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发展比较视阈的人类价值自我实现研究

闫 雨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

一、文献简述

（一）资本主义精神视角 文化传统、道德伦理是经济发展重要的环境要素，现有研究从理性精神、制度变迁、经济伦理、文明比较等视角，对价值自我实现路径进行阐释。

韦伯开辟了理性化的分析范式，在个体主义方法论基础上，研究世界几大宗教伦理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提出理性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1]基于西方理性资本主义精神，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资本、土地、劳动、管理技术等四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了价值，并从不同视角研究资本的“本质”。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2]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概念，[3]马斯洛提出发展中的人都有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和倾向，即价值实现自我化，追寻“自我”价值实现，向往更幸福的生活方式。[4]诺思提出制度变迁理论，[5]约瑟夫·奈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应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伴随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观念和精神占据主导地位。[6]

亨廷顿认为未来主宰世界的冲突主要是“文明的冲突”。认为以宗教为轴心，不同文明板块间的断层上产生了文明的冲突，防止文明冲突的方法是发展一种世界文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与民主文化具有强烈的相关性，而儒教不利于民主化。[7]

弗朗西斯·福山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后人类的未来”，后期修正观点，提出“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问责三要素的某种平衡造就成功的政治体系”和“中国经济制度是世界上也是人类历史上出现过最有效的经济制度”。[8]

凯文·凯利提出“边界最精彩：传统的机会存在于核心区的认识可能要被颠覆，未来拥有更多机会的地带将是边界区域，也就是行业与行业之间的边缘地带。未来的创新往往将会从行业与行业，板块与板块之间的激烈碰撞中产生”。[9]

事实表明，在文明史的时间轴上，文明之间并非冲突或共生这样单纯的二分法，而是存在接触、模仿、敌意、竞争、差别、支配、服从、尊敬、轻蔑、融合、合作、同化等各种关系。不仅在文明断层存在冲突，文明内部也存在战争，根本原因是国家间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即基于不同文明特质的价值实现方式的冲突。

伴随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西方学者将西方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解读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成为推行单边主义的理论基础。其研究将文化因素视为经济函数的一个变量，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普遍将非西方文明的“传统文化”视为现代化的阻力，将全盘西化作为现代化的唯一模式，将西方文明特质，如现代产权制度、自由市场体系、民主政治、理性官僚制、现代法律体系、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科学精神、世俗化的价值体系等体现工具理性精神的制度框架与价值体系，[10]作为现代化的唯一评价标准，将传统文化归属感解释为现代化成功与否的依据，其中，隐含着西方中心主义、文化宿命论的陷阱，旨在为西方文明的普世性提供理论基础，是一种典型的化约主义、新干涉主义。历史证明，西方模式不仅无法提供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转型的真正解决方案，反而制造了冲突、陷阱和危机。

（二）文明比较视角 汤因比治史，将“文明”作为历史研究单位，提出挑战应战模式、文化辐射规律。认为文化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文化没有它杀，只有自杀；只有“博爱”能调和“自由”与“平等”，而博爱只能来源于上帝。因此人类的前途在于摆脱“自然的法则”而回归“神的法则”。面对西方文化危机、精神危机、“人类中心主义”问题，汤因比认为政治一统与文化包容统一的中华模式是社会的理想模式，主张世界文明对话以和谐共处。[11]其研究有助于超越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有助于克服人类的“自我中心”倾向；有助于克服诸文明之间的文化偏见；有助于将历史研究与现实问题统一起来，但没有真正的对策与预案，其构筑的文明形态史观具有唯心主义色彩，忽视了物质力量对经济发展、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作用。

卡罗尔·奎格利把文明发展过程划分为七个阶段：混合、酝酿、扩张、冲突、和平与繁荣、衰落、毁灭或新的混合两种或多种文明，产生新文明。在扩张阶段，奎格利认为文明扩张工具从经济上说就是要有发明、积累、投资。但经过扩张后这一工具制度化，财富控制者不再投资而奢侈享受，导致文明的冲突，表现为帝国主义战争、内部阶级斗争等；在和平与繁荣的繁荣阶段，是文明黄金期的普世帝国，因外族入侵而衰落、毁灭或新的混合，产生新文明。[12]

