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词典·汪曾祺

吕 洁

汪曾祺(1920.3.5—1997.5.16)，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生于江苏高邮。1935年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今江阴市)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1945年离开西南联合大学，至昆明私立中国建设中学任教。1946年转赴上海，进私立致远中学任中文教员。1948年离开上海赴北京，到北京历史博物馆工作。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1950年回到北京，进北京市文联工作，在《北京文艺》杂志任编辑。1955年，调至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学》杂志编辑。1958年，文联系统整风复查中被划为“一般右派”，下放到河北省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1962年调回北京，任北京京剧团(后改名为北京京剧院)编剧，直至离休。

汪曾祺出身于旧式家庭、书香门第，祖父汪嘉勲是清朝末科的“拔贡”，曾教导幼年的汪曾祺读《论语》，习作八股文。父亲汪菊生，精通金石书画、琴箫管笛，很有艺术气质，性情随和，对汪曾祺艺术审美品格的形成影响颇深。小学五年级至初中毕业，国文老师高北溟讲授古文，尤喜归有光，汪曾祺亦顾慕归有光“以清淡文笔写平常事”的笔法。其间几个暑期，师从韦子廉学习书法，背诵桐城派古文。归有光的文章之道和桐城派古文，对其之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弥远的影响，亦奠定了汪曾祺少时深厚的国学根底。高中二年级抗日战争爆发，在小庵中避难的汪曾祺，除了携带备考大学的教科书外，还带了《沈从文小说选》和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这两本书，培固了汪曾祺对于文学的兴趣，并且影响了其文学风格的整体品貌。大学期间，沈从文、刘文典、朱自清、闻一多等几位老师开设的课程，为其文学写作奠定了基础。1940年汪曾祺在昆明《中央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钓》，1941年在重庆《大公报》发表小说《复仇——给一个孩子讲的故事》，自此走上了文学之路。短篇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复仇》，有意识地采用了意识流的创作手法，1946年由沈从文推荐，于郑振铎主编的《文艺复兴》杂志发表，引起了“文艺界的重视”。1947年至1948年间，汪曾祺创作力旺盛，同时进行小说、散文、诗歌的创作，陆续发表了《老鲁》《绿猫》《艺术家》《异秉》《鸡鸭名家》等作品。1949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汪曾祺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选集《邂逅集》，系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之一。1949年之前的小说是作者“苦闷和寂寞的产物”，这一阶段被视为汪曾祺小说创作的“早熟”阶段，师承沈从文，同时亦受到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追求小说的诗化与散文化。

50年代，汪曾祺一度中断了小说创作。其间陆续发表了散文《国子监》《冬天的树》《下水道和孩子》等。1962年是汪曾祺小说创作中断之后的一个重续点，这一年发表了短篇小说《羊舍一夕》，与其后发表的小说《王全》《看水》合集为《羊舍的夜晚》，1963年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1964年至1977年，其间经历“文革”，汪曾祺再度中断了小说和散文的创作，转向剧本的改编和创作工作。先后参与了沪剧《芦苇火种》(后更名为《沙家浜》)的改编，现代京剧《红岩》的编剧工作，《沙家浜》的定稿工作等。

1979年，汪曾祺发表了小说《骑兵列传》(《人民文艺》第11期)，成为其小说创作第二次中断后的重新“起步”。此次起步之后，汪曾祺以密集绽放的姿态，进入了创作生涯的“璀璨黄昏”。1980年和1981年是汪曾祺创作中蔚为壮观的两个年份。1980年发表于《北京文学》的小说《受戒》甫一问世，即引起了文坛的轰动，获得《北京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1980)，是汪曾祺最重要的小说代表作之一。《受戒》重温40多年前的“旧梦”，以小和尚谈恋爱的故事，写出了“人世间最为神奇的美质”。小说散文化的抒情笔致，“思无邪”的主旨思想，以及风俗画的文体品格，成为汪曾祺“作为文学家的独特个性和文学史意义凸显”的重要标志。同年，小说《塞下人物记》《黄油烙饼》接连发表。《受戒》“投石问路”成功后，1981年《雨花》发表了汪曾祺旧稿重写的《异秉》。汪曾祺用“一个八十年代人的感情写四十多年前的事”，一改40年代对小说人物揶揄的态度，字里行间对小说人物寄予了更深的同情。小说“纯用白描手法”，写旧社会的市民生活，闲中着色，“罗织成一幅幅几乎和生活本身完全一样的图画”。《异秉》的“旧稿重写”和《受戒》的“旧梦重温”，“将很长时期被冷落的旧文学传统和四十年代新文学传统带到了‘新时期’”。顺势而来的《大淖记事》发表于《北京文学》4月号，这篇“散发着清香、令人愉悦”的小说，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赞赏，荣获全国第四届短篇小说奖(1981)。《大淖记事》如同一幅水彩风俗画卷，小说语言功力不俗，“句子短峭，很朴实，像在水里洗过，新鲜，纯净”，具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学品格。《大淖记事》成为汪曾祺声名最著的小说，与此前的《异秉》《受戒》一起，成为汪曾祺小说中“鼎立的三足”。摆脱了“长期的捆绑的情况”，《异秉》《受戒》《大淖记事》洋溢着作家“鸢飞鱼跃似的快乐”。与此同时，汪曾祺在1981年接连推出了小说《岁寒三友》《寂寞和温暖》《天鹅之死》《七里茶坊》《鸡毛》《徙》《故乡人》等作品。这些小说在当时“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文学主潮中，显示出了“巨大的反差”。汪曾祺以深厚的艺术功底，向文坛展示了其与众不同的“异秉”。某种程度而言，“汪曾祺作为小说家的意义是在这两年完成的”。

