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妇女史研究综述

□邓孟青 杨 蕤

关于妇女史的定义，目前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观点：一是以妇女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二是以女性主义立场来叙述和撰写的历史［1］。国内学者并未对此分歧达成一致意见，有学者认为二者均具有重要意义，不应排斥其中任何一方。正如美国女性史学家Joan Kelly⁃Gadol 曾对妇女史研究做出的精辟概括：“妇女史有双重目的：把妇女还给历史，以及把历史还给妇女。”［2］1建立“妇女的历史”或“女性主义通史”兼具学术和非学术的双重意义，妇女史不仅能够推动历史学研究的视角转换，指导妇女学其他子学科，还可以为现实社会的妇女运动提供理论的支持与借鉴［3］。在史学变革和妇女运动浪潮的推动下，我国的妇女史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进入繁盛阶段，“社会性别”的引入又使妇女史走向社会性别史的研究［4］。地域和民族的妇女史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西夏妇女的研究在少数学者的努力下也有所开拓。研究西夏妇女史有助于完善对西夏社会的探索，增进对民族女性的认识，进而推动我国的西夏学与妇女史趋向完备。拙文在梳理了现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关注西夏妇女史研究的论题、线索、流变、问题意识，拟从综合研究与社会地位、社会风尚与女兵麻魁、法律地位与婚姻家庭、上层女性与服饰制度等方面对西夏妇女史研究做简要归纳整理，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补益。

一、综合研究与社会地位

目前尚未见到专门针对西夏妇女研究的著作，仅仅在西夏古籍译本、文化史、风俗史、社会史和一些通史的书中包含有西夏妇女的零散信息。将这些涉及西夏妇女历史的书本单独列出，既有利于文章的分类更加简洁，也可以为读者的阅读和理解提供便宜。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 年）是目前使用最多的译本，第8卷中有好几门是针对妇女的制规，它是研究西夏妇女史，尤其在女性法律地位方面，是不可或缺的资料。陈炳应《西夏谚语 新集锦成对谚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用谚语的形式反映了西夏社会对女性德性和行为的褒贬。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一书的部分内容，反映了西夏社会对妇女道德的要求，包括孝顺公婆、妇智敬夫、勤俭持家、妯娌相敬等等名义。杜建录、史金波《西夏社会文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中，草书户籍部分记录了西夏时期多户家庭中女性成员的姓氏、社会关系等重要资料，并且可以从中看到夏汉通婚、三世同堂、一夫多妻等社会现象，是利用实例来探讨西夏妇女活动的重要资料。

上述著作是我们认识和研究西夏妇女状况的资料性著作，在一些研究性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西夏妇女的生存状态。如史金波《西夏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中的第六章《蕃汉兼备的风俗习惯》就涉及了西夏妇女的尚武精神、风俗礼仪、婚姻丧葬、女性服饰诸多问题。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 年）讨论了西夏女性在礼仪、婚育、服饰、宗教等方面的受教育情况，最后提到了民歌和谚语对西夏女子的教育作用。朱瑞熙《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中搜集到西夏妇女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的资料。宋德金、史金波《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中国文艺出版社，2002年）叙述了西夏妇女劳动、生育问题、婚姻家庭、使军和女仆、妇女礼仪等内容。史金波在《西夏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中《妇女》一章，专门论述了西夏女性社会和家庭地位、风貌、妇女参政和礼佛等情况。张国庆、韩志远、史金波著《中国妇女通史》（辽金西夏卷）（杭州出版社，2011年）概括了西夏社会的妇女政策与制度、妇女的社会阶层（包括贵族、贫民、女艺人和女匠人、女尼和女信众、使军和奴仆、寨妇）、婚姻与家庭、服饰、社会活动和业绩等内容，对西夏妇女的境况进行了透彻且全面的阐述。

此外，在其他有关西夏的通论、通史性质著作中也可以看到有关西夏妇女的稀疏痕迹。例如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年），李蔚《简明西夏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钟侃、吴峰云和李范文合著的《西夏简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 年），李范文主编的《西夏通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 年），李锡厚、白滨《辽金西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杨建新、刘建丽《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辽宋西夏卷》（民族出版社，2009），等等通史性著作都谈到了西夏后妃干政和西夏妇女的生活风貌，恕不能就其全部罗列［5］288。

