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景观构建与创新
——以合肥地铁语言景观为例

金 怡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61)

语言是人类文化的物质载体,交流的重要媒介,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通过语言文字得以绵延传承,经济发展、科技变革和文化更迭也对语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语言承载着使用者所在民族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等,因此,一个地域的语言景观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当地的历史文脉和风土人情。合肥一直享有三国故地、包公家乡、淮军摇篮、科教基地、滨湖新城等美誉,本文以语言景观理论为框架,合肥地铁一号线为切入点,探讨公共空间语言景观对地域文化景观的维护、延续和重构作用。

一、 语言景观研究维度

Landry和Bourhis最早提出语言景观这一概念,认为公共道路标牌、广告牌、路名、地名、商业标牌及政府建筑的公共标牌之上的语言共同构成某个领地、地区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1]。语言景观具有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前者指语言标牌包含的字面内容,传递社会生产生活讯息,传达标牌所有者的意图和思想,体现语言社区的使用特点,属于语言景观的显性功能;后者指语言景观能够间接反映社区中不同语言族群的社会身份、文化地位,映射语言现象背后的语言政策和语言意识形态等,属于隐性功能。

现代城市公共空间中,各式语言标牌不可胜数。人们根据自身的需求会主动关注标牌的相关信息,但很少能觉察到标牌语言背后所蕴含的言语行为和象征含义,而这正是语言景观研究的核心所在[2]。文字作为语言的视觉形式,突破了口语所受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具有相对的有形性和稳定性,且在一定时间内以静态形式呈现,便于捕捉、易于比较。语言景观作为公共空间中可视的、物质的文字,展示了一定区域空间中语言的使用特征,反映了当地的历史文化底蕴,体现了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是一个社会、地区或城市的重要象征符号,与城市定位、发展和规划紧密关联[3]7,因此,语言景观是构建地域空间历史文脉和文化传承的有效切入点。

语言景观的早期研究主要关注多语言、多文化地区语言标牌的使用及分布特点,后逐渐转向揭示标牌背后隐藏的语言政策、身份认同和意识形态等问题。国内的相关研究刚刚起步,主要侧重于介绍语言景观的相关理论及研究视角。目前的研究主要考察语言政策和实践对语言景观的影响,但是未能关注语言景观与城市形象塑造及区域文化景观的互动关系,且研究对象主要为公共空间标牌之上的书面语言,属于狭义的语言景观研究。本文的研究基于广义的语言景观,内容更深刻,对象更宽泛,主要参照了Jaworski和 Thurlow的符号景观(semiotic landscape)理论,即语言景观是对特定地域景观构建和解读的重要元素,语言景观研究除了关注景观中的语言本体,更应考察语言与景观、文化、价值取向、空间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究以文本为媒介并利用符号资源所进行的空间话语建构在自然环境下和社会公共空间中所发挥的实用价值和象征价值[4]。本文的研究对象从传统公共空间的文字标牌扩展到结合了文字、图像、声音和色彩等包含语言符号和多种非语言符号的多模态话语,如电子显示屏、商品包装、车身广告、车票、宣传画和雕塑等。

文化景观是人类在自然景观基础之上有意识、有目的地创造的景观,用以实现自身的精神或物质需求,常常包含着文化的起源、发展和传播印记。有形性和可视性成就了语言景观的空间属性和景观特质,使其成为公共空间的象征性构建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space)[3]10,成为展示地域人文历史和社会风貌的一面镜子,是重要的人文地理表征,是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典型的文化景观。语言景观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生产和消费的重要物质媒介,其象征功能有助于打造城市的“地理空间”为“社会空间”,“物质空间”为“精神空间”,继而激发城市新空间的再生产和再消费,对城市形象塑造和地域文化构建(如地方性的保持与重构)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5]。

地域文化景观是一个地方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景观特质,它形成于特定的地理自然环境和文化历史背景之下,是人类文明和历史文脉的重要载体,包括物质形态的自然历史景观和非物质形态的习俗传统,历史典故和人文风貌等,使某一地域具有更好的辨识度和认知度。然而,全球资讯共享的时代促使当代人的视觉审美趋于西化,传统文化的落寞和地方特色的流失加剧了地域文化景观的缺失与趋同。如何将“地域文化复兴与崛起”等科学命题不断被提出[6]。地铁作为近年来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承载着运输功能的同时,地铁空间也越来越多地成为传播信息和展示文化的新领地。地铁空间的语言景观具有传递城市公共交通信息和象征城市文化底蕴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地铁空间的“物质性”决定着公共交通信息功能的技术层面文化景观;另一方面,城市空间的“精神性”和其所体现出的历史积淀、人文气息和审美情趣等又共同反映了城市的价值体系文化景观[7]。因此,地铁所承载的不仅仅是交通工具的职责,它更应成为反映城市文脉、传达城市文明、展示地域特色的象征符号。

