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溪峒地区竞渡“富贵坊”现象的 社会价值探赜①
——基于对西北美洲“夸富宴”现象的解读

王继帅

(吉首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湖南吉首 416000)

“夸富宴”是西北美洲印第安部落中一种的交换制度，曾于19世纪末受到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的重点研究。博厄斯研究的“夸富宴”其实是先前某种制度的衰败形态，与当地渔民暴富有关。“夸富宴”参与者将自己表现为所有参与者中最慷慨、最挥土如金的人，以显示出其对财富本身的蔑视，以及对声誉和威望的渴求。宋代溪峒地区的竞渡活动“富贵坊”也具有夸富、炫耀、标识等特征，展示较高身份与地位，获得社会声望。这类游走于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专事”，联结着多民族交流交往的纽带，他们对宋廷维持协调和睦的民族关系起着重要作用。西北美洲的“夸富宴”与宋代溪峒龙舟竞渡“富贵坊”形成于不同历史条件，具有类似的象征功能，也有不同的社会机制与机理。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指出“夸富宴”只存于等级关系并不稳定的社会之中[1]。而在社会等级关系相对稳定的宋代溪峒地区竞渡活动中却出现了类似“夸富宴”现象，那么出现这种悖论现象的原因何在？探析两种不同现象的历史源流，钩沉共同存在的普世价值，解析竞渡“富贵坊”现象的运行机理，对加强我国多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有重要价值，同时也能助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

1 “夸富宴”和“富贵坊”的历史条件与社会根源

1.1 西北美洲“夸富宴”的历史条件与社会根源

西北美洲“夸富宴”形成于前国家时期，群族或部落多居于动植物来源丰富的海峡口岸，且多个群族为获得丰厚的食物进行激烈的争夺，占领食物领地的群族为了减少争夺带来的大量伤亡，就采用“夸富宴”的形式进行物产的再分配，以消除其他群族的争抢和不平衡心理，故也称“散财宴”。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对夸库特耳人文化进行详细描述，提出有关“夸富宴”的历史条件，一是他们处在非常适合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二是他们占据着优越的地理条件，可以大量捕捞各种鱼类等，极为富有。“夸富宴”的产生有着重要的社会根源。原始部落的夸库特耳人，以狩猎、捕鱼、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社会结构还未形成严格等级划分，更没有建立起君主政体[2]。他们的社会等级很不稳定，各部落或家族为获得象征的权力头衔而相互争夺，财富就是实现目的的重要手段。财富的获取与流动不仅是社会结构有序稳定的机制，还是满足权力欲望的基本条件。

1.2 宋朝“富贵坊”的历史条件与社会根源

符太浩的著作《溪蛮丛笑研究》中记载了有关“富贵坊”的内容，实为珍贵。条目记载：“竞渡，预以四月八日下船。俗聚饮江岸，舟子各招他客，盛列饮馔，以相夸大。或独酌，食前方丈，群蛮环观如云。一年盛事。名富贵坊。[3]”宋朝“富贵坊”发生在国家大一统时期，且形成于多民族国家疆土，举行的主要目的是宋朝政府通过这种炫耀、显耀汉民族的经济等财富优势，进一步吸纳、同化少数民族的习俗，最终将其纳入国家统一的政治控制战略。中国宗族村社的宗族间关系主要依靠传统习俗与习惯来调节，通常利用合款方式及附带的具体款规来进行规约。一旦合款未被遵守，宗族间的武装械斗是无法避开的。然而，无论武装械斗多么激烈，时间持续多久，宗族间相互的约束力还要落到合款上来，这就是宗族社会自发形成的社会秩序。从某种意义上看，各宗族间共同塑造和遵守的款规，就成为这种社会体制的核心。在这种社会体制约束下，宗族间协调和睦是处理宗族关系的主要内容[4]。但这种和睦状态与宗族间实力炫耀、地位攀比等并行不悖。恰好是用这种相互攀比和炫耀去推动各宗族、各民族间的交流，同时起到对物质产品实行再分配的社会功效。这种独特的社会运行机制乃是“夸富宴”此类文化现象形成的社会根基。

2 从“信用与荣誉”的象征到“总体呈现”：“夸富宴”现象的社会特征阐释

2.1 “夸富宴”是一种“信用与荣誉”的象征

西北美洲的特林基特和海达两个部落极其富足，在冬天连续通过节日、宴庆和集市打发时间，在整个部落聚集的盛会中也交织着婚礼、成年礼、萨满仪式、图腾崇拜等活动，形成由仪式、法律呈现、经济呈现等组成的复杂网络。这种总体呈现表面是一种交流感情的场域，本质上是突出竞技状态的场合，他们重利益而奢侈，人们聚在一起看贵族间的争斗，目的是为了确定等级，因为等级关乎整个氏族最终收益。“夸富宴”是由部落头领争夺地位而引起的[5]。“夸富宴”是聚集了整个氏族甚至多个氏族的盛大节庆，期间交换礼物直到财富悉数被毁为止，基本上是氏族首领之间的较量。这场互竞慷慨的盛会的目的是在不同群体及其首领之间建立等级关系。“夸富宴”主要凸显竞技对抗，要么赢得一切，要么丧失一切，这种逻辑的基础是“信用与荣誉”。此外，萨摩亚人的礼物交换制度中也存在着“夸富宴”的基本要素，一个是威望、荣誉和财富所赋予的“曼纳”，还有一个就是回礼的绝对义务，不回礼的后果就是权威、法宝等财富之源的丧失[6]。