1982年至1989年之间，汪曾祺保持着从容、恒定的创作力，创作风格稳定圆熟。1982年出版的《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受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间接影响，内容较多抒情性，风格欢快明朗。1985年出版的小说集《晚饭花集》，风格由“欢欣鼓舞转向沉思”，更多哲理性思索。1985年，汪曾祺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6年，散文《故乡的食物》，获得《雨花》“双沟文学奖”。同年秋季回故乡高邮，被聘为高邮县文联名誉主席。1987年，台湾新地出版社出版了汪曾祺在台湾的第一个小说选集《寂寞和温暖》。同年9月赴美国爱荷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被爱荷华大学聘为荣誉研究员。1989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散文集《蒲桥集》。1990年至1997年，汪曾祺陆续出版了18本文集，其中散文、小说、文论并举。1996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第一次全会决定汪曾祺为中国作家协会顾问。

汪曾祺是一位具有文体自觉的作家，“他笔下的意境既有意象性诗化特征，又讲求中国水墨画技法‘计白当黑’的空白艺术，达到了他心向往之的‘行云流水’般的境界”，在散文、小说、诗歌等不同文类的相互圆融之中，由此建立了方寸湛然的文体美学品格。早在1981年《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中，汪曾祺即坦言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将散文化入小说，以“气氛即人物”的为文之法进行小说创作，熔铸“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小说诗学。发表于1987年的《小说的散文化》，系统地阐述了“散文化小说”的小说文体诗学，此文一度成为批评界研究小说散文化的权威阐释文本。汪曾祺的自我阐释同时影响了评论界对他的品藻。沿着“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这一脉络，汪曾祺接续了一度中断的“现代抒情小说”的“文学史线索”，被纳入抒情传统的“潮流之中”，亦被册入京派小说的行列，成为“京派的最后一个作家”。李锐曾评价《受戒》是“当代汉语的一次语言的自觉”。汪曾祺的语言，是构成其小说和散文“冲击力”的主要因素之一。早在1986年《关于小说的语言(札记)》中，汪曾祺即提出“语言是本质的东西”“语言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的观点，将语言提升到近乎本体论的高度。1987年在耶鲁和哈佛的演讲《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和其后的散文《文学语言杂谈》中，汪曾祺进一步提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等观点。汪曾祺关于文学语言的论述是其自身语言实践的理论升华。就语言的本体性而言，汪曾祺文学语言的炉火纯青，是其个人“天真隽永”气质和文人士大夫“自在风流”生活样式的内质外呈。汪曾祺散文的语言更是简洁凝淡，如行云流水，其艺术成就与小说不分轩轾。“他以文人的情致雅趣去掉了日常生活的粗鄙，代之以诗意和书卷气”。他的语言的文化性，同时收摄了“士大夫”文化，五四新文化传统，西方思潮，以及民间文化，“将过去的传统嵌入汉语中，从而找回了地方文化”，追慕“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不今不古，不中不西”。此外，对于中国语言特有的表意性、声调的音乐性，以及对仗修辞的着意锤炼，使得汪曾祺的文学语言呈现出一脉相承、贯通古今的传统品格。这些传统品格的嵌入，“恢复了汉语的尊严”。

林斤澜称汪曾祺是“一棵树的森林”，其言汪曾祺文学园地“溶”的特质，亦隐喻了汪曾祺的文坛地位。新世纪以来，批评界对汪曾祺的研究热潮迭起，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汪曾祺的文学创作对不同地域文学特征的融会贯通；他的写作打通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界限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汪曾祺如何融合中西方文学、民间文化和文人文化；以及他的创作融会小说和散文的文体意味等。汪曾祺在承续、打通和圆融之间“略其芜秽，集其清英”，以独特的异质性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古典抒情诗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当中国文学回归理性，民族文化的自信重新确立的时候，汪曾祺开始释放出迷人而灼热的光芒来。”他热爱中国的文学艺术传统。他认为文章千古事，“要有益于世道人心”。他追求的美学品格是“和谐”。他自称是一位“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的审美精神的绵延，“改写了文学地图”。他的书写，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为人间送的“小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