彼得·卡赞斯坦强调文明的多元性与多维主义，多种文明共存于一个世界；西方文明具有多重传统，内部多元化，且不是固定不变的。其集中探讨规范、认同和文化在国际国内安全中的影响问题，将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第一次全面地运用于实证领域。[13]事实是，多重和多元的文明是否蕴涵着足够的创新潜力及学习能力，从而能够成功地创造出捍卫“大文明”的应对战略？这是一个尚无确定答案的问题。因而，人类的文明未必在狭义的一定时间内解决，人类有足够的时间沉淀与发展。

（三）生产方式演进视角 上山春平反对汤因比认为“所有文明都要作为同时代的东西来把握”的观点，把产业革命前的农业社会和产业革命后的工业社会看作是“生产方式不可逆的展开”，产业革命是“以生产方式的体系性的机械化为中心，社会与文明发生根本性变革”。[14]

马克思主义扎根于资本运动的经济史实。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创造出巨大的社会物质基础，同时将异化劳动达到了顶峰。他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人的关系异化为对人的依赖、对物的依赖。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的社会关系异化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知识拜物教等物与物的关系形式。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社会权力。他从资本范畴出发，正确分析了“经济人”的逐利动机、理性交易、“节欲”精神、奢侈的消费精神、资本家的冒险和创业精神等经济文化现象及其实质，超越了古典“理性经济人”假设，具有方法的正确性和穿透力。马克思提出人类解放、人的自由发展，是文明发展的终极目标；用自由联合劳动制度取代雇佣劳动制度，消灭私有制，才能实现真正的人类解放。[15]因此，他的思想具有阶级性、革命性。马克思所处时代的科技发展具有局限性，而信息社会为人类价值解放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马克思见证了工业革命时代，“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意味着马克思主义需要与信息时代紧密结合，实现马克思理论的再发展。

厉以宁教授提出，对经济有三种调节力量：市场调节、政府调节、道德调节。[16]文明跃迁的过程是人类适应自然并改造自然的过程，新旧生产要素的变迁，决定不同的生产范式，进而推动效率和效能的提升，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演进。不同文明时期、不同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心理、消费行为不同，进而引发发展模式、商业模式、管理模式不断升级和迭代。当下的企业只有适应甚至引领模式更新，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核心竞争力。

在信息技术的广泛链接下，世界经济的信息技术-经济范式加速形成，多元文明共生是世界经济秩序的基本特征。事实上，同质文明内部和异质文明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冲突，但不能简单地将冲突归因于文明，文明异质性决定经济发展逻辑，制度与实践表现形式存在多元性，需要对其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制度变迁、传统经济伦理等多维度系统来审视。

未来的学科是融合而非分裂，本文力争融会贯通经济学、管理学、哲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并交叉使用，推进人文及社会学科不断融合。探索信息文明时代生产要素变迁所引发的模式变革及其内蕴的文化逻辑，建设信息文明时代的经济伦理话语体系，对于构建更具正义性的世界经济秩序提供理论与现实的启示意义；通过洞悉东西方及人类文明发展机理，预判人类文明未来走向，力求奠定人类心智模型建设的文明学基础，并开创中国人类文明比较学。

二、人类进化的方向——价值自我实现

人类文明史8000年。8000年来，人类经历了农耕文明、工业文明，正快步进入信息文明。何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人类社会发展可有轨迹？未来人类走向何方？

人类文明源于抽象思维的发展与实践，创造工具、个体经验传授、文化传承、语言是促使人类脱离自然的特有能力。宗教、等级观念、货币、政府、信用体系等，是抽象思维的产物。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宗教伦理为经济制度提供了信仰基础，宗教的演进规律体现了经济伦理与经济制度、经济行为之间的关联性，为不同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特殊的文化基因，决定了不同国家将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形成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一）农耕文明：天地人与身心灵和谐的价值启蒙 在农业文明时期，土地和劳动力是核心生产要素。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小农经济依据“时宜”、“地宜”、“物宜”的“三宜”原则精耕细作。中国较早建立起封建生产关系以及中央集权制等古代先进制度，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保障水利工程等公共产品供给。以集体主义、科举制、官僚制为代表的等级秩序建立起相对高效的信息传递系统和伦理型经济秩序，推动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水平在北宋时期达到顶峰。中国实际GDP年均增长率在北宋达到0.88%。[17]明朝时期，中国农业生产仍使用简单农具，跌入“马尔萨斯陷阱”，中国经济增长动能未能顺利转换，而西方已经广泛应用动力和机械。[18]