资料性著作从国家法律、舆论框限、实例分析三个维度为后来的研究提供方向，它们是后来学者进行研究和诠释的文本依据，是有关西夏妇女的重要文献史料。在综合性的研究专著中，西夏妇女的相关内容或是在西夏文化史、风俗史、生活史中展露其一个侧面，又或是在研究妇女通史时作为问题的一个旁支出现，这些专著在兼顾广揽与深入的基础上，勾勒出西夏妇女在文化、教育、风俗、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基本风貌。其实将汉文资料合成西夏史的尝试早在18世纪就开始了，然而有意识的民族妇女史研究则蓬勃于20 世纪中后期，笔者根据此时间节点，列出了上述通论性著作，它们多是从政治角度出发触及西夏后妃擅权、干政情况，当然也包含西夏女子的基本生存状况，但在此类著作中这部分内容绝不是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来阐述的。

与著作相比，专门研究西夏妇女的论文颇多且相对比较集中，可以粗略分为民俗研究和社会地位研究两方面内容。如汤开建《党项风俗述略》（《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顾吉辰《西夏社会风俗考》（《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郭晓明《西夏民俗》（《中国古都研究》1991 年第9辑）等文章均是在论述党项风俗的过程中探讨了西夏妇女尚武风俗、婚姻恋爱、穿着服饰方面的综合情况。

韩小忙《试论西夏妇女的社会地位》（《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是较早以西夏妇女为专题进行综合研究的成果，该文根据《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圣立义海》、《新集锦成对谚语》等基础材料，从法律地位、道德地位、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四个方面对西夏妇女的地位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能够辩证地看待西夏女性地位且注意到了阶级带来的差异，认为西夏妇女具有较高的自由度，同时也承认在任何封建社会妇女都是男子的附属品，在下层妇女中表现尤甚。李娜《西夏妇女社会地位研究》（2011年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从政治、经济、法律三大块论说了西夏妇女的全面风貌，认为党项族进入阶级社会后，妇女逐渐沦为男子的附庸，下层妇女无法取得与其贡献相应的社会地位。闫中华和王艳的《从图像艺术看西夏女性的社会地位》（《美术研究》2019 年第3 期）是以文献资料为依托，从图像学的角度出发来探讨西夏女性社会地位的一篇文章，该文分析了大量西夏女性图像，认为社会地位较高的只是那些贵族妇女。除此之外，还有文章对西夏妇女在某一方面地位进行探讨，如刘筱红的《中国古代妇女的经济地位》（《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4 期）涉及对西夏妇女继承权等规定。李娜的《论西夏妇女的经济地位——以〈天盛律令〉为中心》（《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0 年）从经济角色、经济权力、西夏妇女的经济赔偿的角度来分析西夏妇女的经济地位，认为西夏妇女在经济生活中充当了重要的生产力要素，扮演了重要角色。需要指出的是，学者们对西夏妇女法律地位的讨论较为热烈，而西夏妇女在社会地位中其他方面的研究（经济、政治等）就略显薄弱了。

二、社会风尚与女兵麻魁

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生产及生活方式，在漫长的岁月中各民族形成了自己的历史传统，也塑造了独特的民族性格。社会风尚最能体现一个民族或某一群体的宏观特征。西夏的妇女在社会上的自由度更高，不同于中原女性的温婉端庄，她们更加的勇毅和果敢，因此，谈论西夏妇女风尚的文章都绕不开西夏女兵“麻魁”。

吴炎《党项民族的尚武精神及军事体育活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谈到西夏妇女泼辣好斗的性格，文中也较早提到了妇女中的女兵团体。任芬《西夏党项人的婚姻家庭》（《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认为《辽史·西夏外记》中记载的“敌女兵不详”的禁忌与党项实行的氏族外婚制有关。张邦炜《辽宋西夏金时期少数民族妇女的生活》（《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9 年第3期）首次概括出党项妇女具有：“敢战斗”、“喜报仇”、“好参政”三种禀赋。此后，这一论断常被相关文献引用。谈到西夏军队中有“麻魁”即参加战斗的女兵，同样认为党项惯用妇女复仇与氏族外婚有某种联系。何玉红以西夏女兵为主题发表了系列文章：如在《试析党项妇女的强悍之风》（《青海民族研究》2002 年第2 期）中认为，除了族外婚之外，“敌女兵不详”的禁忌也与西夏女兵的凶蛮刚烈密不可分，提出党项妇女的强悍之风表现在喜好复仇、尚武参战、恣行攻掠、乐于参政、殉情现象五个方面，并对党项妇女强悍之风的形成原因做了简要分析；在《西夏女兵及其社会风尚》（《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中补充了前文，谈到西夏妇女勇武无畏的精神在她们的审美观上也有体现，还提及《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有记载西夏妇女在军中守卫、站岗、放哨等执勤任务，对她们的缺勤、渎职等违纪行为有详细的处罚规定。

