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树壕壁画中的星象与神话

段 毅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靖边县杨桥畔镇渠树壕东汉壁画墓，在墓室劵顶发现一幅包涵大量星形、星数、图像、题名四要素俱全的天文图[1]。星图中的二十八宿和大多数星官有题名，所有诸宿和星官，包括日、月在内，都绘有相应的人物或动物图像，表现出“星”与“象”紧密结合的“星象”观念，为研究汉代宗教思想、丧葬习俗以及神话传说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本文拟对此图的“星象”与神话题材，文献记载缺失的伏羲、女娲星象，以及河伯、洛伯与日、月关系等，初步加以探讨，希望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

一、壁画的“星”与“象”

渠树壕壁画天文图以北斗为中心，以二十八宿为边界，描绘了二十八宿以内天区的主要星官。在星图上，除少数个别特别明亮或附近没有可见亮星的特殊单星(如狼星)，可以单独表示一个星官之外，大多数星宿或星官都由临近的若干单星用直线和折线连成一组，有一定的数量和形状。人们把这些形状与人间的器具、动物以及官员和鬼神相联系，称之为“象”或“天象”，即《易·系辞》所谓“在天成象”[2]。张衡《灵宪》曰“星也者……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3]。《晋书·天文志》载“众星列布……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4]

壁画星图中的“象”以动物和人物神像为主，以二十八宿为例，既包括龙、虎、凤、龟等“四象”，也有东西壁之鹿、奎蛇、娄猪、昴兔、胃猬、觜鹰、东井鹑鸟等其它动物星神，还有箕神、斗神、牛郎、织女和猎人(毕神)等人物神像，并未形成仅以“四象”统揽二十八宿的格局。为便于研究，我们将渠树壕壁画中的“星”与“象”的对应关系列入表一。

我们将渠树壕壁画星图中的云彩以及与星象无关的元素去掉，用方框加注星官题名的释文，得到一幅壁画“星象”图(图一)。

中国典籍比较系统地记载“星象”，是《史记·天官书》，其载云“昔之传天数者……楚唐昧”；“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5]《汉书·律历志》载元封七年(前104 年后改为太初元年)“募治历者…以造《汉太初历》。乃选治历邓平……及与民间治历者，凡二十余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与焉。都分天部，而闳运算转历。”[6]《史记·历书》载“至今上(汉武帝)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集解》引《汉书音义》曰“谓分部二十八宿为距度。”[7]《史记·自序》“太史公学天官於唐都。”[8]由此可知《天官书》的“星象”体系，实即造《太初历》时方士唐都所“分天部”。

我们以新发现的渠树壕壁画题名星象图，对照《天官书》的星象记录，发现有很大差异。《天官书》将“二十八宿”星象大致分为以下4 类[9]：

工具器物：箕、毕(网)、井、轸(车)

房屋建筑：亢(疏庙)、南斗(清庙)、虚(墟)、危(屋盖)、营室、东壁、胃(天仓)、心(明堂)

动物躯体：房( 天驷)、氐( 天根)、牵牛(牺牲)、奎(封豕)、昴(髦头)、觜觿(虎首)、参(白虎)、柳(鸟注)、张(嗉)、翼(羽翮)

表一 渠树壕壁画的“星”与“象”

图一 渠树壕壁画“星象”图

人物躯体：角(李将)、须女、鬼、娄(聚众)、尾(九子)

其中只有部分与渠树壕壁画星象相符，如《天官书》明文载曰“舆鬼，鬼祠事；中白者为质。”[10]壁画题名作“余鬼”，四星方框中画一裸体尸体，圆目怒发，即所谓“质”；但通体血红色，并非文献所说的“白者”。又如《天官书》曰“参为白虎”[11]，壁画绘一巨型白虎，参星及其题名置于虎首。文曰“氐为天根”[12]，壁画“坻”置于龙膂(脊梁)前，可知“天根”指的是龙脊梁；文曰“昴曰髦头”[13]，壁画“卯”宿画一兔子，可知“髦头”指兔等，这是历代注释家所不知道的，我们见到实物图像，方才明了，由此可以补文献记载之不足。另如文曰“东宫苍龙，房、心；心为明堂…房为府曰天驷。”[14]前半句“苍龙”与壁画中房、心的位置相符；后半句不同。又如文曰“北宫玄武(龟)，虚、危；危为盖屋，虚为哭泣之事。”[15]前半句“玄武”与壁画中虚、危的位置相符，后半句不同。

