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艺艺术教育的历史叙事与规律性阐释研究

高 扬 季恵斌

（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辽宁大连116029；沈阳音乐学院，辽宁沈阳110818）

在中国现代艺术教育史上，鲁艺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摇篮，她培养了一大批新中国文艺建设的中流砥柱，穆青、贺敬之、冯牧、李焕之、郑律成、刘炽、莫耶、王昆、成荫、罗工柳、李波、时乐蒙、于蓝等文学家、艺术家都曾在这里学习成长。鲁艺在艺术创作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如音乐作品《黄河大合唱》《南泥湾》《八路军军歌》《延安颂》，文学作品《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民族歌剧《白毛女》，新秧歌《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抗战题材木刻《巩固团结抗战到底》《运草》《彭德怀同志在前线》等等，代表了那个年代最高的革命艺术成就。鲁艺这一骄人成就的背后蕴含着别具一格、卓有成效的艺术教育实践和艺术规律的探索。透过现象看本质，理性化的发现概括、梳理总结其中的艺术教育理念与艺术教学规律，既是一个使之更加系统化、合理化和连贯统一的认识过程，也是一个克服历史和时代的权宜性、功利性和局限性，去粗取精的筛选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全面、清晰、真实地发掘和再现鲁艺艺术教育规律全貌及其时代价值。

一、艺术报国、与党同心是艺术教育的精神标识与价值引领

信仰的坚定性与目标的明确性是鲁艺艺术教育的首要原则，既是红色文化的基因传承，也是中国现代艺术教育的原则坚守和特色所在。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创办的第一所高等艺术院校，鲁艺影响巨大、地位重要，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其区别于同时代国统区、沦陷区艺术院校的根本特征，也为鲁艺艺术教育指明了人才培养与办学发展方向，并以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真切地回答了艺术教育要“培养什么人”和“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

（一）艺术教育要有政治信仰的坚定性

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文艺工作要服从党在一定时期内革命任务的需要，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艺工作的认识，也是鲁艺艺术教育的重要思想来源。延安鲁艺诞生在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特殊年代，宣传与革命成为鲁艺艺术教育的时代特点和历史使命。作为一支重要的“文化军队”，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服从党的指挥是鲁艺艺术教育的特质和政治优势，也是鲁艺身上的符号标签和红色文化基因。“正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铸就了鲁艺的脊梁，是鲁艺精神形成的中坚力量。”〔1〕

培养抗战急需的艺术工作干部是抗战时期现实而又迫切的需要，在这一历史时期，鲁艺教育方针虽然几经调整与修订，但是“培养艺术工作干部满足抗战需要”的大方向始终没有改变。实际上早在抗战爆发前，中共中央就已经注意到了文艺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在1936 年11 月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大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革命要有文武两双。为此，他分析说，现在不但要武的，也要文的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要做到文武双全，要“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2〕。锤炼自己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这就为鲁艺艺术教育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和切实可行的路径。鲁艺艺术教育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毛泽东提出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目标，并帮助中国共产党夺取并掌控了意识形态领导权，完成了意识形态整合与统一，实现了工农兵文化启蒙，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思想、文艺发展及其艺术教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客观地看，鲁艺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到位。虽然鲁艺的过去已成为历史，但鲁艺的精神和艺术教育并没有随着时光而消逝，鲁艺艺术教育关于艺术教育的实践为后来的艺术教育的开展树立了榜样，积累了经验，至今依然具有很大的指导、借鉴价值，作为一种红色文化传承愈加显得弥足珍贵，对当今艺术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革命文化是培养时代新人的最好营养剂，这既由于革命文化是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集中体现，更在于革命文化能够在理论、精神和实践的统一中，给予时代新人饱满的正能量。”〔3〕这就需要把鲁艺精神和艺术教育规律的探索与当代艺术教育教学相结合，指引艺术教育发展的方向。

