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拓跋代国时期“三大王”信仰探赜

王鹏龙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朔州地处山西雁门关以北，这里自古是民族冲突与融合的重要地带。特别是马邑，“吾晋古名都也。县治始于秦，地据北方形要。两汉以来，易名、移治、分置、复旧不绝于书，未有不视为雁门藩卫、云中唇齿”。[1](P1)在马邑北东神头村，北魏时就建有桑干神庙，因其供奉的主神为三位“拓跋大王”，又俗称“三大王庙”。本文将在梳理桑干神庙历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重点探究三大王信仰的历史流变及其多元文化特征。

一、朔州马邑桑干神庙的历史流变

“桑干神庙”位于马邑古城之北的洪涛山脚下，整个庙宇由正殿、配殿、东西厢房、戏台、山门等组成，但在上世纪70年代被拆毁。该庙始建时间可上溯至北魏，“旧庙中，元魏至辽之碑，修庙者作柱下之础，余知有四碑而不能取。金天会十三年重修，元封为王，明改今称”。[1](P41)原大殿东壁有两幅壁画，一幅描绘黄帝分封拓跋部的故事，另一幅描绘拓跋部迁徙至北魏建国的历程；西壁为三大王母子仪象图，它是拓跋鲜卑后裔祭奠先祖，并在建构自己的先世史，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

至于神的来历和神庙初期的历史沿革，金天会十三年（1135年）刊立的《朔州马邑县重建桑干神庙记》碑写到：

神之祠立于山下，有泉自古不绝，水涝不为盈溢，旱暵不为竭涸，名曰“桑干河源”。旧有石刻云：“神名拓跋，庙号桑干。”然所书不叙本末。询之县民，有曰：以故老相传，神有三王，谓之兄弟三人，母□拓跋公主。或曰：饮是泉而诞三王，次者能伏桑干之龙。而旧庙像尚有龙俯伏之状存焉，又于庙西壁绘画母子仪像。所传数百年不绝，神之本末，大略可知。

山西河之大者，莫如桑干。朔郡之南百里，有池曰天池，其水清深无底。有人乘车池侧，忽遇大风飘堕，后获车轮于桑干泉。魏孝文□以金珠穿七鱼，放之池滨，后于桑干源夕得所穿之鱼，又以金缕笴箭射池之巨鳞，亦于桑干□源获所射之箭，天池庙碑具载其事。隋开皇间有碑曰：“默与桑干河潜通。”窃维河之灵迹，广大深渺，宜乎！神祠自古以来崇建，由唐之辽，民咸祈祷焉。

保大间，兵火作，庙貌毁废。郡有故事，春秋祷祠，桑干神居其上，州遣官僚与县令佐同诣故基，邑之民皆咸与荐享。天会十二年秋，县令程舜卿与邑佐赵铉祈祷，叹其基址荒榛，庙象未立，方劝谕乡民，致力复建。时则节度使耶律金吾下车之初，知此灵迹，锐意兴崇，闻者咸悦。于是，县境百姓欣跃迪从，殚力□□。金帑足而用度不匮，材木备而栋梁完整，以至瓦石丹□无不完好。其所塑神像，亦皆依古□；□基构布列，稍加于旧。其始基于甲寅之冬，□成于己卯之秋。考之于石刻，乃大辽应历五祀□□秋重立；观其修崇年月，乃肇于甲寅，成于乙卯。以甲子推之，应历之乙卯至今乙卯，一百八十□年。当时重建，既以甲寅、乙卯；今之重建，复于甲寅、乙卯。应历乙卯闰季秋，天会乙卯闰孟春，岂□废兴有数、成坏有时？然则神之隐显，岂有累于是耶？人之所为，特系于时数尔。庙既复立，乌可不纪其岁月。姑取其实而志于石，庶传诸后，使人知神之灵，而当致其钦崇也。①

