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者却从山间伐 渔者更向湖中网

音乐历史的记录与讨论而言，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始来已久，中国二十五史以及历代乐志、乐论中不乏相关内容。唐、宋、元“三通”中，“乐典”“乐略”“乐考”部分均有对音乐史、音乐思想内容的重要记载，尤其杜佑《通典·乐典》被后世视作第一部具有音乐通史性质的著作。再往前推，《尚书》《吕氏春秋》《古今乐录》等著作中也可见音乐史研究内容。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中国音乐史研究可追溯至现有物质遗存的先秦时期。如果从有真正研究旨向和具有学科意义角度来看，中国音乐史研究形成音乐史著作不过百年，这也是目前学界狭义概念的看法。

20世纪20年代初，顾梅羹、叶伯和各自编撰了《中国音乐史》，我国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音乐史著作。这一具有开创意义的成果为音乐史著述提供了借鉴。30年代之后，童斐、郑觐文、许之衡、王光祈、田边尚雄等前贤的著作陆续出版，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逐渐有了规模。至80年代杨荫浏著成《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下称《史稿》），以文献为媒介和基础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领域里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截至目前，中国古代音乐史通史类的著作（包含古代史的《中国音乐史》）不下百部，蜂舞并起，牛骥同皂。80年代后，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收获，在原有三十年来史料选辑、琴曲集成、乐论选辑的基础上继续梳理文献，从1980年开始吉联抗先生先后辑译了7部音乐史料，到近年王耀华、方宝川主编《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汇成史料大部头著作，其间杨家骆、周柱铨、袁静芳、王小盾、洛秦、修海林、徐元勇等音乐史学家都在史料梳理和编著上耕耘多年。尽管史料编篆成果明显，形成较为庞大的群体优势，较80年代之前具有更充分、便利的条件，但音乐史著能够“翻越”《史稿》的并不多，尤其在传统治史方法下通史类著作难出其右。80年代之后，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寻求新的思路，音乐史研究有了新的气象，客观上为音乐史学科建设做了有益的探索。

一、传统史料系统音乐史研究新成果

古代音乐史研究难度及耗费时间、精力等问题促成了音乐史撰写从宏大时空叙事走向断代、地域、专题性研究。在断代音乐史研究方面，产生了重要的成果如孙星群《西夏辽金音乐史稿》（1988）、李纯一《先秦音乐史》（1994）、关也维《唐代音乐史》（2006）、秦序《中华艺术通史·隋唐卷》（2006）《六朝音乐文化研究》（2009）以及《中国艺术史（音乐卷）》将上古至民国分著十本断代史等。尽管断代史缩小了时间阈限，展现的某个时代音乐面貌相对更完整，音乐文化发生发展的序列更密切紧凑，但断代史研究需要“显微镜”分辨率大，成像更清晰，研究才有突破，成果才更具价值和意义。这一难度似乎卡住了大部分音乐史学者，至今音乐史断代史成果不过数部，难度可见。而书写音乐通史吸引了更多人的热情，加上经济利益和应景等其他因素，音乐通史著述“滚滚而来”。相对于断代史，从地域或民族区域着手的研究著述更多一些。现已撰写的地区音乐史著作包括福建、浙江、山西、新疆、西藏、台湾等地域以及关于黎族、纳西族、蒙古族、彝族等民族音乐史（见表1）。

除了时空阈限特征明显的音乐史研究之外，寻求音乐发生与变化的“互动”也是音乐史研究的关注点之一。在此方面，岸边成雄在唐代音乐史研究的观察视野下著成《古代丝绸之路音乐》（1982），探讨亚洲乃至国际视野下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演变。我国学者先后完成《中外音乐交流史》《中西音乐交流史稿》《中日音乐交流史》《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中国与东亚音乐的历史研究》等①，为了解中外音乐交流历史打下了基础。尽管这些著述吸收了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成果，但多数成果主要成就集中在传统史料及史学方法上，对文献失载的内容依旧有“铿锵鼓舞不能言其义”之惑。

