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

孙守廷

拐 子

这一天是腊月二十九，第二天就过年了，我记得很清楚。生产队放半天假，我跟着父亲拿着捞笼去庄南的河沟子里捞鱼。我们找了个大点儿的井子，用钢镩把冰砸开一个二尺大小的洞，先把碎冰捞出来，然后把捞笼探进去，在里边顺着一个方向搅动，这个方法叫做“捎（shào）”。井子是抗旱的时候在壕沟里挖的，一般三尺多宽，七八尺长，半人多深，秋天水一退，连水带鱼都退到井子里了。

一开始不顺当，搅来搅去，只有一些小鱼小虾，后来水搅和浑了，上来几条杨树叶大的瓜子（鲫鱼），我想换个井子再试试，可父亲有些犹豫。我问咋咧，父亲说，捞笼在底下好像碰到个东西，说不定有大鱼。我说，那就快捞啊！父亲又试，捞了半天，我看见父亲皱着眉，嘴里嘟囔：“嗯，这家伙劲儿真大，看来还不小呢！”我着急了，说：“要不我回去拿斗子，咱们把水淘干了，看它还往哪里跑。”父亲累得满头大汗，正犹豫呢，也是命里该着，眼看着捞笼杆子使劲儿一震，父亲抽冷子往外一抻，哎呀，二尺长的捞笼兜里，一条大鱼，外边露着一个红尾巴梢儿。“拐子！”我大叫一声，猛地扑过去，一下子搂在怀里，死死地压在身子底下。拐子，是老家的土话，就是野生的大鲤鱼。我心里这个乐呀……

那条拐子又宽又厚，遍体金黄，肚皮上的一抹嫣红，一直通向奓开的尾巴梢儿。我连捞笼兜儿一起搂在怀里，它用力地挣扎，我使劲儿抱着，心扑通扑通地跳。捞笼兜儿上的水和鱼身上的黏液蹭了我一身，很快冻得如荤油一般，我毫不在乎。往回走的时候，我顾不得拎着钢镩走在后边的父亲，逢人便喊：“大拐子，大拐子啊！”然后松开一道缝儿让人家看，逼着人家猜几斤几两，直到走进了家门，赶紧把它放到洗脸的大铜盆里，两头出梢儿，抄起大水瓢舀上水，看它慢慢地缓过来，还在一个劲儿地扑腾，弄得满地都是水。

当天晚上，那条拐子就进了八印锅，一把花椒大料和辣椒大葱扔进去，香味儿装满了院子，又串了半条街。我蹲在灶坑边上烧火，抬头小心翼翼地问：“妈，明儿个过年给我们吃吗？”母亲摸了摸我的头顶，沉吟了一下，轻声说道：“还是留着正月里待客吧，今年肉分得少，正好凑个菜。咱们吃小鱼，大鱼留着给客吃！”我一听，把烧火棍子往地上一扔，一屁股坐在地上，“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嘴里嚷着：“不给，不给他们吃，是我捞来的！”我大哥走过来，伸手拉我，说：“我们都知道是你弄来的！吃鱼不如打鱼乐，是不？大鱼熬不进咸味儿，还不如小鱼好吃呢！”我不依，两条腿在地上蹬着，说什么也不干。大哥哄我说：“你听话！客来的时候吃一面儿，那一面儿给你留着！”我一听，扭头看母亲，母亲在昏黄的灯光下点头。我这才爬起来，破涕为笑，跑到外边去玩儿了。

忘了是初三还是初四，拜年的客来了一大帮。那条拐子上屉重新蒸了，端上桌子成了主菜，大家都说好吃好吃。我想着大哥的话，不放心那条鱼，站在堂屋里，每隔一会儿都要把门帘子扒开一条缝儿，往里看一眼。一开始心里还挺踏实，后来眼看着一面儿吃完了，心就提到了嗓子眼儿，倚着门框不错眼珠地盯着。别人还好说，我有个表叔忒磨叽，又能吃又能喝，他的筷子一直在鱼盘子上头划拉。哎呀，可了不得了，那个表叔开始拿筷子翻鱼，一翻两翻没翻动，旁边那个表舅就拿起筷子帮忙，“扑棱”一下翻过来，几双筷子立马伸了过去。我“嗷”地一嗓子，掀开门帘子就蹿进去了，对着炕上来了一句最原始、最标准、最地道的中式国骂。

