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赵明诚感情不和原因再探

（玉溪师范学院文学院，云南 玉溪 653100）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传统社会中男性子嗣是维系夫妻感情的重要纽带。据史载，李清照与赵明诚未育有子嗣，《隶释》“赵君无嗣”[1]、《籀史》“（赵明诚）又无子能保其遗余每为之叹息也”[2]。此外，李赵二人无子嗣之旁证有二：一是《声声慢（寻寻觅觅）》[3]65-66，陈祖美认为其是李清照用来倾诉无嗣隐衷的；二是绍兴二年（1132）李清照改嫁张汝舟一事[4]91-92，当时女性多受三从四德约束——夫死从子，李清照应是在未育有子女的情况下改嫁他人。综上，“无嗣”当为二人在新婚蜜月期过后便开始感情不和、往复者有三的根本原因。不过，李、赵二人间的感情不应用和睦或破裂来笼统概括，和睦与不和交织而行才是其真实概况。本文认为造成二人感情不和的主要原因有五：内因除无嗣外还包括相异的个人志趣、学识和家国观念，外因则为政治因素。

一、虽有共同志趣但最终目的不同：传学与会意

校勘典藏是李清照和赵明诚的共同志趣。在无嗣的情况下，其和学识一道成为维系二人感情的纽带。虽然二人常“相对展玩”，但校藏目的实有区别。

（一）儒者情怀：传学

赵明诚曾自言，自幼便喜欢访求金石书画，目的是为了“以广异闻”[5]赵序1。

待到成年出仕为官，赵明诚又立有“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5]531。其目的见载于《金石录》前、后序：

“后得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读而贤之，以为是正伪谬，有功于后学甚大。惜其尚有漏落，又无岁月先后之次，思欲广而成书，以传学者。于是益访求藏蓄，凡二十年而后粗备。……而余之是书有时而或传也。……辄录而传诸后世好古博雅之士，其必有补焉。”（《金石录前序》）[5]赵序1

“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讹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皆载之，可谓多矣。”（《金石录后序》）[5]531

依“漏落”“传世”“成书”“粗备”“订史”等句，可知赵明诚藏书的目的是为写《金石录》，写《金石录》的目的是为著书立说以流芳百世。按《金石录后序》所载，赵明诚在21 岁时和李清照结为伉俪[5]531，后二年方立“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23 岁，自此幼时“以广异闻”之目的当逐渐被著书传学代替。

从传统文人学士或促进学术发展的角度而言，赵明诚此种心态实属正常，不过也必须正视和承认其中的功利性。

（二）五柳情怀：会意

李清照的藏书目的，见其自撰之《金石录后序》：“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5]531新婚后，每当赵明诚典衣市书而回，夫妻二人便相观共乐。虽然此段文字描绘的是夫妻共乐场景，但因是由李清照所书，故其自是言李清照所感。如欲明晰易安之感便要了解“葛天氏之民”所指，本文认为其源自陶渊明《五柳先生传》“葛天氏之民欤”一语，传中五柳先生是一位“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6]的文士，李清照援引此典自是想表达她亦以读书、饮酒和著文为乐，由此可知易安校勘藏书只欲会意忘怀而已——目的不在慕利。此为一证。

另一证为屏居青州时事。期间，赵明诚在建成书库后对李清照取用图书进行限制，此举使易安感到“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憀慄”，因其生性不能忍受适意之不复——本文认为此当是“余性不耐”之正解，故李清照开始自购典籍，并明言如此则又能“意会心谋，目往神授”[5]532。此处之“意会”，正与《五柳先生传》中的“每有会意”一语遥应。

李清照读书只求意会，外在表现形式为无所用心，重功利之赵明诚在自撰之序言中对此颇有微辞：

“孔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是书之成，其贤于无所用心，岂特博弈之比乎！”[5]赵序2

本文认为，赵明诚此感似由孔子之语而发，实则暗指李清照。证据有二：一是，“无所用心”指李清照读书只求“意会”，虽然自得其乐却不能成书传学，所以在赵明诚看来这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举；二是，李清照也曾自言：“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7]160这正与赵明诚“岂特博弈”之句相符，且《金石录后序》中记载的赌书泼茶实亦属博弈：

