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大运河镇江段的水源管控

向明 郝宝平

摘要：中国地形西高东低，决定了大江大河自西向东、百川归海的自然流向，但中国大运河是南北走向，因此大运河的水源总体来说是个大问题。镇江地处大运河“咽喉”部位，中唐以前长江的入海口在镇江一带，且有练湖作为水柜，此段运河的水源总体不成问题。到了宋代，入海口东移，河道泥沙淤积，练湖治理不善，大运河镇江段的水源管控引起了中央政权的高度重视。宋朝政权不仅修建了大运河镇江段的水闸，还修治练湖、疏浚河道，为保障大运河“咽喉”处的通畅，在工程技术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

关键词：宋代；大运河；镇江；河道；江南运河

中国大运河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对于它的文化阐释多元且丰富。大运河镇江段因处于江河交汇之处，且留下的文化遗产非常丰富，故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总体来说，既有研究已认识到了大运河镇江段的重要性，但因对大运河镇江段地形认识不足以及对工程技术创新的认识不够，因而在文化阐释时就出现了重点不明的现象。对大运河上的桥梁以及文化旅游等关注较多，反之对水源管控等工程技术领域的问题却很少论及。因为地势高，大运河镇江段的水源有与生俱来的问题，也有后来逐渐滋生的问题。具体而言，隋炀帝开通大运河后，镇江段的水源总体不成问题；因为隋代打下的基础，唐代政权继承并充分利用了这些水利设施，除了河道的疏浚外没有进行过太多的修建和改建；但是到了宋代，中央政权对此段的水源管控的重视度大大提升。这是为什么？又是如何进行管控的？这既是讨论大运河镇江段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基础性问题，也是探讨中国大运河文化的一个重要专题。

一、水源问题

隋炀帝开通大运河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大运河镇江段的水源问题并不明显。到了宋代，这一问题凸显，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首先，入海口东移。隋朝开通的大运河既然要沟通南北，就要穿越长江。为了与运河扬州段的入江口对应，遂在江南将原来由丹徒口承担的运河入江口改成了京口，京口和丹徒口之间且有一条东西相连的河道。入江口的调整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丹徒水道入江口位于入海喇叭口的外侧，江口宽阔，舟行险情较大，而迁至京口，则处于海口内侧，舟行险情减小”。[1]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地理问题，是很长一段时间长江的入海口是在镇江这一带。正史有生动的记载：“南兖州镇广陵……土地平旷，刺史每以秋月多出海陵观涛，与京口对岸，江之壮阔处也”。[2]这时，虽然大运河镇江段的地势高于长江，但入江口靠近入海口，江潮的频率和水量都跟得上，运河的水源整体也就不成问题。从唐中期开始，入海口东移，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建成“京口埭”就说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大运河镇江段水源的稳定性出现了问题。长江入海口东移，最终定在了南通、常熟这一带。“北宋开宝八年（975年）八月，宋军占领润州，十月，宋廷下诏改镇海军为镇江军，这是镇江得名的开始”。[3]镇海军改名镇江军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这一转变。这样一来，对大运河镇江段而言，江潮的频次和水量就显得不足了，水源问题便成了一个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

其次，河道泥沙淤积。宋代大运河镇江段主要分为入江口到丹徒口以及丹徒口到丹阳两段，前一段的水源格外依靠江潮，后一段的水源更依靠丹阳的练湖。入海口东移后，大运河镇江段尤其是京口到丹徒口之间因为江潮频率和水量减弱，大量泥沙涌入河道。更有甚者，江南运河和长江交汇自东向西有几个备用交口，江潮进入有先后，在关联的河道内又会南北分流，水流相互对冲，也导致泥沙淤积。“宋代在京口、丹徒二闸以东，还有谏壁、孟渎等港同样起着引潮济运的作用。但这些港口都在京口港之东，更近长江口，潮水都比京口港先至，潮水至时，水面高出运河水面，并因这些河港皆垂直进入运河，潮水进入运河后，往往会南北分流，北流潮水与京口潮相遇，相互顶托，泥沙更易于淤淀”。[4]

最后，练湖遭破坏。练湖地处丹阳北面，主要是依靠长山80多处溪水汇聚而成，算是大运河镇江段尤其是丹徒口到丹阳段的水柜。保护得好，就能发挥防洪、灌溉和济运之效。若管理不善，则会问题丛生甚至后患无穷。隋唐之际，练湖也出现过管理不善的问题，但不触及根本。到了宋代，这一问题凸显。《宋史·河渠志》记载，乾道七年（1171年）大臣上书朝廷，全面论及了问题的严重性：“丹阳练湖幅员四十里，纳长山诸水，漕渠资之，故古语云：‘湖水寸，渠水尺。在唐之禁甚严，盗决者罪比杀人。本朝浸缓其禁以惠民，然修筑严甚。春夏多雨之际，潴蓄盈满，虽秋无雨，漕渠或浅，但泄湖水一寸，则为河一尺矣。兵变以后，多废不治，堤岸圮阙，不能贮水；强家因而专利，耕以为田，遂致淤淀。岁月既久，其害滋广”。[5]