《天官书》记载的星象，有一半与壁画图像完全不相符合。如《天官书》文曰“奎曰封豕”[16]，壁画为蝰蛇；文曰“娄为聚众”[17]，壁画为猪；文曰“胃为天仓”[18]，壁画为刺猬；文曰“毕曰罕车”[19]，壁画为猎人执掩兔之网；文曰“觜觿为虎首”[20]，壁画为猫头鹰等。将壁画二十八宿的“星象”图形，与《天官书》星象的异同，列表如下(表二)。

渠树壕壁画二十八宿的“星象”有14 宿与《天官书》相同或相近，有14 宿与《天官书》基本不同，各占50%。出现上述较大差别的原因，可能与《天官书》本身的来历有关。《史记·自序》记载司马迁的祖先，出自上古颛顼时的天文世家“重黎氏”，历经唐虞夏商，“世序天地”，至周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其父司马谈在建元、元封之间(公元前140～公元前105 年)为汉武帝太史令，“太史公(司马谈)学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杨何，习道论於黄子”“太史公执(司马)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於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21]。后司马迁继承父职为太史令，成为职业天文学家。但司马谈父子学习和继承的“天官”，并非是从其祖先“周太史”传下来的官方系统，而是来自民间学者唐都主导的《太初历》系统。

表二 壁画二十八宿“星象”与《天官书》异同

汉武帝以前盛行“盖天说”(天圆地方)，史官传习天文以《甘石星经》为蓝本。《太初历》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由于经历秦末汉初战乱之后，司马迁等发现旧《颛顼历》误差较大，提出改历建议，因朝廷“治历”者不能“明算”，汉武帝于是征召民间学者编造新历。这些民间天文学家属于新兴的“浑天家”，他们在“地中”(洛阳)转动“浑天”(圆仪)，即用赤道仪(圆仪)对全天恒星进行了一次重新分区和测量，形成了一套“太初星距”，用以制订《太初历》。这就是所谓“唐都分天部”、“落下闳运算转历”[22]。《太初历》施行日久，误差越来越大，东汉“治历”者编欣、李梵等创制了《四分历》，于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颁行，二十八宿体系又回到“石氏星距”。至和帝永元年间，贾逵等又在“圆仪”上加“黄道规”，测定“黄道二十八宿”距度[23]，与以前的“赤道二十八宿”距度相区别。总之，司马迁记录的唐都“天部”和“太初星距”，并没有传下来，官方“治历”者一般推崇《石氏》《甘氏》《巫咸》等“三家星”表。渠树壕壁画应该受东汉官方天文学的影响，有一半星象与《天官书》不符，是可以理解的。

二、伏戲—天市垣

关于伏羲和女娲的画像资料，考古发现甚多，包括汉画像石、画像砖、壁画和隋唐绢画等，伏羲女娲一般作人首蛇身、半人半蛇形。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石作伏羲头戴进贤冠、手执矩，女娲头戴花冠、手执规图[24]；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作伏羲手执矩、女娲手执规图[25]；尾端多数卷曲交合在一起。南阳、四川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中的伏羲、女娲，或头戴日月，或手捧日月[26]，手持规矩及扇面，或交尾或不交尾等。新疆高昌故址阿斯塔那古墓绢画绘伏羲手执矩、女娲手持规图[27]，周围布以密集的星点或联星等，但无法判断伏羲、女娲属于哪些星官。文献典籍缺乏有关伏羲、女娲与“星象”的记载。