“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5]532

“饭罢”，饱食也；赌书，博弈也。如此而论，赵明诚所讽者非易安而谁！学者多把屏居青州之十年看作二人最怡然自乐的时期，以明诚之语相观则不尽然。

李清照只求“意会”的这种读书方式近似于戏玩，故其喜以“玩”字表达心中之乐。除上文外，《金石录后序》还有“亦摩玩舒卷”“偶病中把玩”[5]533两处；赵明诚在《楞严经》跋语中亦曾自云“相对展玩”，必须明确的是当时共赏者为李清照，是处之“玩”或由易安而起。易安不慕利，故以清静心会为乐。

李赵二人虽皆有校勘典藏之志趣，但目的相异：赵明诚是为著书传学，李清照是为会意忘怀。有学者认为，《后序》中“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5]532一语是赵明诚弘志之言，但此语乃由“余性偶强记”[5]532领起，实为李清照因可“每饭罢”后在归来堂与赵明诚一起赌书泼茶之叹；易安十分推崇陶潜，发出“甘心老是乡”这样小国寡民式的隐士之语自是正常不过，屡欲出仕之儒家子弟德甫安能明晓此中意味。李清照是不赞同赵明诚以钥簿锁书库这种功利性藏书行为的，故其在《金石录后序》中才有“长舆、元凯之病，钱癖与传癖何殊”[5]531之语，自购图书更是一种无声的反抗。

由赵有书库而李又自购副本可见，二人曾因藏书目的不同产生过对峙性的小摩擦，其或是重和元年（1118）至宣和三年（1121）八月李赵感情不和的诱因之一。

二、学识上同中有异且李词胜赵诗：金石与词采

德甫父以“进士上第”[8]11093而被“立为礼部侍郎”[8]11094，李父以“登进士第”而为“礼部员外郎”[9]13121，两家当初俱为寒门[5]531。相似的家学家境，使李清照和赵明诚的学识十分相近：二人皆通金石诗词，只是偏重各不相同。

赵明诚于21 岁前后“在太学作学生”[5]531。其所长者为金石，在《金石录序》中，赵曾自言少时便喜金石刻词[5]赵序1；在《后序》中，李清照亦证明德甫在21-34 岁时仍市碑不辍，故赵明诚“余之力致于斯，可谓勤且久矣”[5]赵序1之言不虚。此外，《金石录》内容以碑记为主又是一力证：

“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甗、鬲、盘、匜、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5]531。

正如赵明诚自序所言，其治学重点在于金石，“至于文词之微恶，字画之工拙则皆不论”[5]赵序1。“由李清照常与赵明诚共校碑文”[5]531-533可知，易安亦明金石，但相对而言她所擅长者为诗词，《碧鸡漫志》《琅嬛记》对此皆有记载：

“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瞻，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女人，当推词采第一。”[10]

“非谓汝为‘词女之夫’乎？后李翁以女女之，即易安也，果有文章。”[11]

“女清照，诗文尤有称于时。”[9]13122李清照善文且情真，这一方面深受其父母影响。据史载：李母王氏，“亦善文”；父李格非出生于齐鲁大地，曾“以文章受知于苏轼”[9]13121，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并且“格非苦心工于词章”，曾语“至刘伯伦《酒德颂》、陶渊明《归云来辞》，字字如肺出”[9]13122。

参易安诗、《后序》《清波杂志》《琅嬛记》，可知赵明诚亦工诗词，“相从曾赋赏花诗”①按：陈祖美认为，《偶成》一诗所写“赋赏花诗”为李清照与赵明诚屏居末期之事。[4]185“取笔作诗，绝笔而终”[5]533“得句必邀其夫赓和”，赵明诚以五十阙和李清照之《重阳·醉花阴》[12]等皆是力证；但由“明诚每苦之也”和陆德夫认为五十阙中只有《醉花阴》为佳[13]333亦可知，与李清照相比，吟诗作词并不是赵明诚所擅长。有学者在学识方面轻明诚而重易安，这种观点是不客观的，二人只是各有所长而已；同样，依李、赵一起赋诗唱和便确定二人感情完全和睦也有失公允。

