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红色文化资源的精神内涵阐释

方圆妹

摘  要： 广州作为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和先行地，有着极其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对这些红色文化资源所具有的精神内涵进行阐释，为新时代的广州利用红色资源、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提供理论素材。通过对广州红色文化资源相关文献的查阅以及对广州红色文化史迹的调研，提炼归纳出广州红色文化资源中的开拓进取精神、兼容务实精神、责任担当精神、爱国主义精神，这是民主革命留给广州的宝贵精神财富。

关键词： 广州; 红色文化; 精神内涵

中图分类号： D6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2153（2020）04-0098-06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红色文化的精神引领与价值引导作用，特别注重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出“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1]的重要指示。广州作为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和先行地，被称为“中国近代革命的摇篮”，有着极其丰富的红色史迹。据广州市党史部门的普查，现存广州党史旧（遗）址190处，2019年5月广州市发布首批红色革命遗址目录便有115处。[2]如中共“三大”會址、国民党“一大”旧址、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黄埔军校旧址、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旧址、省港罢工委员会旧址、广州起义纪念馆、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壮士陵园、凤溪村抗日根据地旧址、长湴村抗日根据地旧址、禺北民众抗日纪念亭、洪秀全故居纪念馆、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杨匏安旧居陈列馆、中共广东区委会旧址等。随着党的十九大报告“不忘初心”的提出，“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广州作为近代红色史迹的聚集地，游客众多，特别是党员和学生团体到广州红色史迹探访红色足迹，寻找历史记忆的人数越来越多。据南方都市报2018年10月12日报道：2015年和2016年到辛亥革命纪念馆总人数维持在22万人次左右，而2017年猛增至32万人次，2018年截至10月份游客数量已超前年的总量;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2017年到馆总人数已超过53万人次;广州市属博物馆2018年国庆期间参观人数突破30万人次，其中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含黄埔军校、起义馆）参观人数突破12万人次。[3]人们在这些红色史迹中了解党的历史，了解广州的红色资源，感受广州的红色文化，从中激发爱国情怀，汲取精神力量。可见，广州红色史迹不仅彰显了广州这座城市深厚的革命底蕴，而且汇聚成为了广州这座城市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更为重要的是锻造了广州红色文化资源中鲜亮的精神底色，吸引各方游客慕名而来。因此，研究广州红色文化资源，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注重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重要指示的必然要求。笔者通过对广州红色文化资源相关文献的查阅以及对广州红色文化史迹的调研，提炼归纳出广州红色文化资源中的开拓进取精神、兼容务实精神、责任担当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并对其基本内涵进行阐释。

一、变革图强、与时俱进的开拓进取精神

广州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发源地，也是中国统一战线的发祥地，它在民主革命的参与和发展过程中充当“开拓者”“先驱者”的角色，它是中国民主革命“光辉的起点”并将中国革命推向高潮，充分显示了变革图强、与时俱进的开拓进取精神。

（一）广州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发源地，在一次次变革图强中掀起了民主革命浪潮

广州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的根据地。孙中山曾于1917年、1920年和1923年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当他第三次回广州重建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时，深有感触地说：“因为十三年以前，我们都是用广州做革命的起点，广州是革命的发源地，是很光荣的，我们想从新再造民国，还要拿这个有光荣的地方做起点……广州市就是我们创造新民国的好屋基。”[4]孙中山第三次开府广州，在苏俄和中共的帮助下，筹备国民党改组工作，矢志以俄为师，联俄联共，铲除军阀，唤醒民众，统一中国，以求国民革命的成功。这意味着广州再次成为国民政府新的启航之地。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正南下筹备广州建党之事，先后建立了广州共产党小组和广东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广东支部，在广州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宣传和轰轰烈烈的工人和农民运动。此后，广州成为全国大革命的中心，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主革命浪潮。涉及的主要红色史迹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辛亥革命纪念馆、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国民党“一大”旧址及省港罢工委员会旧址。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承载着黄花岗起义的不朽记忆，具有“第一次革命，虽由武昌起义，而实广东三月廿九之役为之先”的重要地位。大元帅府因孙中山曾在此两次建立大本营而得名，伴随孙中山先生度过了一段光辉岁月，他的许多变革图强的重大决定都是在这里做出的。国民党“一大”的召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由此带来的变革极大地促进了各地国民党组织和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发展，掀起了民主革命的高潮。由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直接领导的省港大罢工，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工人阶级领导革命的信心。