渠树壕壁画出现“伏戲”、“女娲”题名和人物图像的同时，还给出其躯体周围的“星官”图。壁画中伏羲、女娲的形象，腰以上是人形，穿袍戴冠，腰以下是蛇身，长尾细鳞。伏羲右手执规，左手执仙草(灵芝)，前后各六星连成两勾矩形，罩于伏羲头肩之上，共十二星。值得注意的是，东汉画像石一般画作“女娲执规、伏羲执矩”，渠树壕壁画则相反，画作“伏羲执规、女娲执矩”。渠树壕壁画图中还给出了伏羲、女娲星象在黄道二十八宿中的位置信息(图二)，为我们解决伏羲女娲的“星象”问题，创造了契机。

渠树壕壁画的墨书题名曰“伏戲”。文献亦作“伏羲”“宓牺”“包牺”“包羲”等。《楚辞·大招》“伏戏驾辩”，王逸《注》“伏戏，古王者也…言伏戏氏作瑟，造《驾辩》之曲。”[28]《汉书·古今人表》“太昊帝宓羲氏”，颜师古《注》“宓，音伏，字本作虙，其音同。”[29]《礼记·月令》“其帝大皥”[30]，郑玄《注》“大皥，宓戏氏。”[31]晋王嘉《拾遗记》卷一“春皇庖牺”条：“庖者包也，言包含万象；以牺牲登荐于百神，民服其圣，故曰庖牺，亦曰伏羲。”[32]

图二 伏羲女娲星象与黄道星宿图

《昭明文选》载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云“伏羲鳞身，女娲蛇躯”。李善《注》“《列子》曰‘伏羲女娲，蛇身而人面，有大圣之德’[33]。《玄中记》曰‘伏羲龙身，女娲蛇躯’。”《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帝王世纪》曰“太昊帝庖羲氏，风姓也，蛇身人首”；“帝女娲氏，亦风姓也，作笙簧，亦蛇身人首。”[34]晋王嘉《拾遗记》卷二“(禹)见一神，蛇身人面。禹因与语，神即示禹八卦之图，列于金版之上…蛇身之神，即羲皇也。”[35]这些记载与壁画中伏羲女娲的躯体图像，非常符合。

汉画像石和画像砖中的伏羲、女娲形象，往往头戴日月，或者手扶日月。渠树壕壁画则显示伏羲、女娲与星官相联系，与日、月联系的是河伯与洛伯。根据壁画中联星的位置及伏羲、女娲手持“规矩”的涵义，我们认为伏羲左右的联星为天市垣，女娲头、腹、尾部的联星分别为织女、河鼓和天桴。

《史记·天官书》“(房心)东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36]这是最早“天市垣”的形象。唐司马贞《天官书·正义》“天市二十三星，在房、心东北，主国市聚交易之所，一曰天旗。”[37]《开元占经·天市垣占》引“郗萌曰：天市之垣，天之旗帜也。”又引“《石氏》曰：天市垣，二十二星。”又引“张衡《浑仪》曰：天市二十二星，帝座前有一耳。”[38]则后来天市垣的星数扩大为二十二星，加“帝座前”的近垣一星为二十三星，故司马贞《正义》称“天市二十三星”。天市西垣主要相当于今西名巨蛇座的西半部和蛇夫座的一部分；天市东垣主要相当于巨蛇座的东半部和武仙座的一部分[39]。渠树壕壁画星图中的天市垣只有十二星，与《天官书》“曲十二星曰旗”的记载相符，是早期的“天市垣”形象。

三、女娲—天女、河鼓、天桴

女娲图像位于伏羲左侧，与之对应的星官只能到天市东垣的附近去寻找。女娲星象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及其相对于黄道的位置，对于我们证认本星起了关键作用。女娲像的尾部三星在南斗的斗柄以北，即属于斗宿；又在黄道以北，即属于黄道内。在这一位置可以相当的星官只有天桴星。天桴之北、天市东垣之外有全天最著名的亮星河鼓三星和织女三星，不可能不在壁画星图中有所反映。对照星数和位置，女娲头上顶戴的三星就是织女星，膝部抵达的三星就是河鼓星——俗称牛郎星(图三)。