此外，穆鸿利《西夏人的社会风尚与精神风貌辨析》（《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集》2005 年）亦谈到西夏妇女能征善战和喜好复仇的特点。崔星、崔凤祥《从西夏岩画看党项族的个性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 年第5 期）凭借西夏文书和岩画分析了全盛时期党项人的个性，提到了党项妇女泼辣无羁的性格特征。

三、法律地位与婚姻家庭

韩小忙《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看西夏妇女的法律地位》（《宁夏大学学报》1997 年第3 期）一文从法律对妇女人身保护、经济利益和赔偿的规定、婚姻的要求等方面研究了西夏妇女在法律上的地位，率先提出国家保护妇女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家庭和社会和谐。张昱《宋与西夏妇女法律地位比较研究》（2011年湖北大学硕士论文）将宋与西夏妇女的经济权利、婚姻权利、人身权利进行了比较，对二者的法律实践和社会实际情况进行了分析，最终认为在同样男尊女卑的背景下，西夏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妇女在经济中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导致西夏妇女的社会地位比宋朝妇女要低下，渗透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李娜《略论西夏妇女的法律地位——基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分析》（《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2 期）分别从婚姻、刑事处罚、财产关系中的法律地位进行了分析，认为西夏妇女在婚姻中有一定的主婚权与改嫁的自由；在刑事处罚方面，在一定范围内对妇女的保护做出了规定；西夏妇女的财产所有权需要以夫家为载体，总体来说法律维护的是家长权威和封建秩序，而非妇女个体的利益。在西夏妇女的法律地位探讨中，张昱、李娜等学者均一致采纳韩小忙先生的观点，即法律对西夏妇女的保护无非是出于维持整个封建体系的考虑。

聚焦女性的话题必然离不开婚姻与家庭的讨论，在妇女法律地位的研究范围内，婚姻与家庭的研究也是一个小热点，很多情况下“婚姻”和“家庭”难以明确分离，但学者们论述的侧重点各有不同。

邵方《西夏家庭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4 期）依据《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关于“连坐”等制度的规定，指出西夏以同居共财扩大家庭，其特征以父权为家庭宗法制度的核心，但西夏通过家长负责制来进行家庭内部的管理，因此母亲也是家庭的管理者，这就使西夏家庭妇女的地位要比唐宋妇女高。史金波《西夏户籍初探——4件西夏文草书户籍文书译释研究》对4 件西夏文草书户籍文书进行译释，首次展示了西夏户籍的面貌，探讨了黑水城地区婚姻状况和家庭形态，证实了西夏社会存在番汉通婚、一夫多妻、姑舅表婚现象，认为西夏以夫妻二人家庭居多，三世同堂家庭并不算多，这些内容均与西夏妇女的生活有关。郝振宇《西夏家庭问题研究》（2019年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辩证地分析了前人的研究，肯定了前述史金波的研究方法，又将西夏妇女放入到当时的环境中考察，对西夏的婚姻和家庭做了详细的论述，触及家庭形态、家庭的人际关系、家庭的生计和家庭教育等问题，指出西夏妇女从属的社会地位在法律和规范中逐渐固化。