二、史学学科意识与学科交叉研究成果

80年代中国转向改革开放，这一时期的音乐史学家也受到了启发，在社会环境中看到了音乐史研究的开放思路，并在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国外学科成果的影响下，从单一的研究视阈中跳出来。古代音乐史研究有了新的气象，其重要表现是学科意识浓厚及史学分域学科研究成果明显。

表1

史学研究进入了较为成熟阶段，必然要观照自身学科建构和方法。这一时期对音乐史研究新方法探讨的文论较多，尤其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学界对音乐史研究方法的思考较为密集，突出了音乐史学科建设的探索和反思。特别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于1989年举办的“中国音乐史研究方法”读书会后，涌现出一批对音乐史学科观念、方法讨论的成果。正是这些学术争鸣催生了后来音乐史学概论、音乐学概论等具有学科宏观指导意义的著作。学科意识越来越强烈，加上研究方法和多重视角，音乐史研究出现了分域分类成果深入以及学科交叉研究成果显著两大特征。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要跨越通史成果，除了前述截取相对宏观的时空阈限，必然要走向相对“微观”的音乐史研究，或多重维度音乐史研究，即是这两大特征的学术寻求。此间，古代音乐史研究深入讨论了很多内容或问题，如古代音阶起源与发展、燕乐二十八调、曾侯乙编钟、敦煌乐谱、“声无哀乐论”、西安鼓乐等，这些充分的讨论促使古代音乐史研究形成分类的支脉学科如音乐文献学、音乐史料学、乐律学、音乐考古学、音乐美学等，乃至一些乐器、古谱、图像、曲调等专域研究，成果丰硕、多样。

三、音乐考古学研究新气象

受益于开放的学术氛围和对学科方法的讨论之外，促使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寻求新的研究路径，还得益于当时的“偶然”发现。80年代初期前后，曾侯乙墓乐器与贾湖骨笛等音乐考古资料相继出土，引发了史学界对先秦史的重新认识和观察。随后一系列重要的出土资料进一步丰富，藉由音乐考古资料展现出古代更加真实、丰富的音乐生活面貌的方法，吸引了众多目光。古代音乐史研究出现新的途径，音乐考古成为这个时期最受瞩目的学科，成果也最为突出、明显。

最先触发音乐考古领域集中探讨的人是黄翔鹏先生。他对“一钟二音”的发现和看法以及随后1978年曾侯乙编钟的发现引发了这一领域的关切。《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已知音响资料与我国音阶发展史问题》《曾侯乙钟磬铭文的乐学体系初探》《均钟考》等宏篇均成为这一领域标志性的奠基成果，“为中国的先秦音乐史研究揭开了全新的篇章”②。关注先秦音乐史的另一位先生李純一于1996年出版了《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这是一部音乐考古学重要著作，其著以丰实的出土实物，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对上古出土的乐器做了较为全面的归纳和对比研究。既是对中国古代音乐实物资料的大规模总结，同时也是对音乐考古学学科的一次重要探索，推动了学科的建设。其同期重要著作《先秦音乐史》充分吸收考古发掘资料成果，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从史学角度完成了一部展现更为丰实的先秦音乐面貌。

随着出土资料的进一步丰富，八九十年代之后出版的图鉴、图录等图片音乐史著作，为古代音乐史研究带来了很多便利，尤其是90年代开始出版的大部头著作——《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下称《大系》）为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提供了很多资料和素材。《大系》项目由黄翔鹏先生于1987年申报立项，在王子初主持编撰工作以及多方斡旋筹措下于1996年正式出版。这一系列著作不仅网罗了大批重要的音乐考古资料，带动了众多学者参与研究，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古代音乐史研究史料系统由文字向实物材料“立体化”全面关注，为后学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直观素材和研究课题。2003年出版的《中国音乐考古学》即是在《大系》史料基础上又一突破性的力作。著作不仅集中体现出《大系》资料的学术价值，并且展示出非传统音乐史料系统构建的古代音乐史研究途径与成果，同时也在音乐考古学科建设上铸就了一座里程碑。于古代音乐史而言，文献与文物研究是支撑学科前进的两条腿，《大系》即是通往路径中的一部“词典”，尤其在上古史、中古史阶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史料系统的“津润”下，一批音乐史学前辈积年耕耘，收获颇丰;一批学者在古代音乐史研究领域里产生了突破性的成果，成为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和新秀。