据此可知如下三个方面：其一，桑干神庙曾在辽应历四年（954年）重建，次年完工并刻石为纪，保大年间（1121-1125年）毁于战火，金天会十二年（1134年）再次重建，“其所塑神像，亦皆依古□；□基构布列，稍加于旧”。其二，从文中“旧有石刻”等叙述来看，北魏至辽的旧碑尚存，但“所书不叙本末”，桑干神庙具体供奉哪几位神灵不得而知，且三王诞生传说始于北魏还是辽代亦无法确知。其三，它在唐代以来属官民共同祭奠祠庙，且地方百姓祭赛活动十分热烈，在局部区域具有了深厚民众基础。

元明清时期是三大王信仰进一步拓展阶段，桑干神庙在元代获得敕封。据民国《马邑县志》中的《元封三大王庙碑记铭》记述：“大德三年，封桑干河神显应茂济王庙。”[1](P103)另据明焦昇所撰《新三龙王庙记》载：

马邑龙池之浒有三龙神祠，能兴云致雨，弥风雹水旱之灾，演地毛以资民用，人共神之久矣。稽之县志，以为拓跋公主饮池水生三男，次者能伏桑干之龙，旧庙尚有龙俯伏之状及其母子仪像绘于壁间，神之大略可想也。汉史云：“大会处为龙城，在上谷郡。”北辽应历四年新厥庙，今断碑犹载，神名拓跋，庙号桑干，然未有王号也。保大三年，金吞辽，兵燹庙废。天会十三年，县令程舜卿劝民重修，亦曰桑干神云尔，犹未有王号也。其曰广济王，曰溥济王，曰洪济王，北元之制也。元大德三年，诏加封“广济王”为“协应广济王”，“溥济王”为“孚应溥济王”，独洪济所加不传，盖阙典也。故有龙震帝阙讨祭之说相传抵今，不然三王之号、加封之诏，夫岂无故而颁哉？所以，庙貌衣冠尽肖王者，龙之有王自元始也。迨我皇明制作之初，虽革岳渎淫封，各称本号，而此则相沿如昔，似亦无害于义者。故事，县令春秋祀以少牢。旱则祷，灾则祈，每每应验如馨，其有功于斯民甚大。正德间，巡抚谢公以为淫祠而革官祭。迩来风旱冰雹时作。民多困徙，耆老李翥、致仕官郝澄、省祭官李天佑辈倡众招赀，更新庙貌而共享赛之，亦《周礼·荒政》索鬼神之一端也。[1](P68)

由上可知，元代加封三王，除冠以“三大王”之名外，还缔造了“龙震帝阙讨祭之说”。据《元史》载：“其封号，至元二十八年春二月，……加封江渎为广源顺济王，河渎灵源弘济王，淮渎长源溥济王，济渎清源善济王，东海广德灵会王，南海广利灵孚王，西海广润灵通王，北海广泽灵佑王。”[3](P1900)显而易见，大德三年（1299年）加封桑干神庙三王名号，是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朝廷敕封岳镇海渎之后，地方官民无疑是其背后的推动者。而“能兴云致雨，弥风雹水旱之灾”，说明除祈雨之外，还将大王作为“雹神”来祭祀，这些无疑属多重背景下的地方文化再造。

在明代，山西北部作为拱卫京师的军事重地，土地得到开发与经营，地方行政得到组织与建设，“三大王”得到马邑一带百姓们的广泛崇祀。当地直接以“三龙王”呼之，言“王为龙之宗”，三大王信仰已完全从最初的对历史人物功业的追念，转变为追求灵验和降雨弥灾。清代以来，百姓更是将三大王传说和信仰进一步世俗化和地方化，在当地口头传说中，拓跋公主是道武帝的女儿，还为拓跋公主找到了当地娘家，大王庙也是道武帝下令附近72 村修建的，因此每年农历六月十三、十八日，神头一带72 个村庄来此祭拜、领牲、请神，天旱时祈雨。据《马邑县志》卷二“拓跋三大王庙”条 云：“有司岁以二月十八、六月十三日致祭，乡民亦有献牲醴者，祭告者所为祈免于雹灾云。”[1](P41)

