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政分权领域研究综述
——基于CiteSpace的图谱量化分析

郝晓婧 蔡 杨 冯雨晴

（中央财经大学，北京 100081；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吉林长春 130051）

一、引言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然而当时的财税体制仍远远无法满足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突出体现在税制复杂、标准不一、税负不公、诸侯经济大量存在，从而不利于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因此1994年，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改革目标与总体要求，以“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为指导思想，我国推出了分税制财政体制、工商税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意义深远的一场里程碑式的财税改革。20多年来，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极大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但与此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一些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关于这一中国式财政分权问题的讨论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进一步将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放置财税改革的首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对过去20多年分税制改革带来的成就、经验与困境进行反思和总结。本文试图对近20年来财政分权领域的主要文献进行梳理和回顾，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探讨财政分权是否促进了、以及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发展，而同时又是否产生了、以及多大程度上产生了问题。本文的研究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文献来源与数据处理，第三部分是基于CiteSpace，对628篇施引文献进行了基于关键词的共现分析，目的在于筛选出财政分权研究的热点话题与主要研究话题，第四部分同样是基于Citespace，对6992条被引文献进行了共被引分析，目的在于筛选出财政分权领域的重要文献。

二、文献来源与数据处理

本文计量分析所使用的文献来源于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每一条文献数据主要包括文献篇名、作者及单位、来源期刊、关键词、参考文献。具体索引方式是以“财政分权”为篇名（词），对CSSCI数据库进行“来源文献”检索，共检索到1998年-2017年（CSSCI数据库最大时间跨度）的相关文献数据共计628条，其中包含6996条有效引文。基于此，本文分别进行了两种类型的图谱量化分析：一是以“施引文献”关键词作为网络节点进行共现分析，以此体现财政分权领域的研究前沿问题；二是以“被引文献”作为网络节点进行共被引分析，以此体现财政分权研究前沿的知识基础。

三、财政分权研究前沿：基于施引文献的关键词共现分析

在本文，“施引文献”即指上述通过CSSCI数据库索引直接获得的、篇词包含“财政分权”的628篇文献；对施引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即以关键词作为网络分析节点，统计这628篇文献中各关键词出现的频次以及它们之间的网络关联。依据频次高低，可以分析出财政分权研究的前沿问题，频次越高代表该话题被研究的次数越多，其热度就越高；依据关键词的网络关联，一方面可以得到研究前沿的时间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财政分权研究的主要领域、以及在各个领域内的具体研究问题。

选定“Time Slicing”（时间区间）为1998-2017，“Years Per Slice”（时间单位）为1，“Term Type”（关键词类型）为“Bursts term”①“bursts term”意为“爆发性”出现的关键词，一般认为，当某一个话题成为研究热点，那么与这一话题相关的关键词就会出现爆发性增长，CiteSpace正是通过这类爆发性关键词，筛选出某一领域的研究前沿与热点话题。，“Top N”（阈值）②“Top N”意为在每一个单位时间段内（本文为1年），选择出现最多的或被引用最多的前N个文献进行分析，此处将其设定为50，即在每一年中对关键词出现最多的前50个文献进行分析。为50，“Node Types”（节点类型）为“Keyword”③此处节点类型被选为关键词，意味着将以施引文献的关键词为网络节点进行共现分析。，运行可得关于施引文献关键词共现的知识图谱（Cluster View），如图1所示，共选择出101个节点和165条节点连线；切换Time Zone视图，可得关键词共现的时间趋势图。此外，在图1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关键词聚类，可得关键词共现的聚类分析图，如图2所示。

图1 施引文献关键词的共现分析图谱（关键词阈值为6）：Cluster View

（一）财政分权研究热点

图1中的关键词阈值为6，表示图中仅出现了频次不少于6次的关键词；“+”字环称为引文年轮，表示包含该关键词的文章发表的年份，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时间，从深蓝色到浅黄色依次代表1998年-2017年；“+”字环的厚度以及相应关键词的字体大小，与其出现频次成正比。此外还给出了关于共现关键词的Fre以及Centrality，前者代表关键词出现的频次，频次越高，代表该领域的研究热度越高；后者代表关键词的“中心度”，是对节点在整体网络中所起连接作用的度量，Centrality越大，越容易成为网络的中心节点，其重要性越强。

依据共现关键词出现的频次高低，可以总结出财政分权领域近20年来研究的前十个热点话题为：经济增长（Fre: 63），转移支付（Fre: 31），地方政府（Fre: 24），环境污染（Fre: 19），城乡收入差距（Fre: 16），地方政府行为（Fre: 12），分税制（Fre: 11），地方政府竞争（Fre: 10），公共服务（Fre: 9），中国式财政分权（Fre: 9）。同样，依据关键词的中心度的大小，可以总结出财政分权领域近20年来的十大关键性话题，它们对整个财政分权领域的研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分别是：经济增长（Centrality: 0.28），环境污染（Centrality: 0.15），转移支付（Centrality:0.11），地方政府（Centrality: 0.11），城乡收入差距（Centrality: 0.11），晋升激励（Centrality:0.10），公共服务（Centrality: 0.09），收入分配（Centrality: 0.09），财政体制（Centrality:0.08），空间计量（Centrality: 0.08）。可以看出十大热点话题与和关键性话题在很大程度上相契合，说明在财政分权领域，二者在不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在关键话题的引领下，相关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入，继而成为热点话题；同时又随着热点话题不断的完善，逐渐发展成为关键话题。

