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型政策范式下的中国扶贫报道研究

魏亚萍 陈东方

【摘要】精准扶贫报道的研究，需立足于精准型政策范式的分析。以2013—2019年重大精准扶贫政策的梳理为基础，研究了同时期《人民日报》对精准扶贫的相关报道发现，精准扶贫报道与精准扶贫政策之间存在明显的时间序列关系，分为四个阶段;其报道内容、报道体裁、报道主题以及报道主体形象塑造在不同阶段出现不同变化;而“政策阐释”“工具策略”以及“精神引导”的报道框架也在这一变化过程中逐步构建。

【关键词】精准扶贫;扶贫报道;政策范式

一、在精准型政策范式下研究中国扶贫报道的意义

在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反贫困历程中，扶贫报道在助力扶贫工作、推动扶贫实践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媒体报道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都表明：只有深刻理解扶贫工作的时代背景、把握扶贫政策的内涵，扶贫报道才能有的放矢，有效发挥其传播力、影响力与引导力，为反贫困工作提供强大的舆论动力与精神支持。因此，对中国精准扶贫报道的研究，需要首先借助政策范式理论，从社会结构背景出发对扶贫政策的思维框架进行把握，梳理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发展历程，从而更好地把握精准扶贫报道及其变化，并进一步梳理精准扶贫报道话语框架的建构过程。

政策范式是指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所采取的由概念和标准所组成的思维框架。[1]本文使用政策范式理论分析发现，精准型范式规定并指导了2013年至2019年间的扶贫政策。借助政策取向、政策问题、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这四个政策范式分析要素，对2013年至2019年间的扶贫政策进行识别与分析，发现其中最为关键的三项精准扶贫政策分别为《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2014年1月25日）、《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2014年5月12日）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2015年11月29日）。这些政策为后续扶贫报道变化分析及话语框架建构过程分析奠定了基础。

二、精准扶贫报道与精准扶贫政策之间的时间序列关系

根据2013年以来中央三项重大精准扶贫政策的颁布，本研究选取《人民日报》2013—2019年间的精准扶贫报道，在对报道内容、报道体裁、报道主题以及报道主体形象分析的基础上，将其分为四个阶段。通过描述统计与内容分析发现：第一，精准扶贫报道与重大扶贫政策的时间序列变化较为一致，相对及时、准确地反映了精准扶贫政策的变化，具有较好的时效性;第二，根据不同政策阶段的媒体宣传以及舆论引导的不同需要，报道内容、体裁、主题以及主体形象塑造等随之发生变化，以有效发挥精准扶贫报道的传播力、影响力与引导力[2]。

（一）第一阶段（2013年末至2014年5月）：概念与政策阐释

该阶段重要的政策背景为2013年11月3日“精准扶贫”概念的提出，以及2014年1月25日《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的颁布。在这一阶段，“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及具体实施方案都还没有出台落实，精准扶贫的媒体报道主要为概念阐释与政策解读，属于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前期信号释放。

就报道内容而言，这一阶段主要为政策宣传与政策解读，报道主要传达了国家关于“精准扶贫实施”和“建立精准扶贫制度”的政策、决策或会议精神。政策解读主要面向各级政策执行者，为后续精准扶贫工作的具体实施提供理论指导。由于报道内容主要涉及精准扶贫政策的宣传、解读，因此报道主题主要为政治层面。与本阶段精准扶贫报道主要目标与报道内容相符的是，报道体裁主要以消息和评论为主（占比约70%）。消息或评论的表述直接、报道迅速，具有较强的时效性，能够满足此阶段精准扶贫政策及时传播的需求，并且，在第一阶段，精准扶贫政策初步实施，成果突出的典型案例相对较少，相关通讯报道极少，因此没有塑造出比较典型的主体形象。

（二）第二阶段（2014年6月至2015年12月）：政策实施方案的广泛传播

该阶段重要的政策背景为，2014年5月12日《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的颁布。此时，精准扶贫的顶层设计已较为成熟，扶贫报道主要特征为精准扶贫实施方案的广泛传播。