女娲图像的头部已脱落，头右侧有墨书题名“女娲”二字。“娲”字残，从右边尚存一半“咼”旁，可确认为“娲”字。壁画中的女娲图像，人首蛇尾，左手执扇(已脱落)，右手执矩，头戴三星，膝抵三星，尾坐三星，共九星。《楚辞·天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东汉王逸《注》“女娲，人头蛇身。”[40]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云“伏羲鳞身，女娲蛇躯”[41]。《山海经·大荒西经》郭璞《注》“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42]有关伏羲女娲人面蛇身的记载，可追索至东汉中期的王逸、王延寿父子，这与汉画像石和壁画墓兴盛的时代是相符合的。

关于“天桴”星，《晋书·天文志》载“四星南北列，曰天桴，鼓桴也。星不明，漏刻失时。前近河鼓，若桴鼓相直，皆为桴鼓用。”[43]这里取“桴”字为鼓锤的涵义，如《左传·成公二年》“援桴而鼓”[44]；《礼记·礼运》“蒉桴而土鼓。”[45]这应该是牛郎星改称“河鼓”以后的事情，当它早年被称为“牵牛”时，“天桴”应是另一涵义，即天上的渡船。《管子·小匡篇》“方舟投柎，乗桴济河。”[46]《论语·公冶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何晏《注》引马融曰“桴，编竹木，大者曰筏，小者曰桴。”[47]按照渠树壕壁画“女娲星象”的暗示，应该是“牛郎”(河鼓)乘坐“天桴”渡河与“织女”相会(图四)。后世把做媒叫“作筏”大抵源于此。“天桴”后来被“天津”即民间传说的“鹊桥”所取代。

图三 伏羲女娲天象示意图

“牛郎织女”的故事，可以追索至春秋以前，《诗·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睕彼牵牛，不以服箱。”《毛传》“河鼓谓之牵牛。”[48]《尔雅·释天》“何鼓谓之牵牛。”[49]《史记·天官书》“河鼓”下《索隐》引《尔雅》云“河鼓谓之牵牛。”又引孙炎曰“或名河鼓为牵牛也。”[50]《正义》“河鼓三星……自昔传牵牛、织女七月七日相见，此星也。”

汉唐文献关于“牛郎织女”的记载比较详细。《文选·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51]此诗中的“河汉”就是银河，“牵牛星”就是河鼓，“河汉女”就是“织女”。一般认为《古诗十九首》的年代不晚于东汉[52]，可以认为与渠树壕壁画墓的时代相近或相同。班固《西都赋》“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李善《注》引《汉宫阙疏》云“昆明池有二石人，牵牛织女像。”[53]东汉崔宴《四民月令》“七月七日，河鼓、织女二星神当会。”[54]唐代韩鄂《岁华纪丽》卷三《七夕》“鹊桥已成，织女将渡。”原《注》引东汉应劭《风俗通》云“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55]。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载“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纫，天帝怒，责令归河东。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56]。梁殷芸《小说》记载牛女故事与此略同[57]。早期“牛郎织女”的故事，应该是牛郎乘“天桴”与织女相会，后来演变为“鹊桥”相会，再后来“牵牛”、“织女”星被转移至黄道附近，为二十八宿中的牛宿和女宿所取代。牛宿仍然采用“牵牛”古名，原牛郎星改称“河鼓”；女宿则名为“婺女”或“须女”，原织女星仍称“织女”。星数也由原来的牛郎三星、织女三星，改为“牵牛六星”、“须女四星”[58](《晋书·天文志》)。这一改变的开始不晚于《史记·天官书》的成书年代。