二、三大王祭祀对象考辨

早在北魏初期，桑干水就得到拓跋鲜卑得重视。据《魏书·礼志一》载：“（泰常三年）又立五岳四渎庙于桑干水之阴，……其余山川及海若诸神在州郡者，合三百二十四所，每岁十月，遣祀官诣诸州镇遍祀。有水旱灾厉，则牧守各随其界内祈谒，其祭者用牲。”[4](P2737)另据《魏书》记载，道武帝拓跋珪于天兴三年（400年）三年夏四月“西幸马邑，观灅源”，[4](P36)明元帝拓跋嗣也于泰常八年（423年）“八月，幸马邑观于灅源”。[4](P63)从“神明拓跋，庙号桑干”称谓、历史沿革及鲜卑贵族的重视程度来看，此时马邑建庙祭祀桑干河神十分可能，它把对山川水泽的祭祀与祖先崇拜融合一体。

桑干神庙祭祀的“三大王”究竟为何人，在之前碑记中均无记述，民国年间马邑人霍殿骜在《拓跋三大王辩》中，首次明确了祭祀对象并做了辨析，据此文载：

马邑三大王庙，有辽金元明四代碑。辽碑云：“神明拓跋，庙号桑干。”虽不叙其始末，而大义已明。金碑云：“询之故老，有三王谓之兄弟三人，母即拓跋公主。”又云：“或曰公主饮是泉而生三王，次者能伏桑干之龙。”又曰：“宜乎！自古以来，祠庙重修者由唐之辽，凡有水旱，民咸祷焉。”元明碑直云：“公主饮池水而生三神，能兴云致雨。”辽封为神，愈失愈远，自金天会，神被其诬者百余年，是乌可以不辩？魏自中叶以后更姓元，不称拓跋。神名拓跋，必魏之有功之始祖；尊而为神即三王，非公主也。果公主生三王，则三王非魏子孙矣。以异姓而王，必先有功于魏，何以北魏史册无异姓封王？是拓跋氏三王非公主子三王，明矣。北魏当东晋时，文中子称为文教之邦，文教之邦断无母子同姓之理。是魏已封王，不自元始封王。曰公主饮池水而生神，犹简狄生契、姜嫄生弃之美谈，无足怪也。……案《通鉴》：“鲜卑索头部世居北荒，自可汗毛统国三十六，十三世可汗邻生诘汾，诘汾与天女遇而生力微。”公主生神之附会，必始于此。晋惠帝元康元年，索头部名禄官者分其部为三，与兄之子猗、猗卢分统之。怀帝封猗卢为代公，与以陉北之地，马邑在其中；愍帝进封猗卢爵为王，此封王之始。合三部面为三，曰三王。猗卢、猗兄弟二人合禄官叔侄三为圣武，人误以为兄弟三人也。至拓跋珪改国号魏，即皇帝位，都平城，谥诘汾帝，谥禄官为桓帝，谥猗为昭帝，谥猗卢为穆帝。三王肇基，必郊祀以配天。马邑为发祥之地，又平城近畿，宜必立庙，庙必在桑干者。猗卢尝筑城于桑干之阳，常爽又设馆于温水之右，生平所理，神所恋也。金曰伏桑干之龙，元曰为桑干河神，盖有功于生前者，必显灵于身后。曰“由唐之辽，民咸祈祷”，是必能捍大灾、御大患，顺雨调风，谓为桑干之龙也可，谓为桑干河神也可，是唐以为神，神不至辽封，而元明人以为辽封者。东魏传高齐，西魏传宇文、周二氏，皆有篡弑得国。胜国典型翦除净尽，其人其事不在人口传耳熟间者。由后周以迄辽，四百余年矣。辽与魏同出鲜卑，平城亦辽之西京，人地相亲，见元魏功业之不可泯也，于是勒石于庙中，而纪之曰“神名拓跋，庙号桑干”，使前王姓氏常在人间，是修庙非封神也。元封大王，其功也，知神为拓跋氏，不知神为禄官，为猗，为猗卢，先谥帝号矣。使知神已封帝，必于帝之上更加徽号焉，何必加封广济、普济、洪济之号哉？元碑又云：洪济未封之先，有龙震帝阙讨封之说。极写神之灵应，而不觉其之荒唐矣。明初山西巡抚张某以为淫祀，革官祭，旱疫三年，诏复其旧。前清因之。至于民国末，替三大王之说附会，失实已久，故余为之辨。[1](P103)