得益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等西夏文资料的刊布，学术界对西夏女性群体的关注多围绕“婚姻制度”、“婚姻法”等方面展开。如史金波《西夏语的“买”“卖”和“嫁”“娶”》（《民族语文》1955 年第4 期）重点阐述了西夏买卖婚问题。史金波先生《西夏党项人的亲属称谓和婚姻》（《民族研究》1992 年第1 期）对西夏文献中的亲属称谓做了繁复的考证，并通过这些亲属称谓来剖析党项族的婚姻家庭，认为一夫一妻是西夏封建婚姻的基本制度，党项族内姑舅表婚盛行。任芬《西夏党项人的婚姻家庭》（《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 年第4期）借助《文海》汉文译本所提供的材料，对党项人的婚姻、家庭状况做了初步探讨，认为党项人不婚同姓，是与汉族同样“重本宗轻外宗”的表现；西夏建立后婚姻形式变为买卖婚姻且存在妻妾之别；婚姻上仍有诸多群婚的遗迹，党项妇女在婚姻家庭上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较轻，反映的是党项社会的落后性。张邦炜《辽西夏金时期少数民族的婚姻制度与习俗》（《社会科学研究》1998 年第6 期）一文重点介绍了党项婚姻中的收继婚和一夫多妻的婚俗，认为买卖婚的盛行意味着女子开始依附于男子。文中存在一处讹误，根据《友会谈丛》所载，“凡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之不问”应定在大中祥符七年或此之前，时西夏尚未建立，不应当用此来说明西夏建立后的婚姻自由情况。邵方《试论西夏的婚姻制度》（《民族研究》1998第4 期）通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和其他史料的结合，较早对西夏婚姻制度做出了较详细分，将其与唐宋婚姻制度进行了比较，总结了西夏婚姻制度具有“姑舅表婚盛行”、“妇女地位较高”、“对非婚行为和非婚生子女相对宽容”的特点。邵方《西夏婚姻制度的特征——兼论女性在西夏婚姻中的地位》（《宁夏社会科学》2003 年9 月）一文补充了西夏婚姻中“女子不从夫姓”和“女子先荐国师”两个特点，并介绍了党项人的择偶标准。韩小忙《〈天盛律令〉与西夏婚姻制度》（《宁夏大学学报》1999年第2 期）从五个方面介绍了西夏婚姻制度的基本内容，也将其与唐宋婚姻制度进行了对比，更为难得的是此文分析了西夏婚姻制度形成的原因。邵方《西夏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研究》（《河北法学》2003年第5期）和《略论西夏法律对党项社会婚姻制度的规定》（《法学评论》2003 年第1 期）两文从法律制度角度就西夏婚姻制度、西夏家庭形态的构成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张永萍《唐与西夏婚姻制度比较——以〈唐律〉和〈天盛改旧定新律令〉为中心》（《河北学刊》2009第2期）一文从主婚权、婚价和嫁妆、等级婚姻等方面对唐与西夏的婚姻制度做了比较。林雅琴《西夏人的婚姻与丧葬》（《宁夏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对西夏的婚制婚俗做了简要介绍。王爽《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看西夏的婚姻法律制度》（《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第22 期）、陈如衡《从〈天盛律令〉看西夏婚姻法》（《兰台世界》2014 年第11 期）都是以《天盛律令》为基本研究资料，对党项西夏社会婚姻法律制度的内容、特点、产生原因等作了阐述。

此外，李晓《西夏的和亲政策》（《文史哲》1996年第3期）和张国庆《略论辽夏“和亲”与辽夏关系的变化》是从政治角度考察西夏的和亲政策，涉及几位宗室女，但着笔不多。邵方《西夏党项社会的族际婚》（《西北民族研究》2004 年第3 期）讨论了西夏皇室、民间的族际通婚状况。艾红玲《西夏礼仪制度考论》（《宁夏社会科学》2009 年第1 期）提到了妇女在婚礼及丧礼的仪程。

也有学者关注元代西夏遗民婚姻的发展与变化。孟楠《元代西夏遗民婚姻研究》（《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总结出西夏遗民的婚姻有通婚范围广、通婚对象随居住地发生变化、仍有一部分本族内部通婚等特点。邓文韬《元代西夏遗裔婚姻若干问题补释》（《西夏研究2017 年第4 期》）、《元代唐兀人研究》（2017年宁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都涉及了元代西夏遗民婚姻问题，分析了元代西夏遗民在通婚对象、婚龄、婚俗和婚姻形式等方面发生的变迁。

上述研究在考察西夏妇女法律地位的相关文章中，对婚姻家庭的研究较集中，缺乏其他方面例如人身权利等问题的单独探讨。此外，虽然西夏妇女的法律地位，尤其是在婚姻与家庭方面的规定得到了较完整的分析，也表现出从概括到细腻的趋势。但是，目前的研究多是基于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等法律条文，不能全面概括西夏婚姻与家庭的实际情况，而户籍簿等社会文书显然具有这方面的优势。

四、上层女性与服饰图像

女性参与是西夏政治的一个重要表征，亦有不少体现这方面的研究。如探究西夏后妃擅权的论题：白滨《论西夏的后族政治》（《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认为西夏后族干政，总是伴随着接踵而来的外戚专权，这对西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顾吉辰《西夏后妃制度考述》（《宁夏社会科学》1993 年第2 期）对西夏后妃婚姻制度、丧典制度、崇尚佛教、后妃擅权等问题做了论述，并且简要介绍了后妃服饰和车舆制度，指出在没藏氏和梁氏执政期间，西夏的历史是在发展而并非倒退；王德忠《西夏的外戚专权及其影响》（《松辽学刊》2000 年第2 期）一文在外戚专权的条件和影响方面做了阐述，认为没藏氏、梁氏、任氏三大家族相继利用权力为己谋利，不惜损害西夏统治阶层的根本利益，不仅阻碍西夏社会发展，而且使西夏与宋、辽、金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白雪《西夏罗后与佛教政治》（《敦煌学辑刊》2007 年第3 期）把关注点转移到西夏后期的罗氏干政，对罗氏的入宫、不同时期的施经活动、干预朝政情况、罗后在安全篡位事件上的角色及罗后的结局等做了分析，认为罗后在夏金关系上起过重要作用且其并未参与安全废黜纯佑的政变；董淼《西夏小梁太后与北宋高太后干政比较研究》（2013 年湖北大学硕士论文）将西夏小梁太后与北宋高太后作比较，说明二者在摄政目的、权力制衡、干政影响均有不同，总体上说小梁太后干政期间壮大了家族集团，维护了自身利益，弊端较多。

