并且较为走俏的。

在管理模式上，有以下几类：

（一）设立法律条例

《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殷之法，弃灰于道者断其手。”商朝对于垃圾处理的法律之严苛可见一斑;秦朝法律更甚，《秦律》规定“弃灰于道者被刑”。到了唐代， 轻刑订律，惩治力度则有所缓和。《唐律疏议》中规定： 居民如果在街上扔垃圾，要打六十大板。

（二）设置专门机构和专员管理

周朝，出现了史上最早的专门清除垃圾的机构—— 条狼氏，其职责就是清除城中街道上的垃圾，保持城市环境的清洁。[1] 宋朝，专门管城市卫生的机构是“街道司”。

（三）通过转移运输的方式实现垃圾的合理运用

唐宋时期，出现了以集中清理城市垃圾、粪便并贩卖到乡下的营生。南宋时期的杭州城也有专门的职业清洁工，称为“倾脚头”，负责收集百姓倾倒的粪溺，再运到农村卖掉。农村收集城市的排泄物垃圾制肥，还田还林。有了这种经济杠杆，大量的粪便垃圾处理便不再是困扰城市环境卫生的难题。

二、近代：工业化浪潮中垃圾管制模式改革

近代肇始，中国人口总量上升，人均垃圾产量随之与日俱增。受西方文明影响，除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外，国内开始注意并引用现代垃圾管理体系。在此期间，城市垃圾治理处于起步阶段，政府及人民的环保意识也在逐步深化。城市垃圾治理需要突破三大症结：固体污染、气体污染、水体污染。上海是中国垃圾治理模式近代化的先锋，是其他省市效仿的对象，因此，对上海垃圾管理模式的研究颇具代表性。

（一）治理固体污染，主要解决街道脏乱问题

在上海，垃圾清理作为一项由地方精英与政府合办的工程，主要分为三种情况：1、居民倾倒，挑夫收挑，装车送走;2、行人将垃圾扔至工程局所设之木箱;3、将垃圾扔到河里面。[2]1445 民国之际，警察署成为管理城市垃圾清洁的主要机构。泗县、梨树县、宝山县等污秽遍地，后分置垃圾箱于各街巷，遣公安队管理倾倒，街市空气，顿觉清新。[3] 此外，垃圾处理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如固体垃圾由私人焚烧向集中焚烧转变。俞源街道组织清道会，每周派清道夫扫除街道一次，并于僻静空旷处设置垃圾炉焚尽。[4]335

（二）治理气体污染，重在解决气味扰民问题

嘉定县规定：凡街头巷口露天尿桶粪缸一律须有掩盖 [5]241 为防止运输粪便的船只散发臭味扰民，所有工部局承包的船只均配置了适当的蓬盖。[6]8 除日常垃圾造成的小范围气体污染外，中国工业化浪潮下的气体污染也不容忽视。20 世纪 20 年代初，有人指出上海“刺鼻棘喉者多煤气及尘埃气，绝无新鲜空气可资吐纳”，[7]  可见工业气体污染的严重性。然而，直到十余年之后，这一情况仍未得到改善。[8]

（三）治理液体污染，着重解决水源污染问题

民国时期人口迅速增长，河道垃圾体量剧增，以致河身渐成狭浅，农田不能赖以灌溉，商贾不能赖以航行。[9]32 为恢复河道的灌溉、航运、饮用等功能，宝山县出台了一系列的禁令，如严禁居民往河中倾弃垃圾;更有浦东杨家渡南出台惩罚措施：將泥石垃圾抛入江中者，以船只之大小定罚款之轻重。[10]153 此外，为保证引用水的安全，雷平县规定凡是井水源流的河道及其岸边，都不准堆积垃圾。[11]65 诚然，城镇中相关禁令的制定体现出政府的高度重视，但在法令施行的过程中，仍有居民未能如约执行。而在消息相对闭塞农村更是如此，为传染病的蔓延埋下了隐患。

近代中国城市垃圾治理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诸多不足：人民卫生意识薄弱，工业污染处置不当，地区治理效果不平衡……但是已逐步迈向近代化。据载，上海华界在1927—1937 这十年间，垃圾治理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主要表现在垃圾治理的民间宣传、组织机构、制度建设、具体措施不断完善等方面。随着近代化进程的加快，市卫生局不断更新细则，制定和颁布了多部综合性法律法规、专项条例章程、监督奖惩规则条款等，垃圾治理趋向于法律化、科学化。[12] 政府不遗余力地加强垃圾治理，在与社会的协调互动中，提升了自身的威信力。市民们积极投身卫生事业建设与监督。同时，垃圾治理的制度的进步促进了上海的近代化，接轨国际，城市形象大为提升。

三、当代：现代化进程中垃圾治理路径的多样化

新中国成立后，垃圾治理有了明显的改善。几次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增长了民众对垃圾的处理和认识。但就总体来说，在治理方式上没有太多的变化。在农村， 焚烧、填埋和堆肥仍是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一般由妇女主任担任管理员，城市在堆肥的基础上出现了较为先进的方法。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城市生活垃圾的堆肥处理主要是借鉴国外技术，结合国情，改进传统堆肥方式，因没有研发出专用于堆肥的机器和技术，尚处于起始阶段。转折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从“七五”到“十一五” 期间，随着国家科技攻关等科研项目的实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技术得到广泛的研究，垃圾处理技术和产业才取得了极大的进展。[13]