中国农业文明对人类历史的四大贡献可概括为：生态化的农耕方式，系统宏观的认识模式，修身养性的精神生活及感悟生命的宗教文化，[19确立了价值自我实现的启蒙阶段。精耕细作的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需要充足的人力资源，为降低交易成本，家族成员内部开展紧密的分工协作和充分的人力保护，避免人口流动，直接导致中国古代社会是力求稳定、自我闭锁、相互依赖的熟人社会，孕育了聚族而居、自给自足的内敛式生活方式。

农业生产技术的总结需要积累和传承，组织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等公共产品都强调动员大规模劳动人口的权力集中性和绝对权威性，自然而然，长者处于优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尊从长者、服从权威成为惯例，为集权制甚至专制的产生提供了生产力背景。

农耕文明依赖土地，它具有温和性、传承性、中央集权的特质，亦存在保守、轻商、重社会关系等不足。中国处于远东，汉代至明，中国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颇为密切。明初为防倭患及逃亡海上的敌对势力，太祖下禁海之令，渐以朝贡贸易遏制民间贸易，成祖以后逐渐开放，明中后期民间海外贸易仍比较发达。至清，开海禁海反复出现，乾隆时期，严格限制民间对外贸易，限制民众出海。如此政策巩固了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在基因：稳定、内向、封闭、保守，也是中国经济向现代化转型不可回避的文化背景。

农耕文明具有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特征。在保守、重社会关系的文化环境中，产权不明晰、制度不健全、信息模糊、地方竞争，存在市场失灵问题，集权制则强有力的弥补了市场不足，在保障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以较低的交易成本提高公共品资源配置效率，在国家治理领域积累了丰富有效的经验。

中国文明经历了胡汉融合、儒释道融合、蒙古世界帝国的冲击，民间贸易、礼仪贸易、管制贸易等交换关系开启了东亚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体和在欧亚大陆循环的国际商业网，具有天下观的文化基因，但它与资本主义的规模扩张、利润扩张的世界贸易体系有根本不同，确立了中华文化农耕文明的天下观。

（二）工业文明：工具理性引发价值实现的不可持续性 文明演进是生产范式变更的结果。工业革命是以机器取代人力，以机器制造机器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核心生产要素变迁。市场经济使资源在更为广阔的世界市场充分配置，提升效率，为此产生自由、民主、分权、法治化市场机制，工具理性快速发展，创造出巨大的物质文明。

工业文明时代，资本、矿产等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新的经济增长点萌生。在跨国公司所主导的规模化生产与消费国际体系下，产权保护、法治、泰勒制、福特制等制度创新动能，推动经济增长加速。全球化资源配置与组织模式推动工业文明走向成熟，国家治理由权威型向共治型转型。

工业文明伴随殖民与侵略，工具理性过度消耗资源，超越了自然承载限度。基于个体本位的价值实现方式将全球秩序陷入矛盾与冲突之中，呈现出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危机，资本逻辑的价值实现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

面对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新古典主义学者认为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是要素禀赋、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等。经济衰退的主要根源在于主导产业技术进入成熟期，生产要素进入边际收益递减阶段，新的产业体系尚未形成，产业结构路径锁定，经济增长放缓。美、日、德、英等国家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兴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标志性宣告信息时代的来临，而工具理性使马太效应凸显。

从世界范围横向比较分析，世界各国经济基础等不平衡性，突出表现在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性。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在科技、信息、资本等方面长期积累的优势不断自我强化，主导新兴产业发展方向，成为未来新型产业链的主要操控者和受益者，进而在全球利益分配格局中占主导地位。而新兴经济体在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和封锁下，一旦丧失先机就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这一传统的制造大国向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甚至向发达国家回流，特别是自动化程度较高、劳动投入较少、对市场变化响应要求较高的产业，回流极为明显。[20]建立战略新兴产业体系，从全球产业链的底部向两端攀升，从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者向规则制定者甚至主导者转变，成为每个国家在国际经济形势中确立新的综合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但科技落后国家则处于新一轮竞争的劣势地位。

从工业革命向信息革命变革，价值理性的危机，为后发国家构筑起赶超壁垒，比较优势边际效益递减，资源制约和环境问题已成为经济未来发展的瓶颈性因素。站在文明比较的视角审视，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视野洞悉信息文明阶段产业发展、升级、创新的条件、要素、演进模式、路径及规律，对于未来的价值实现路径、措施、策略，将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参考价值。