笔者认为，假若母诞三王的传说符合历史事实，桑干神庙所祀神祇极有可能是桓帝猗与祁氏所生的三个儿子，理由如下：

其一，我们从文献记述可以看出，在桑干神庙发展早期，民众对“拓跋公主”极为尊崇，她必定在拓跋鲜卑的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北魏正式建国之前的诸位后妃中，只有桓帝之后祁氏产有三子。在见于记载的道武帝之前的后妃中，她也是能力最强人之一。据《魏书》载：“桓帝皇后祁氏，生三子，长曰普根，次惠帝，次炀帝。平文崩，后摄国事，时人谓之女国。”[4](P322)祁氏在艰险环境中竭力抚育三子，在她的运筹下三子均取得了代王的继承权。317年拓跋猗卢死后，经过斗争普根成为代王，但普根及其子皆短祚而亡，郁律继位。321年，祁后次子贺傉在母亲的谋划下继代王位，由祁后摄政。“三大王”在朔州马邑一带读作“三大（dài）王”，“大”应是“代”讹。因此，后人将祁氏同时供奉，能彰显出她的勋劳，上述情况也符合了前述碑记中“母诞三子”、“神有三王，谓之兄弟三人”的传说。另外，元时称三王曰溥济王、洪济王、广济王，或许是有意识指称拓跋普根、贺傉、纥那三人，将溥、洪、广分别对应普、贺、纥，譬如在鲜卑语与汉语对译中，通常会出现同音异译或取首音节谐音的现象。“母诞三王”属感生神话，多出现在拓跋鲜卑发展前期，如《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桓帝时，鲜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从匈奴军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归，怪欲杀之。妻言当昼行闻雷震，仰天视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妊生，十月而产。”[5](P2989)至于祁氏与三子不为流传的原因，或许在于北魏开国者拓跋珪是文帝沙漠汗与兰妃氏的子孙，而非封氏之子桓、穆二帝的后裔。加之，拓跋猗卢去世后，兄弟争斗，长期处于内乱，其后前秦击溃代国，人口流散，祁氏与三子在建国后的传播中出现变化在所难免。

其二，从版域或实际的影响来看，“三大王庙”祭祀祁后及其三子存在很大可能性与合理性。307年拓跋猗卢开始统摄三部，势力向大同盆地扩展，于灅水之阳筑新平城；310年刘琨把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等五县百姓迁到陉南，猗卢则徙十万家居此；315年晋朝下诏封猗卢为代王。至此，中部代郡、雁门郡成为桓穆两部活动的主要区域，主导着拓跋部的整体南下扩张，同时也开启了农耕定居生活。炀帝纥那三年（327年）“石勒遣石虎率骑五千来寇边部，帝御之于句注陉北，不利，迁于大宁。”[4](P10)这是祁氏子退出代北的记载，亦确证当时雁门以北在统治区域。因此，马邑一带曾作为桓帝和祁后三子的统治版图，在此建庙祭祀亦属情理。北魏立国之后，桑干河流经区域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此时据代王迁出代北已超半个世纪，时间因素和无文字纪录，能合理地去解释故事为什么会发生转变。