二、 地域文化景观构建

合肥,古称庐州,地处江淮之间,巢湖之畔,美丽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底蕴交织成熠熠生辉的徽山皖水。2011年,合肥行政区划调整后,巢湖并入合肥市,政府提出了“大湖名城、创新高地”的区域战略发展口号;2016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合肥城市发展总体规划,进一步确立了合肥的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国家高新产业创新基地、现代制造业重要基地和国家级交通枢纽的战略定位;2017年,合肥入选全国第一批“城市设计试点城市”,致力于打造具有地域特色和历史文化的城市风貌。因此,包公的廉政文化、李鸿章的淮军文化、三国文化等历史文脉的传承和“大湖”“名城”“创新”“高地”等发展理念的推广应成为合肥城市形象塑造和地域文化景观构建的主线。

1. 合肥地铁一号线语言景观概览

合肥地铁一号线于2016年12月26日正式开通运营,全长约29.01千米,共设23个站点,该线路贯通合肥城区南北方向,联接合肥老城区、火车站枢纽地区及滨湖新区[8],为典型的“老城+新城+老火车站+新高铁站”的线型,覆盖了合肥市主要的客流走廊。一号线站点涉及范围广,标牌密度大,是理想的研究区域,其中“大湖名城号”主题列车和“包公园站”是两个最具城市文化意象和地域文化气息的代表性语言景观样本。

依据语言景观的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一号线的语言标牌可以划分为信息类和象征类两大类别。信息类语言景观,如售票处标志、进出站口标识、无障碍电梯标志、站域街区图等,这类标牌规范和指引乘客安全迅速地按照一定的交通秩序完成出行,体现了地铁的“物质性”,即公共交通的物理属性。象征类语言景观,如(天花板、立柱、通道等)景观装饰、站名识别标识、地铁形象识别标识等,创造了舒适温馨的空间环境,乘客在出行的同时,还体验了城市的文化,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激发对城市的亲切感和认同感,体现了地铁空间的“精神性”,即公共空间的文化属性。此类标牌大多展示了城市的文化性和地域性,同时反映了政府对城市形象塑造及地域文化构建的宏观规划。此外,信息类和象征类语言景观的区分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如地铁的标志(logo),一方面给乘客提供站域信息,另一方面,设计中包含了大量的地域文化元素,也可视为城市形象的象征符号。因此,象征类的语言景观更具包容性和扩展性,也应成为展现城市面貌、提升城市形象和重构地域文化的重要途径。

2. “大湖名城、创新高地”城市形象定位

与千篇一律的地铁列车设计不同,合肥地铁一号线上穿梭着一列独一无二的“大湖名城号”主题列车。车身两侧的红色带贯穿而过并在车头处交汇,意为东淝河和南淝河交汇,淝水穿城而过,包河秀色、蜀山春晓、环城翡翠、古逍遥津、教弩梵钟、琥珀流火、庐州灯火、五里飞虹、花园艺韵、吴王遗踪等城市代表性景点的图片徜徉其间。据《尔雅·释水》记载,“归异,出同流,肥”,即肥水(东淝河)与施水(南淝河)同出于良余山,南北向分别流入长江、淮河,两水是“归异出同”之水,故而谓之“肥”。合肥不再是谜语中的“两个胖子在一起”,而是一座拥有悠久历史文脉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千年古邑。主题列车的车厢内壁、地面、车门等均以湖蓝色为主色调,“大湖名城、创新高地”主题词点缀其间,古逍遥津、清风阁、合肥大剧院、渡江战役纪念馆、三国遗址和合肥政务中心双子楼等代表着合肥文化历史变迁的新老地标建筑的图片装点整个车厢,车窗玻璃上张贴与合肥有关的剪影画,并配有景点的文字介绍。该设计以合肥的那些人,那些山,那些水,那些景,那些事为主要理念,多维度、多方位地浓缩了合肥的城市典型意象,展示了合肥独有的地方文化特色。每一位乘坐主题列车的“老合肥人”都会在无形中获得一种对生存家园的安全感、亲切感、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外地人也可以感受到合肥独有的文化魅力和历史发展轨迹。