由于后妃擅权是西夏历史上较为普遍的现象，在一些前引通论性的著作中或多或少都涉及后族干政问题，恕不枚举。还有一些研究多是从后妃执政的具体事例来考察，显示后妃在西夏政治生活中的积极意义。也有一些文章从后妃参政议政的情况进行分析，指出了西夏母党政治和外戚专权的弊端。

姓氏、宗族等问题的整理考辨也是西夏妇女史研究的一个方面。佟建荣、张万静《西夏后妃姓氏异译考论》（《宁夏社会科学》2009 年第5 期）在全面搜罗后妃姓氏异议的基础上，通过对照、分析、考辩的方法，澄清因异译而导致的混淆，并对点校本《西夏姓氏录》中出现的相关讹误进行了订正。佟建荣《西夏后妃宗族考》（《西夏研究》2010年第2期）利用传统史料和出土文献，考证出西夏后妃中梁姓是党项化了的银夏大族，索姓、都罗姓、曹姓等出自河西，没氏出自天都山一带。认为西夏王朝时期呈现银夏故地大族逐渐沉寂，河西大姓、汉姓崛起的趋势。李辉《试论西夏梁太后之族属问题》（《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从民族学的角度，同样论证了梁太后是汉人党项化的典型。汤开建《穆桂英人物原型出于党项考》（《西北民族研究》2001 年第1 期）在分析了大量史实材料的基础上，提出戏曲、小说中的穆桂英形象取材于党项部落慕容家族事迹。张琰玲《元代西夏女性遗民人物史料整理与研究》（《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3 年第10 期）从文集、家谱、墓志铭中搜集了240 名西夏女性遗民资料，分姓氏、社会关系、封赠与事迹、史料来源等方面进行介绍，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元代西夏女性遗民的社会地位等问题。当然，基本只有社会上层的女眷才能在西夏遗民中寻求踪迹。该学者的另一篇文章《党项与西夏女性人物汇考》（《西夏研究》2014年第3 期）搜集了136 名党项上层女性，仍按前述方法进行了分析整理。

在西夏妇女史的研究除依仗传统文献资料外，石窟壁画等图像载体也是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如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中就存有不少女性的信息，也有不少成果发表。如王静如在《文物》上发表《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的西夏壁画》一文，对榆林窟第3窟妇女酿酒图、第29窟的武官命妇图进行了剖析，提到榆林窟第29窟的武官命妇的服饰可补史文之不足。其将图像与文献结合的方法是对多角度、跨学科认识西夏女性做出的有益尝试。史金波、白滨在《莫高窟、榆林窟西夏资料概述》（《兰州大学学报》1980 年第2 期）中分析了莫高窟409 窟中的西夏贵妇的服饰，认为西夏妇女服饰受回鹘影响较深。史金波、白滨《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考古学报》1982 年第3 期）根据《音同》和《文海》对壁画上的西夏文题记做了释读，考察了榆林29窟中女性供养人之间的关系、女性常用题名等问题。还有万庚育《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艺术》（《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 年）、刘玉权《敦煌壁画艺术》（《宁夏画报》1983 年第1 期）、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白滨和吴峰云《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 年）、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等出版物中都涉及了西夏石窟中的女性形象。这些学者率先科学、细致地分析了莫高窟和榆林窟中西夏壁画上的女性供养人，使我们对西夏妇女的服饰、仪态、信仰及社会关系等有了初步了解，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张先堂《瓜州东千佛洞第5窟西夏供养人初探》（《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4 期）首先运用图像学方法分析了东千佛洞的女性人物图像和组织形态，再借助史金波先生对题记的释读，对此窟女性供养人身份做了探究。贾维维《榆林窟第3 窟壁画研究》（2014 年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主要从佛教艺术研究角度分析了榆林窟第3 窟中的人物图像。宁强、何卯平《西夏佛教艺术中的“家窑”与“公共窑”——瓜州榆林第29 窑供养人的构成再探》（《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3辑）重新探讨了榆林窟第29窟女性供养人的身份，认为此窟并非“家窟”而是有官方背景的“公共窟”。