就报道内容而言，虽然本阶段涉及较多的政策解读，但突出的重点已由概念或政策内涵转向精准扶贫具体措施。相关报道通过强调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大力宣傳扶贫举措，实现精准扶贫实施方案的广泛传播。在报道体裁上，为了实现精准扶贫实施方案的广泛传播，该阶段的报道体裁形式多样，通讯以及调查报告的占比有明显提高（约占40%）。在报道主题上，与前一阶段相比没有明显变化，以政策宣传为主，主要涉及政治层面，并且，随着通讯报道的丰富，该阶段扶贫报道逐步塑造了比较典型的政府主体形象，宣传了政府对精准扶贫的坚定决心及实施的有效措施，塑造出“有决心的行动者”的负责任政府形象。

（三）第三阶段（2016年至2017年）：舆论的影响力与引导力

该阶段最重要的政策背景为，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的出台，《决定》明确要求，“在舆论上加强扶贫宣传”，“扎实做好脱贫攻坚的宣传工作”;在报道内容方面，“宣传脱贫重大成就”“准确解读政策”“生动报道典型”，以实现“大力营造良好氛围”“为脱贫攻坚提供强大精神动力”的宣传作用。因此，本阶段精准扶贫报道数量显著增加，报道的主要特征是强化扶贫报道的舆论影响力与引导力。与政策对报道内容的要求相一致，该阶段报道内容主要包括政策解读、扶贫案例宣传等。《人民日报》利用通讯体裁，通过精准扶贫典型事件或人物的报道，弘扬扶贫经验、展现扶贫重大成就，鼓舞群众脱贫的信心与决心，凝聚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例如，2017年5月开设的《砥砺奋进的五年·驻村手记》栏目，实现了“融入群众聆听大地心跳——赋予中国故事更蓬勃生动的传播力”，“激荡起中华儿女投身反贫困伟业的正能量”的宣传效果。

为了更好地发挥媒体报道的舆论影响与引导，这一阶段的报道主题呈现多元化，政治层面占比显著降低，经济主题比重提高，并且开始重视社会、文化层面的报道，强调对贫困人口的“精神扶贫”。该阶段扶贫政策所推动的“大扶贫格局”①的构建，也深刻地反映于精准扶贫的报道中，表现为报道主体形象塑造的多样化，尤其是以企业为代表的其他社会组织、社会力量的形象更为突出。

（四）第四阶段（2018年至2019年）：舆论引导继续强化

经历了过去5年的精准扶贫实践发展，截至2017年末，中国的脱贫攻坚成效显著，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在本阶段，虽然没有重大扶贫政策颁布，但是对剩余贫困问题的解决，中央有針对性地发布了多项指导意见。例如，《关于金融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意见》《健康扶贫三年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等。与扶贫政策未出现重要变化相一致的是，该阶段的扶贫报道在报道内容、报道体裁方面没有明显变化。而扶贫报道主题范围则持续多样化，政治、经济主题除外的其他主题报道，例如社会、科技等，占比不断提高。随着企业等社会力量在扶贫工作中参与的深入，其主体形象更为丰满。社会力量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深入程度不断提高，不仅从经济层面的产业、项目帮扶扩展到社会、教育等层面帮扶，还通过扶贫干部队伍培育，帮助完善基层组织治理建设，“大扶贫格局”构建的成果显著。

三、精准型范式下扶贫报道框架的建构与变化

通过对扶贫报道的内容分析，本文将精准型范式下的扶贫报道分为政策阐释框架、精神引导框架和工具策略框架，并根据精准扶贫报道的时间序列分析梳理其具体的建构过程。

（一）政策阐释框架

以政策阐释为框架的扶贫报道，其报道体裁以评价为主，报道主题以政治为主，报道内容为对扶贫政策内涵、扶贫措施等进行解读和传达。[4]在扶贫报道的四个阶段中，精准型范式下的政策阐释框架经历了以政策执行者为主要受众到以大众为受众的转变。

在精准扶贫报道的第一阶段，精准扶贫具体施行方略尚未颁布，因此，该时期政策宣传的主要目的是向政策执行者阐释精准扶贫政策概念，以为将来的政策实施做好准备。面向政策执行者的政策阐述主要目的在于，使政策具体执行者能更深入地把握精准扶贫的内涵和外延，从而更好地指导精准扶贫工作的具体实施。

进入第二阶段，精准扶贫政策阐释的报道意图不再只局限于加深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的理解，而是要促进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方案的广泛传播。考虑到报道受众的大众化，政策阐释的语言灵活性以及亲和力都有明显提高。