（三）信息文明：涅槃更生及价值理性实现 信息文明时代，信息和知识成为核心生产要素，突破稀缺性壁垒，商业模式快速更新，带动生产范式变迁，颠覆资本逻辑，摆脱工具理性的异化，以体验经济、共享经济为引领，地区与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快速紧密链接，去中心化明显，价值共享使价值实现过程回归人的本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标志的新文明崛起。

信息经济时代，信息和知识作为第一要素，驱动市场需求、生产方式、经济发展模式变革，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无论是美国的“工业互联网”，还是德国的“工业4.0”，传统制造业参与者的角色、理念、生产流程、生产模式、管理模式、驱动力，都在信息要素的引领下发生颠覆与重构。要素向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集聚，激活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新”经济助推基础技术、底层设施、平台通道、商业模式的变革和创新，搭建共享性基础设施资源，先进要素向更具竞争优势的价值链环节转移，在应用层面涌现出大批商业创新业态，并具有显著的产业关联性和影响力，提高生产效率、交易效率和产权利用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柔化组织边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信息共享性基础设施与去中心化自由连接型协作结构，具有明显正向外部性，激活创新创业，传统产业焕发生机，经济进入新的增长和繁荣周期。

信息经济时代，共享经济成为新的生产范式，知识共享与制度创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崛起。在传统工业经济时期，由于制造业技术设备的专用性，知识创新与制造业的技术联系相对较弱，知识共享度偏低。随着信息技术发展，专业技术人员的大量出现，信息产生和收集成本逐步降低，共享性信息基础设施大幅度降低信息交易成本，增加交易机会和频率，信息和知识几乎可以无限开发和复制，边际成本近乎为零。知识共享度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经济学资源稀缺的假设。信息经济颠覆了传统经济学理论假设和分析范式。共性技术开发、知识转移、知识共享、知识扩散与交互应用使产业体系普遍受益，形成产业发展的内在动能，新的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崛起。

信息要素的无限扩张打破传统增长动能的局限性，促进可持续性增长。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要素具有稀缺性及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必然呈下降趋势，经济增长随之进入下行空间。要素投入驱动还会带来明显的负外部性，如环境污染和交通拥堵，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加剧了治理成本和效率损失。人类文明演进规律同样表明，单纯依靠劳动、土地和资本投入数量固然可以带来经济增长，但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具有内在局限性，无法突破资源稀缺性的制约。基于有形生产要素资源的有限性，一旦突破承载力，就会引发生态危机等不可预测的灾难。信息文明时代，知识和信息突破了要素稀缺性的局限，建立全新的生产函数，提高要素综合生产率，激发经济活力，促进增长的新动能，新经济发展模式建立从无到有，带动主导产业升级，对其他部门产生关联效应，经济系统的生产效率和产出水平进入更高阶段。建立在信息文明基础之上的资源配置方式实现了“新经济”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在世界市场广泛扩散。制度创新打破壁垒，弥补监管盲区，守住新经济引发社会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经济增长更具长期性、稳定性、真实性与可持续性。

智能革命加速组织模式的去中心化，引发管理思想变革。信息文明时代，信息要素的边际效应突破传统增长约束，工业文明的标准化流水线、集中化管理模式正在向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标的弹性网状结构转变，要素相对价格、生产率、需求收入弹性发生动态变化，要素的配置结构和密集度向更高层次调整，激活新经济，智能终端倒逼组织向产业链的两端升级，带动管理效能与管理思想变革。

在新的信息技术酝酿期转换生产函数和发展范式，依托战略性新兴产业确立起现代产业体系，以创新发展突破传统产业路径依赖，引发供给结构的根本性转换，这是经济增长的全新动能和内生动力，也是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优化国家经济治理的关键性战略行动。

人类昂首阔步进入信息时代，新文明必将在全球崛起。

三、新文明的崛起

当下的世界动荡和西方自身的衰退，说明西方所主导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世界秩序走向衰败。西方治理模式是否会发生根本性变革？哪里可能成为新文明的发祥地？

智能革命仅仅在技术层面领先是远远不够的，人才是真正的发展主体。在人工智能的作用下，人工智能取代重复性工作岗位，个性化、定制化极大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与自我解放提供了战略机遇，也可能威胁人类的发展，一方面，人工智能可以成为满足人类更高层次需求的智能科技，助力人们朝着自我实现的个性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存在技术安全和应用伦理等风险。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更加凸显新文明时代的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提供指引，也就是在人工智能的初级、中级阶段，人与机器将维持一种平衡，实现和谐共生、共同发展。