都说光棍靠嘴儿，好马靠腿儿。唉，忒砢碜，不说也罢。

麻 疹

住上新房的第一年，刚过了二月二“龙抬头”，村子里一场瘟疫悄然而至。发病的都是孩子，浑身上下長满了红色的斑点儿，大人们管它叫“蛤蟆瘟”，其实就是麻疹。那时候，麻疹疫苗还没有到我们那里，庄南边的乱葬岗上，时不时就有人夹着破席头儿，去掩埋死去的孩子。

在我们家里，头一天撂倒的是老大和老三，第二天躺下的是老二和我。当时的难受劲儿我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哥儿四个一拉溜儿卧成一排，谁也不吭声。母亲长吁短叹，一天到晚地蹲在灶坑前，给我们烧水喝。父亲去公社的小医院，转了一圈，又空着手回来了，然后去阳坡地刚刚开化的冻土里挖了茅草根儿回来，在堂屋里洗了一遍又一遍，放在锅里，低声交代母亲用小火，多煮一会儿。他进了屋，先是在炕沿上坐了老半天，才站起身来，把我们几个挨个儿地摸来摸去。当父亲粗糙的大手滑过我脑门儿的时候，我勉强把眼睛睁开一点点，看到了父亲眼里满满的慈爱，那种舐犊之情，让我难以形容，又终生难忘。

又过了一会儿，父亲叹了一口气，缓缓地说：“给你们每人两毛钱，谁要是熬不过了，就去合作社买海米，回来泡在茅草根儿的水里喝，说是往外发的，挺管事。”我大哥说：“我能挺住，让他们买去吧！”傍黑的时候，我们商量了一下，二哥三哥带我挣扎着去了合作社，每人买回了一小把海米，趁热在茅草根儿煮的水里泡了，喝了个滚瓜溜圆，出了一身透汗，又爬回炕上去了。

三四天以后，我们几个都渐渐地好起来。我是在屋子里待不住的人，刚精神了点儿，就偷偷地溜出去玩儿。西院的小全比我大一岁，处处让着我，是我最好的伙伴。我扭搭着走进他家院子里，静悄悄的，没有半点儿声音。我把门帘子挑开一条小缝儿，不见小全的影子，只有他妈一个人在炕上坐着，脸朝着窗户外头。我轻轻探身进去，趴着炕沿，怯怯地问：“小全哥哩？”

他妈扭身看见我，哇地哭了起来，老半天，才抽泣着说： “小全没哩，死了，埋去咧！”

拾柴火

上二年级的时候，我们村里有了正式的小学，一到五年级都有了。谷老师不教书了，成了四队的妇女队长。我念书却越来越淘神，让老师闹心，家长也不省心。老师讲到哪儿我就把书撕到哪儿。因为调皮，老师们都绕着我走，校长的拳头倒是经常和我亲近。我被学校退学了几次，每次都被父亲再送回去，勉强坚持到四年级。

这年开了春，地里的柴草越来越少，生产队分的那点秫秸也不够烧，父亲和哥哥们这样的壮劳力是不准误工拾柴的。所以，我对着父亲的背影说：“我不念书了，我拾柴火去，肯定供得上家里烧！”

当天晚上，我回到了学校。在黑黢黢的教室里，一个人孤零零地坐了老半天，也不知想了些什么，摸黑儿在黑板上写了五个大字：老子回家了！然后，把手中的粉笔头用力甩了出去，搬起我那三条腿的板凳，走了。

我背上了家里那个最大的“八棱筐”，带着镰刀和耙子出发了。碰巧的是我还有了个伴儿，是斜对门的本家三哥老静，比我大两岁，也是刚刚退学不久。说实话，老静的学习比我也好不了哪儿去，我们两个就这样，组成了拾柴火的同盟军。