因为上述三大主要原因，宋代大运河镇江段的水源管控就成了一个重要且棘手的问题，因而需要在工程技术层面创新作为。

二、设置澳闸

大运河镇江段的水源管控，旨在让运河河道保持一定的水位，保证运船通行。此段地势高，持久做到这一点是不易的。就北端而言，如果不控制入江口，运河水就会一泻而下。为此，在唐中期，大运河镇江段上的水源节制工程就采用了堰埭技术。“开元二十二年，……乃于京口埭下直趋二十里，开伊娄运河二十五里，渡扬子，立埭”。[6]到了宋代，缺水問题更加突出，堰埭工程已满足不了节制水源和保障船只安全快速通行的要求，于是增设水闸，此为重大创新工程。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知润州林希奏复吕城堰，置上下闸，以时启闭。其后，京口、瓜州、奔牛皆置闸”。[7]设闸之后，也开始重视对闸的后续修缮与完善。庆元五年（1199年），“两浙转运、浙西提举言：‘以镇江府守臣重修吕城两闸毕，再造一新闸以固堤防，庶为便利。从之。浙西运河，自临安府北郭务至镇江江口闸，六百四十一里。”[8]

闸的设置是为了控制运河水量，以提升船只的通行效率和安全性。用闸来节制水源，效果是明显的。江潮上涌时，开闸引水，水满闭闸。徐松在《宋会要辑稿》中记载了这一工程技术的完美之处：“常、润之间，旧有名湖水利数处，皆可注之于河。又有大江大湖之水可引而入，为之闸堰。如江水则有潮汛之候，每月遇大汛，则开闸放水入河，水及然后下闸。如湖水则不拘汛次，遇支港阙水则引湖水而入，河水有阙则引支港水而入。况又有天雨，可及运河，安得而涸乎？”[9]闸比起传统的堰埭工程，最大特点是其具有灵活性，有启闭的功能。对船只而言，过闸比过堰埭更为方便快捷和安全。

闸可以调节运河的水量，水量在一定幅度内波动，只要有效发挥闸的功能，就能保障运河的基本水位。但在机械化水平低下的宋代，闸的启闭同样是个工程问题，如何保障船只进出闸的效率呢？设置澳闸是更大的创新。设置在闸旁边的澳具有蓄水的功能，可以利用澳中之水调节闸中之水，提升船只过闸的效率和安全性。从工程视角来看澳闸运行，可见时人问题意识明确以及构思严谨。首先，澳闸是个闸，基础功能是发挥过去堰埭蓄水、控制水位的功能，也就是说澳闸一定设置在河道的重要节口，此点若不设闸，运河水就会一泄了之。其次，既往船只通过堰埭，要用人工盘坝拖船，澳闸设置的出发点既是为了减少人工拖船对船体的损伤，也考虑到了通船的效率和安全。为此，澳闸能容纳若干艘船只，一批船只进闸后，方才关闭后闸、开放前闸。每一次关闭后闸、开放前闸的过程，都有可能造成复闸之间河道水量的流失，导致闸内船只搁浅，因此在过闸河道的旁边设置一个储水之“澳”，且“澳”和主航道之间同样用闸来调节水位。由此可见，澳闸是一个科学严密的局部调水系统，多级相通且能实现科学管控。后人描述这个可以进水、可以防水，“以闸控制，调节运河水量，保证航船通行的设施，给它一个名字，就叫澳闸”。[10]

大运河镇江段在北端京口设置澳闸，《至顺镇江志》中收录的《重建京口闸记》一文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大运河镇江段在南端吕城也同样设置了澳闸，此地处于江南运河北段和中段的交点。提高过闸效率、保障过闸安全、确保水不外泄也是一项政治任务。元符元年（1098年）正月，知润州王悆建言：“吕城闸常宜单水入澳，灌注闸身以济舟。若舟沓至而力不给，许量差牵驾兵卒，并力为之。监官任满，水无走泄者赏，水未应而辄开闸者罚，守贰、令佐，常觉察之。”[11]皇帝接受了润州知府的建议，下诏建澳闸，命令两浙转运判官曾孝蕴负责此项工作，并研究不同闸之间的协调开放关系，后续显示成效较好。