此外，在拓跋代国时期的宗教信仰中，充满对自然和祖先崇祀。据《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载：“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6](P833)祀大人健名者即是对祖先的崇拜，不排除祭祀拓跋代国神元以下五帝或七帝之外其它先祖的可能。对代王的祭祀，在北魏时也已经存在。在《魏书·地形志上》中，有肆州永安郡驴夷县，“二汉属太原，曰虒虑，晋罢，太和十年复改。永安中属。有思阳城、驴夷城、仓城、代王神祠”。[4](P2474)田余庆先生认为：驴夷即今五台县，代王有汉文帝和拓跋猗卢两种可能，但他更倾向于后者。[7](P258)假设代王神祠供奉拓跋猗卢，于礼制和传统而言，则不必再于马邑县建庙祭祀。桑干神庙用来祭祀桓帝与祁氏的三子，也就不排除可能。

总之，对先代帝王的祭祀，是国家祭祀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灵丘县城以南有古水（今称唐河），觉山寺位于其侧，它是魏孝文帝专为报答母恩而敕建的一座皇家寺院，初建于北魏太和年间。据辽重熙七年（1038年）《重修觉山寺碑记》载，北魏太和七年二月，孝文帝巡行至灵丘，“值太后升遐日，哭于山陵，绝膳三日不辍声，思答母恩。乃于灵丘邑之东南，溪行逶迤二十里，有山曰觉山，岩壑幽胜，辟寺一区，赐额曰觉山寺。招集方外禅衲五百余众，栖息于内，衣粮毕具。”[8](P116)桑干神庙与觉山寺以及后文提及的律吕祠同属北魏时期修建，均为祭祀先祖的祠庙。

三、三大王信仰的特点

如前所述，三大王庙应当属国家宗庙祭祀范畴，其初具有浓厚的宗祠特点、神话特征和民族色彩，同时尽显了北魏前期的社会发展与文化形态，以及后来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征。

第一，三大王传说反映了拓跋代国时期，在农牧交错、进退背景下的发展态势。

大同盆地河流众多，土质相对肥沃，适宜农耕和放牧。朔州马邑一带作为桑干河源流经区域，同样农牧适宜，昭成帝什翼犍继立之初就曾欲定都灅源川，鲜卑贵族更是多次游赏马邑桑干河。因此，这里是拓跋先祖们向往的圣地和后来的聚居区，时至今日，朔州神头一带元姓者仍很多。平城时代，雁北人口急剧增值，按李凭先生推算，仅“道武帝时期迁入雁北的人口当为156 万，概略地说，约为150 万”。[9](P353)道武帝主动地调整农牧关系，发展农业生产，开始了农业化和封建化的进程，而临近水源之地必是人口集中之所，也必定是聚居于此的拓跋各部族的祭祀之所。大同市浑源县城西北神溪村有泉水形成的湖，旁建律吕祠，创建于北魏。据顺治《浑源州志》记载：“律吕神祠，在城西北七里神溪中石上。建自元魏，唐末、元至元间、明成化间俱重修，有志异，载丛纪内。”[9](P169)论者多认为律吕神祠与音乐有关，但殷宪先生认为“律吕殆郁律之讹。李凭先生则以为，抑或《魏书》之平文帝郁律，本来就名律吕，郁律反而是异译或误记”。[10](P13)如果此说成立，律吕祠则是一座祭祀神元帝拓跋力微之孙、思帝拓跋弗之子，即平文帝拓跋郁律的祠庙，它凸显了北魏早期鲜卑族对自然水系的重视。如果说，拓跋鲜卑发展壮大时期拓跋力微与檀石槐的诞生神话，属于鲜卑部族游牧时期对天神的崇拜，桑干神庙则和律吕祠一样，不仅尽显了他们在平城时代对河流水系和农牧业的关注，而且新旧过渡色彩十分明显。