（二）艺术教育要有服务目标的明确性

艺术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作为人类的意识形态，是对现实的反映，但这种反映是一种能动的反映，作为一种审美反映是反映现实与超越现实的辩证统一。艺术家对现实的反映是一种有选择的反映，“在意识对现实的反映中就进行了一种决定人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选择，而其余的则完全或者至少部分地被忽略、被排斥到背景中去了”〔4〕。比如原中央美术学院院长、鲁艺美术系第三期学员古元创作的两幅木刻作品《圣经时代结束了》和《逃亡地主又归来》，无不是在反映着时代的变化。这就是艺术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也是艺术作为工具理性的体现，延安鲁艺的最高理想就是一切为了争取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一切艺术教育都要围绕着这一目标、为了这一目标。为此，作为鲁艺的发起人，毛泽东对鲁艺这所艺术院校的成立与发展倾注了巨大热情，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重视文艺工作的基础。在鲁艺成立不久的两个月时间里，毛泽东就先后两次亲临鲁艺，并发表了著名的《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毛泽东曾经自豪地指着鲁艺山坡上的几孔窑洞说:“不要小看这几座窑洞，将来也许它要成大气候呢! ”〔5〕

延安时期的艺术教育,作为人才战略的一部分，既是形势所需，又是革命战争的战略一环。艺术教育的工具价值理性得到了极大的突显——鲁艺就是要把文艺作为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战斗的武器，发动群众，教育人民，共同对敌。鲁艺的诞生本身就是为着革命的需求，为着革命的宣传需要，因此，鲁艺与革命有着天然的血缘与姻亲关系。鲁艺的办学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把文艺作为动员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培养文艺人才，走向民众、走向前线，歌唱英雄、鼓舞抗日，在教育人民的过程中，也把自己培养成为合格的抗日战士。一批又一批鲁艺的学员高歌着“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踏着鲁迅开辟的道路，为建立新的抗战艺术，为继承他的革命传统，努力不懈”〔6〕而走向前线，奔赴战场。毫无疑问，艺术是“工具”，发挥其“宣传与鼓动”作用是延安鲁艺办学的最重要、最直接目的之一，也就是说，鲁艺艺术教育是革命的组成部分，革命是教育的内容，艺术是革命的工具。

有比较才有鉴别。如果把鲁艺和国统区，或者国外的艺术院校相比，鲁艺的艺术教育则显得特色鲜明，这个最为鲜明的特色就是强烈的艺术报国的战斗精神和救亡意识。作为一所服务于政治的战时学校，鲁艺将文艺的实用价值发挥到了极致，师生下农村、上前线，自觉地将所学的文艺技能熔铸到抗战烽火之中，自觉地将艺术融入报国、救国的伟大实践之中。可以说，艺术教育是动态的系统工程，不是静观论道式的教育，而是“游于艺”式的教育，具有实践性和创造性。艺术教育的重要功能就是要适应时代的变化，满足不同时代的不同需要。这是由于艺术能够点燃人的心灵之火，对人的教育激励作用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的，它不仅能够娱乐身心，更能够帮助人战胜困难。鲁艺的艺术教育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经历了残酷的血与火的洗礼，更是中国乃至世界艺术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迹。虽然我们早已告别了战火纷飞的年代，但鲁艺精神和艺术教育的精髓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湮没，在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人们依然需要继承鲁艺的艺术教育的经验，发扬鲁艺精神，开拓创新，深刻铭记习总书记所教导的“坚持培育优秀艺术人才战略，让众多的艺术人才走出校门，服务社会……站在时代前沿，谋求文化创新”〔7〕。

二、健全人格、全面发展是艺术教育的本质属性

艺术是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艺术教育能够提升人的境界、陶冶人的情操，并最终促进人的个性发展和人格的完善。坚持和突出艺术教育的人本价值，是鲁艺对艺术教育本质属性的深刻体悟和不懈的坚守。

