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条件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策略分析

赵 炜

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带动了新媒体文化的诞生与推广。在新媒体环境中，意识形态传播工作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与机遇。在此背景下如何抓住机遇，规避影响，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研究重要课题。为对具体传播策略展开深层次研究，保证传播策略执行质量，研究人员首先需要做好新媒体特征以及影响分析，以为后续传播策略制定提供相应数据参考。

1 新媒体特征

1.1 及时性、互动性

在各项技术支持下，新媒体信息传递方式以及传播速度会更加理想，信息传播互动性特征较为明显，只要具备传播条件，民众便可随时展开信息传送操作，信息传播呈现出了当下传播的势头。同时与传统单向传播模式有所不同，新媒体传播更加注重信息传播互动性，民众可以在论坛、微博等平台中，就某个问题展开共同探讨，彼此交流较为顺畅，反馈较为及时。

1.2 多媒体、数字化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最为明显的差异便是数字化传播方式，会通过对计算机等技术的合理运用，通过可识别数字代码展开信息传播[1]。在数字化便捷性优势的支持下，用户可对编码信息展开随意操作，可以创造出更多虚拟式信息。在新媒体时代，各种媒体形式会得到有效整合与重组，从而形成一个具有融媒体、多媒体特性的媒介平台，进而全面容纳各种形式的信息。

1.3 个性化、网络化

在新媒体环境中，所有用户都是信息网络中的节点，只要拥有移动设备便可展开信息传播，所有个体都可能会成为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或者发布者，信息传播个性化、网络化特点极为明显。在实施信息服务时，服务平台会按照用户习惯以及其他情况，为其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能够满足个体各项要求，保证用户满意度。

2 新媒体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影响

2.1 消极影响方面

新媒体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众思想引导难度较大。与传统封闭式信息传播模式有所不同，新媒体传播模式有着明显的双向互动以及发散式特征，信息传播相对较为开放，信息资源呈现出爆发性增长模式，信息不实、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对民众主流价值观形成与发展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并不利于意识形态领域发展。

2）主流价值安全系数出现下降趋势。在传统媒介环境中，民众信息接收相对较为被动，自主选择机会相对较少，而在新媒体条件下网络信息有着明显的动态化特征，民众信息传播、言论发布限制逐渐减少。此时会出现明显的信息传播难以控制的问题，会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维护产生直接影响。

3）加剧西方价值渗透力度。新媒体发展加快了西方文化与思想的渗透力度，西方一些国家可能会因为想要达到某种目的，而采用各种手段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冲击[2]。

2.2 积极影响方面

一方面，新媒体可为意识形态安全提供更多物质手段，不仅会为意识形态宣传提供更多渠道，而且还会通过不断研究，为其传播提供更多可靠的安全保护，意识形态安全保护会发展到崭新的高度；另一方面，会为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信息支持，会在各种技术支持下及时、安全将各项信息传递到用户端，能够对民众理念以及价值观形成积极影响，能够实现对民众意识形态发展的有效带动，可及时粉碎谣言，保证意识形态真实性与安全性[3]。同时可为意识形态提供安全工具，会利用媒体所具备的良好的沟通功能，拉近和民众之间的距离，促进彼此之间情感交流，能够将主要意识形态和民众思想有机融合在一起，提升民众对于意识形态的认同感。

3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策略

3.1 构建专业传播主体

通过上述论述可以发现，新媒体信息传播双方互动特性像是一把双刃剑，不仅会对意识形态传播产生消极影响，同时也会产生积极影响。鉴于此，应通过对新媒体这一特性的合理运用，构建起专业的意识形态双向传播机制，从而利用专业传播主体，实现切实增强传播力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转变传统小众传播模式，积极推行大众传播形式，降低话语准入门槛，提高民众传播参与度，实现对理论传播范围的不断拓展，保证形态知名度；其次注重传播主体专业性培养，保证主体数量以及传播专业水平，提高专业型、复合型人才培养力度，为传播活动开展提供可靠人力资源支持；最后优化主体传播策略，构建形态解释框架，实施多平台同时传播方案，通过对从众心理的运用，形成良好的集聚效应，实现对社会舆论的有效引导。同时，需要针对意识形态传播虚拟化、隐性化特点，通过营销推送、形象重塑以及议程设置等手段，达到切实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质量的效果[4]。

3.2 注重大数据技术运用

一方面运用大数据技术实施受众特征分析，保证受众信息获取质量，确保可以在大数据技术支持下，做好受众心理特征、行为偏好以及思想动态等信息收集，为意识形态传播方案设置提供可靠数据依据，保证传播实效性；另一方面利用大数据技术收集民众反馈信息，通过对反馈信息的分析与整理，明确传播路径问题进而做好问题优化，达到预期传播目标。同时，需要通过对大数据技术的运用，打造出意识形态高效传播模式。要通过对大数据技术的科学运用，对受众特征展开科学分析，并做好受众信息反馈预测，应在技术支持下实现人和人的隐性沟通，保证人与人的互动有效性，进而实现对意识形态的科学化传播，展开新型沟通模式建设，高质量完成各项传播任务。

3.3 做好媒介资源整合

作为意识形态传播主要载体，传播媒介意识形态性特点较为明显，会对传播特定文化、思想以及意识等形成控制。在新媒体环境中信息传播模式会突破传统媒介束缚，逐渐向无中心网络化、双向交互以及平行发散方向发展，信息传播渗透力、辐射力更加理想。为保证意识形态传播有效性，需要做好媒介资源整合，要通过带动各媒介有效融合的方式，实现对传播媒介的切实优化[5]。不仅要处理好传统媒体、新媒体之间关系，按照取长补短原则，实现双方优劣势互补，将全媒体传播功能充分发挥出来，确保传统媒体以及新媒体所具备的大众化、专业化以及其他方面优势可以得到有效运用，同时为保证信息传播对于民众的吸引力，需要从稿件采写的选题和方式等方面入手，对传播内容呈现形式与生产方式展开创新。同时，应构建起立体全面、功能互补的媒介系统，从容形成形态舆论引导新格局。

3.4 构建完善管理机制

为保证传播环境质量，确保各种传播活动可以顺利展开，有关部门需要结合国家相关法律，从新闻内容的生产源头着手考虑，构建起与新媒体环境相符的意识形态传播规范与机制，进而为传播活动开展提供可靠保障。一方面完善立法，增强新媒体治理力度，依据各种规范与机制，对媒介上传播活动展开严格管理，做好反面思想治理与防范，以防对大众思想形成干扰；另一方面增强监督力度，对媒体实施内部、外部双重监督模式，确保在做好内部审核的同时，可以在民众监督力量的支持下，严格约束每位新闻工作者道德行为，从而实现良好的信息传播氛围。同时，需要做好传播违法行为处理，要依据相关法律，对违法人员展开严肃问责，增加其违法成本，以对违法行为形成有效遏制。

4 结束语

鉴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新媒体时代，有关部门需要结合新媒体优势与不足，按照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特点与传播目标，有序展开意识形态传播方案编制，保证新媒体对传播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可以被充分挖掘出来，从而实现高效化信息传播模式，达到预期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要求，为我国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本文所述并不全面，期望能够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