此外，一批学者从用艺术、美学眼光综合审视西夏塑像、石窟壁画、丝质卷轴、木版画和唐卡中的人物形象，必然会多少涉及女性图像的剖析，兹举一二：韩小忙、孙昌盛、陈悦新《西夏美术史》（文物出版社，2001年），牛达生《西夏石窟艺术浅述》（《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段文杰《榆林窟的壁画艺术》（敦煌研究院编《榆林窟研究论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年），陈育宁、汤晓芳《西夏艺术史》（三联书店，2014年），王胜泽《美术史背景下敦煌西夏石窟绘画研究》（2019 年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等等。

聚焦于人物图像中妇女服饰问题的专著也不在少数，如李肖冰《中国西域民族服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其中就包含对党项族的服饰研究。徐庄《丰富多彩的西夏服饰》连载之一（《宁夏画报》1997年期第3期）、《丰富多彩的西夏服饰》连载之二（《宁夏画报》1997 年期第4 期）、《丰富多彩的西夏服饰》连载之三（《宁夏画报》1997年期第5期）利用莫高、榆林二窟和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出土的佛画，图文并茂地展示了西夏妇女服饰的基本面貌。孙昌盛《西夏服饰研究》（《民族研究》2001年第6期）更是有专门论述西夏妇女服饰的内容。谢静在西夏服饰方面的研究成果丰富：《敦煌石窟中回鹘、西夏供养人服饰辨析》（《敦煌研究》2001年第4期）阐明了沙州回鹘和西夏女性供养人服饰的区别；《敦煌石窟中西夏供养人服饰研究》（《敦煌研究》2007 年第3 期）考察了榆林窟第29窟、第2窟、第3窟西夏贵族妇女和侍女的衣着服饰，对29窟南壁西侧两层女性世俗供养人的服饰、身姿描述尤为细致；随后谢静又在《敦煌石窟中的西夏服饰研究之二——中原汉族服饰对西夏服饰的影响》（《艺术设计研究》2009年第3期）和《西夏服饰研究之三——北方各少数民族对西夏服饰的影响》（《艺术设计研究》2010年1 期）中分别探讨了中原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服饰对西夏服饰的影响，其中不少与女性服饰有关。邵方《西夏服制与亲属等级制度研究》（《法学评论》2004年第3期）依据《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第二卷《亲节门》，对西夏丧服制度进行考察，并认为西夏服制在模仿中原服制的同时也体现出自身的特点，提出在五服中西夏妇女地位比中原的妇女地位高。赵斌和张睿丽《西夏服饰制度述论》（《西部考古》2007 年第2 辑）依据《西夏译经图》、莫高窟、榆林窟、武威西夏墓彩绘木版人物画等图像，对女性的服饰做了分期论述，涉及后妃、官吏眷属、僧尼、女仆、普通妇女等群体，认为西夏服饰具有强烈的等级性和民族性。石小英《西夏平民服饰浅谈》（《宁夏社会科学》2007 年第3 期）利用西夏文献ДХ.02822《杂集时要用字》提供的信息，对下层妇女服饰进行了材质、头衣、体衣、足衣、颜色等方面的探讨，指出了西夏社会底层妇女生活清苦的事实。孙颖《榆林窟第29窟西夏贵族妇女服饰复原研究》（2009 年东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以榆林窟第29窟的西夏贵族妇女服饰为研究对象，结合文献、图像和实物运用比较、复原研究等方法，考证了西夏贵族妇女服饰款式、面料、纹样等。另外一些论文着眼于西夏妇女服饰样式和其中的文化因素：智绪燕《西夏服饰的外来因素》（《西北美术》2003 年第4 期）、胡发强《敦煌壁画中的女性服饰文化》（《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杨秀山《西夏服饰管窥》（《博苑秋实：宁夏博物馆五十大庆纪念文集》2009 年第3期）、樊锦诗《敦煌艺术中的服饰文化》（《装饰》2010 年第5 期）、陈霞《西夏服饰审美特征管窥》（《学理论》2010 年第31 期）、李文倩和贾一亮《榆林29石窟西夏供养人侍从服饰复原研究》（《大舞台》2011年第10期）、高春明和周天《西夏服饰考》（《艺术设计研究》2014年第1期）、魏亚丽《西夏贵族妇女冠式研究》（《西夏学》2016 年第13 辑）、仁艾青《论西夏服饰中的多元文化因素》（《西夏研究》2015 年第2 期）等等，他们都是在分析西夏妇女服饰的基础上说明了西夏在借鉴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番汉兼备的民族服饰。

