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的当下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日本学者千野拓政

卢茂君

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文化，是日本汉学界一贯的研究传统，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的文学现象的日本学者，少之又少，日本早稻田大学千野拓政教授正是其中之一。千野拓政在多篇文章中一再强调，当下正在发展的文学艺术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当代青年阅读方式的变化，必将引领文学创作的变化。实际上，正在发生变化的不仅是读者群阅读方式的变化，还有像千野拓政这样的研究学者的研究方法也正在发生着变化，从以往旁观者的他者视野研究中国文学，到进入中国文学发生现场进行研究，指导中国读者阅读，也就是说，日本研究者已经加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生产—消费—再生产”的环流体系。正如千野拓政所说：“文化研究讲求的是一种现场感，你必须融入其中，把它当成一种与自己有关系的东西来看，否则你的研究就很容易变成一种游戏。”这种研究方法的变化，对读者的文学阅读、作家文学创作，以及今后学者的文学研究也必将产生一定影响。

一、史料思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

千野拓政早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的研究对象是胡风，同时，他也是最早研究胡风从日本被驱逐回国的时间问题、胡风与《时事类编》的关系问题的学者。在《两份资料——胡风归国时间和穆木天的转向》(1)〔日〕千野拓政：《两份资料——胡风归国时间和穆木天的转向》，《法政大学第一教养部纪要》(第70号人文编)1989年2月。一文中，千野拓政秉承日本学者一贯严谨的治学态度，充分利用日本史料保存完整的优势，大胆对胡风回国的时间问题提出质疑，并进行深入考证。关于胡风回国时间的问题，其根据都出自胡风本人的自述，当时中国学者对此都深信不疑。千野拓政先后调查当时日本国内资料《外事警察报》，以及当时中国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报纸《申报》上的相关内容，对胡风等留日学生被日本驱逐回国到上海的日期行程、人数及前后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论证，精确地考证了胡风回国的时间问题，匡正了包括胡风本人在内的国内所有传记年表的谬误，这一研究结果对于其后的现代中日关系史、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价值。对于胡风与《时事类编》的关系问题，千野拓政在《胡风和〈时事类编〉》(2)〔日〕千野拓政：《胡风和〈时事类编〉》(附《时事类编》所载的胡风翻译目录)，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会《中国文学研究》第14期，1988年12月。中广征博引，多方考证，最后认定《时事类编》虽是由国民党资助创办的，但却是与国民党中央持对立态度的民间文化教育机构，其主要成员有左权、胡愈之、张仲实等，其中，有些成员是中共地下党员或民主进步人士，有些成员还惨遭国民党暗杀。而胡风在《时事类编》任翻译期间，接受了进步文艺思想，对其后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此外，千野拓政认为：“对文艺和革命的关系方面，毛泽东和胡风没有矛盾，如有区别，就在于毛泽东从文艺在社会上的客观效果来谈，胡风从作家的主观(创作意识)来谈。其他区别估计来自他们所在的环境的不同。毛泽东在延安，为聚集在当地的工农兵发表讲话。胡风身在重庆，为重庆的读者写文章。他的周边几乎找不到为革命服务的工农兵，只能在日常生活上找到创作的动力。对这一点来说，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者，只是毛泽东根据延安的现实，胡风根据国统区的现实展开自己的理论。”(3)〔日〕千野拓政：《动员方式的变迁与文化的转折——东亚现代文化的转折与日本当代青年文化(六)》，《花城》2016年第6期。千野拓政独具特色的外部研究视角和史料思维的研究方法，对当时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有所触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后日本和中国学界对胡风文艺思想研究议题的生成。

千野拓政对胡风这两个问题的研究成果在日本发表两年后就介绍到了中国，《胡风生平考证二题》(4)〔日〕千野拓政：《胡风生平考证二题》，《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2期。《胡风与〈时事类编〉》(5)〔日〕千野拓政：《胡风与〈时事类编〉》，朱晓进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2期。先后在中国刊物上发表。日本学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这么快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一方面说明千野拓政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同时也说明中国学者也意识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需要这种史料思维研究方法。中国国内对现代文学研究史料意识的觉醒和史料学建设起始于1980年代中期，此前相当长时期内，由于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处于同一时代，研究者缺少将研究对象从文学历史角度进行考察论证的意识。千野拓政扎扎实实的史料考证研究对胡风文学社团、文人集团，甚至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其后的20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建设有了长足的进展，陆续整理出版了一大批文学运动、文学社团、作家作品研究的系统资料，这些史料学的研究成果又一次带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化。同时，近些年的研究成果也表现出明显的实证性特点和趋势，并出现了一大批偏重史料和实证性的研究课题。

