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渡赤水”之战谈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

谭晓明

摘 要：“四渡赤水”之战是世界军事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指挥艺术中充满了军事辩证法思想，牢牢把握了“虚”与“实”的辩证关系。“四渡赤水”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不仅深谙孙子兵法的精要之处，并且创造性地发展了水之形“遇虚则实，遇实则虚”与兵势暗合的兵家之妙。这是毛泽东对军事哲学中“虚实”学说的传承、运用、发展，将传统的“以虚示实、以实示虚”发展为“亦虚亦实”“即实即虚”，这是其借鉴和活用前人智慧的结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思想的理论宝库。

关键词：四渡赤水;虚实;因地而制流;因敌而制胜

“四渡赤水”是世界军事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是毛泽东运动战思想的神来之笔[1]34。其中充满了多与少、弱与强、虚与实、奇与正、主动与被动、运动战与阵地战等辩证关系，后人也多从这些方面去研究它。

长征途中的一次军事会议上，毛泽东对凯丰等称其打仗只不过是靠了孙子兵法的那一套而大发其火，声言自己从未读过《孙子兵法》。于是，学术界据此就认为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与“孙子兵法”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要论者谈到毛泽东与孙子兵法的某种关联，就要被质疑甚而遭到指责，被视为不懂这一段历史。笔者经过认真地思考，认为这种看法还是值得商榷的。

一、“虚”“实”之辩证

近些年来学术界对“四渡赤水”战役的研究工作，个人崇拜的意味逐渐淡薄了，越来越向学术化发展，学理性较强的文章也越来越多，这是个非常好的现象。尽管学者们的某些说法颇有分歧，但原有的基调却是正确无疑的。我们既不能把所有的赞扬之声都送给毛泽东一个人，也不能说前面的“三渡赤水”战役毛泽东于其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而只是第四次渡赤水时毛泽东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有理由认为对整体意义上的“四渡赤水”这一战役之所谓“得意之作”，实际上，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军事指挥领导层以及指战员们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毛泽东在其间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换句话说，我们完全可以确定地讲“四渡赤水”就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作”。也只有通过这一点才能使我们更加深刻体会到毛泽东对军事理论的贡献，看到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思想与《孙子兵法》的内在关联。

通过认真研究，我们发现“四渡赤水”之战的指挥艺术中充满了军事辩证法思想，“虚”与“实”的辩证关系是其核心内容。《孙子兵法》的第六篇就是“虚实”篇，主旨就是“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毛泽东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前人的虚实学说。通常意义上的理解和运用，多是把“虚”作为佯动来诱敌，虚就是虚，实就是实，变化较少。而毛泽东则充分地把握了“兵形象水”的原则，创造性地理解了“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的精要。所以毛泽东“四渡赤水”中的用兵让人感到虚虚实实，变化无穷。不同的是，笔者这里所谓的“虚虚实实”，则是指遇见“虚”的，它就是“实”的;若遇着“实”的，它就是“虚”的了。这就是所谓“兵之形，避实而击虚”的精要，这才是“兵形象水”——“避高而趋下”的奥妙。

红军的北渡赤水，是要同二、六军团会合，其实这就是初始的战略目的。如果一旦能够同二、六军团和在一起，就会改变当时的劣势局面。蒋介石等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竭力阻止。实际上，挥师北上渡赤水，并不是如某些学者而言是引诱敌人上当的佯动。毛泽东在后来所著的文章中认为：“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作战方向不固定，影响到作战线不固定。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固定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期之后大方向也受到了限制，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2]228-229这正是毛泽东学习和领悟前人的智慧，并通过参与、指挥军事行动所得出的经验总结。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北渡长江与兄弟军队会和是当时的大方向，其间的每一次有目的地渡赤水都可以说是在原方向被限制了以后而被迫改变了方向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只要敌方的阻止力量不够，被我们突破了，我们也就早已与二、六军团会合了。事实上的“四渡赤水”总战略目标并不事先预定好的，所谓的“四渡赤水”之“四渡”应是敌变我变被逼出来的，是多次改变初始作战方向的结果。我们认为这完全是毛泽东对兵学中“虚实”之“常法”的“妙用”。

二“虚实相入”“虚实相即”之超越

毛泽东在“四渡赤水”一役中对“水之形”与“兵之形”的理解，其主要来源除了《孙子兵法》以外，还有《老子》，乃至受了佛理的启发。

老子亦善言“水”，他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八章）还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四十三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七十八章）老子的论水虽然充满了道德激励的意味，但它的“事功”机巧处却也嚯嚯跃然纸上，多给人们以智慧和谋略，使其在操作层面受益无穷。