从图像学角度对西夏妇女史进行探讨是方法论的有益尝试，史学、美学、艺术等学科的渗入，为跨学科交流提供了可能，极大地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资料和研究视野。同时看到，学界多聚焦石窟壁画，尤其是莫高、榆林二窟的壁画探索，而在雕塑、卷轴、木版画、唐卡等载体上的探索就略显冷清，即便在壁画研究中，对女性服饰的考察、复原较多，对人物关系及内涵探讨的相对较少。

五、相关思考及未来展望

面对有关西夏妇女的历史信息十分零散的事实，笔者将目前的学术研究归为以上几个大的方面，暂且得到了较为清晰的线索，但仍不能就全部著作进行罗列和评述，难免列举不周，多有遗漏。事实上经过学者们的努力，这一领域呈现方兴未艾之势，但是我们需要承认妇女研究仍是西夏学研究中一个薄弱的环节，无论是研究资料、研究方法还是研究视野都有需要完善的地方。笔者认为有必要在上述回顾之后，进行简略的总结并提出自己的几点思考，希望能对西夏的妇女史研究贡献微薄的力量。

西夏妇女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们根据现有文献材料里的信息，已经从多方面考察了西夏妇女的情况，又在文献资料和图像资料相结合的基础上，对西夏妇女服饰进行了颇为细致的研究；在理论方法上，部分文章关注到了西夏女性群体内部差异，并且能够以历史的眼光、辩证的眼光去认识西夏女性的复杂风貌；众多研究成果之中，较为突出的是法律地位、婚姻家庭以及上层女性的专题研究。以上几个部分的讨论相对集中且阐述详尽。纵观目前的研究现状，今后我们大致可以做以下三方面的努力：首先，必须进行“宽取径”的材料搜索，除西夏文献外，同时期宋史、辽史、金史等史料中的相关信息也应涉猎。不仅需要加大图像文献利用的强度，也需要进行“由表及里”的剖析。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一是可以深入历史比较研究；二是有必要加入社会性别的理论，增添在性别背景下的两性互动及思考。再次，目前的研究视野也不够开阔，急需跳出选题集中的窘境，走向选题多样化、丰富化。［6］

我们在妇女图像、文题运用的透彻性、完整性上要远远小于文献的使用。图像承载的内容更直观也更隐晦，直观的是女性的神情、着装、配饰等以线条勾勒、组合而成的形态，隐晦的是图像背后蕴含的人物关系、社会共识、习惯、仪制等等不能用线条传递的信息。或是因此，我们对壁画中妇女的社会关系、文题的考究远不如对服饰的考察充分，因此，从整体来看，对西夏妇女图像的研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内容上，似乎都要落后于对文献中妇女境况的研讨。相比之下，我们把文献资料运用得更为熟练，且取得了更多的成果，具体表现为在社会地位、法律地位、婚姻家庭方面和皇室女性群体研究上有所深耕。再者，单就文献资料来讲，多数文章都是以《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圣立义海》等作为研究史料，我们要肯定学者付出的心血，他们严谨、细致地分析推动了西夏妇女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然而，若是仅局限于以此来分析，恐怕不能全面反映西夏社会的真实境况，也无法科学、切实地分析西夏妇女在社会中扮演的复杂角色。国家用政策、法律、舆论来限制妇女是既定事实，我们能够继续思考的是：这些约束和框限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行情况究竟如何？是否作为一种绝对而存在？如果有所松动，那么西夏妇女的自主程度又如何？［7］8当然要作这些进一步的探讨，需要更多的资料补充，西夏社会文书以及同时期的宋人、女真人、契丹人等对西夏女性的记载或许能够提供线索。

从史学研究方法上看，从史金波对买卖婚、姑舅表婚的探讨，韩小忙对西夏妇女的社会地位、法律地位的分析，到佟建荣对西夏后妃姓氏、宗族的考异等等众多文章，皆能看到大量的史料文献的运用和谨慎的逻辑分析，都体现了史学工作者对广集材料、严谨考订的重视，这种旁求博考、虑周藻密的态度实为我们的表率。在西夏妇女史的研究中，可以说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许多专著注意到了不同阶级的女性群体，分析了由阶级差异带来政治特权、经济地位、社会生活的异同。白滨对西夏后族政治的研究、从后妃擅权的表象看到了在其背后操控的利益集团，谴责了西夏历史上频繁的外戚乱政，由现象看到了本质也由具体上升到抽象，使我们对后族掌权的认识更为深刻。从上篇的综述中可以看出西夏妇女史研究中渗透着唯物观、辩证法的运用。若有不足之处，恐在于历史比较研究，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上的对比研究，都有可补缺之处。一方面，对西夏建立前妇女的境况语焉不详，目前研究多针对西夏建立后的妇女，对西夏建立前党项妇女的情况鲜有触及，这也导致无法进行详细的、时间跨度上的纵向比较；另一方面，学者已经对西夏妇女和中原唐宋妇女地位进行了比较研究，是否需要与同时期的契丹、吐蕃、回鹘等民族进行对比分析，也是我们可以考虑的问题［8］。