（一）艺术教育是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人类历史长河的每一个关键时刻，艺术都给人以鼓励、希望和勇气。艺术与民族精神息息相关，即便是原始社会的人都会在他们的器物上进行艺术的创造。很难想象没有艺术和艺术教育，一个民族会是一种怎样的精神面貌。可以确切地说，艺术教育是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人的精神培养和塑造的利器，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类的精神想象和对戏剧性情景和目的性需求，并成为改善人类潜力和完满实现的领域。以审美为核心的艺术教育是人类社会独特的精神现象和生命律动，是人类精神世界重要的存在方式，既是对人类精神需要的满足，也是人类健康文化心理的建构。艺术教育不仅提升了人的精神境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的成长成才以及人生道路选择，艺术教育与品德培养和知识学习是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就像人们学习音乐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背诵诗歌，学会唱歌、跳舞，而是为了陶冶情操，摒弃一切陋习。正如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柏拉图所说的那样，学习音乐是为了“用旋律和曲调培养一种和谐的精神”〔8〕。延安鲁艺的艺术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艺术育人理论的创造性实践，既有精髓的把握，也有适应抗战救亡的时代需要和延安艰难匮乏物质条件的应对。

抗战时期延安的物质条件非常艰苦，一位到访过延安鲁艺的美国作家，也是蜚声中国现代史的作家——《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对鲁艺的艰苦的办学条件进行了细致的叙述：“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9〕鲁艺艺术教育内容是很全面的，从教学内容来看，有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个系，课程分为必修课与专修课。必修课是面向全院学生展开的，设有社会科学、哲学、艺术论、中国文艺运动史、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课等。专修课根据不同系别开课，这些课程在以往的艺术教育中是不存在的。艺术教育的开展提升了学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也提高了他们以艺术为抗战、为民众服务的热情和本领。他们经常到各机关、学校、团体去作各部门的指导与教学，如排戏、教歌或者组织晚会等，为延安文艺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艺术教育是精神的陶冶，也是审美的感知、技能的培训和提升、感性化的精神活动，目的就是要满足人对美好生活的心灵向往和精神愉悦，以便能够在人的精神享受中感悟生命的本质和意义，在潜移默化中提振精神的境界。艺术对人的激励教育作用是难以估量的，这正是艺术教育的最重要作用之一。艺术的力量无时无刻不在体现，鲁艺音乐系第四期学员孟于回忆，鲁艺离开延安后，他们给国民党战俘演出《白毛女》，经常发生士兵们看完了《白毛女》后，马上脱下国民党军装参加解放军的情况。杨成武司令员曾经给他们写信，告诉他们：士兵们看了歌剧《白毛女》后战斗打得英勇无比，这是因为他们的刺刀尖上带了文化。

（二）艺术教育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它以培养人为最终目的，与其他社会活动有明显的差异性。艺术教育通过自身强烈的感情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推动人的健全发展，并促使人追求真正价值和价值理想，最终指向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我控制、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

艺术教育是一种化育、一种感化，目的是要培养对美的理解和感悟以及由此而萌生的系统的知识性和艺术创造性。1939 年4 月，丰子恺先生在广西宜山浙江大学讲授“艺术教育”课程时就明确说明：艺术教育与道德教育、科学教育构成了鼎足之势，三者是一个有机整体，缺一不可，“科学教育致知，道德教育励心，艺术教育陶情”，精神境界的提高，完美人格的培养，需要三方面教育共同发挥作用，否则“教育缺一方面，亦不能造成圆满之人格”。而艺术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心灵的感化，“感化者，使人心悦而诚服也”〔10〕。可见，艺术教育如同春雨一样，润物无声，潜移默化地教育人、感动人、提升人、转变人，让人情不自禁而又不知不觉地被感染、被吸引，不像简单说教那样强制灌输，话语轰炸。它与人的天性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契合，因为人的感觉是动态的、丰富的、有机的，每个人对同样事物都有不同的感受，任何规定性的情景描述都不可能穷尽对感觉的捕捉和表达，而艺术就是以一种与感觉相吻合的形式表达出来，就像一位教育学家所说的那样：“艺术对智慧和心灵产生综合性的影响，因为它的影响可以触及人的精神的任何角落，从而造成完美的个性。”〔11〕