“大湖名城号”主题列车的设计理念首先体现了语言景观建构的“自我呈现原则”(presentation of self)[9]。在社会交往中,社交行为的主体总是以自己最优秀的一面示人来达到预定的社交目标,因此,语言景观只有非同寻常才能引人注目。古有“淝水”,今有“巢湖”,合肥因水得名,因水闻名,是全国唯一独立怀拥第五大淡水湖“巢湖”的省会城市,“大湖”是合肥最大亮点之一。大湖既是自然资源禀赋的外在展示,又是人文生态和谐发展的内在体现,是合肥成为“名城”的物质基础,也是合肥地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和独特性的自然元素和地理表征,成为合肥地域文化景观的名片。其次,“大湖名城号”的设计体现了“集体认同原则”(collective identity)[9]。社交行为的主体通过标牌设计透露其身份特质,彰显自身个性,寻求社会中某些群体的认同,用以构建不同于其他地区、民族和信仰的社会生活。自我呈现原则和集体认同原则都通过“与众不同”引起他人注意,但两者的取向截然相反,前者强调的是“异”,后者强调的是“同”,即通过构建相同或相似的身份特质、过往经历来唤起共同的记忆。居民对地方文化的认同集中体现为对地方文化的归属和情感。“大湖名城号”浓缩了合肥的历史文化符号,如三国曹魏名将张辽逆袭孙权的“逍遥津”,纪念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堑的渡江战役纪念馆,代表城市飞速发展的政务中心双子楼等,这些语言景观符号直观地展示了城市的发展历程,传递了地域发展理念,传达了政府对城市形象的定位,因而有效地发挥了语言景观的信息功能。更重要的是,这些为城市居民所熟知、所青睐的语言景观符号背后所象征的城市精神和承载的美好记忆,将激发城市居民热爱故乡并积极参与家园建设的强烈情感,这些具有情感的、领域的、象征的回忆和想象,有利于城市人文精神的传播和地域文化的传承[10]。

3. “包公故里”地域文化景观塑造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基石,只有具有鲜明的文化核心,城市才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和吸引力。一号线包公园站点充分挖掘包公文化和廉政文化主题,以大型锻铜浮雕“包公生平故事”为主体,“包公脸谱”艺术组合、“清风柱体”装饰和“包公故里、清风热土”公益海报为辅助,全面展示了合肥作为“包公故里”的千年历史积淀,呈现了合肥作为全国廉政教育基地的深厚文化底蕴,构建了独特的江淮名人主题文化景观。总长90多米的包公生平故事铜雕展示了宋代名臣包拯在不同时期的主要事迹,为方便乘客充分解读每件铜雕作品,每幅铜雕的右侧设立文字说明标牌。整个景观在文字和图像的相互作用下,完整地刻画出包公铁面无私、爱民如子的人物形象,颂扬了清正廉洁的人文精神,融观赏性、历史性、人文性和地域性为一体。包公脸谱装饰画以文学、戏曲中的包公脸谱为创作原型,除展示了经典的京剧、越剧、川剧、豫剧中的包公脸谱,还特别选取了庐剧、徽剧、黄梅戏等安徽地方代表性剧种中的包公脸谱,并配以简要的文字说明,在传播包公主题的同时,突出了安徽的地方文化和合肥的人文风情。“清风柱体”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梅、兰、竹等形象,配以人们耳熟能详的古诗词,以国画水墨的艺术语言烘托了包公园站的廉政文化氛围。“包公故里、清风热土”系列公益海报,将“大湖名城、创新高地”的发展口号和包公故里的地域文化元素有机地融入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在表现形式上,整个包公园站的语言景观不再局限于传统、单一的创作方式和呈现模态,有隽永的铜雕艺术,活泼的脸谱彩绘,传统的书画写意,又有现代的海报设计,围绕同一个主题,通过文字、图像、颜色等多种语言和非语言符号的多模态话语,全方位构建了包公文化和廉政文化主题的文化景观,凸显了合肥的人文历史气息,体现了合肥的地域特色文化,成为独具魅力的城市文化坐标。在意义构建方面,包公园站传递了“包拯”的历史文脉信息,“故里”的地域人文信息、“包公戏曲”的文化传统信息,语言景观的信息功能全方位多角度地塑造出丰满立体的“包公”人物形象,构建了鲜明的地域人文景观,其象征功能进一步揭示了人物形象背后所蕴含的廉政奉公的政治导向,勤政为民的价值取向,形成了独特的地域人文价值和城市精神面貌。