2.2 “夸富宴”是一种维持社会秩序的“总体呈现”

“夸富宴”是西北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分配鱼类等自然财富，而产生的一种协调人际关系的现象。它是前社会国家出现的特定现象，主要是由于没有阶级、阶层和社会等级的出现。“夸富宴”就充当了一种权利平衡的工具，夸富、炫富的目的是获得高于多数人的优越性，而获得一定的身份和地位，以此获得经济利益，或是分配食物和处理纠纷等事物的权力。权力获得财富，财富散尽获得更大的权力。“夸富宴”也称“散财宴”，从某种意义上讲，“散财宴”是避免或减缓大量财富争夺而造成的身体伤害的一种平衡手段。“散财宴”的起因就是没有一种更好的方式能独自占用大量财富资源。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夸富宴”的历史使命就是展示经济实力、宗教地位、宗族身份的优越和优势，获得经济、权力和名誉，它也为产生社会等级、制度、法律的出现奠定基础[7]。一旦有国家出现，社会等级存在，“夸富宴”现象就消失，究其原因，社会制度代替了“夸富宴”的功能。

3 竞渡“富贵坊”现象的社会价值与启示

3.1 中间摇摆人：竞渡“富贵坊”象征着社会声望、信誉与利益

“专事”是一种“中间人”的纽带作用，沟通宋朝与少数民族的经济和生活的贸易，减缓和化解民族间的冲突和矛盾，稳定多民族间关系[8]。“专事”是指以个人身份归顺宋朝的少数民族部族。这类人物既有宋朝的做后盾，有着自由的身份，同时也未脱离少数民族部族，只要他们未触及宋朝律法，宋朝都会支持和认可他们的做法。诸如书中记载，他们独自享受精美食品显然违反了各民族的习惯法和社会伦理，但却没有触动宋朝的成文法规，因而宋朝加以默许和认可。这是因为溪峒地区的自然资源极其丰富，这些资源恰恰是汉族地区的紧缺产品。由于宋朝对“专事”实施相对宽松与自由政策，也没有干涉这些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这些“专事”穿梭于族群与汉族贸易之间，利用较大的物品差价赚取大量的金钱，且垄断着这些紧缺物品的经营权。他们获取的巨额资产只能在汉族地区囤积，但无法充分消费出去。惟一能满足其心理的消费方式只能是回到少数民族中去，借助这种“夸富宴”的方式赢得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声望和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同时以此树立其经商的个人信誉。因此，他们这样做，不仅能获得一种心理满足，还可以收到预期的经济实效，从而形成少数民族内部一种等级身份象征。

3.2 情感共同体：“独酌者”是联结多民族融合的粘合剂

“独酌者”是那些“专事”的代表，是来往于宋廷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中间人，是联结朝廷与少数民族人民关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从民族间信息交往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夸富”形式肯定会得到官府的支持。由于文化、语言和历史的差异，宋朝的地方官府很难对各民族宗族村社发生直接影响。对此，除了利用“专事”一类人物之外，官府几乎找不到另外的办法。要很好地利用这些“专事”，官府显然要帮助他们在少数民族中树立威信，还要赋予他们一定的特权，此外还需要暗中对其实施监控。这样既能强化各少数民族对宋朝的向心力，同时又提高了这批“专事”在各少数民族中的地位，还能达到间接监视“专事”的目的。由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现代重构过程过于标准化，缺乏乡土文化的吸引力[9]。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就需要像“专事”一样的少数民族去建构乡村的“情感共同体”[10]，加快乡村文明建设。

4 结语

宋朝竞渡“富贵坊”有着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在朝廷制度的约束下只能认为是一种协调少数民族、汉人与朝廷间关系的一种手段。竞渡下水仪式夸富现象主要针对“专事”的位置，宋廷赋予“专事”的权力，目的是间接控制和管理少数民族。此外，“富贵坊”还有一种重要社会价值，营造一种多民族宗族活动，加强宗族间的情感联系。情感的维系有时候也会体现在不同宗族的摩擦与争斗过程。“富贵坊”也体现出群体情感而产生的独立人格的情感共同体。在现代社会乡村振兴过程，乡村文明的建设离不开群体情感的维系。乡村振兴应该更关注情感凝聚基础上的经济、文化、生态的一体化发展。现代化建设中的乡村常出现“空心化”“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的现象，实际上是盲目追求经济利益而淡化宗族情感造成的。“富贵坊”的情感凝结价值对当今乡村振兴有着重要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