正是春长大日头的时候，我们顺着村南那条河坝往东走。因为去年水退得慢，近处根本没有柴火可以拾，要走到六七里地以外地势较高的地方去。天气暖和了，但没有衣服可换，我们还裹着冬天的棉衣，不一会儿就汗津津的。终于找到一个茅草较厚的地方，扔下耙子就干起来。我先用镰刀把地上的草梗干柴一点点地砍下来，再用耙子把它们聚拢在一起。同样是干活，我比老静要巧妙些，他只是一味地撅着屁股在那里又割又砍的，到手的大多是毛毛絮絮的茅草。我呢，时不时地溜到旁边的树林子去，砍些枯死的枝枝杈杈，或是沿着地边捡拾一些收丢了的玉米秸、棉花秆，掺在一起背回来。这样，我们俩拾同样大一筐的柴火，我的就比他的好烧、耐用多了。

拾完柴火，我们并不急于回家，先是来到河沟边上，蹲下来，掬一捧清水扑在脸上，洗净手脸，又捧起来凑在嘴边咕咚咕咚地喝个够。接下来，选一个背风向阳的坡地，慢慢斜躺下来。太阳暖暖地照在身上，舒服极了。这时候，身子痒了，伸手去挠，越挠越痒，越痒越挠，到最后还是忍不住解开怀，脱出半个膀子，顺着袄缝儿捉虱子。这边捉完了换那边，上身拿完了褪下棉裤继续捉，一边捉一边报数，还要比个你高我低。

回家的路上起风了，我们每人背着一大筐柴火，压得抬不起头来。顶着风，走两步退一步，浑身的臭汗顺着脊梁骨流进屁股沟子，两条腿里呱唧呱唧的都是汗水。实在走不动了，就数着步子，说好再走二百步就歇一歇，但往往要多数几十步才会歇。等歇过了，一个人必须先把另一个拽起来，然后等他来拽，使劲弯下身子，摇晃着慢慢往回走。到家以后，把筐往地上一放，累得不想起来。可是不行啊，下午还得去！

就这样，我一直干了十四天半。最后那半天，老静过来叫我的时候，我说脚崴了，歇半天，然后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望着房把子出神。饿了，把外屋吊着的篮子摘下来，想吃块玉米饼子。拿起一个，犹豫一下，刚想掰一块儿下来，又忍住了。这可是我们一家人晚上的口粮啊，我现在吃了，晚上吃什么？我自己吃了，哥哥们回来吃什么？思来想去，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难道我要这样天天拾柴火，拾一辈子柴火，过一辈子苦日子吗？不行，我不蒸馒头也要争口气，好好念书，将来开拖拉机、开大汽车，让我爸、我妈，我们一家人都吃上饱饭，过上好日子。我把篮子重新挂回去，从大缸的缝隙里找出自己的书包，拍打干净上面的泥土，喷上水，摩挲得平平展展。

晚上，我当着全家人的面，对母亲说：“我不拾柴火了，我要上学去！”

石 碾

我幼时多病，性格乖张，不爱说话，却非常爱哭，哥哥们都不爱带我出去玩儿。所以，我的活动范围也就局限在屋里院内。现在想来，院门外那个石碾，就是我那时到的最远的地方。

南门口有一个小小的门楼，门楼的门槛被往来进出的人走成了凹形。出得门来，东侧是一个粪堆，有几只鸡懒洋洋地在那里刨来刨去地寻食儿，几棵臭椿树受了粪水的沤泡，倒也十分茂盛;西侧是一个小小的临街空场儿，一个大大的石碾就置放在那儿。

整个石碾分上、中、下三部分，最下邊是一个碎石垒起的平台，上边躺着一个厚约半尺、直径六尺左右的圆石板，庄户人叫碾盘;最上边是一个石磙，一端用一个中轴和碾盘连在一起，另一端中间凿一个方卯，揳入了一根横梁，人抱住横梁往前一推，石磙就呼隆隆转动起来。那个横梁是枣木的，不知用了几朝几代，手握的地方略略变细了些，被汗浸得滑溜溜的，隔老远都能看到有暗红色的光亮泛出来。

每天早上，我都在那奇特的呼隆声中醒来，忙不迭地跑出来看热闹，有时连衣服也顾不得穿。村西头儿刚过门儿的二嫂看到了，常常停下脚来，一边用笤帚归拢碾盘上的高粱，一边挤眉弄眼地逗我，每每是我落荒而逃。逢年过节的时候，石碾前要排上长队，铜盆、细洋布的面袋子、家织土布的口袋，甚至还有肥田粉的袋子，一拉溜儿地排在一起，婶子大娘们有时候或远或近地聚拢在一起谈天说地，热热闹闹，像一台剧情跌宕的小戏;但更多的时候是无人守候，上一家磨完了，收拾停当，只消一嗓子：“他婶子，该着你了！”随着应声，一个或红或绿的头巾就会从一家门后闪出来，然后那个石碾又会呼隆隆地转个不停。