虽然李清照和赵明诚在学识方面同中有异，但并未因此造成感情不和。当然，易安雪天和诗之举确曾对德甫产生过一定程度上的精神压力。

三、李赵的家国观念迥异：担当与渎职

李清照和赵明诚虽然在志趣和学识方面有共同语言，但在家国观念上却迥然不同。建炎三年（1129）前后，家国观念之有无成为二人感情不和的主要原因。

（一）李：拯家忧国

易安虽是婉约词派的代表，但其诗词除儿女情长外亦不乏忧国和关注现实之作。有学者认为李清照的家国观念觉醒于靖康前后，本文认为年幼之时已有之，若溯其来源应可追至其父李格非，史载：“（李格非）尝著《洛阳名园记》，谓‘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9]13121

李清照之家国观念在崇宁元年（1102）前后便有所体现。时，赵挺之是党争的推动者之一，李格非被打入元祐党籍后，李清照曾上诗赵挺之欲救其父，其中“何况人间父子情”[14]“炙手可热心可寒”[15]两句为世人所熟知。此时李清照之家国观念主要体现在家的层面，为父敢于直言；从靖康元年开始，李清照的家国观念逐渐全面展现出来，首先还是体现在家的层面：

“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丧南来，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5]532

建炎丁未（1127）三月，赵明诚奔母丧，故先南下。李清照在后，她独自押送精心挑选出来的十五车藏品辗转千里，于兵荒马乱中成功抵达建康，替丈夫赵明诚保住了主要藏品。夫家得全后，李清照便把目光集中于国[4]80，每逢建康大雪她便会“循城远览以寻诗”[13]333，离开建康后其作品也没有完全离开忧国这一中心，其中以《夏日绝句》最为有名：“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3]81《夏日绝句》将李清照的家国观念体现得淋漓尽致，此类作品还有《鹧鸪天（寒日）》《渔家傲（天接云涛）》《上枢密韩公诗并序（诗二首）》[3]75，86，95《咏史》[7]140等。由上可见，李清照是极具家国观念的女词人，且在关键时刻敢于担当。

（二）赵：弃民与妻

与李清照不同，赵明诚缺少家国思想：“靖康丙午岁，侯守淄川，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5]532靖康丙午，即公元1126 年。在金军侵犯汴京时，赵明诚作为淄川长官，首先想到的不是退敌安国而是自家藏品之得失。他最受诟病的是建炎己酉（1129）二月之事：

“御营统制官王亦，将京军驻江宁，谋为变，以夜纵火为信，江东转运副使、直徽酞阁李谟砚知之，驰告，守臣秘阁修撰赵明诚，已被命移湖州，弗听。谟饬兵将，率所部团民兵伏涂巷中，栅其隘。夜半，天庆观火，诸军噪而出，亦至，不得入，遂斧南门而去。迟明，访明诚，则与通判毋丘绛、观察推官汤允恭缒城宵遁矣。”[16]

在此次事件中，赵明诚有三过：一是下属已经举发王亦欲谋乱，赵明诚却无所作为，置城中百姓安危于不顾，失守城之责；二是在王亦发动叛乱时，赵明诚为保个人安全缒城出逃，对国不忠；三是在逃亡时，赵明诚携二吏而弃发妻，对李清照无情。赵明诚为保自身安全弃家与国，家国观念之匮乏可谓重矣。故有学者认为，赵明诚在建康期间之所以苦于与李清照和诗，“主要是他没有具备清照的那份炽热的爱国情感”[4]83。

