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动迁区群众情感抚慰媒介化策略

2020-09-10 04:23康依笛
新闻研究导刊 2020年5期

摘 要:雄安新区建设第一阶段现已启动,新区起步区首期拆搬迁规划涉及容城、安新两县共60个村。面对如此重大的生产生活方式等众多改变,本文从媒介化的角度出发提出对动迁区群众基于共识性、共情性的情感抚慰策略。

关键词:雄安动迁区;情感抚慰;媒介化策略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0)05-0038-01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河北大学研究生创新资助项目“雄安动迁区群众情感抚慰媒介化策略”研究成果,项目编号:hbu2019ss062

一、研究背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理念,作出了设立雄安新区的重大决策部署。本次新区规划范围包括雄县、容城、安新三县行政辖区等共计规划面积1770平方公里,这一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的另一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面对如此重大的社会变迁,生产生活方式、习俗的巨大改变,社会公众容易产生恐慌、焦虑、心态失衡等负面情绪,雄安动迁区群众的社会心理适应能力及情感抚慰问题理应得到重视。

二、情感抚慰的必要性

“抚慰”一词最早出自《汉书·燕刺王刘旦传》,意指抚恤、安慰,帮助别人从错误、忧虑中醒悟。情感抚慰则倾向于采用非物质的方式消除安抚对象的负面情绪。马克思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出发,提出社会情景和社会结构是造就人类情感的原生物,而“情感是人之为人的基本特性”,[1]是国家、民族乃至社会凝聚力的黏合剂。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以特定区域约100平方公里为起步区先行开发,现有开发程度较低,这表明雄安新区开发必定是一场大刀阔斧的建设布局,对于多数本地居民意味着既有生存地、生活方式的改变。因此,在雄安新区蓬勃建设过程中,对动迁区群众进行情感抚慰是促发展、保和谐的重要一环。

(一)情感抚慰基于共识性

抚慰作为有意义的行为,为达到对作用对象的意义输出,需要施信者与受信者双方在共同的意义空间进行信息的传播与交流。诺尔曼·丹森认为,达成情感的理解还需要主体具有与他人共同享有的知识结构、相互可以交流的视界等条件。[2]雄安新区是中央为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其独特的战略地位与以往建设深圳特区或南水北调工程等举措带来的社会变迁、居住地变迁等皆有不同。雄安新区的构建突破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粗放型发展模式,也是对当前及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探索,更是首次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突破了以往“以人为本”的提法。依靠全媒体对雄安动迁区群众进行情感抚慰,需要将侧重点瞄准雄安新区,借鉴世界各国的发展智慧和经验,将新区建设中全新的发展模式和方法、重视经济效益与发展质量并行、关注社会效益与生态保护并重的创新机制展现给受众。

(二)情感抚慰基于共情性

共情作为心理学概念,“指的是个体准确地理解他人情感,并在特定情景下作出准确情感反应的一种能力”。[3]这种对于情感的理解,即感他人之所感,将其并入自己的感受框架之内,并依据这个框架进行主体的解释。针对雄安动迁区群众情感的抚慰要明确动机与角色,即传播目的与传播姿态,是影响抚慰效果的关键因素。保障与改善民生是新区建设的稳定根基,是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出发点。新区成立以来,人们既沉浸在期盼未来美好生活的幸福感中,亦怀有故土难离、乡情难却的复杂情绪,关怀民生现状、关注民心、体察民情是满足动迁区群众精神需要和情感抚慰的题中之义。

共情体现的是一种主体间性,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主体间性可以理解为:“在交往实践活动中以个人主体性为基础形成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交流、彼此认同、交互影响。”[4]媒体在进行情感抚慰的过程中,要秉承主体间性,将动迁区群众最关心的“安居”与“就业”问题作为媒体传播过程中首要解决的问题,满足群众的信息需求,增强传者与受者间彼此的认同和认知,提高共情能力,避免自说自话。在传播过程中政策解读与运用民间话语体系并重,积极回应民众关切,正视问题反馈,及时消解疑虑。媒体在着重于传受双方形成共情时,还应注重唤醒受者潜在共情的能力,在议程设置和信息交流的过程中采用具有感染力的传播话语和话语方式。

