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丰,项 艳
(吉林大学 法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为实现刑罚的特殊预防目的,我国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创新性地增设了禁止令制度。从相关内容来看,禁止令的适用并非仅针对刑法中的特定(类)罪名,而是只要满足了适用条件(被判处管制或宣告缓刑),理论上触犯任何罪名的行为人都有适用禁止令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禁止令制度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因了这一特性,在网络犯罪日益猖獗的当下,我们除了能够依据刑法分则条文制裁网络犯罪行为之外,禁止令的适用也不失为规制网络犯罪的一种路径。①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10月25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网络犯罪解释》)在第17条特别规定了“可以根据犯罪情况,依法宣告禁止令”。
有学者将我国网络犯罪的基本类型归结为三种:网络作为“犯罪对象”的网络犯罪、网络作为“犯罪工具”的网络犯罪、网络作为“犯罪空间”的网络犯罪。[1](p1)这一分类兼顾了网络犯罪的特点与网络代际演变的现实,被学界普遍认同,本文的研究前提也基于此。
顾名思义,工具型网络犯罪是指将网络当作“工具”而实施的犯罪,也即,在该种类型的网络犯罪中,网络是以工具、手段的角色而存在,其作用在于为实施犯罪行为创造便利条件。关于工具型网络犯罪的定义,需要说明几点:其一,工具型网络犯罪的行为模式往往为两段式,前一阶段为借助网络为犯罪创造条件,后一阶段为实施刑法规定的罪状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