渠树壕壁画星象图为牵牛、织女星的改变，提供了新的证据，图中题名的“牵牛”、“织女”星明显位于二十八宿圈内，黄道穿越南斗的斗柄，继而从“牵牛”、“织女”两宿之间穿过，显然此处的“牵牛”、“织女”已经不再是银河东、西两岸的闪亮明星了，然而其星数仍然保持“三星”，表现出“牛郎织女”由银河两岸向黄道两边改迁的过渡时期特征。“织女”又称“天女”；女宿又称“婺女”、“须女”。《天官书》“婺女，其北织女。织女，天女孙也。”《正义》“须女四星，亦婺女……须女，贱妾之称，妇职之卑者”；“织女三星，在河北天纪东，天女也。”《索隐》“案《荆州占》云：织女一名天女，天子女也。”[59]《开元占经·织女占》引“《荆州占》曰：织女一名天女，天子之女也”；又引“《合诚图》曰：织女，天女也。”[60]综上可知，文献记载的二十八宿中的女宿，是卑贱的须女；银河岸边的织女，才是高贵的天女。为了与壁画星图中的二十八宿题名“织女”星区别开来，我们将女娲头戴的三星称为“天女”星。

女娲穿连河鼓、天女三星，可能与早期的“牛郎织女”传说故事有关。女娲右手执矩，伏羲右手执规，合起来成为“规矩”，涵义当指男女婚姻要合习俗和“规矩”。男女婚姻是人类繁衍的基础，婚姻之神女娲自然被视为人类的始祖。《庄子·大宗师》“夫道…伏戏氏得之，以袭气母。”[61]《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风俗通》曰：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62]关于婚姻嫁娶的“规矩”，文献记载最早是由伏羲、女娲创制的。《绎史》卷三引《古史考》“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礼。”[63]《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皇王世纪》曰：太昊帝庖牺氏……制嫁娶之礼，取牺牲以充庖厨，故号曰庖牺皇。”[64]《拾遗记》卷一“春皇庖牺”载：“于时未有书契，规天为图，矩地取法，视五星之文，分晷景之度，使鬼神以致群祠，审地势以定川岳，始嫁娶以修人道。”[65]上引最后一条明确表述伏羲制定的“规矩”包括“嫁娶”在内。《拾遗记》作者为东晋王嘉(字子年)，去东汉不远，所记应该可以反映渠树壕壁画中包含的一些思想观念。

《淮南子·览冥训》“伏羲、女娲不设法度，而以至德遗于后世。”[66]《绎史》卷三引《风俗通》“女娲祷神祠，祈而为女媒，因置婚姻。”[67]东汉时传说伏羲女娲为兄妹，《路史·后纪》卷二引《风俗通义》“女娲，伏希之妹。”[68]郑樵《通志·三皇纪》引《春秋世谱》“华胥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女娲，故世言女娲，伏羲之妹。”[69]至唐代兄妹关系演变成夫妇关系了。唐李冗《独异志》卷下“宇宙初开之时，止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妇，又自羞耻，兄与妹上昆仑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是烟头悉合。其妹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今人娶妇，用内外方巾花髻为扇，象其事也。”[70]唐代诗人卢仝《与马异结交诗》直接称“女娲本是伏羲妇”[71]。这虽然是比较晚的传说，但在汉代画像中可看到“结草为扇，以障其面”的画面，反映了当时的一种婚姻习俗和观念。

四、“规矩”与“权衡”

天市垣中的星官分两类，一类与城市中的官员有关，如帝座、宦者、侯、宗正等，另一类与度量衡器及市场房屋有关，如：斗、斛、市楼、诸肆等。《开元占经·天市垣占》引“《春秋纬》曰‘天市，主权衡。’”[72]《汉书·魏相传》“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兹五帝所司，各更时也。”[73]所谓“规矩权衡绳”等度量衡器，就是象征市场的各种规则、法则。

除了象征法规之外，星象的形状也与度量衡器有关。“天市主权衡”是《春秋纬》的说法，《天官书》载有另一说法：“南宫硃鸟，权衡。衡，太微……权，轩辕。”[74]轩辕相当于今西名狮子座的头半部，太微西垣相当于狮子座的尾半部；太微东垣相当于今室女座的东半部[75]。渠树壕壁画将伏羲、女娲执“规矩”分属于天市垣、牛郎织女星等，与之相对的“权衡”是太微垣、轩辕星。壁画中没有出现“轩辕”星(权星)，只描画了太微垣(衡星)。伏羲的星象，象张开两脚的“规”。太微星象如同天平(衡)，两边系联秤盘以放置砝码和称量物，“郎位”正好支撑在天平衡杆的中间(图四)。