随着城市化进程迅猛推进，中国出现了介于城乡两者之间的转型期的乡土社会。根据费孝通、贺雪峰等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大致地将城市所处的社会类型划定为陌生人社会，农村为熟人社会，转型期的乡土社会为半熟人社会。城、乡以及转型期的乡土社会所处的社会类型不同，决定了他们社会机制运行有所差异。故而垃圾分类需结合具体的社会运行机制，规划出最优的模式。

本文选取了“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三种社会类型下垃圾分类取得良好成效的案例来进行分析。

（一）熟人社会的运行机制主要依靠人情和面子维持，除此之外才是村规民约等公共规则 [14]

村干部便是依靠其人情往来方面的优势与较高额度的“面子货币”在本村中成功落实垃圾分类工作。浙江省曹宅自然村，通过村干部上门宣传指导，借力宣传册等媒介，逐步提高村民的垃圾分类意识，垃圾分类教育常态化，充分落实党员联系群众制等举措，形成全员参与的良好氛围。[15]

（二）陌生人社会中，传统的约束力日渐弱化，商品经济和契约法治联接了人之间的关系。[16]

“陌生人社会”中垃圾分类遇到的最主要困境是“搭便车问题”，解决此类问题的有效方法是加强外部监督， 培育内部社会资本，建立人际间的纽带与信任，确保人们守规。[17]296-299 上海市一方面强制生活垃圾分类，将垃圾分为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并设处罚条例，要求居民定时定点投放，派专员监管。另一方面，亦采用“把生做熟”方式，吸引居民主动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等社区自治事务。[18] 垃圾分类落实到位，有利于从源头上分选出氯元素及重金属等反应催化剂，再辅以焚烧过程中的精确温度控制，可大幅度减少二噁英等有毒气体的排放量，提升总输出发电量。

（三）“半熟人社会”条件下的政府、社会、市场多元共管的方式

“半熟人社会”是现代化进程逐步推进的结果，城乡二元分立的刚性社会结构被打破，社会流动性加强，熟人社会逐渐向陌生人社会转化，主要体现为“：熟悉”和“亲密”程度的降低、地方性共识的丧失、乡土逻辑的变异。[19]106 农村原有的垃圾分类方面的有利社会资本因素逐步丧失， 垃圾处理能力亟待加强。桐庐县针对国内垃圾处理诸多弊端，去芜存菁，开创了一条“分类——回收——销售” 一体的绿色产业链。同时推行红黑榜等奖惩措施，通过村委、妇女主任等垃圾分类等先锋人员，实行政府、社会、市场多元共管的方式，将垃圾分类落实到位，截止目前， 桐庐县垃圾分类准确率达 90% 以上。此外，处理端通过改进制肥技术，回馈村民;通过精加工，销往市场，拉动经济增长。

四、余论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要求经济发展不再像工业文明时期以牺牲环境和破坏资源为高额代价，须寻求二者的互利平衡，达到和谐共赢的局面。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等生态文明理念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全国人民的最大共识。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在总体发展布局和规划中发展生态文明，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是推动小康社会全面建成、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科学路径。

垃圾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垃圾治理因各时段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是，无论何时何地，垃圾分类落实到位都是首要因素。在处理端上，上海焚烧发电、浙江桐庐“绿色产业链”分别为“垃圾围城”和“垃圾围村”提供了优秀的解决模板。如今，垃圾分类受到高度重视，垃圾治理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但同时，我们仍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一刀切”带来的不良后果。

参考文献：

[1] 牛晓 . 我国古代城市对于垃圾和粪便的处理 [J]. 环境教育 ，1998（3）.

[2]（ 清） 颜世清. 約章成案汇览（ 卷 52）[M]. 光绪上海点石斋石印本 ，1905.

[3] 民国《民国泗县志略》，民国 25 年铅印本，第 36 页;民国《民国梨树县志》卷 14，民国 3 年刊本，第 281 页;民国《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 17，民国 12 年铅印本第 172 页 .

[4] 民国宣平县志 （ 卷 14）[M]. 民国 23 年铅印 .

[5] 民国嘉定县续志 （ 卷 15）[M]. 民国 19 年铅印本 .

[6] 上海市档案馆编 .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 （ 第 10 册 ）[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7] 渔 . 上海人之不自由 [N]. 申报 ，1921-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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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民国宝山县再续志 （ 卷 17）[M]. 民国二年铅印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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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陈玺撼. 生活垃圾分类案例启示录 [N]. 解放日报 ，2017-06- 19.

[19] 贺雪峰 . 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 [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作者简介：方常仙（1996—），女，汉族，浙江桐庐人，单位为杭州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李轶莹（1997—），女，汉族，浙江湖州人，单位为杭州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历史学。

殷兴潮（2000—），男，汉族，浙江绍兴人，单位为杭州师范大学，研究方向為历史学。

徐樱姿（1999—），女，汉族，浙江台州人，单位为杭州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历史学。

徐天舒（1995—），男，汉族，浙江绍兴人，单位为杭州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学科教学（历史）。王祎（1998—），男，汉族，浙江海宁人，单位为杭州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历史学。

赵依恒（1998—），女，汉族，浙江兰溪人，单位为杭州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环境工程。

许晶晶（1997—），女，汉族，浙江宁海人，单位为杭州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生物科学。

（责任编辑：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