由于人工智能的出现，根据当下技术发展速度，可以推测弹性工作制有望普及，高危劳动被智能机器人取代，人类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组织方式趋向智能化，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增加。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把资本创造的生产力的发展考虑在内，那么，社会在6 小时内将生产出必要的丰富产品，这6 小时生产的将比现在12 小时生产的还多，同时所有的人都会有6 小时‘可以自由支配时间’，也就是真正的财富，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引，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15]

智能化生产方式使组织结构更趋国际化、扁平化，为组织管理趋向自由联合体提供了契机，但数据风险、信息垄断、人机“饭碗争夺战”、算法偏见、信息操控、工具理性泛滥、媒介侵权、精神麻醉等冲击，同时存在贫富差距增加、智能科技冲击就业结构与就业总量等风险，工具理性一旦缺少价值理性的制约，必然引发社会的广泛失落与分化，甚至引发挑战国际关系准则等问题。对此，人工智能“二十三条原则”中提出“人工智能带来的利益应当是普惠人类的，人工智能的力量应当尊重和改善社会健康发展所需的社会和公民进程，而不是颠覆这种进程”。而西方国家的资本逻辑决定了其将内部风险向外部转移、固化“中心—外围”模式的趋势，增加了未来人类文明发展的不确定性。

面对当前全球化治理集体行动困境，信息时代互联网思维跨界融合的现实发展要求，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引领全球治理秩序与体系的变革。从文明演进视角解析，这一思想内涵“和而不同”的文化特质，奠定了信息时代的认识论基础、文化伦理和道德基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拓展“共同价值”，提供自身发展道路参照、执政党领导智慧、中国方案与文化基因，开展“五位一体”路线，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实施“一带一路”共建新型全球化格局，践行新型文明观，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担当，开启新文明时代。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决定发展模式存在质的飞跃。中国文化是一种和合文化，不断汲取各种外在能量，形成生生不息的精神，由此而产生的中国模式将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模版。中国发展有其独特性，其政治体制是发展的保障机制，传统文化是其内生动力，公私兼营的经济形态与时俱进、自我更新是组织特点，构成其发展形态——中国模式，引发“生产要素＋支柱产业＋分工协作网络＋基础设施＋制度与文化”全方位的“技术—经济—文化”范式变迁，推动新文明的崛起。

四、结语

经济史研究表明，产业发展范式是“技术—经济”范式更迭。农业革命使人类从采食渔猎走向农业文明。在农业文明时期，中国在农耕工具和制造工艺的改进、新品种的发现和应用、新耕作方法的发现改良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不断把精耕细作推向新的高度，制度创新如管仲“相地衰征”、“商鞅变法”、张居正“一条鞭法”等等，共同推动了中国在农业文明中的鼎盛。

工业革命用大规模工厂化生产体系取代了小手工业，用世界贸易冲垮了自给自足。工业文明时代，工具理性彻底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和国际经济格局，与此同时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生态危机、价值危机。

信息文明时代，生产要素变化，信息是第一生产要素，信息打破了要素稀缺的假设，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彻底颠覆。数字化工具、虚拟经济、网络化、智能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行性，社交、金融、教育、医疗、政府管理等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正在经历新一轮的消费升级，并具有巨大的正向外部性，渗透到一切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知识和信息改善了传统生产要素供给的稀缺性，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引发的交易成本，大大优化了要素配置和管理，实现要素规模收益递增，改变了价值链分布的空间格局，提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增加了产业格局调整的灵活性，深度改造甚至颠覆了各行各业的商业模式。社会资本投入由固定资产向技术研发及人才培养等高端要素转移。信息资源在重塑产业格局的同时，也为后发国家构筑了越来越高的赶超壁垒。

人类文明发展由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共同驱动。其中，工具理性表现为社会生产力。科技创新改变生产函数，引发劳动力、土地、资本、知识、信息等要素配置效率提升，生产工具、生产方式、产出效率发生量变与质变，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直接动能。价值理性表现为在文化与文明生长中的制度创新，是影响生产函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环境因素。在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共同作用下，要素优化配置，产业、空间、市场结构的增长点向更高层次转换。

综上所述，生产范式所引发的文明形态迭代，从文明进程来看，多层次社会形态、多生产范式自始至终都并行存在，这是资源禀赋所决定的，也将伴随人类的始终。但每一种范式都有其天然优势，也必然潜伏着劣根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于化解文明冲突、规避信息时代的发展风险、超越资本逻辑、解决人类价值实现的共同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