为了更好地发挥艺术教育的感染力、凝聚性和润物无声的功能，鲁艺除了在内部教学中试图对学生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培养外，还随时随地发挥艺术寓教于乐的政治动员与宣传教育的功能。他们通过写戏、排戏、演戏，充分发挥艺术教育人民、启迪思想、鼓舞斗志、苦中求乐的全面育人功能，而鲁艺师生创造的艺术精品在传播中起到了教育人民、感染群众、鼓舞斗志、提升抗战胜利决心的作用。在音乐方面，鲁艺师生创作了一大批脍炙人口、流传广泛的民族音乐精品，如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更是中国现代民族音乐的典范之作。从重庆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副主席在听到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后，曾经满怀激情地题写道：《黄河大合唱》“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著名美学家蒋孔阳在回忆他在抗战时期的一段亲身经历中曾经动情地说道：“就在我初中读书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国土沦丧，民众四处逃难，我们所在的学校来了两位抗日宣传队的队员。这两位抗日宣传队的队员先是把全校师生们都召集在一起，没有讲任何一句话，只是动情地演唱了《流亡三部曲》。在唱《松花江上》的时候，全体师生精神愤懑，无不感到国家沦亡的痛苦，而在唱《打回老家去》的时候，全场情绪高涨，振臂高呼抗战到底，还我山河等口号，所有人都被感染了，所有同学都沸腾了，以至于现在都不能忘记。”〔12〕艺术的感染力和教育功能可见一斑。19 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就曾说过，戏剧是一座巨大的学校，它负有深刻使命，它能够一下子给整整一大堆人，成千上万的人上一堂有益的课。鲁艺在如此艰难困苦中开展艺术教育更突显了艺术教育不可或缺的价值。“鲁艺精神是使人回归于人，充分展现人的本性。”〔13〕由此可见，艺术和艺术教育是通过以情感人、潜移默化、寓教于乐等方式，给人以思想、品德、审美方面的教育，具有其他学科难以替代的功能。艺术教育的最大功用就是通过提高人的审美能力，使人获得更丰富的精神陶冶，艺术被誉为是打开所有知识与高尚行为之门的钥匙。英国思想家培根曾经说过，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艺术，人类生活的乐趣将会失掉一半，人类文明的光彩也将随之消失另一半。鲁艺及其以后开展的艺术教育，再次证明了艺术教育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正如一位教育学家所说的那样，凡是没有艺术介入的地方，就不能称之为教育。因为面对人这样生动复杂的个体，教育不能以把人培养成严格按照灌输的知识和规定程序行事的机器为目标，它的巨大价值在于促进人格的完善和人的全面发展。

三、专业正规、灵活多样是开展艺术教育的基本范式

艺术具有自然流露与刻意而为的双重特点，艺术教育则是将艺术与人生、情感、文化、科学认识等联为一体的教育，也是促进音乐、绘画、雕刻、视觉艺术等之间相互联系的教育，目的是要全面有效地提高人的艺术创造能力和文化素养的提升。鲁艺在艺术教育的特殊性与专业性上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探索，并最终摸索出了艺术教育较为普遍适用的规律。