此外，也就是在对胡风文艺思想梳理的过程中，千野拓政注意到中国的总体战体制下的文化特点。总体战体制可以看作是为了一个目标或价值观发动所有文化资源的文化体系。在一定时期内，很多国家文化上都带有这种倾向，而且色彩很鲜明。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带有这种色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战时文化仍然对文学创作产生相当广泛的影响。从外部视角来看，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战争文化心理，多少仍然带有总体战体制下的文化特点。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涌入中国，对当时中国社会文艺思想的形成产生巨大影响。创作者(动员方)和接收者(被动员方)分开的“剧场型动员”模式的文学艺术、接收者同时成为创作者的文学艺术新模式等，对后来兴起的中国“80后”“90后”新一代青年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东亚共同的青年文化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千野拓政与中国评论家对话时曾经谈到，“对历史的评价，对现在的批评，对未来的指向，都是从当下开始。同时，当下都有个来源，有实感，没有实感、来源的当下是不存在的”。(6)〔日〕千野拓政等：《当代性·先锋性·世界性——关于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对话》，《学术月刊》(第41卷)2009年10月。可以说，千野拓政30多年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正是立足于不断更新的中国当下。

二、比较文学研究视域中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与很多日本学者一样，千野拓政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是翻译，这也是日本学者与中国学者的不同之处。日本学者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多数都是从翻译作家作品入手，从研究作家个案开始，之后从点到线、连面，不断拓展，微观细读翻译与宏观结构研究，实证材料与理论辨析相结合，进而形成一个有序的结构层次。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方面，千野拓政对同时代的文学作品首先是翻译介绍，再进行学术研究，他发表在《季刊·中国现代小说》上的译文有张弦的《未亡人》、徐星的《殉道者》、残雪的《突围表演》、苏童的《妻妾成群》、张生的《颤抖的手》、卫慧的《黑夜温柔》，以及史铁生的《毒药》《我与地坛》《老屋小记》，译著有《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并在译后记中对原文作家及其作品进行简要评介，方便日本读者了解作家创作背景和作品内容。同时，千野拓政对其他很多中国当代作家也有一定程度的研究，例如，早在1987年就发表过对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评论文章，这也是日本第一篇介绍中国作家冯骥才的文章。此外，早在1984年也曾发表文章评论中国作家张弦的作品《挣不断的红丝线》，认为张弦是描写“爱”的作家，并具有高超的写作技能，作品表现出的爱，有趣，又能震撼人的灵魂，是当时中国文学作品中比较少见的主题。并先后对茹志鹃、张贤亮、韩少功等作家进行研究。此外，千野拓政对1980年代中国的先锋小说在日本的接受程度也有一些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在日本读者的眼里，中国的先锋小说“一点儿也不是先锋……所谓的先锋作家，在日本影响最大的，不是格非，也不是余华，而是残雪……在中国被看作先锋文学的问题，从更大的视角来看，可能是另一个问题的一个侧面”。(7)〔日〕千野拓政等：《当代性·先锋性·世界性——关于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对话》，《学术月刊》(第41卷)2009年10月。这些外部视角传递的观点，有助于我们客观看待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接受情况。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诸城市亚文化的研究，是千野拓政近些年的主要研究方向。近年来，千野拓政在早稻田大学“科学研究费助成事业”支持下，持续研究的系列课题有：“整理中国同时代文学潮流的基础研究”“东亚华人文化圈城市亚文化接受和青年的感性变化”“东亚诸城市亚文化产生、传播、接受，以及年轻人的心理”，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以2016年持续一年发表在中国本土刊物《花城》上的系列文章最为显著。千野拓政认为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东亚城市青年文化已经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圈，文化生活，甚至精神世界也是相通的，这种现象不是表层的一次性流行，其背后存在着深刻的转折。这一系列文章主要探讨当下的青年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转折关系，当下亚文化的流行和青少年文化心理的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亚洲共通的文化现象对中日韩等国家之间的交流的启示。为了调查当下青年阅读文本方式的变化和读者对作品需求的变化，以及青少年的心理变化背后到底有何等文化和社会背景等问题，千野拓政采取了田野调查的方式，分别对五座城市——北京、上海、台北、香港、吉隆坡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这一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也是千野拓政不同于其他日本当代文学研究学者的研究方法，也许这种研究方法更加适应当下正在发生变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的现状。这种研究方法也可以说是王向远教授在《比较文学学科新论》中提到的比较文学的影响分析法的具体应用。王向远在谈及比较文学学科中的“影响研究”方法时谈到，在比较文学中，“影响”是一种关系的概念，是作为一种精神的、心理的现象而存在的。它是建立在外在事实和历史事实基础上的文学关系研究，本质上是文学交流史的研究，其基本的研究方法是历史学的、社会学的、统计学的、实证的方法。我们在千野拓政长达三万多字的系列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在研究方法上运用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影响研究法中的具体方法，通过一系列外在事实和历史事实基础上的文学关系考证，勾勒出东亚诸城市当代青年文化交流史。在证实“外在事实和历史事实”的过程中，千野拓政又运用到了比较文学的另一种研究方法：传播研究法。并对村上春树的具体文学文本中所体现出的“孤独”和“疗愈”等文化因素进行分析判断，之后关联其在东亚的传播与交流情况。千野拓政对东亚城市青年文化的系列研究，体现出日本学者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特点，即将文学的文本属性与历史文化属性结合起来的具有包容性、世界性、贯通性的学术文化形态。这种从比较文学的学术立场观察东亚文化共同体内各国城市青年亚文化的发展的研究方法，具有极为丰厚的人文意义。