孙子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三国时的曹操对此解释说：“势盛必衰，形露必败，故能因敌变化，取胜若神。”唐代的李筌也讲：“能知此道者，谓之神兵。”杜牧则说：“兵之势，因敌乃见;势不在我，故无常势。如水之形，因地乃有;形不在水，故无常形。水因地之下，则可飘石;兵因敌之应，则可变化如神者也。”王皙也說：“兵有常理，而无常势;水有常性，而无常形。兵有常理者，击虚是也;无常势者，因敌以应之也。水有常性者，就下是也;无常形者，因地以制之也，夫兵势有变，则虽败卒，尚复可使击胜兵，况精锐乎？”[3]102-103可见，这些对“兵形、水形”之象、理的阐述十分精到，莫不给人们的理解以极大的启发。我们将毛泽东的军事实践（以“四渡赤水”之战为例）和军事理论与前人的经典表述相印证，不能仅仅说是毛泽东对经典兵学的传承和运用，还必须要看到这是对古典兵家学说的发展，而这一点（因敌之“实”而“虚”;因敌之“虚”而“实”），也可能正是今天推进中国哲学现代化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

过去对兵家“虚实”的辩证理解，一般都停留在“虚实”是对立的，又是相互包含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这一点上，即二者相入。但对二者同时又是“相即”的这一点认识并不深刻。而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战役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特别是从调动敌方的主动性来看，确是深刻理解了“虚实相即”之妙的，而非被动的受他人牵制。中国化了的佛学华严宗之“十玄门”中有这样的话，“师子诸根，一一毛头皆以金收师子尽，则一一彻遍师子眼，眼即耳，耳即鼻，鼻即舌，舌即身。自在成立，无障无碍，名诸法相即自在门。”[4]64毛泽东的“虚实相即”是对“虚实相入”的超越是否是受了如此佛理的启发呢？我们认为是有这种可能的。当然毛泽东的“虚实相即”与佛家的“虚实相即”是有差别的，二者的差别就在于毛泽东的“虚实相即”是有条件性的，佛家的“虚实相即”则忽视了客观的条件性。这是佛学“虚实相即”思想的局限性;从另一个角度讲，毛泽东也是克服了佛学“虚实相即”思想的局限性。也就是说，既发展和超越了传统的“虚实相入”思想，又发展和超越了佛学的“虚实相即”思想。

三、“孫子兵法”、《孙子兵法》之关涉

长征途中凯丰等人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多次提出质疑，称其打仗只不过用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孙子兵法的那一套，毛泽东对此大发其火，声言自己从未读过《孙子兵法》。

毛泽东是否读过《孙子兵法》，如何理解“孙子兵法”与《孙子兵法》？毛泽东自己称其在那一次会议之前并没有读过《孙子兵法》确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孙子兵法”并不等于《孙子兵法》，懂兵法、用兵法的人，也都未必通读过《孙子兵法》。一门知识的获得有直接获得的，也有间接获得的。这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从书本当中获得和实践过程中即“实干”中获得的。至于毛泽东后来什么时候读的《孙子兵法》我们不必去做深究，但毛泽东在其多部著文中每每提到敌我争斗中运用计谋的小故事也是事实。如在侦察敌情方面他曾举“三打祝家庄”中的“石秀探庄”为例以阐明获取情报的重要性。《孙子兵法》的用间篇就讲，“故惟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再如在示敌以弱方面他曾举林冲大战洪教头为例，说那林冲在交战之中卖个破绽拖棒便走，口中连喊三个“来，来，来。”洪教头不知是计，赶将上去，被林冲一棒打翻在地。《孙子兵法》的“计篇”讲，“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在“势”篇中讲，“治生于乱世，怯生于勇，弱生于强。”阐明了“示弱”的重要性和依据，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可以麻痹敌方，而其依据则是要以真正的强大为保障，正所谓“弱生于强”是也。毛泽东还讲了“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等等。毛泽东讲这些经典故事当然与其智慧和文风有关，但我们要说的是这些故事中所蕴含的用兵之道是与兵法暗合的，也可以说是毛泽东通过读这些故事而间接地“读”了《孙子兵法》，通晓、获得并用活了“孙子兵法”。所以说，毛泽东所说未读过《孙子兵法》，并不等于说他没有通过其他途径“读”过“孙子兵法”。所以我们绝不能否认毛泽东与“孙子兵法”的联系，而“孙子兵法”与毛泽东这种内在的关联，恰又彰显着毛泽东的大智慧，这也许正是孔夫子所讲的“下学而上达”。据《论语》中所载，卫国的公孙朝问子贡孔子的学问是跟谁学的，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5]749-750没有固定的老师，透过枝节的、零散的、局部的知识而通晓真理，古今之圣贤大都有这种“下学而上达”的天赋。

所以我们认为，就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渊源而言，正是毛泽东借鉴、发挥、活用了前人智慧的结果。

参考文献：

[1]国防大学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四渡赤水战役在我党我军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J].求是，2006（21）.

[2]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C]//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曹操，等注.十一家注孙子[M].郭化若，译.北京：中华书局，1962.

[4][唐]法藏.华严金师子章校释[M].方立天，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3.

[5]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