（一）专业正规是艺术教育的立足之本

艺术教育有其特殊的专业属性，用丰子恺先生的话说，艺术教育就是“眼与耳之教育；眼与耳乃精神摄取营养之入口，”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之所在〔14〕。这就是艺术教育特有的表现手法和工具，具体地说，视觉艺术中的组合将线条、形状、色彩、结构和模型复合成建筑、雕塑、绘画等，而音乐的旋律则是流动的、立体的并诉诸人听觉的，它虽然无法给人以具体可感的形象，不能给人以色彩的明示，但它同样能反映现实，能够以旋律的高低走向，节奏的快慢变化，肢体的饱满与空洞，音符的拖延与戛然而止来表达内心对世界的感受，音乐艺术就是利用旋律、和声与节奏、速度制作出歌曲、合唱曲、协奏曲、四重奏和交响曲等，为此，德国著名思想家歌德曾经非常精辟地说道：“艺术并不打算在深度和广度上与自然竞争，但它有着自己的深度，它借助于在这些表面现象中建设合规律的性格，尽善尽美的和谐一致，从而将这些现象的最强烈的瞬间定型化。”〔15〕可以不夸张地说，艺术教育需要极强的专业训练和培养，艺术教育的专业正规是不言而喻的。鲁艺的艺术教育在抗战时期尽管困难重重，但在艺术教育的正规专业方面还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在鲁艺成立之初的1938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广大敌后展开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迫切需要让全国人民了解，以便能够振奋民族精神，全面投身于抗战之中。为了满足抗战的迫切需要，鲁艺师生克服重重困难，不拘一格，主动缩短学制以满足抗日前线和后方对文艺干部的急迫需要，几个月短期培训的战时人才培养模式应运而生。周扬担任鲁艺副院长前后，全国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这种形势下，鲁艺便开始了由短期培训向正规化过渡。鲁艺正规化的培养方式使学员与教师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获得短暂的但又相对稳定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在这种条件下，正规化、专业化的艺术教育得以较为全面、系统地开展，以音乐系为例，专业技术课除了视唱、练耳，还新增了和声学、对位法等〔16〕。从中可以看出鲁艺的艺术教育不断朝着正规化、专门化的方向发展并呈现出一种“应时所需，渐趋专业”的特点。正因为这样，一批高素质的艺术专业人才也由此得到培养，从而脱颖而出。这些学员在抗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创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抗战热情和决心。

但延安时期毕竟是抗战时期，即便是在战略相持阶段，大大小小的战斗也是一刻不停地在进行，对抗战文艺人才的总体需求和文艺人才短缺问题没有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鲁艺的正规化艺术人才培养，难以适应战争时代的迫切需要，正规化、专业化艺术人才培养模式受到了相关领导和部门的批评，并对“鲁艺”的艺术人才培养提出了改进意见，主要就是要从“关门提高”走向“与工农兵打成一片”。后来鲁艺人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检讨和反思，认为“闭门提高”是不可取的，是艺术教育狭隘性的表现，也不可能实现艺术的真正提高，但艺术教育的正规化、专业化提高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正如有的鲁艺人所说的那样，正是有了那段难得的正规化、专业化的艺术教育和培养，很多同学在诸多名师的指导下，读了很多书，受到了严格的艺术技能的培养和训练，业务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为以后的工作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又红又专的作家、音乐家、戏剧家、美术家、表演艺术家、新闻骨干、文化行政管理干部”。这些鲁艺培养的优秀艺术人才“遍布全国各地”，〔17〕为新中国的艺术发展和艺术教育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鲁艺艺术教育的正规化、专业化的培养方式为新中国输送了大批文艺骨干和文艺干部，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

总之，艺术教育的本质集中体现在艺术以其独特的审美方式把握世界，正因为这样，如果艺术教育不具有专业性、审美性，艺术教育的特质就会大打折扣，就会与其他学科相混淆。进一步说，如果没有专业性、审美性的特质，即便是诸多属性相加，也不会是真正的艺术教育。“艺术活动是人类有意识地、自觉地创造审美价值的活动，艺术以创造审美价值为主要目的和根本目的——这是艺术与非艺术相区别的根本标志。”〔18〕