三、治理练湖

地处江南丘陵地带，大运河镇江段的水源由几方面组成：自然降水、江潮以及湖泊的储备水源。自然降水具有不确定性，极端情况会导致河道的干涸抑或内涝，因此常规情况下不能作为河道的固定水源。江潮具有规律性，尤其对大运河镇江段北段河道具有重要作用，但因长江入海口东移，江潮水量和频率呈萎缩之状。因此，丹阳北面练湖的存在就显得格外重要。练湖为南北朝时利用特定的自然环境挖成，面积很大。为了合理利用练湖之水，宋朝在练湖和运河之间的水道上合理设置了水闸，对水源进行合理调控。“练湖自西晋陈敏遏马林溪，引长山八十四溪之水以溉云阳，堤名练塘，又曰练河，凡四十里许。环湖立涵洞十三。宋绍兴时，中置横埂，分上下湖，立上、中、下三闸。八十四溪之水始经辰溪冲入上湖，复由三闸转入下湖”。[12]

对大运河镇江段而言，理想状态是大自然的雨水常态浇灌、江潮的频次正常且水量充足、练湖之水供应有序。然而现实难以如人所愿，在宋代，河道干涸常有发生，这引起了朝廷的担心。宣和五年（1123年）三月，皇帝下诏：“吕城至镇江运河浅涩狭隘，监司坐视，无所施设，两浙专委王复，淮南专委向子諲，同发运使吕淙措置车水，通济舟运。”[13]为了应对河道干涸的紧急情况，除了期待降雨以及江潮，保护好练湖就成了基础性工程。宋朝又是如何管理和发挥好练湖功能的呢？根据现有史料可见其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努力：首先，夯实练湖的堤岸。宣和五年（1123年）五月，有大臣上书论及：“镇江府练湖，与新丰塘地理相接，八百余顷，灌溉四县民田。又湖水一寸，益漕河一尺，其来久矣。今堤岸损缺，不能贮水，乞候农隙次第补葺。”皇帝下诏：“本路漕臣并本州县官详度利害，检计工料以闻”。[14]其次，在练湖抵达运河的通道上增置闸门，有序放水。绍兴七年（1137年），两浙转运使向子諲考虑到要在练湖和运河的通道上巩固节制工程，将练湖的利发挥到最优化，于是派人调查研究，增置闸门。“镇江府吕城、夹冈，形势高仰，因春夏不雨，官漕艰勤。寻遣官属李涧询究练湖本末，始知此湖在唐永泰间已废而复兴。今堤岸弛禁，致有侵佃冒决，故湖水不能潴蓄，舟楫不通，公私告病。若夏秋霖潦，则丹阳、金壇、延陵一带良田，亦被渰没。臣已令丹阳知县朱穆等增置二斗门、一石，及修补堤防，尽复旧迹，庶为永久之利。”[15]最后，打击豪强围湖造田。面对地方豪强将枯水期的练湖改造成农田，宋朝政权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决定对此进行打击，以保障练湖的水面能储备更多的山溪之水。乾道七年（1171年），“立为盗决侵耕之法，著于令。庶几练湖渐复其旧，民田获灌溉之利，漕渠无浅涸之患。”[16]大观四年（1110年）十月，户部下令：“令籍古潴水之地，立堤防之限，俾公私毋得侵占。”[17]

四、疏浚河道

隋朝开通大运河，建立了全国水道的交通网，但隋政权不久覆灭，接下来全面获益的是唐朝。因为工程建成不久，大运河的运行整体顺畅，也就没有必要对河道进行大规模的修建，主要依靠常规的疏浚。“唐代继起，对于这个交通网没有更大的建树，只是用了疏浚补缀的工夫。疏浚是使已成的工程保持不废，补缀更使这个交通网加密起来”。[18]唐朝后期，尤其是安史之乱后，运河河道的治理明显出现了松弛，影响了船只通行的安全快速。宋代商品经济繁荣，政权对南方财富格外依赖，因此对疏浚河道的工作格外重视。这时，虽然“宋代淮扬和江南运河运口出现了复闸，这种可以引潮、蓄水和具备类似现代船闸的枢纽工程代表了运河工程技术的最高成就”，[19]但在镇江等待过江的船只拥挤、引江潮济运夹带大量泥沙、河道两侧水土管理不善，大运河镇江段尤其是闸口处常出现淤积现象，河道需要频繁疏浚。

需要疏浚的一个重要节点是运河入江口，这既是北上漕船入江和南下漕船进河的交口，也是船只直面风涛的险口。利用天然条件疏浚江口是一项重要工程。政和六年（1116年）八月，皇帝下诏：“镇江府傍临大江，无港澳以容舟楫，三年间覆溺五百余艘。闻西有旧河，可避风涛，岁久湮废，宜令发运司浚治。”[20]万恭在《治水筌蹄》一书中写道：“七郡运五千余艘，俱出京口渡江，以入瓜洲闸河。风涛不利，则舣于大江之滨，后舟鳞集，欲进不得，欲退不能，至危事也！则于京闸之外藏风处，浚而深之，可容五、六百艘，固桩筑堤，若湖荡焉。”[21]疏浚江口，不仅有利于更好地引江潮济运，也有利于舟船避险。