（二）财政分权研究热点的时间发展趋势

将上述Cluster View下的知识图谱转换为Time Zone视图，可以得到基于关键词频次的时间趋势分布图，同样颜色的深浅代表关键词出现的年份，关键词字体大小代表其出现频次的高低。与之相对应的，相应统计信息的“Year”列，代表该关键词出现的最早年份。另外为尽可能的显示信息，本文将关键词阈值设定为3。

前期研究主要集中在财政分权对宏观经济和政府行为的规模性问题的影响，如经济增长（Year: 2005，Fre:63）、地方政府（Year: 2006，Fre:24）、分税制（Year: 2007，Fre:11）、公共服务（Year: 2007，Fre:9）、政府规模（Year: 2004，Fre:4）等。中期研究主要偏向于财政分权对宏观经济和政府行为的结构性问题的影响，如转移支付（Year: 2008，Fre:31）、城乡收入差距（Year:2009，Fre:16）、地方政府竞争（Year: 2009，Fre:10）、公共支出结构（Year: 2008，Fre:2）等。后期研究比较分散，各共现关键词频次均匀分布，但突出体现了两个现象：第一，环境污染（Year: 2003，Fre: 19）成为一个研究的热门话题；第二，偏向于寻找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空间计量方法的使用上。

另外，本文进一步对关键词进行了突现词分析，意在寻找某段时间内频次变化率高的关键词，代表该段时间突然出现的研究热点。结果显示经济增长（Strength：8.4168）在2005年-2009年突现，环境污染（Strength：4.8558）在2015年-2017年突现，地方政府行为（Strength：3.223）在2004年-2010年突现。

研究分布呈现上述状态是符合改革的时间效应的。1994年，一方面为了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体制，另一方面为了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我国进行了分税制改革，由此才形成了财政分权体制。因此当分税制改革初现成效，研究首先会偏向于对其改革目的进行检验，即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以及对地方政府行为有何影响。随着财政体制的不断完善，在检验完“数量问题”之后，又进一步对“质量问题”进行探讨，即财政分权是否提升了经济发展水平和效益，是否促进了公平，是否影响了地方政府竞争等等。再到后来，作为具有显著负外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的一类产品，环境污染一度成为全球的热议的焦点，而政府作为环境治理的主要责任者，其财政治理同样也成为财政分权领域探讨的热点话题之一。

（三）财政分权主要研究领域

更进一步地，在厘清财政分权的研究热点之后，为了更宏观的掌握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本文又继续对其主要研究问题①需要指出的是，从范畴上讲，主要研究问题与热点话题，前者大于后者；从CiteSpace运行结果的解释来看，热点话题是依据关键词词频大小排列所得的，词频越高，表示该话题热度越高；而主要研究问题需要从关键词聚类网络的范围上来定义，范围越大，表示与该话题产生联系的领域越多，该话题被关注的越为广泛。进行了探讨。在上述共现分析的基础之上，对628篇施引文献的关键词进行了聚类（表1），最终CiteSpace将其研究领域聚类为9大类：土地财政、经济增长、中国式财政分权、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公共服务、博弈均衡、经济增长质量、空间效应。非常令人意外的是，面积最大的区域不是词频最高的“经济增长”，而是“土地财政”，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一区域包含的关键词，如政府竞争、政府规模、支出分权度、收入分分权度、政治集权、官员腐败、制度供给等，就会发现“土地财政”其实是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形成的特有产物，归根结底依然代表的是地方政府行为。这与本文之前进行的突现词分析结果相一致，地方政府行为被认为时间跨度最长的突现词。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出现的环境保护话题，主要被归于经济增长类别，并且在其他类别中没有得以体现，这说明在财政分权研究领域，环保问题主要与经济增长问题相联系。这一点同样也容易得以解释。除去客观的地理因素与自然气候条件，当前通常认为经济过快增长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关键性因素，而财政分权体制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而忽视了具有正外部性的环境保护，因此如何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寻得一个平衡，同样是财政分权领域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话题。同时，与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相关的关键词同时出现在多个不同的类别中，如“中国式财政分权”中的公共产品供给、“地方政府”中的公共服务供给、基本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整个大类、以及“博弈均衡”中的公共服务均等化。这表明不仅公共服务是财政分权研究的主要领域，并且现有研究倾向于从多个角度论证财政分权体制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及服务的影响。