其实，每天起得最早的是我奶奶。她老人家那时快八十岁了，身板还硬朗，养了两只大芦花鸡，宝贝似的。天不亮就从鸡窝里将它们掏出来，抱到石碾上去，捡食头一天碾米撒落的碎末糠皮儿，上上下下，仔仔细细，连人带鸡搜索个遍。那一天，看二嫂远远地端了簸箕走来，我扒下裤子，在碾盘上撒了一泡热乎乎的隔夜尿。二嫂走近了，抄起笤帚，一边嘎嘎地笑着追打我，一边向奶奶告状：“看您老的孙子，多淘气！”奶奶也呵呵地笑了，露出余下不多的牙齿：“童子尿，金贵着哩！”

我七岁的时候，奶奶死了。发丧的时候，村里通上了电，贼亮贼亮的电灯泡子，忽闪忽闪地照亮半趟街。几个小伙子连夜轮流地推碾子打米，满院子坐满了前来吊丧的客人。悲怆悠扬的喇叭吹打了三天，等奶奶入土的时候，大队部的院子里响起尖厉的声音，大人小孩儿都拥过去看热闹，原来是村里安上了电磨。

有了电磨，我们家门口的石碾就冷落下来。除了做大酱的时候，有人家拿它简单地破一下豆瓣，再就是停电的时候，临时打个短儿，一天到晚很少有人去了。原来习惯在上面捡食碎米破面的两只芦花鸡，落寞地卧在上面晒太阳，东一摊西一摊地拉屎。每次经过的时候，我都会一个冷不防，撵得它们嘎嘎叫着，扑啦扑啦地飞到墙头上，不跑远了不罢休。清净的石碾，成了我一个人的戏台。

过了一段时间，先是东院的大伯说怕压我的脚抽走了那根枣木的横梁，后是对门的二爷把石磙翻到自家门口做了乘凉的墩子;又过了一段时间，来了一辆马车和几个下乡的知青，把碾盘和碎石装上车，说是建万头猪场去了。曾经热闹的石碾，只留下一个低洼的土坑，好像是延续了上千年的石碾时代土遁后留下的疤痕。

2019年夏天，我在东田庄一带蹲点，搞乡村振兴示范区。三哥给我打电话，说是把石碾归置齐了，还找到了当年生产队做豆腐的石磨。我说，崔庄户村要搞一个农耕文化园，你捐给他们吧！第二天再去，崔庄户的村支书董会合指着地上的石碾和盘磨说：“你看看面熟不？”我蹲下身子，太阳底下，晒得有些烫手，摩挲老半天，把手慢慢抽回来，心却莫名其妙地咯噔一下。

这是后话，不说了。

放牲口

放暑假了，我们这些学生就像出笼的鸟儿一般，飞到无边无沿的青纱帐里去了。

我的老本行是放牲口，今年也不例外。这个活儿，赖汉子干不了，好汉子不够干。生产队的饲养员老志交给我的牲口，大大小小加在一起有七头，包括三头牛、一头瞎眼的骡子、一头八口的老叫驴，还有一对母子——一匹枣红色的母马和春天产下的小马驹子。老志是个罗锅子，不会走路，整天就是一溜小跑。他光棍儿一人，还不到五十岁头发就全白了，平日里话不多，对谁都爱答不理的。“一天到晚和牲口说的话，比和人说的还多哩！”我们队的妇女队长刘春枝就是这么说的。

老志在头年腊月救火的时候伤了力，添了个喘的毛病，平日里走路把脖子使劲儿往前抻着，喉咙里嗬嗬地叫，像是养了一只打鸣的小公鸡。要说那场火，烧得真是个蹊跷，大腊月门子的，正是吃晌午饭的光景，突然草垛里就着了火，等有人看见了，大风已经把那么大一个草垛烧了大半，风大火急，人们根本靠不得近前。只有老志一个人提了半人高的水桶往前冲，学生蓝的棉袄袖口、手肘都冒烟了，人们拼命地往后拉他，他一边往前挣，一边哭喊：“都妈了个巴子烧喽，牲口可吃啥哩！”我就是从那时候，打心眼里佩服老志了。