曾侯乙墓发掘后，八九十年代音乐考古讨论的诸多内容主要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其成果为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增添了新的工作内涵。相对于传统史料而言，音乐考古研究不仅可以正史（证史）、补史、拓史，同时还为“近史”和“普史”创造了更直观、便利的条件，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同时也触发了乐律学、声学、古文字学等研究的全面讨论。到目前为止，能够吸引考古学、历史学、音乐学、科技史学等多个领域专家经年累月进行研究的发现唯“曾侯乙”莫属，这也是其成为先秦礼乐文明及青铜铸造技术最高成就的代表的原因。可以说，正是由于音乐考古资料的特殊性及科研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人们对中国古代音乐面貌的认知从学术层面逐渐向大众扩展，因而拉近当代民众与古代历史的距离，发掘古代音乐历史面貌和普及古代音乐文化也必然成为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工作使命。

21世纪始，古代音乐史研究与著述亦不可避免地受到现有史料及研究途径的影响。与其说整理发掘文献资料的难度增加了研究和著述的困难，倒不如说音乐考古资料带来的冲击力更大，产生的成果更明显。近二十年音乐考古学相关著作粗略统计如下（见表2）。

近二十年，从山东洛庄汉墓、江苏无锡鸿山越墓到近年关注度较高的江西海昏侯墓及湖北随州曾侯墓地等一系列考古发现观察，每一个重要的墓葬出土都会产生出许多新的成果，这也意味着每一个正在或将要发掘的考古发现必将带来更多的、新的未知成果。新的发现与已有发现资料相互呼应，形成了较为密切的关联体系。如2009年发掘的江苏盱眙江都王刘非墓和2011年发现的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了成套编钟编磬，它们与先后发现的广州南越王墓（1983）和山东章丘洛庄汉墓（1999）共同组成“西汉四王墓”，出土的音乐考古资料相互构成有机的联系，对研究西汉时期音乐发展及汉代初期礼乐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在现有基础上校正、补充、拓展新的汉代音乐史内容。有些重要的音乐考古发现直接产生了新的史著成果。2019年出版的《先秦吴越音乐研究》即是受到2004年无锡鸿山越墓音乐考古资料引发的学术思考，该著梳理了先秦时期吴越音乐考古资料，对文献缺载的吴越音乐面貌进行揭露并探讨吴越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动因及脉络，补充了中国音乐史中吴越民族地域音乐史的内容。《集安高句丽墓壁画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同样是一部拓展地域音乐史的著作。该著关注吉林集安一带公元4—7世纪的七座墓葬，以墓中壁画音乐图像资料为研究对象，重点对南北朝时期高句丽音乐面貌以及与朝鲜半岛、日本的互动关系进行考察，不仅是一次图像类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同时也是中国古代音乐史在地域史、民族史领域的有益拓展。除了类似成果之外，近年还有对单种乐器镈、箜篌以及单类乐器编钟、编磬、鼓、弦乐器等的研究著述，都是通过实物资料来考证古代礼乐文化制度或音乐历史发展演变过程。这些研究相对于音乐通史或断代史著作来讲，已经进入较为“微观”的层面了，并且研究的内容、问题、对象更趋于“系统化”，研究成果更为集中、深入。

表2

另外，呈现音乐历史面貌的手段已不限于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视角。如《两周越地青铜编钟研究》一书并非直接从纹饰、形制、音律、组合、礼乐功能等编钟的传统研究方面入手，而是借助“标准差”方法利用统计学理论对周代越地的编钟进行定量分析，观察和探究这一时空阶段中编钟在形制、音乐、音响性能等设计、制作层面所具有的规范程度，因而该著向应用数学领域渗透的研究方法成为近年音乐考古研究的重要新成果。这不仅昭示着音乐考古研究由单一文学性描写向科学量化分析兼摄，同时也预示着古代音乐史研究将走向更广的学科交叉。上述三著拓展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地域（民族）广度和增加了新的研究方法，显示出近年音乐考古学研究视角的着力点，能够在2016年中国音乐史学会评奖中全部获奖既展现了客观材料带来新领域、新方法的成果突破，也反映了学界对古代音乐史领域和视角拓展的认可。一些音乐考古资料带来更多的研究和成果也逐漸引起更广域的学科专家关注和参与。