表1 施引文献关键词聚类分析结果

四、财政分权研究的知识基础：基于“被引文献”的共被引分析

与“施引文献”相区别，“被引文献”是指上述628篇CSSCI文献的参考文献，共计6996条，对其进行共被引分析即以被引文献以网络分析节点，统计各参考文献是否被共引①当一篇文献同时被多篇文献引用，就称该文献为“共被引文献”。、以及被共引的频次（Fre）、突现度（Brust）、中心度（Centrality）以及半衰期（Half-Life），并进一步通过施引文献关键词聚类，大致统计出这些共被引文献被引用的具体研究领域。据此，可以分析得出财政分权各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理论上，被引文献的上述四个指标越高，意味着该文献的认同度越高，在对相应领域的地位越重要，从而可以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该领域的知识基础以及被广泛认同的、最为成熟的研究成果。

同样选定“Time Slicing”为1998-2017，“Years Per Slice”为1，“Top N”为50，选定节点类型“Node Types”为“Cited Reference”②此处节点类型被选为Cited Reference，意味着将以被引文献为网络节点进行共被引分析。实际上CiteSpace中不同类型的分析，关键在于网络节点选取的不同。，运行可得关于被引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进一步依据关键词进行聚类，得到相应的聚类图谱如图3所示，详细统计结果（被引频次前50），共选择出434个节点和1102条节点连线。

图2 共被引文献聚类图谱

通过对被引文献的共被引分析，我们得到了15个主要类别、以及在各个类别下最具代表性的重要文献。然而，鉴于CiteSpace的该聚类结果未能明确代表财政分权的具体研究领域，因此本文主要依据被引文献共被引频次（Fre）、突现度（Brust）、中心度（Centrality）以及半衰期（Half-Life）的高低，筛选出财政分权领域内的重要文献，通过梳理和总结此类文献，并参考上述关键词共现分析和共被引分析聚类结果，对财政分权的具体研究领域重新进行了划分：

第一类是财政分权理论。对于传统的西方财政分权理论来说，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与质量是财政分权的起点（傅勇，2010），而这一内在逻辑在于“用手投票”理论（Hayek，1945；Stigler , 1957）和 “用脚投票”理论（Tiebout，1956；Musgrave，1959；Oates，1999；Oates，2005；Weingast，2007；Weingast，2009）。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财政分权理论越来越多运用于不同类型的国家，研究逐渐倾向于关注财政分权带来的负面效应（Zodrow, Mieszkowski，1986；Wilson，1986；Keen，1997；Bucovetsky ,2005）。

第二类是中国式财政分权。通常认为，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核心在于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与经济分权的紧密结合（傅勇等，2007；张军等，2007），也有文献将其称为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并且认为这是中国增长模式成功的关键所在，关于这一点，现有研究已基本达成共识（Xu & Qian, 1993；Montinola，1995；Blanchard, 2000；Xu, 2011）。其中，作为经济分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分权不仅是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财政管理体制，并且在中国式分权的模式下，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发展经济的激励，由此推动形成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标尺竞争”

第三类是关于财政分权的度量。具体有三种方式（以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分权为例）：一是财政收入指标。基本计算公式为：

该值越大，代表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度越大。二是财政支出指标。公式为：

该值越大，代表地方政府获得的财政分权度越大（Zhang & Zou，1998；张晏，龚六堂，2005；傅勇，2007；傅勇，2010；张克中，2008；乔宝云，2005；周业安，2008；王文剑、覃成林，2008）。三是财政自主度指标。基本计算公式为：

财政自主度和财政分权正相关（龚锋、卢洪友，2009；陈硕，2012；张光，2011）。

第四类是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于财政分权是否能促进经济增长，一直以来都是财政分权研究领域最为关注的一个话题，从现有文献来看，结论依然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财政分权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林毅夫、刘志强，2000；沈坤荣、付文林，2005；龚锋、雷欣，2010）；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分时间段来考察（周业安，2008；张晏、龚六堂，2005）；部分学者认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分区域来考察（乔宝云，2005；张晏、龚六堂，2005；王文剑、覃成林，2008）。

第五类是财政分权与公共物品（服务）供给。他们提出若依据地方公共物品是否直接影响当期经济增长，将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分为经济类与非经济类，那么基于政府竞争下的财政分权会导致地方政府对这两类物品的提供有不同的偏好（傅勇，2008），更倾向于以基础设施为代表的地方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张军，2007），而忽视了以基础教育、城市公用设施为代表的非经济性公共物品（傅勇，2010）。实证研究印证了这一理论假设（乔宝云，2005；郑磊，2008）

第六类是财政分权与公共支出。现有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财政分权对公共支出规模的影响，现有文献普遍认为两者成正相关关系（郭庆旺、贾俊雪，2010；吴群、李永乐，2010）。二是财政分权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文献普遍认为中国式财政分权扭曲了公共支出结构，使其更偏重能够带来经济增长效应的建设投资，而忽视了短期效益不甚明显的科教文卫等支出（傅勇，2007；龚锋、卢洪友，2009；平新乔，2006）。

第七类是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中国式财政分权又作为激发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制度条件，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是近来财政分权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总体来看，现有研究表明，财政分权会降低地方政府进行环境保护的努力程度（张克中，2008；李猛，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