（二）工具策略框架

工具策略框架是扶贫报道中使用范围较广的报道框架。以工具策略为框架的新闻报道主要包括脱贫成功经验的传播、分享，以及对精准扶贫实践工作的反思、批评。根据表达方式的不同，工具策略框架可分为榜样典型框架和策略评判框架。榜样典型框架，通过精准扶贫优秀人物与事迹的案例，分享脱贫成功经验;策略评判框架则是通过对扶贫策略工具进行监督、评价，发现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在精准扶贫报道的第一、第二阶段，随着政策措施与实施方案的逐渐完善，工具策略框架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建构过程。报道的第一阶段，《人民日报》于2014年5月11日刊登了《河北平泉实施精准扶贫 贫困户入驻扶贫产业园》，试图通过树立典型形象分享精准扶贫政策工具经验。但该报道的主要内容仍集中于传统的扶贫政策工具，并未能体现出精准扶贫政策工具的主要特征，精准扶贫的工具策略框架尚未成熟。进入第二阶段，同年6月7日报道的《精准扶贫看建宁》中提到了“因户施策”“一户一法”等语句，此时精准扶贫政策工具的话语体系已初步形成。之后，2014年9月21日刊登的报道《确保户户摘下贫困帽》就展现了成熟的精准扶贫工具策略框架。该报道通过塑造扶贫干部榜样，以“扶谁的贫”“谁去扶贫”“怎样扶贫”为逻辑，详细报道了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中的细节与经验。至此，精准扶贫报道的工具策略框架已成熟并稳定下来。

（三）精神引导框架

以精神引导为框架的报道主要通过宣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等，激励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树立脱贫决心，鼓舞凝聚干群力量。根据报道内容的不同，精神引导框架可分为“帮扶者”精神引导和“被扶者”精神引导两个方面，并随着精准扶贫实践的推进在不同阶段分别表现为精准扶贫重要性表达与榜样典型树立。

在第一、第二阶段，因为精准扶贫实行时间较短，典型案例较少，因此精神引导框架主要依靠表明政府的决心和重视程度，来激励贫困地区干部群众。例如，《精准扶贫，成就最大善政》一文中特别提道，“省委书记、省长亲自带队，所有厅局长，地级市书记、市长，县委书记全部参加”。通过报道领导作风来体现当地政府对精准扶贫的重视。而在第三、第四阶段，随着精准扶贫实践的深入进行，榜样典型数量大大增加，因此精神引导框架主要依靠典型人物或事件案例，反映精准扶贫的巨大成果，树立榜样作用。如在《先富带后富 精准扶贫路 富脑袋鼓心气，中！》中，新闻话语运用强烈的前后反差对比，凸显了扶贫干部和贫困群众的脱贫成就，以激发其工作热情。此外，随着大扶贫格局的建立，精神引导框架报道所激励的扶贫者也不再局限于政府干部，而是逐渐扩展到企业等社会力量。

四、结语

本文根据重大精准扶贫政策的发布时间，将精准型政策范式下的扶贫报道分为四个阶段。精准扶贫的报道框架在这四个阶段中经历了一个逐渐建构并不断成熟的过程。政策阐释框架完成了以政策执行者为主要受众到以大众为受众的转变;工具策略框架则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逐渐完善，逐步完成其建构;精神引导框架则随着精准扶贫实践的进行，其呈现方式逐渐改变。

后2020时代的扶贫报道，也需要深刻把握政策的社会结构背景与思维框架，深入理解新时期扶贫报道需求与报道意图，构建适应新阶段变化的扶贫报道话语框架，从而更好地发挥扶贫报道的传播力、影响力与引导力，助力推动中国反贫困工作的发展。

注 释：

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站的决定》中，“（三）基本原则‘明确指出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来源http：//www.gov.cn/zhengce/2015-12/07/content_5020963.htm。

参考文献：

[1]HALLP A.Policy paradigms，social learning，and the state：the case of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Britain，[J].Comparative politics，1993：275-296.

[2]丁柏铨.论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J].新闻爱好者，2018（1）：4-8.

[3]谢天勇，张国良.大众传媒与扶贫报道：以1990—1999年《安徽日报》为例[J].新闻大学，2001（2）：23-29.

[4]蔡骐，吴梦.我国精准扶贫报道中的主体形象与话语框架解析（2013-2018）[J].新闻记者，2019（6）：70-76.

（魏亚萍为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社会学系副教授;陈东方为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社会学系硕士生）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