三、 地域文化景观发展路径及其展望

从语言景观的本质来看,地域文化景观是人们传递信息,实现交流的符号系统,更是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以合肥地铁一号线为例,站点的命名几经易稿,没有选用湖南站、花园村站、滨湖世纪城站等单纯以路名、小区名甚至商业区命名的方式,而是选用了以包含历史文脉、蕴含文化典故的老地名。“高王站”蕴含着曹操运兵的典故;“朱岗站”为纪念抗战时期发生在此地的朱岗之战,“万年埠”是巢湖岸边具有悠久历史的码头,在渡江战役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行动者要想影响大众,宣传其理念,就必须首先尊重大众的感受、爱好、品味和价值观等,使用相同或相似的时尚文化代码[9]。地名作为可视的语言景观,是地域文化的凝练与反映,其形成和留存与历史、文化、地理、经济等因素密切相关,具有标注地理位置的显性价值和体现地域精神、彰显地域文化的隐性价值,唤起大众对城市历史的记忆,从而建立起地域性、历史文化性的保存与传承。在新近开通的二号线、三号线中,“三孝口”“四牌楼”等富有历史文化内涵的老地名继续或重新使用,从而尽量保留合肥的历史文化遗产,增强合肥的地域文化气息。

从体验者的感知和认知角度来看,语言景观具有观赏性、文化性和创意性等特点。一号线站台区域内,站点名称标识创造性地融入了中国传统书法文字符号。语言景观场所符号学(place semiotics)理论认为,字刻即标牌语言的呈现方式,如字体的大小、颜色、形状、手写体还是印刷体等都会产生不同的象征意义[11]。书法景观作为中国独有的语言景观和文化景观,是地方景观感知的重要元素,其象征属性使城市空间更具辨识度和地域性,书法既增强了标识的观赏性,又突出了站域的识别性,营造了中国传统文化意境,成为醒目的文化象征符号。

语言景观的多维度性决定了地域文化景观的多模态化。目前,合肥的整体定位和对外宣传形象为“大湖名城、创新高地”,但宣传的方式以标语为主,视觉表现渠道单一,形式单调,语言景观仅仅实现了其表面的直观的信息功能,而深层内嵌的象征功能却未能充分实现,让人难以真正理解口号背后的城市精神和文化气息。“大湖”是什么湖?“名城”名在何处?有哪些“创新”?如何成为“高地”?利用现代的声光电技术,配合城市形象宣传片、微电影和主题公园等,利用视觉、听觉甚至触觉等多模态话语多角度全方位地构建地域意象,多个感官通道分担单一的视觉模态信息处理方式,从而记忆更深刻,印象更持久。如三国遗址公园的开发建设,没有选用原有单一的“三国故地”的文字口号宣传方式,而是通过再现“烽火台”“车马道”等历史遗址,运用色彩、音乐和雕塑等多模态形式重现了合肥作为三国故地的历史风韵和人文精神。此外,充分挖掘历史文脉,再现地方文化。如地方志中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甚至是建筑特征等地方元素,都承载着地域发展的渊源,记录着某一历史时期的特征[12]。充分挖掘多模态的隐喻功能,如梅、兰、竹所寓意的清风傲骨、清雅淡泊、高风亮节等廉洁自律的价值观,突出地域文化景观的象征性表达。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兴传媒手段全方位、立体化时实时地传播城市形象,使地域文化更清晰、更突出,更具识别度。

四、 结 语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的迅速扩张,语言景观商业化、国际化和时尚化的趋势日益加剧,地域文化景观呈现出“孤岛化”和“破碎化”的态势,传统文化和地域特色的传承性、整体性和有机性遭到严重破坏。语言景观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名片,是地域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也是地域文化再生产的重要渠道,因此,开发利用语言景观是认识、维护、传承和更新地域文化传统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