赵明诚先有弃妻之举，后有不怜妻之言：“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也。’”[5]533建炎己酉（1129）前后，赵明诚将藏书之得失看得比李清照还重要。赵明诚此语当是承之前李清照曾将十五车藏品由淄青运至建康而言，意指如再生变故易安亦应将劫余之物由池阳运至湖州；而李清照本意是问如若金人攻至则我将奈何，赵明诚却只关心金石书画，最后还以提醒之语气要求易安与贵重藏品俱存亡。须注意的是，“戟手”当时有漫骂之意[17]，可见赵明诚当时对李清照毫无爱惜之情。本文认为，赵明诚所重者只是其一己之家，与天下和易安不甚相关。

靖康以前，李清照与赵明诚感情也曾不和但总能化解；建炎己酉（1129）二月后，二人感情降至冰点却再难回暖，根本原因是赵明诚渎职，即他已经越过了李清照心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底线。李清照《夏日绝句》中的“不肯过江东”，对南宋而言是朝廷不应南渡而弃中原，对赵明诚而言则是不应“缒城宵遁”而弃百姓和发妻。赵明诚在被重新起用时“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5]533，在李清照看来这是轻家国而重功名的表现，意气风发之貌正反衬出赵全无渎职者所应有的愧疚和靖康之耻带来的忧愤，故易安意甚恶之。

建炎己酉（1129）二月之前，李赵感情不和应主要由无嗣而起；二月之后，则当与赵之家国观念缺失相关。

四、政治因素的外在影响

除内因外，二人感情还受政治这一外因影响。政治因素伴随李赵婚姻生活的始终，相关事件主要有四。

（一）元祐党事

李清照和赵明诚为何结为伉俪？换言之，“赵挺之为何会同意这门亲事？”这是一个值得仔细研究的论题。

按史料记载，赵挺之与苏轼的矛盾由来已久，可以用不共戴天来形容[4]265：“初，挺之在德州，希意行市易法。黄庭坚监德安镇，谓镇小民贫，不堪诛求。及召试，苏轼曰：‘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岂堪此选？’至是，劾奏轼草麻有云‘民亦劳止’，以为诽谤先帝。”[8]11093据《宋名臣言行录续集》载，赵挺之是一个在政治上极会观望经营之人。“赵挺之为中丞，公言：挺之始因章惇进，既谄事蔡京、蔡卞，及卞黜责，又谄事曾布，出入门下，殆无虚日，故士论以其观望险诈，号为移乡福建子。”[18]将上文与《宋史》①按：传中有“曾布以使事聊职，知禁中密指，谕使建议绍述，于是挺之排击元佑诸人不遗力”“京力荐挺之，遂拜尚书右仆射。既相，与京争权，屡聊其奸恶”等语。[8]11094相比对，二者所言一致。结合以上三则史料，本文认为赵挺之当是欲通过李赵婚姻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元符三年（1100）苏轼受诏回朝，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病卒于北归途中；赵与苏积怨素深，却在苏轼即将被重用时与苏门人通婚，故本文认为其拉拢苏门旧党之意甚明。

考赵明诚在赵家中的地位和赵挺之对李家态度的前后转变，也可发现赵挺之在李赵联姻这件事上是别有用心：“正夫有幼子明诚，颇好文义。每遇苏黄诗，虽半简数字必寻藏，以此失好于父。”[19]赵挺之之所以将所不喜之幼子与苏门李家婚配，是因为如此他可在以后的政治取舍中少些为难。李清照和赵明诚完婚后，李家便成了赵挺之政治上一枚取舍自如的棋子：“曾布以使事聊职，知禁中密指，谕使建议绍述，于是挺之排击元祐诸人不遗力。”[8]11094赵挺之在他策划的这场政治婚姻中处于主动地位。朝廷启用旧党，他可因姻亲得势，至少保住固有地位；朝廷打压旧党，他可凭新党身份果断与其划清界线，事实证明他果真得益于此。

《琅嬛记》中记有赵明诚以“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11]提亲一事。从赵明诚喜苏黄诗相观，此事倒也未必不是德甫本愿，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是赵挺之为缓和与旧党关系而自撰借口的可能。