老志看了看我手里早就预备好的柳树条子，从门后边拿出一条真正的牛皮鞭子，啪地甩了一个脆响，用手捋了下鞭绳上的红缨子，笑眯眯地递给我，一转身，背着手颠颠地跑了。我欢喜地摩挲了老半天，打着鞭花，把这七位大仙赶往村南的草滩去。

中午的时候，草滩上的暑气咕嘟咕嘟地升起来，烤得人喘不开气儿。我把牲口拢在一起，慢慢赶往刘家坟。这是我们村大地主老刘家的祖坟地，长满了一搂多粗的老柏树，阴森森的，凉快得很。这里离庄稼地很远，不用担心牲口们跑了祸害庄稼。我找了一个石桌，掏出布包里的一个玉米饼子，一个大葱白儿，细嚼慢咽地吃了起来。吃完了，干脆躺在石桌上面，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踏，踏……”一阵不急不缓的马蹄声，把我从沉睡中惊醒。我睁眼一看，原来是“蛤蟆眼”刘志安，他在四队放牲口。刘志安今天穿了一件崭新的蓝色跨栏儿背心，一条裤子剪去裤腿改制的短裤，腰上扎了一根半新不旧的红布带子，显得神气十足。他在马上探下身子，嬉皮笑脸地问：“还有吃的没？”我扬扬手里的空口袋，不理他。“喂！”刘志安跳下马来，“你不教我，我也会骑马咧！”

我乜斜他一眼，懒洋洋地说：“我还会骑牛呢！你会吗？”刘志安把脸探过来：“那，你教教我吧！我把这个还给你！”他掏出我的那把洋火枪，递过来，“忒费洋火，我妈打我两顿咧！”

我接过枪，往腰里一别，拍了拍，又取下来放在布包里，系在腰上，牵过正在树荫下倒嚼（方言，反刍）的老犍牛，一扭胯，噌地蹿了上去，优哉游哉转了两圈，一跃而下，对目瞪口呆的刘志安说：“就这样！上去就会，你试试吧！”

两分钟以后，鼻青脸肿的刘志安一瘸一拐地回来了。我的老犍牛岂可受他的胯下之辱？这可怨不得我呀！

刘志安赶着他的牲口走远了，我又躺了好一会儿，才慢慢起身，甩着鞭子把牲口往草滩上赶。路过一块豆子地的时候，那头小马驹子撒着欢儿就跑了进去，半尺高的豆苗在它的左奔右突中变得七零八落。我冲过去，挥起鞭子，狠狠地抽打过去，小马驹吃疼不过，摇头摆尾地乱蹦乱跳，一大片豆苗被踩得稀巴烂。我火冒三丈，顺过鞭梢儿，用大拇指粗细的鞭杆子劈头盖脸打了下去。

小马驹子逃走了。那天晚上，我很晚才回到生产队，自己空着肚子，却喂饱了无数牛虻和蚊子。要不是父亲他们出动了十多个人，从薛家堼把小马驹找回来，我还真不知该如何收场。我走进生产队院子的时候，老志正和队长脸对脸地抽烟，一看我回来，异口同声地说：“妈了个巴子！小马驹真要是丢了，开你的批斗会！”

前年春天，回老家的时候，我在村南的林地里看见一座新坟，一问，才知道埋的是刘志安。他苦奔勤劳，口逻肚攒，得了心脏病，住进了医院，苦挨数日，一命呜呼。唉，人哪！

捉知了

老家那个地方，说“蝉”是没有人听得懂的，即使解释明白了，人家也会笑你“臭拽（上声）”。蝉是书面叫法，也是统称，在我们当地分得很细，个体最大的叫“马集（音）”，叫声单调，“吱——”，从早到晚不带喘气的;个体中等的叫“几溜儿”，叫起来类似“几溜儿，几溜儿——”，很多书上写为“知了”，其实是不对的，至少说得不准确;个体最小的叫“伏天儿”，叫声悠扬起伏，“伏天儿，伏天儿——”;还有一种半大不小的，叫“小热儿”，比较少见，叫起来断断续续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家伙，有会叫的，也有不会叫的，我们把不会叫的就叫做“傻子”。