《江苏盱眙大云山1号墓音乐考古学研究》（即将出版）即是横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成果。2009年南京博物院在江苏盱眙大云山发掘了西汉江都王刘非墓，墓中不仅出土了一套完整的汉代编钟，而且还首次出土了一套大型“玉编磬”（玻璃），展示出汉代王宫辉煌而独特的宫廷乐队面貌。为了了解编磬的音乐音响性能，考察汉代礼乐制度，填补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对“鸣球”“玉磬”及其组合的研究空白，同时为了观察汉代玻璃科技发展水平，研究组组建了以王子初为项目负责人，会同国内矿物、光学材料、美术等领域专家“对仿玉玻璃编磬”进行人文、科学的研究和复原复制，取得了新的收获。这一成果既是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课题“微观”研究向前迈进，同时也展现出科技与音乐考古整合实现的价值互补。不仅近年研究课题如此，包括以往的骨笛、石磬等研究资料和内容均有很多重新认识的必要。1986年贾湖骨笛发现后，曾对其中一支骨笛进行试吹，但由于吹奏可能引起笛身破裂，出于文物保护第一原则，关于贾湖骨笛的进一步研究只能搁浅。当下，科技发展正在为解决这一难题创造条件。我们可以使用相近材质的光敏材料，利用3D建模技术精确复现器物，同时利用先进的3D扫描和打印技术解决乐器问题，从而对贾湖骨笛的全部资料进行深入研究。编磬是古代“金石之乐”的重要成员，对研究古代音乐音阶音律及乐器性能有重要作用，但考古发现的编磬往往有残损，或破碎，或断折，或分化，或溶蚀，如能利用科技考古的方法对编磬进行精确复原并进行实验考古研究，这将对编磬的音乐音响性能取得重要的依据。这些类似的研究不仅对出土考古资料本身有实验价值，对与乐器相关的音乐学、历史学、声学、材料学、工艺学等都有裨益，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不仅拓展了更广域的外延，或将成为下一个阶段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的着力点。

任何一个学科都不是万能的，没有文献累世积淀，“万古如夜”。而相较于传统史料，“地下资料”更为客观、真实，为古代音乐史研究增添了新鲜的血液，古代音乐史研究“两条腿走路”才能收获更长远的生命力，这实际是80年代之后古代音乐史研究中最大的收获。总之，中国古代音乐史近百年著作显示，几代学人梳理发掘了大量文献资料，传统史料研究之路任重道远，而考古发现的新资料则亟待更多人予以关注。无论是用哪条腿走路，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目光必然离不开探求音乐“时空二象性”：既要从时间上追索音乐艺术发轫的“点”与“线”，同时还应关注空间上的“面”，古代音乐文化面貌才够丰满，音乐史研究才能更全面、立体。古代音乐史研究和著述除了鼓励这些“宏观视野”之外，还要进一步推动“微观化”深入研究，协同利用交叉学科研究方法和多维视角，扩大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成果，促进音乐史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同时普及现有科研成果，中国古代音乐史将会有广域的面貌和价值。

① 陶亚兵《中西音乐交流史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张前《中日音乐交流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年版;赵维平《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赵维平《中国与东亚音乐的历史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

② 王子初《黄翔鹏，先秦双音钟的“先知”》，《中国音乐考古80年》，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40页。

[本文系2018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战国初期吴越音乐文化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18BYS016）;2019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东周吴越音乐文化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19-ZDJH-588）。]

马国伟   郑州大学音乐学院音乐考古研究院讲师

（责任编辑  刘晓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