河道疏浚最常规的工作是清淤，对于易于淤塞的京口闸至丹徒口一带运河，北宋和南宋时期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淤。特别是政权南迁之后，东、西、北面运来的大量货物需要从京口转大运河，经过大运河镇江段运抵杭州，南宋政权对此段的清淤更是重视。《宋史》记载：“国家驻跸钱塘，纲运粮饷，仰给诸道，所系不轻。水运之程，自大江而下至镇江则入闸，经行运河，如履平地，川、广巨舰，直抵都城，盖甚便也。比年以来，镇江闸口河道淤塞，不复通舟，乞令漕臣同淮东总领及本府守臣，公共措置开撩”。[22]

丹徒口到丹阳一段的河道，起初就是“从狭中渡”，练湖水量不足的时候，尤其自然降雨缺乏之时，漕运通行困难重重。在此背景下，对“浅狭”处进行疏浚是必要且紧迫的工程。淳熙七年（1180年），皇帝在思考迎接金朝使节来杭州一事时，谈及如何应对大运河镇江段的浅狭之处的问题，遂命令地方守臣在不扰民的情况下进行疏浚。淳熙十一年（1184年）冬，又有大臣上书：“运河之浚，……自丹阳至镇江，地形尤高，虽有练湖，缘湖水日浅，不能济运，雨晴未几，便觉干涸。运河浅狭，莫此为甚，所当先浚”。[23]皇帝在第一时间对此进行了批复。

五、结语

从河流走向视角观察中国文明的迈进，是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的一个创新。前辈学者一致关注到周朝灭了商朝之后，正是沿着黄河以及济水、颍水、汝水和汉水等河流的流向，分封了一些邦国，诸如燕国、齐国、鲁国等，将文明的边界向外拓展。为什么要沿着河流的方向呢？这样既考虑到了以农业作为经济基础的现实需要，也考虑到了水运交通直达的问题。中国地形是西高东低，决定了大江大河的自西向东、百川归海的方向，无论是隋唐大运河还是京杭大运河，“非但不是由人们对地理界线的认识而产生的，它的存在反而大大违背了中国的基本地势”，[24]因此大运河的水源问题总体来说是个大问题。

大运河是一条沟通南北的经济命脉。特别是安史之乱后，由于控制不了北方藩镇，财源受阻，唐朝政权对南方财富更加依赖，对大运河的通畅也更为关心。江南运河的入江口地处镇江，大运河镇江段的角色和地位就更加重要。唐朝末年政治动荡，江南运河治理不善等问题也随之产生。宋朝政权建立后，因为大运河镇江段是南方财富运往北方的重要通道，北宋政权非常重视扭转镇江段治理不善的局面。宋朝政权南迁到杭州后，镇江的位置比扬州更为重要，因为长江以北部分地区以及长江中上游的财富很多需要在镇江转入江南运河运抵杭州。南宋陆游《入蜀记》对这段运河的描述可见一斑：“自京口抵钱塘，梁陈以前不通漕，至隋炀帝始凿渠八百里，皆阔十丈。夹岗如连山，盖当时所积之土。朝廷所以能驻跸钱塘，以有此渠耳”。[25]在陆游看来，若没有这段运河，朝廷定都杭州都近乎不可能。

出于地理、经济、政治等多重原因，宋朝政权不仅修建了大运河镇江段的闸口，还修治练湖、疏浚河道，其落脚点是在解决水的问题，因为大运河镇江段的地势高，南北走向的大运河不同于大江大河自西向东流向。人不能改变规律，但可以认识和利用规律，宋代大运河镇江段水源的管控充分认识到了自然规律，并在此基础上为保障南北经济动脉的畅通，以创新的工程来保证船只通行需要的水位、安全和效率。工程是浩大的，也是持续的，且终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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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滔：《城镇》，邹逸麟主编：《中国运河志》，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6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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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5][16][22][23]（元）脱脱等：《宋史·卷九十七·志第五十·河渠七》，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616-1617、1617、1616、1617、1617-1618、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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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13][14][17][20]（元）脱脱等：《宋史·卷九十六·志第四十九·河渠六》，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601、1602、1606、1606、1603、16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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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十六·志第六十二·河渠四》，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405页。

[18]史念海：《中国的运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9页。

[19]周魁一：《中国科学技术史·水利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0页。

[21]（明）万恭：《治水筌蹄》，水利电力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页。

[24]樊铧：《政治决策与明代海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25]（宋）陆游：《入蜀记·卷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