（二）灵活多样是艺术多样统一的内在需求

艺术具有多样统一的内在规律，艺术教育则是一个由表及里、由低到高的循序渐进的连续统一的过程，那么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式必然是不拘一格、丰富多样的。艺术教学方式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是由艺术教育的本质决定的，同其他学科相比，艺术教育不是以纯粹的知识传授为根本目标，它要发挥人的艺术天赋和潜能，创造出经得起时代检验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所以创造性是艺术教育实践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鲁艺这一时期的艺术教育的教学方法是因地制宜、因陋就简、不拘一格、灵活多样。鲁艺没有采取通常的那种填鸭式的教学法，而是根据培养战时文艺人才的需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教学方式，把知识学习与艺术培养、把革命需要与战场鼓动、把艺术人才和革命战士培养统一起来，在课堂上学习，在战场上学习，在劳动中学习，在舞台上学习，在和人民群众一起时学习，面向火热的战斗和生活，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把握艺术人才的教育培养规律，具体分析学员的特殊性。把促进不同人的创造性发展的教学内容，具体落实为以学生各自发挥所长为主体，以教师的讲解指导为辅的教学模式，遵循艺术教育教学与艺术人才的成长规律，从教与学两个方面，采取有针对性的方式方法。从教师方面来看，教师要力争把握好学生学习的重点和难点，做到艺术教育中教与学、学与用、教与做的有机统一，努力提高艺术教育教学的时效性；在学员学习方面，力求实现学生的主动自主学习与集体互帮互助学习、课堂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根据具体分析矛盾特殊性原理，采取各具特色、形式多样的互帮互助学习活动，各个小组还会不定期地举行各种各样的讨论会、交流会。课余之际，学生们还可以根据兴趣组织或加入社团和沙龙，“学习中的难题、生活里的烦恼、前方的战争、延安的新闻、青春的欢乐和未来的憧憬，都是他们谈说议论的话题”〔19〕。因此说，鲁艺艺术教育极大地突出了教育方式的灵活性、多样性、实践性，虽然条件简陋困难，但在培养人的主体意识方面毫不逊色，并从中揭示了艺术教育的真谛，即人是作为精神和意识活动的主体而存在，实践活动是人的主体性得到最完整状态的体现。因此，鲁艺在艺术人才培养方面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人的主体性与客体性实践的有机统一。

由此可见，艺术是生命的诠释，与人类的生命同步，在漫长的生命中感受到了千变万化和丰富多彩，由此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教育方法。正是由于鲁艺卓有成效的艺术教育探索，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短短几十年里培养出的许许多多、方方面面的革命需要的艺术人才，创作出了一大批催人奋进、脍炙人口的优秀艺术作品，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当时抗日战争的时代要求，而且在教育军民、团结军民、鼓舞军民等方面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四、出人才与出作品是衡量艺术教育水准的重要尺度

艺术作品和艺术家是艺术教育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也是衡量艺术教育水平高低的两大尺度。艺术领域是意义的领域，以想象的表现方式诠释世界的意义，尤其是展示那些从困境中产生的、人人都无法回避的所谓“不可理喻性问题”，诸如悲剧和死亡等等。艺术作为破解这些问题的秘诀，使人的境界得以升华，精神世界得以拓展，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成为了人类永恒的家园。这些意义的诠释将通过高水平人才以及高质量的作品得以展示和判断。

（一）高水平艺术人才的带动性和示范性

人才在各项事业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关系着事业的成败，所谓“得人才者得天下”。艺术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引导和培养文明人的艺术感觉，一种能够运用艺术语言从事艺术交流、表达审美能力和在鉴别艺术作品的价值时所表现出来的、必不可少的艺术鉴赏力和艺术评判能力。高水平人才在艺术教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能否培养出高水平的艺术人才，则是衡量艺术教育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鲁艺之所以能够在当时以及后来的国内外艺术教育中赢得巨大的声誉，一个最根本的“硬道理”就是在鲁艺培养出了一大批高水平艺术人才。