千野拓政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也同样运用了这种方法，他通过鲁迅作品《狂人日记》探讨现代文学在中国的诞生问题，认为虽然中国学界一般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分期，但五四本身并不是关键性的问题，清朝垮台，民国建立，五四运动兴起，中国的文学就变成现代文学是不可能的。中国现代文学诞生时发生关键性变化的作品是鲁迅的《狂人日记》，包括日本学者增田涉在内的很多学者都认为，《狂人日记》的革新在于其白话写作形式和人道主义思想。但是，千野拓政认为，当时白话写作的作品已经有很多，表现人道主义思想的作品也有很多，《狂人日记》在这两方面并不独占鳌头，也并不突出。他参照福柯所说的“19世纪的切断”的说法，分析了《狂人日记》运用的各种叙事模式，以及由此令读者感到的强烈“真实感”，一种作品里的世界跟读者个体沟通的感觉，他认为正是这种“真实感”使得这部作品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篇作品。然而，在其后近百年的文学发展历程中，这种现代文学形成时发生的“真实感”，渐渐发挥不出原有的力量，正因如此，中国当代文学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其后，东亚诸城市亚文化的流行，以及村上春树文学阅读者的反应和活动，也证实了现当代文学对当代青少年逐渐丧失了如以前一般的影响力。也就是说，原有的现当代文学渐渐满足不了读者群的需求，其深层存在着文本阅读方式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读者和文学关系的变化。

三、置身中国当下文学发生现场

千野拓政对中国亚文化的研究也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关注。近年来，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等一些国内大学邀请千野拓政做演讲、座谈、系列讲座，《文汇报》《澎拜新闻》等媒体也对其进行过专访。此外，《花城》邀请千野拓政连续一年推出“域外观察”专栏，分析解读中日韩青少年流行文化走向以及东亚地区未来一代的精神归属，为中国读者提供不同视野下对文学和文化的观察与解读，比较中外文化差异。这是千野拓政文学研究方式的突破和尝试，他进入中国当下文学发生现场，影响和引导中国读者、作者的阅读和思考，从文学与文化互渗的角度引导中国读者了解东亚城市亚文化和青少年心理，以及村上春树文学现象，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艺术模式。2017年在北大网络文学论坛上，千野拓政从日本青年文化的发展历程，以及与社会现实的关联等角度，引导中国读者理解东浩纪理论所处的情境，并指出中国读者对东浩纪的理解偏于抽象，需要落在更具体的作品、情境中。具体研究方法有两方面：一方面，需要仔细地考察人们的真情实感，避免理论的抽象性遮蔽现实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要打破单一的文学研究视域，引入不同学科的方法与范式。千野拓政对中国城市文化的思考也引发中国学者的关注，在同济大学中文系主办的学术沙龙“上海文化身份的建立、回归与重构”上，千野拓政提出观点：中国人常说，民国时期的上海是一个文化城市，那么，这句话是说民国时期的上海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还是强调西方文化在上海展开的文化？此外，千野拓政对中国当代诗人杨键的研究对中国学界也具有一定的启发。千野拓政首先肯定杨键“是一个有开拓中国诗歌新的可能性的诗人”，(8)〔日〕千野拓政：《中国诗歌的可能性——从杨键说开出》，《东吴学术》2016年第2期。同时指出杨键的视野并不宽，甚至可以说有些狭窄、偏激，但正是这种固执于自己身边问题的写作心态，才能有想通大问题的可能性。这也正是日本现代文学的传统：写个人的生活或思考，最后涉及社会的前途、人类的命运等大问题。这种从小通大的写作方式，必将能够成为跨越国度、跨越社会、跨越文化、跨越时代的杰作，中国的诗歌也必将开拓出一个新的空间。

纵观千野拓政30余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学者传统的实证主义治学方法，以及更加包容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野，此外，还有西方文学理论素养和方法意识的自觉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