三、情感抚慰的媒介化策略

21世纪以来,“媒介化”成为全球范围内特别是欧陆地区传播与媒介研究中的重要概念。进入数字化时代,媒介在社会变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雄安动迁区群众情感抚慰的角度出发探讨“媒介化”的策略时,是侧重于考察媒介对日常传播实践的一系列转变。传媒作为一种特殊文化载体的传播工具,理应利用最优的传播方式和手段,在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把自身的应用价值发挥到极致,避免陷入自我想象的孤立空间。

(一)全媒体时代传播样态创新

玛莎·斯图尔特整合旗下杂志、出版社、报纸专栏、电视节目、广播节目、网站等,开办了“玛莎·斯图尔特生活全媒体”公司,这是“全媒体”这一合成词的首次亮相。而在宣布建立雄安新区后,2018年2月,中国雄安网正式上线,致力于打造政务属性、媒体属性、社交属性“三位一体”,“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站”四媒合一的新平台。在媒体融合背景下,新型主流全媒体平台的建设对提高传播效能具有强大的推动力。在积极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主张的同时,雄安新区的媒体应及时体察公共情绪的发生和发展规律,把握公共情绪的基本变量,为巩固情绪提供充分且合理的表达渠道,使公共情绪得到持续、有效的释放。这就需要利用权威的主流媒体以信息及时公开为根本原则,尊重和保护公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把握好舆论导向。

新型民主方式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应运而生,公众的政治参与方式现已发生根本性转变。“去中心化”的传播格局使舆论生态愈趋多元化、复杂化。此时,应利用好全媒体矩阵多方互动的优势,借助权威性,赋予它优越的政治资源和媒体资源,从多角度、运用多种表现形式直面新区建设中的热点和难点,“两微一端”与电视台、报纸等传统媒体优势互补,不断创新报道形式,抚慰公众情绪。

(二)情感与文化共通的媒介化策略

雄安新区定位为二类大城市,现有的社会空间、生活方式、治理模式、文化生态、城乡风貌等各方面都将迎来颠覆性的转变,雄安动迁区群众的心理适应能力也将受到挑战。因此,由“情感”作为抚慰动迁区群众的切入点尤为必要。雄安新区的历史使命与高点定位决定了文化是立区之魂。媒体在传播过程中要体现文化先行的理念,将文化建设放在重要位置,而这种文化建设尤其要强调其本土性。例如,华北明珠的白洋淀历史文化悠久,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自宋辽时代至今,白洋淀文化始终繁荣不衰。媒体报道中应植根于雄安文化,推出各类围绕文化、艺术的媒体产品,从本土文化入手更具可接近性,增强动迁区群众的自豪感和归属感。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涵盖3个小县及周边地区,虽皆属保定地区,但“十里不同音”,媒体应活化新区文化历史资源,重视各种文化,在尊重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使雄安新区群众在心理上更加贴近。

四、結语

雄安新区的设立是城市发展新时代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新模式,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的创新驱动新引擎。在此深远意义下,媒体要切实做好动迁区群众情感抚慰工作,处理好情感与理性、引导与监督、秩序与活力的辩证关系。

参考文献:

[1] 常启云.论互联网群体传播的情感偏向[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12):146-151.

[2] 诺尔曼·丹森(美).情感论[M].魏中军,孙安迹,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8-9.

[3] 唐润华.用共情传播促进民心相通[J].新闻与写作,2019(07):1.

[4] 朱彦瑾.主体间性与规范的正当性——从哈贝马斯到弗斯特[J].贵州社会科学,2018(12):28-33.

作者简介:康依笛(1994—),女,福建泉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发展传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