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化推荐算法中“信息茧房”与用户权利的思考

袁媛 张宏莉

摘 要：随着今日头条、抖音等算法型信息产品的流行，推荐算法技术的发展将“我的日报”变成了现实。本文从社会学和传播学的概念出发，梳理个性化推荐算法的研究进展以及对于“信息茧房”问题的研究，并结合当下的实际情况，对推荐算法带来挑战的原因和有可能的解决路径提出思考和建议。

关键词：个性化推荐算法；信息茧房；回音室效应；用户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0）05-0035-01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社会化媒体视域下北京市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规律与控制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YTC037

一、从“我的日报”到“回音室效应”：研究与争议

1995年，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一书中就已设想到未来人们会设计出来可以拥有分析人们的需求并为人们提供适当建议功能的应用软件。这一预测在个性化推荐算法的普及中得到了充分的应验。1996年，尼葛洛庞蒂提出“我的日报”——只刊登个体想看的内容这一概念。不过，尼葛洛庞蒂认为这不是对立的两种状态，他想象了一个按钮，用户可以调节新闻内容的个人化程度，从而更加平衡地阅读各方立场的资讯，以平和的心态来了解一些兴趣以外的事情。

推荐算法技术的发展将“我的日报”变成了现实，却并没有像尼葛洛庞蒂设想的那样，同时给予用户调节的权利。爬虫像海绵一样贪婪地吸纳着用户的所有信息，算法以更为隐蔽的方式引导用户。更值得深思的是，用户长期浸润和习惯于“个人日报”中，可能越发缺乏动力跳出舒适圈寻找不同信息。[1]

2002年，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中提出了“回音室效应”。相比“信息茧房”，“回音室效应”更强调群体内的互动和小团体的闭环。桑斯坦表达了对信息窄化以及人们丧失对公共事务客观判断能力的担忧。2011年，互联网活动家帕里泽在其著作《过滤气泡：互联网没有告诉你的事》中指出了“过滤气泡”的信息筛选现象，新一代互联网过滤器根据浏览痕迹推测使用者的喜好并呈现其可能感兴趣的信息。各个网站就像气泡一样将用户隔绝开来，使其沉浸在各自偏好的信息世界里。这一现象与“信息茧房”亦相互应和。

近年来，“信息茧房”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国外学者对于算法权力的研究主要针对美国几大互联网公司，如Google（谷歌）、Facebook（脸书）等，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文本分析。2016年，桑斯坦针对Facebook美國和意大利用户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用户往往专注于自己偏好的叙述，忽视反驳意见。平台的信息汇集加强了选择性曝光和群体极化现象。[2]

在国内，学者们更加关切算法伦理、茧房形成与破解方法等相关的话题。彭兰认为，算法在拓展人的能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茧房等诸多风险，并总结了导致“信息茧房”的多重因素，提出了“破茧”的可尝试途径。陈昌凤关注到了算法分发机制的伦理问题，算法在信息处理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个“黑箱”，原本属于媒体人的新闻分发权和把关权已经迁移到了算法平台，应当提升对人性核心地位的重视。但喻国明教授认为，算法并不是“信息茧房”形成的必要条件，也并不会增强“信息茧房”的效果。“信息茧房”在大众媒介传播中一直存在，是社会与个体、场景与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必然的导向。

二、个人的“内卷化”与算法的伪中立性

个性化算法推荐机制对于社交媒体平台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极大地影响了网络空间的运行。一方面，推荐算法技术可以高效地对内容进行梳理整合，让人们快速获取到需要的信息。根据平台的意愿进行“议程设置”，对平台信息的发布作出合理规范，帮助商业组织规避政治风险等。另一方面，个性化推荐算法带来的“信息茧房”“回音室效应”等负面效果，令信息源的窄化问题逐渐凸显。从搜索到个性化推荐，用户的自主选择权被逐渐消解。为了增强用户黏性，平台投其所好，过滤掉了大部分算法预测的用户不感兴趣的信息。算法等技术在带给人们生活便利的同时，却并不必然导向人类基本权利的实现。事实上，“信息茧房”正在促成一种知识获取的“内卷化”，使用户的信息源在一定程度上囿于已有的圈层，很难得到延伸和拓展。[3]

算法是具有伪中立性的，其本质是为了满足商业及政治目的，以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算法也是有立场的，它的偏颇映射了所在企业以及设计团队的价值取向。在技术升级中，媒体对新闻的“把关权”被逐渐后置，算法接替了传统专业媒体人“把关人”的职能，对各个量级的用户在生产至接收信息全环节都有较强的控制力。用户以为是偶然被推荐到自己面前的内容，以为自己看到了客观的事实，以为是自然传播而登上的热搜等等，其实并不一定“偶然”“客观”“自然”，其背后都有复杂的运算过程，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呈现。基于有失公正的信息，用户更易作出失实的论断。

三、“选择性心理”：用户面临的问题与解决的可能性

相比搜索引擎的使用频率和时长，算法推荐显然更能得到用户时间和精力上的青睐。个性化推荐算法善于在用户没有明确搜索需求时主动出击，“创造需求”，展示可能的选项，诱导用户选择。在平台“流量为王”的思维模式下，点击率至上的衡量标准为假新闻的滋生和传播营造了条件，越来越多娱乐化和同质化的内容占据了头条和首页，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场面，个性化推荐算法最终导致的很可能不是“个性化”，而是集体选择的同质化。[4]

当然，“信息茧房”也不能完全归咎于算法单个因素。从用户的角度讲，其本身的信息获取的逻辑和“选择性心理”也成了“帮凶”。为了减少大脑作出决策的成本，人们往往难以对“信息茧房”形成免疫，只读自己偏好的新闻和观点助长了“信息偏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社会整合现实，令人们倾向于选择与自己身份、立场相近的同伴。而基于个人真实社交关系网络的平台同样可以在人的交友偏好和人际传播中强化这一效果。对于很多事情，我们缺乏完整可靠的信息，只好以他人的行动或论述作为判断。

桑斯坦认为，一个表达自由的机制应当使人们置身于任何信息下，而不应事先进行筛选。正如购物，提供商品的种类增多更有利于消费者作出不同的选择。他曾提出设立“公共论坛”，政府应补助言论，增加信息的供给量，并赋予公民接触多方观点的权利。这一看法对于当代网络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见表达和事件讨论依然有借鉴意义。[5]

四、结语

化解“信息茧房”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对于互联网社交媒体公司而言，如何合理地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不触碰公民隐私等底线，缓解因为算法标准而带来的一系列“副作用”，是亟待反思的问题。互联网公司拥有算法权力，但权力同样需要制约，希望平台可以审慎地使用技术，为平台和算法的优化、技术升级的方向作出明智的抉择。同时，“信息茧房”的破解也寄希望于公民媒介素养的提升。算法毕竟是为了迎合受众的心理而设计的，如若网民的公民权利意识觉醒，能够更为冷静地对待客观事实，认清算法推荐的本质，克服自身的惰性、跳出舒适圈，那么所谓“信息茧房”亦可不攻自破。

参考文献：

[1] 桑斯坦（美）.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M].毕竞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9，45.

[2] 比尔·盖茨（美）.未来之路[M].辜正坤，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7，33.

[3] 尼葛洛庞蒂（美）.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7，2，181.

[4] 桑斯坦（美）.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2，88.

[5] 彭兰.假象、算法囚徒与权利让渡：数据与算法时代的新风险[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9）：67.

作者简介：袁媛（1988—），女，陕西西安人，研究生，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