小时候，我最喜欢在夏日的午后去捉知了，最常用的办法是“套”。先从生产队的饲养处弄一根马尾儿，再从谁家的篱笆上顺手拔一棵高粱秸，将马尾儿绑在稍細的一端，轻轻地挽一个套儿，另一端稳稳地握在手里。在树下循声望去，找到目标，蹑手蹑脚地走近了，扬手把马尾儿套贴在它的前面，慢慢往后拉，触到它的身体，它就会本能地伸出爪子去抓，看准了，抽冷子一甩，撂到地上，手到擒来，屡试不爽。

后来去大姨家玩儿，表哥他们又教了我一个新招儿：“粘”。把小麦用水泡软了，放在嘴里反复咀嚼，然后放入清水中，洗去麸皮和面粉，只留下黏黏的面筋，团起来放在竹竿的头儿上，瞄准了树上的目标，轻轻一碰，就粘住了。但是，这个法儿挺费事，粘不结实就跑了，粘得太结实又容易把翅膀挣坏，糟蹋粮食不说，还只能当天使用。所以，趁着新鲜玩儿了一回，也就放弃了。

现在的孩子们不玩儿这个了，倒是一些大人晚上出来，打着手电捉“知了猴儿”。“知了猴儿”是蝉的幼虫，将要羽化的时候，一般在黄昏或晚上从土里钻出来，爬到树上蜕皮羽化。有人趁机捉了，或油炸了吃，或卖到饭店，价格不菲，收益颇丰。惠丰湖边上大树多，岔河的一个黑脸汉每到夏天，天天过来捉。今年没看见，问湖边的保安，说是眼瞎了，来不了了。这个保安和他是连襟，应当是真的。

家 雀

腊月十三，生产队里杀猪分肉，我想去看个热闹。刚走到饲养处的大门口，就让人一把薅住脖领子，在溜光的雪地上，跟头把式地拽了回来。我扭头一看，是我二哥。他涨红了脸，胸脯子一起一伏的，老半天才缓过这口气来，然后，低声对我说：“你别去了！今年分肉，没有咱们的份儿！”

这句话，真好似晴天霹雳，让我目瞪口呆。咋着，不分给我们家肉？过年没肉吃了？我老半天也没回过神来，二哥变戏法儿似的，从水缸后头抻出一团毛茸茸的东西，在我眼前晃。原来，这两天下雪，他借了饲养处的草筛子，撒秕谷子扣的家雀儿。他笑眯眯的，脸上露出几分得意：“看见没？六个了！只要雪不化，我就能逮住它，等过年了给你烧着吃，可香呢！”说完，长叹了一口气，“要是有个电棒儿（手电筒）就好了，黑介半夜照家雀儿去，哪天也不会空过儿！”我记住了二哥这句话，第二天就找到在信用社上班的老舅，把电棒儿借了过来。

当天晚上，我们从离家最近的五队饲养处开始，先是二哥拿电棒儿照住，家雀儿躲在椽子空儿里头，在雪白的光柱下睁不开眼，一动也不敢动。然后，我蹑手蹑脚地蹬着喂牲口的石槽，轻轻一抓，手到擒来，如探囊取物，很少失手。连续三个晚上，八个一把儿，逮了正好六把儿，再加上二哥草筛子扣的，连前带后也有五六十个。我把它们拔毛开膛，用马莲草拴好了，藏在后房跟儿晾的干白菜底下，猫狗找不到，贼也偷不走，就等过年了。

腊月二十八那天，家里来了客，是西边黄河庄的干舅。他不知听谁说的，我们家过年没分到肉，就送了一条五花三层的肋板儿过来，说是托村里的天津知青买的。他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连坐也不坐，说完了放下肉就走，我们一家子都拦不住。

大过年的，也没啥可拿的东西给人家，让人家空手走了，真是不落忍。等干舅走出多老远了，二哥想起来家雀儿是个新鲜玩意儿，连忙扒拉着找出来，二一添作五，拿块布裹了，塞给我。我紧抱着布包，尥著蹶子就追。直到出了庄，才撵上了。我不由分说，塞在他手里，怕他推辞，撒丫子就往回跑，呼哧带喘地进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