（二）广州是中国统一战线的发祥地，在与时俱进中开创了民主革命新局面

广州是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地，革命统一战线由此发端。可以说，没有中共“三大”的召开，就没有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广州这样一个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城市，恰恰给中共“三大”的顺利召开提供了有利条件。广州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大本营，政治环境比较宽松，这是天时。广州临近港澳，水陆交通较为方便，这是地利。广州是全国工人运动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具备雄厚的阶级基础，这是人和。通过中共“三大”，对当时建立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现实问题进行了讨论分析并提出了解决的对策。首先，大会正确估计了孙中山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民主主义立场，以及把国民党改造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可能性，这是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其次，大会确定了国共合作的策略方针，即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改造成民族民主革命联盟，这是国共合作的基础。最后，中共“三大”提出了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做了必要的准备。而中共“三大”这些与时俱进的主张和思想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反映了新的历史特点，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的政治、思想基础。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开创了民主革命的新局面：两党在合作中不断发展壮大;加强了反帝反封建战线;有力地推动了反帝反封建工农运动;建立了新型革命武装。涉及的主要红色史迹有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国民党“一大”旧址、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期间的产物，致力于培养大批军政干部和人才，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推动中国革命开创新局面的重要力量。

二、善于学习、破旧立新的兼容务实精神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广州较早也比较容易接受新思想、新文化。這种勇于接纳、善于学习，摆脱藩篱、破旧立新的兼容务实精神，使得广州成为了国内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城市之一。

（一）广州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城市之一，在学习和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中形成了革命的动力和定力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上，广州是走在前列的，是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镇。据相关史料记载，率先在广州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媒体是创刊于1916年的《广东中华新报》，该刊自1919年5月起增设“通俗大学校”专栏，专门介绍西方新思潮和科学知识，对马克思主义在广州地区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劳动与妇女》《青年周刊》《劳动周报》，以及从上海南迁的《新青年》《向导》等中共的刊物，都成为了马克思主义重要的宣传阵地，使广州人民在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蒙下觉醒，为广东共产党的创建作了舆论准备，对马克思主义最初的传播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广州是一个先进文化人才荟萃之地，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杨匏安等人都是广州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人物。孙中山在革命遭遇失败后，把目光投向社会主义苏联，增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在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向往马克思主义并带动国民党人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陈独秀通过公开演讲、发表文章、创办刊物、建立学校等方式，在广州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毛泽东通过农民运动讲习所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培养了一大批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农民运动骨干。杨匏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的革命理论家和杰出的革命活动家，他住进杨家祠的十年间，撰写大量文章宣扬马克思主义，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其1919年在《广东中华新报》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他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文章，奠定了他在华南地区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第一人的历史地位，为创建共产党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宣扬上，目标明确、信念坚定、动力十足。涉及的主要红色史迹有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杨匏安旧居（杨家祠）。

（二）广州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城市之一，在破旧立新中锻造了党组织及其成员的先进性

马克思主义在广州广泛深入的传播，以及广州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创设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广州是全国最早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六个城市之一，是陈独秀为了摆脱无政府主义者而在广州主持建立的。“把自己起草的党纲拿到这个组织讨论时，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党纲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陈独秀等与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这样，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组织。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于1921年春‘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当时取名为‘广州共产党。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先由陈独秀、后由谭平山任书记。”[5]可见，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与无政府主义划清了界限，建立了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党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涉及的主要红色史迹有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遗址和中共广东区委旧址。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是陈独秀1920年在广州开办的具有最早党校雏形的培养党的干部队伍的学校，其宗旨是“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将来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为广州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先进骨干宣传力量，为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1921年3月，陈独秀在这里建立广州共产党小组。该组织成立后，把《广东群报》作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加上由上海南迁的《新青年》，形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同时开办各种学校培训骨干，扩大党的影响。中共“一大”召开后不久，又在这里成立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广东支部成立后，大力发展组织，到第二年6月，广东支部已发展党员30多人。在培养青年、发展党员方面都走在其他省份的前面。1922年间，中共中央决定，广东支部扩大为广东区执行委员会，成为了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在这里成立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地方军事机构（中共广东区委军事运动委员会）、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地方纪检监察机构（中共广东区委监察委员会）。以上主要活动在当时都是非常先进的行为表现。

三、勇于抗争、敢于尝试的责任担当精神

广州是遭受侵略祸害最惨烈的地方，面对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封建王朝的暴政，广州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充分显示了勇于抗争、敢于尝试的责任担当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得广州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都能准确、及时地抓住发展的契机。