第二，三大王信仰彰显了历史变动下的民族融合与文化融合。

北魏建国初期，在祭祀礼仪和文化上都追宗秦汉，受到儒家礼制化的影响。秦时以水德属北方，尚黑。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索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11](P237)汉尚赤，汉高祖有赤帝子杀白帝子的传说，并自拟为北帝，立黑帝祠。据《汉书·郊祀志》载：“汉兴，高祖初起，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而杀者赤帝子。’及高祖祷丰枌榆社，徇沛，为沛公，则祀蚩尤，衅鼓旗。遂以十月至霸上，立为汉王。因以十月为年首，色上赤。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名曰北畤。”[12](P1210)拓跋部族在祭祀、礼乐、车服、建筑等方面尚黑、尚水，并以黑龙压胜以求稳定。据《资治通鉴》卷一五五《梁纪第十》载：“（中大通四年）戊子，孝武帝即位于东郭之外，用代都旧制，以黑毡蒙七人，欢居其一，帝于毡上西向拜天毕，入御太极殿。”[13](P4824)所谓“代都旧制”，是拓跋鲜卑在祭天或登基时的惯例。《南齐书·魏虏传》载：“其车服，有大小辇，皆五层，下施四轮，三二百人牵之；四施縆索，备倾倒。轺车建龙旂，尚黑”；[14](P985)而“宫门稍覆以屋，犹不知为重楼。并设削泥采，画金刚力士。胡俗尚水，又规划黑龙相盘绕，以为压胜。”[14](P986)在三大王庙中，拓跋普济全身黑冠黑脸黑袍，手中执剑，杀气腾腾，显然也具有压胜之意，其它两位大王分别红脸红袍、白脸白袍，塑像之后的墙壁彩绘龙，这些带有拓跋鲜卑原始宗教的遗痕，同时具有多民族文化杂糅的特征。此外，建祖庙以祭祀或祷雨，在北魏平城时代即存在。《魏书·礼志一》载：“明年，立太祖庙于白登山。……兼祀皇天上帝，以山神配，旱则祷之，多有效。”[3](P2736)这不仅体现了帝王与天地诸神的关系，也带有了后世官方与民间祠祀的特点。因此，在前述《朔州马邑县重建桑干神庙记》中，谈到辽金时期三大王的传说与龙结合，实则是“事出有因”。

三大王信仰在唐代以来，受到国家祭祀儒家化影响的同时，得到了地方各阶层的重视。在传统社会中，地方的稳定和发展离不开农业生产，与农业相关的神灵得到社会各阶层的重视。从隋代开始，圣贤庙或帝王庙也通常是国家祈雨的处所。据《隋书·礼仪志》载：“京师孟夏后旱，则祈雨，……又七日，乃祈社稷及古来百辟卿士有益于人者；又七日，乃祈宗庙及古帝王有神祠者。”[15](P128)唐代对圣贤祠或帝王庙的祈雨功能甚至更加重视，地方政府官员往往要亲自参加祈雨仪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作为帝王的“图腾”，亦是最大的雨神，龙王在宋代还获得了统治阶层极力推崇。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徽宗大观二年十月，诏天下五龙庙皆封王爵。青龙神封广仁王，赤龙神封嘉泽王，黄龙神封孚应王，白龙神封义济王，黑龙神封灵泽王。”[16](P465)元时对桑干神庙三位大王的敕封，应受到宋代官方祭典的影响。明清时期，三大王作为雨神在朔州马邑一带，有了更为广泛的民众基础。

总之，上述研究表明，桑干神庙最初是一座纪念北魏先祖的祠庙，拓跋公主饮泉水诞三王的传说属于口述史系统中的祖先传说，还具有感生故事的特征和母权崇拜的特点，但因其民族性、地域性特征鲜明，传播范围十分有限。在数百年的传承中，融合了多民族文化，其信仰在取得正统祭祀地位的同时，历经了从开疆守土到降雨弥灾的转变，明清地方化之后带有了鲜明的功利色彩。

注释：

①全辽金文[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此碑现存朔州市崇福寺。《马邑县志》亦记此文，但有多处讹漏差误。雷云贵：《金朔州马邑县桑乾神庙碑考》（收于《辽金史论集》第六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一文附录此碑，并进行了稽考，极具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