赵挺之对李家的两次态度转变都和朝廷政治风向相关，故本文认为李赵婚姻从一开始便与政治捆绑在一起——始作俑者是赵挺之，自此很长一段时间内，李赵二人情感冷暖也不可避免的被政治走向所左右。建中靖国元年（1101）至崇宁元年（1102）六月，因无党争，故李赵二人在新婚后感情持续升温；崇宁元年（1102）六月至崇宁五年（1106），赵挺之将李格非划入元祐党籍并加以打击，加之李清照又被迫离开汴京——与赵明诚两地分居，故李赵间的感情开始不和。

抛却赵挺之有意为之的因素，因赵挺之和李格非本身分属新旧二党，故分为二人子女的赵明诚和李清照也很难在党争中置身事外，二人的身份决定他们必然要受牵连。

（二）大观元年后三事

1.蔡京之陷。大观元年（1107）三月，赵挺之病逝于汴京，是年赵家因蔡京诬陷而官爵尽失；从此至政和七年（1117），赵明诚与李清照一直屏居青州。[4]263-292这段期间，李赵间的感情由不和迅速回暖。无官可为的赵明诚一心搜集藏品，于是李赵二人共同校书典藏、赌书泼茶、起书库，两人之间虽曾有小矛盾但当是发生在屏居青州的末期，故对这段时期情感的总体走向并无决定性影响。

蔡京发起的这场政治斗争与赵挺之不同，故对李赵感情的影响也各异。蔡京只是针对赵家而非欲兴党争，故李清照和赵明诚得以站在同一战线上，未再被剥离开来。自蔡京之陷起，此后之政治事件虽亦会造成李赵间的感情不和，但未再和二人身份发生关联。

2.明诚出仕。重和元年（1118）至宣和二年（1120），赵明诚结束屏居生活，被北宋朝廷重新起用；宣和三年（1121）至宣和五年（1123），赵明诚转调到莱州。公元1118-1121 年赵明诚是独自赴任的，李赵间的感情又开始不和，《凤凰台上忆吹萧》《蝶恋花·晚上昌乐馆寄姊妹》《声声慢（寻寻觅觅）》[3]50-62《感怀》[7]131正是易安此间诉哀之作。

宣和三年（1121）八月，李清照至莱州，后其当以校书典藏为契机，且应经过几番努力方使二人感情回暖，这段感情一直持续至建炎己酉（1129）二月。

3.王亦之乱。建炎丁未（1127）年七月，赵明诚受南宋诏命“知江宁府”[20]。靖康之变后，南宋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建炎己酉（1129）二月王亦谋乱，王亦之乱对南宋时局影响甚微，但对李赵二人却影响至巨，易安的《夏日绝句》和德甫的戟手皆是由此而来。受王亦之变的影响，李赵二人间的感情降至冰点。

赵明诚的知乱不治、弃城自逃，表面上是渎职，在李清照看来则是没有“保家卫国”观念和责任感的表现。李清照所最痛恨的便是投降派，她曾在《上枢密韩公诗（并序二道）》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反对投降的立场，其中“想见皇华过二京，壶浆夹道万人迎”“长乱何须在屡盟”等句皆可为力证。

虽然李赵间的感情随政治发展而起伏，但不同时期所受影响各异。元祐党事是李赵感情不和的催进剂，蔡京之陷则使二人重复和睦，明诚出仕的影响最弱，王亦之乱则具有决定性作用。

综上，在以上五方面因素中，无嗣是李清照和赵明诚感情不和的根本原因（详见本文前言）；志趣和学识是维系二人感情的纽带，偶尔也会给双方带来对峙性摩擦和单方面精神压力；政治是推波助澜的外因，对李赵感情不和起到了持续性的促进作用，偶有反向影响；自建炎己酉（1129）二月起，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二人家国观念上的矛盾被凸显出来，家国情怀成为此间李清照和赵明诚感情不和的根本原因。此外，以性情而论，李清照和赵明诚实属道儒两派，李清照可用崇道喜隐来概括，赵明诚则为尊儒重仕，因此“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5]532的易安和嗜仕不辍的德甫在价值取向上有明显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