（一）广州是遭受侵略祸害最惨烈的地方，用具体行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抗争精神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在广州地区大肆烧杀;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陷并洗劫广州城……广州成为遭受侵略祸害最惨烈的地方。面对帝国主义入侵时，饱受蹂躏的广州人民毅然愤起反抗。此后，面对清朝暴政之下深受苦难的广州人民高举反清义旗揭竿而起;军阀混战时期，身处水深火热中的广州人民发出了“出师北伐、实现统一”的最强音;在面对国民党反革命政变的白色恐怖中，广州的革命志士和工农群众义无反顾地投身起义进行英勇反击和武装夺取政权。广州人民用他们的具体行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抗争精神。涉及的主要红色史迹有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洪秀全故居纪念馆、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广州起义旧址、凤溪村抗日根据地旧址、长湴村抗日根据地旧址、禺北民众抗日纪念亭、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壮士陵园。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是广州人民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中自发组织进行斗争的典范，是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依然选择斗争的宁死不屈顽强抗争的英雄壮举。洪秀全故居纪念馆是为纪念被孙中山先生称为“反清第一英雄”的广州花都人洪秀全而建立的纪念性博物馆。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这位农民运动的领袖反清抗争思想形成的环境，及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将士英勇抗争的场景。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彰显着中国第一个工会组织在广州诞生的熠熠光辉，其在工会组织的发展和壮大、领导运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以及敦促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中都起到重大作用。广州起义旧址则记录着英雄们三天浴血奋战英勇反击并建立第一个城市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光辉历史。凤溪村抗日根据地旧址讲述的是凤溪村建立中共党支部，配合广游二支队对日伪军展开战斗的抗争故事。长湴村抗日根据地旧址是广东第一支农民抗日先锋队的诞生地。禺北民众抗日纪念亭纪念的是白云区江高镇发生的一次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阻击战事件。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壮士陵园记载了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绝大多数是广东籍军人）勇抗日寇的救亡运动。

（二）广州是中国民主革命的“试验田”，在不断的尝试中筑就了一个个“广州样本”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广州总是走在前列。而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广州总是能够给全国的民主革命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也正是广州的这种敢于尝试的勇气才给民主革命打了一个缺口，奠定了后者发展和成功的基础。“万事开头难”，广州正是承担了开先河的重任，担当起“试验田”的角色，不得不让人心生敬意。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的失败为1911年10月湖北武昌起义的一举成功准备了条件。正如孙中山所评价的“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蜇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已成。”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推动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1927年12月广州起义是工农武装在城市夺取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是在汲取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经验与教训进行的新的实践与新的创造。我党第一个城市红色政权得以创建，虽仅存三天，却为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打开了一个缺口，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此外，广州在中国民主革命中还创造了很多个“第一”，为其他省区提供了实践上的“广州样本”。近期，在广州市发布的首批115处红色革命遗址中，越秀区挖掘梳理了“越秀地区‘中共党史上的十个第一红色史迹”[6]，包括了第一批共产党早期组织、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建立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地方军事机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地方纪检监察机构、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会领导机关、第一个培养农民运动干部学校、第一个省级农民协会、第一个城市红色政权共10个红色史迹。这一个个“第一”正预示着广州人民在革命中敢于尝试的创造精神。

四、坚定信仰、甘于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

广州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也是著名的侨乡之一。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最先在广东爆发以来的百多年中，广州涌现了一大批信仰坚定、甘于奉献的革命英烈和爱国华侨。

（一）广州是一座英雄的城市，革命英烈用信仰和生命谱写了壮丽的爱国诗篇

羊城百年英雄地。广州是一座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更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广州人民艰苦探索救国真理，为振兴中华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以坚定的革命信仰、饱满的爱国主义激情，为民族的救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正门东侧有一座名为“刑场上的婚礼”雕像，纪念的是一对风华正茂的青年——周文雍和陈铁军。周文雍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广州工人代表大會特别委员会主席，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长、工委书记，广州工人赤卫总队总指挥，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劳动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工人部长，是广州工人运动优秀领袖之一，是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陈铁军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曾参加“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活动，先后担任中山大学支部委员、两广区委妇女委员会和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秘书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受中共党组织的派遣，与周文雍假扮夫妻在广州进行革命活动。广州起义失败后，由于叛徒告密，周文雍和陈铁军同时被捕。敌人向他们施用了酷刑，但他们始终坚贞不屈。在他们被判处死刑、即将就义之时，周文雍在监狱墙壁上题写了一首《绝笔诗》：“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当敌人将他们押上刑场时，他们态度从容、昂首挺胸，高唱《国际歌》。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上，陈铁军向周围的群众宣布：“我们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来作为结婚的礼炮吧！”多么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多么气吞山河的革命豪情。凄美浪漫的爱情故事诉说着为追求真理而英勇斗争的革命事迹，为世人传唱、怀念。值得我们传唱和怀念的还有广州市银河革命公墓里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烈士。值得一提的是，广州银河革命公墓里刻着“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牺牲六烈士墓”的一块石碑，这是广州“文总”六烈士的墓碑。“六烈士”分别是温盛刚、谭国标、凌伯骥、赖寅仿、郑挺秀、何仁棠，他们是中国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简称广州“文总”）的六位领导和骨干成员。他们因为通过创建进步刊物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进行抗日救亡活动而惨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但他们从不畏惧。在狱中，他们同敌人进行英勇的斗争。即使是在临刑前，他们依然高呼革命口号，高唱国际歌。他们为心中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人民的利益而英勇就义。而当时他们的平均年龄才二十三岁，最小的二十岁不到。他们坚守革命信仰和革命理想，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无私奉献，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用信仰和生命写就的历史，是壮丽的爱国诗篇。