鉴于交叉领域的特殊性，我们还需从妇女研究的角度审视西夏妇女史的研究现状。在这方面，中国妇女史研究能给予我们参考和借鉴。西夏妇女史同样脱胎于传统史学，一些专著的内容难免带有介绍史、叙事史的滋味，可以明显察觉其在妇女学研究方法上的欠缺，大有畸重畸轻之状。学者们过于注重西夏妇女在各个领域留下的印记、身影，当下的西夏妇女研究习惯于分专题陈述西夏妇女的社会地位、经济作用、法律地位、政治特权、婚姻家庭、服饰等，尚处于“添加史”阶段。“添加史”虽然有助于我们了解西夏妇女的某一方面，但如此划分难免会割裂其中的内在联系，有损于对问题的整体分析［9］。也就是说目前西夏妇女史研究的学科交融程度较浅，普遍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女性”，而没有“从女性的角度看历史”，缺乏在性别背景下的思考。我们并不是不赞成讨论西夏妇女的生存状态，而是希望学者们在致力于向客观历史靠拢的同时也要重视对表象背后的话语体系、社会心理的解释。［10］2-3顺着这一思路，更深层次地看，之后的西夏妇女史研究也需加入性别比较，性别分析。比方说，在分析男性作者笔下的女性形象时，不仅是从中获得对党项妇女的认识，也可以从中剖析党项男性的妇女观问题，特别是在后族专权严重的情况下，党项男性对其女性的政治角色观究竟持怎样的态度也是我们深思的方向，这样可以让我们摆脱仅以西夏妇女为研究对象，就女性谈女性的局面［11］。相信如果能够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借鉴与吸收，那么我们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也将得到更新，用方法的创新、视角的转换带来观点的突破，定会有益于提高对西夏女性认识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有学者说“西夏妇女的事迹十分零散，汇集起来却信息颇多”［12］。看来“研究成果分散、专题读物匮乏”是妇女史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涉及西夏妇女的相关文献多，而专门探讨西夏妇女史的文献较少，这一点在书籍方面最为显著。要改变这一点，需要学者们投入更大的热情进行集中整理，也需要进一步挖掘材料与拓展研究视野。论文方面虽有专门研究西夏妇女的专题，但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研究都有可以完善之处。宏观来看，妇女社会地位的探究，是妇女史研究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13］。西夏妇女地位评价与西夏社会史研究密不可分，学者们不仅对西夏妇女地位做了宏观论述，且有大量是从法律权利、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婚姻关系进行专题考察。受同时期宋代妇女社会地位研究的启发，从整个党项族兴起来看，西夏妇女的地位高低必然有所变化，不同层次妇女的地位或许有不同的变化趋势。从微观来看，西夏妇女研究的许多方面未得到深入挖掘，甚至还有一些未有涉足的维度。结合唐宋妇女研究的热点和笔者查阅到的资料来看，我们可以更多地着眼于西夏妇女在文化和社会生活上的表现，例如，教育研究、身体文化（生育与健康等）、妇女与宗教问题、女性人物和特殊女性群体等。在妇女的日常生活研究层面，当前的研究集中于探讨西夏女性在门户内的生存状态，对西夏妇女在门户之外的行为探讨甚少。我们可以思考：西夏妇女在社会公共事业上是如何表现的，是否有妇女结社现象的出现；依据笔者前述对研究方法的反思，我们还需看待此问题上男女两性的互动，即探讨妇女参与这些社会活动的动机是什么；党项男性对此持怎样的态度等问题。再者，空间研究已成为唐宋妇女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空间环境具有内在人文逻辑，而西夏的房屋建筑构造吸收了唐宋建筑风格，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去探索和研究西夏妇女的活动空间，并分析其中的理性意义和两性之间的互动［14］。

通过回顾西夏妇女史的研究线索，从材料运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上指出了以上几点尚未成熟的思考，寄希对该领域的长足发展提供零星的思路或借鉴，如有不当之处，请方家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