艺术教育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挖掘人的艺术潜能、想象力和创造性，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地开展。在这方面，延安鲁艺创造性地开展了艺术教育的实践和探索，为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广阔自由的空间，从而培养了大批艺术人才。延安鲁艺就是得人才者得天下得胜利的典范和楷模。这一时期鲁艺聚集了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青年和方方面面的人才，在音乐系由著名音乐艺术家和有志青年组成的教师队伍格外引人瞩目，其中包括音乐家冼星海、吕骥、向隅、李焕之、安波、马可、郑律成等，他们于1940 年前后从全国各地，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和理想追求，冲破重重阻挠和困难，毅然决然地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来到朝气蓬勃的鲁艺，成了一代鲁艺人的楷模和榜样。可见，艺术教育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并没有与物质条件成正比，也就是说，不是物质条件越好，人才培养的水平越高、数量越多。延安时期的鲁艺，地处偏僻的西北一隅，穷乡僻壤，交通闭塞，物质生活条件极度困难。尤其是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对共产党和日本对华政策都作出了很大调整，国民党和日本都加紧了对边区延安的经济封锁，给延安的军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毛泽东就曾说过当时边区延安的困难状况：“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20〕但就是在这样严峻的困难和挑战下，延安时期鲁艺的艺术教育依然弦歌不辍，迎难而上。鲁艺的美术系几乎只能开展木刻方面的教学和创造。因为美术创作需要的纸张、颜料、画布等在当时的延安根本无法找到，但进行木刻的材料倒是非常容易找到，而木刻所需要的纸张和油墨在延安也能生产。再加上木刻可以一版多印的特点，更能适应广泛宣传的需要，所以，鲁艺时期的美术系被人们戏称为延安鲁艺“木刻系”。即便如此，鲁艺仍然能把高水平人才在艺术教育中的带动引领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如鲁艺美术系的古元被徐悲鸿誉为“乃中国共产党的大艺术家”“其作品为世界艺术竞争的选手”〔21〕，正是以古元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艺术家创作的木刻作品被国际友人传播到世界舞台，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赢得了更多的同情与支持。为此，毛泽东曾经自豪地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22〕仅在美术方面，鲁艺包括东北迁校以来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据相关专家统计，在中国画方面培养的艺术骨干有王盛烈、王绪阳等；在油画方面有韩乐然、金剑啸等；在水彩画方面有富育、赵云龙等；在雕塑方面有王熙民、曲乃述等；在书法和篆刻方面有沈延毅、沈鹏等；在版画方面有晃嵋、陈尊三等〔23〕。

所以，艺术教育要重视每一个人的潜能，不能以所谓的特殊艺术才能或缺乏艺术细胞埋没人才。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拥有特殊的艺术智能，相对于身边的其他人，他就是唯一的、特殊的人，需要被特殊的对待，艺术教育就是应该给每个人提供适合他自己的自我发展的机会，让每一个人都切实感觉到自我在艺术活动中的独特的存在价值。鲁艺的艺术教育没有对学员有特别的挑剔，在不自觉中践行着基本的艺术教育规律，既有人才自身的培养，也有努力的发掘训练，人无弃才，各得其所。同时在艺术教育中，师徒相承的主观成分在教育过程中的比例大，宫商角徵羽、手眼身法步，不同艺术流派的形成正是将这种主观成分合理化、固定化后的成果，再次印证了梅贻琦先生“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论断。鲁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印证了高水平人才培养是艺术教育硬道理的重要判断标准，这条规律性结论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曾任鲁艺音乐系主任、著名作曲家家吕骥晚年曾经这样评价鲁艺艺术教育的地位和影响，他认为鲁艺在艺术教育上进行了艰苦又有益的探索和实践，走的是一条独具特色而又崭新的艺术教育之路，为我国艺术教育的开展创建了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的艺术教育体系。“她的工作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都作出了贡献，她的经验是有价值的。”〔24〕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把艺术家称赞为“预言家”，把他们的艺术成果当成为人类精神的引领，认为正是艺术家才“开辟道路，指引方向，走在了时代的最前头……艺术家是构造一种文化的强有力的国王。”〔25〕高水平的艺术人才，无论是为人民的利益登高一呼，还是个人对人性和生命的感悟，都是在试图高举艺术的“火炬”，引领民族在追求自然和自由的道路上，与时代同行，与党和民族的发展同向而行，不断求索、不断前行。