（二）广州是著名的侨乡之一，广府华侨用无私的奉献诠释了拳拳爱国之心

广州是全国华侨最多的城市，是著名的侨乡之一。据龚伯洪《广府华侨华人史》记载，晚清时期就有大量广府知识分子出国，至20世纪90年代初，广府华侨华人就有327万以上。[7]广府华侨由于地理、政治和传统等优势，较早地接触到了西方先进文化，出国后又耳濡目染西方进步文明，思想上的先进性使其表现出了比其他省份华侨更高的革命积极性。他们大力支持、无私资助和积极参加中国革命，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涉及的主要红色史迹有辛亥革命纪念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辛亥革命首先是从海外华侨中组织发动起来的。孙中山先生就曾称赞“华侨乃革命之母”，充分肯定了海外华侨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为数众多的广府华侨参加了孙中山组建的兴中会、同盟会等革命组织，义无反顾地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为革命出人、出钱、出力。出人方面，据现存缅甸同盟会名单可以看到广东华侨参加革命组织的积极性，有姓名可查的缅甸同盟会员共2 343名，广东华侨1 400人，占60.2%。[8]除此之外，先后在各地参加同盟会的广府华侨有宋居仁（祖籍花县侨居檀香山）、郭继梅（祖籍增城县县侨居马来西亚）、徐培天（祖籍花县侨居安南）等。出钱方面，据不完全统计，仅1907年至1908年孙中山领导的几次起义就得到华侨捐助20万元。广府华侨邓荫南（广东开平人）1894年加入兴中会，后变卖家财充革命经费，用尽了所有的钱财，无悔奉献。广府华侨王彭（广东花县人）在1903年孙中山到旧金山举办兴中会救国筹饷大会中拿出了自己的血汗钱，支持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并受孙中山革命理念所鼓舞，于1904年加入兴中会，后多次捐款，用实际行动支持革命。出力方面，从兴中会成立到辛亥革命胜利期间，由孙中山直接或间接发动的十多次武装起义中，无役不有华侨参加，而广府华侨更是舍生忘死，浴血战斗。在1911年黄花岗起义中死难的烈士中有29位是华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纪功坊的72块由华侨捐献的青石砖，不仅记录了华侨为民主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功勋，也闪耀着华侨爱国主义思想的光辉。而在29位华侨中，广府华侨就达12人之多。广府华侨用无私的奉献和大无畏的精神气概诠释了拳拳爱国之心、殷殷报国之志，是全体爱国华侨的光荣，是广府人的骄傲。

五、结语

广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其红色文化凝聚了广州人民在近代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广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深入提炼和研究广州红色文化资源的精神内涵，能够深化人们对广州红色文化的理解、体悟和践行，对于把握广州红色革命的发展历程和价值内涵具有重要意义。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曾在广州市荔湾区西关历史文化街区永庆坊提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因而，最关键的就是突破“新城新文化，旧城旧文化”的思维局限，将这一笔宝贵的红色“本土文化”融合入广州新的发展方向中，做到“守旧”与“创新”的统一。不“创新”，则不能体现广州的新时代的新风貌;不“守旧”，则无法突出广州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两者不可偏废。今天我们探讨广州红色文化资源的精神内涵，就是着重解决“守旧”的问题。接下来就如何实现本土文化焕发新活力，促进本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突破“新城新文化、旧城旧文化”的思维局限，实现“创新”，则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EB/OL]. （2019-05-01）[2020-04-27]. http：//www.ddcpc.cn/2014/tt_1216/49257.html.

[2] 张龙平. 打造广州红色文化品牌的着力点[EB/OL].（2019-06-28）[2020-04-27]. https：//m.dayoo.com/201906/28/155914_52666165.htm.

[3] 广州“红色旅游”热起来[EB/OL]. （2018-10-12）[2020-04-27]. http：//whly.gd.gov.cn/news_newdsxw/content/post

_2840797.html.

[4]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916.

[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62-63.

[6] 打造“1+9”红色之旅经典线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十个“第一”都在越秀！[EB/OL]. （2019-06-27）[2020-04-27]. http：//www.sohu.com/a/323476134_786848.

[7] 龚伯洪. 广府华侨华人史[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5-6.

[8] 广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广州市志·卷十八[M]. 广州：广州出版社，1996：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