在实际天象中，“规矩”与“权衡”之间是“杓携龙角”，即由斗杓向下延伸至大角和角宿。渠树壕壁画模仿实际天象，将“北斗”七星，置于“伏羲”和“郎位”之间，也就是东宫“天市垣”和南宫“太微垣”之间，象征天上的街市以“北斗”为中心，左“规矩”，右“权衡”(图五)。

图四 壁画中的北斗与伏羲太微图

图五 “杓携龙角”与天市垣太微垣图

伏羲出现在天市垣，在文献中有蛛丝马迹可寻。《开元占经·天市垣占》引“《石氏》曰：市者四方所乐，帝都之邦，主王之坐，故帝座在市中，圣主之明候也。”[76]《易·系辞传》“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包羲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77]《战国策·赵策二》“宓戏、神农教而不诛。”[78]《淮南子·冥览训》“伏戏、女娲不设法度，而以至德遗于后世。”[79]所谓“不设法度”就是在“成文法”出现以前，依“规矩”(习惯法)管理市场和治理城市。无论是市场官员还是市井器具都离不开“规矩”，伏羲是最早为市场建立“规矩”的人，故以伏羲为天市垣的星神。

五、河伯——日官

渠树壕壁画星图中，有一幅三鱼拉车人物图。有研究者指出，在汉代铜镜纹饰的鱼车人物旁，出现过“何伯”题名，因此鱼车人物是“河伯出行”图[80]。渠树壕星图中的人物，一般是某个星神，鱼车人物图附近没有任何单星或联星可以相当(图一)，似乎“河伯”不是某个星官。鱼车人物图的正上方是太阳，它可能与太阳相联系，应该是“日官”(图六)。《淮南子·天文训》载“日入于虞渊之汜，曙于蒙谷之浦。”[81]古人认为自“日入”至“日出”，太阳潜行于渊谷之中，故以“河伯”为日官。

壁画中的日、月虽然没有题名，但很容易辨识，因为日中画有飞鸟，月中画有蟾蜍。《淮南子·精神训》曰“日中有踆鸟，而月中有蟾蜍。”高诱《注》“踆，犹蹲也。谓三足乌。”[82]有关“日中乌”及“阳乌载日”的传说屡见于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献记载。《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83]。《楚辞·离骚》“羿焉毕(彃)日，乌焉解羽。”[84]《淮南子·本经训》“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乌尽死。”[85]《春秋·元命苞》“阳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乌，乌者阳精”(《文选·左思〈蜀都赋〉》李善《注》引)[86]。《论衡·说日》“日中有三足乌，月中有兔、蟾蜍。”[87]有学者从观测资料认证史载所谓“日中乌”是指太阳黑子，而“阳乌载日”是日全食时的日冕[88]。

在壁画的太阳和鱼车之间，有一大块黑云，其中有风师、雨伯等在兴云布雨(图一)。古人不能辨识“天象”与“气象”的差别，把风、雨、雷、电等发生在大气层中的现象也当作“天象”看待，故此在天象图中经常发现风师雨伯、雷公闪母的形象。

壁画中的太阳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位于柳宿至轸宿之间，这里是星、张、翼三宿的范围，这三宿的题名和星象均已脱落，但根据相对位置仍然可以判断太阳既不在星宿，也不在翼宿，而是位于张宿和翼宿之间，应属于张宿的距度范围。

六、洛伯—月官

壁画中画有蟾蜍者为月亮。可见月下有一云车，下有双虎露头，拉着云车。与鱼车人物图类似，虎车人物图附近也没有可以关联的星官，只能与月亮相联系。双虎所拉的云车中，坐有一人，留八字胡须，头戴进贤冠，双手执扇。因本图中已有鱼车人物为河伯，此处的虎车人物可能是洛伯。