（二）高质量艺术作品的感染力和生命力

艺术作品是社会生活在艺术家头脑中的反映，也是艺术家个人的天才创造,对人们认识社会、认识历史、认识人生具有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难以替代的功能。比利时著名版画家麦绥莱勒就曾说过：“假如世界没有艺术家、油画家、版画家、建筑家，我们对昨天将一无所知，是他们用形象将历史告诉未来。”〔26〕艺术教育就是要用优秀的作品教育人、感染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优秀作品成为高水准艺术教育的最好诠释。脍炙人口而又跨越时空的优秀艺术作品让鲁艺艺术教育实至名归。

艺术是人造的符号系统，绘画、雕塑、建筑、园艺、音乐、舞蹈、诗歌、戏剧等门类样式尽列其中，由他们构成的审美财富，可观、可听、可读、可感、可享，不仅能够营造艺术化的生活环境，而且可以为生活其中的人提供享受审美福利的机会。好的艺术作品具有情感、道德的感召力和精神上的启蒙作用，在揭示人性的善恶、生活的美丑和现实的真假过程中，使人在大彻大悟的同时，获得了认知、伦理和审美上的成长。艺术创作是艺术家基于自身生活的创作，这种创造具有一种公共性，与每个艺术家个性息息相关。艺术家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中带给欣赏者不同的内在感受，欣赏者借艺术家的眼睛“看”，借他们的耳朵“听”，借他们的心“读”，在听、看、读的过程中，在人与人、人与艺术的交流中，艺术作品成为人性中深刻而复杂的一种行为和形式，达到了人与人的相互理解和交流。

衡量艺术作品的基本标准就是时间性和原创性。著名艺术家卓别林曾经说过，时间是社会最大的作者，他能给每个人写出完美的结局，同样也能给作品以客观公正的评价。只有经过时间的洗礼和检验，才能确定一部作品的伟大和价值；经不起时间检验的，不论在当时多么的轰轰烈烈，那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作品的原创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再好的模仿也是模仿。原创性蕴含了个性、新颖性和意味的庄严性，是创作生命的标志。延安鲁艺之所以享有盛誉，一个最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感人至深的作品，尤其是在音乐创作方面独树一帜，成绩斐然。这些优秀艺术作品极大地鼓舞和提升了人们杀敌的勇气和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信心和勇气。

作品是艺术家精心创造的结果，其外观在体量、色彩和质地等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的视觉冲击效果，这种效果就包含了作品构成的三个层次，即：艺术作品是人造的特性、是“有意味的形式”和具有表现形式〔27〕。艺术家通过与周围环境的接触以及想象的力量，形成了自己的综合性现实意向。好的作品之所以感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反映大众的心声、时代的召唤和历史的责任，这些要素构成了艺术的直觉与想象，并经由材料的外化而成了艺术。在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延安鲁艺的师生们深入生活、反映时代、讴歌英雄、鼓舞人民的优秀文艺作品反映了人民的心声，时代的召唤，就像鲁艺学员李劫夫创作的那首《歌唱二小放牛郎》，至今依然感人，催人泪下，这些优秀作品成为广大群众手中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精神武器，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和艺术教育事业作出了双重贡献。

可以说，艺术是人类的专利，和人类的其他实践活动一样，本身也反映了人类力求认识自然和自身的倾向和意图，一部好的艺术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时代的精神风貌。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密不可分，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一个社会只有同艺术结婚，才能生出文化之子；如果与艺术离异，只能导致野蛮，这个社会随之就会退化为文化的沙漠。今天的艺术教育依然要传承鲁艺的优良传统，以适应人民和时代要求的社会责任感、追求精神产品深刻性与感染力的创作态度，创作出大量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精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总之，鲁艺的历史，既凝聚生成了鲁艺精神，也隐含孕育了独具特色的艺术教育规律。历史的脐带喂养着昨天，也连襟着今天。传统虽然是不可缺少的，但也是不完美的，它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需要人们的改变。鲁艺艺术教育的实践和历史虽然是一座教育的精神富矿，但同样需要发掘、挑选，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时代服务，为当今的艺术教育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