关于“云车”，《史记·武帝本纪》载“文成言曰：‘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89]《淮南子·原道训》“昔者冯夷、大丙之御也，乘云车入云蜺，游微雾。”高诱《注》“皆古之得道能御阴阳者也。”[90]《文选·曹植〈洛神赋〉》“於是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冯夷鸣鼓，女媧清歌”；“六龙俨其齐首，载云车之容裔。”刘良《注》“神以云为车。”[91]《庄子·大宗师》“冯夷得之，以游大川。”成玄英疏“姓冯名夷…天帝锡冯夷为河伯。”[92]《抱朴子·释鬼》“冯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为河伯。”[93]上引文献载河伯(冯夷)乘“云车”，壁画中的河伯已乘“鱼车”，则乘“云车”者，可能是与之同类且相斗的“洛伯”。《水经注·洛水》引《竹书纪年》“洛伯用与河伯冯夷斗，盖洛水之神也。”[94]《初学记》卷二十引《归藏易》曰“昔者河伯筮与洛伯战。”[95]河伯既然为“日官”，则洛伯当为“月官”( 图七)。

壁画中月亮在的二十八宿位置，位于危、室之间，应属于危宿的距度范围。用河伯、洛伯来标识日、月位置，是此图的显著特征。日在张宿，是南方七宿(朱雀)中的第五宿；月在危宿，是北方七宿(玄武)中的第五宿，两者互相耦合，相距约180 度，即处在日、月对望的位置，月亮此时处于“既望”(满月)状态。

河水与洛水分开则安流，相会则斗。壁画中河伯与洛伯相对望，可能象征日、月对望的天象。另如日、月相会则合朔，称之为“日月争辉”，这与河、洛相会则“斗”的情形十分类似。农历月初的“合朔”与月中的“既望”月相，是日、月的“黄经差”分别为0°和180°的两个特征位置，用“河洛相望”、“河洛相斗”来形容两者的关系，是很恰当的。渠树壕壁画用“河洛相望”来表现“日月对望”的天象，属于首次发现。

图六 河伯为日官图

七、余论

中国古代把辨识星空称之为“步天”。所谓“星象”就是人们为了“步天”——辨识天上的恒星，把邻近的单星连成一组，依据组星的分布和形状把它想象成器物、动物和人物形象等，所谓“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以便于人们记忆和区分天象。这在早期天文学起源时期是很普遍的现象，人类早期原始宗教一般都认为“万物有灵”，《說文》曰“万物之精，上为列星”[96]；《易·系辞》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97]等，都是“泛神论”思想的表现。

“星象”本身没有多少科学内涵，但有一定的文化内涵。面对相同的天区，不同的民族根据自己的历史文化、宗教意识和风俗习惯等，编造出不同的“星象”和神话故事。现今国际通用的星座名称，如小熊、大熊、天龙、猎犬、牧夫、武仙、仙王、仙后、英仙等，主要出自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中国古代的“星象”除了“步天”(辨识星空)之外，兼有“观象授时”的功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就是“星占”。《易·系辞》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98]根据日月位置来占断吉凶，是“星占”的重要内容，渠树壕壁画用显著笔墨在恒星图中描绘出日月位置，即具有“星占”意义。

太阳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决定了天象发生的季节和月份，月亮位置反映了天象发生的日期。壁画中描画日在张宿，月在危宿，日、月互相对望。《淮南子·天文训》曰“欲知天道，以日为主…六月建张。”[99]《礼记·月令》孔颖达《疏》“六月中，日在张(宿)三度”[100]。据此则壁画描绘的是“日在张宿”、“六月既望”的天象，具体日期是夏历六月十五或十六日，满月之日。

人眼一般不会看到日、月同时出现在天空，满月只有在夜晚才能看到。壁画星图上同时出现日、月并且是满月的图像，不可能是人们对特定日期看到的实际天象的临摹描写，而是完整表现了一个特殊天象。《淮南子》认为这一特定天象有利于人们窥知“天道”，渠树壕壁画星图正是为了揭示这一“天道”而制作的天象图，为我们研究古代科学和传统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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