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取外来经验 发挥本土力量

刘晓静 孙志鸿

年来，多部带有民族元素的原创歌剧接连上演，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热潮，同时也引发了众多歌剧理论与实践方面的争鸣。

在此背景下，2019年12月12—14日，“全国歌剧理论与创作研讨会暨优秀歌剧评论征集比赛”系列学术活动在山东济南举办。该系列学术活动由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评论学会与山东艺术学院联合主办、《人民音乐》编辑部与《歌剧》杂志社协办。中国音协音乐评论学会会长、国务院音乐与舞蹈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王次炤在开幕式上提到：中国歌剧发展正盛，本次研讨会的举办对中国歌剧事业会有很大的助益。

在持续两天的系列学术活动中，与会专家学者们深入探讨了歌剧创作、民族歌剧的概念定义、中国歌剧民族元素的运用以及中国歌剧在国际环境中如何创新发展等多方面的问题。各位专家学者运用犀利的言辞，阐述了民族歌剧的定义与特点，对中国歌剧的内在构建发表各自的观点与想法，形成了多元的思维碰撞。下面从六个方面对本届歌剧理论与创作研讨会进行综述。

一、对“中国歌剧”与“民族歌剧”概念问题的争鸣

中国歌剧与民族歌剧如何定义，其各自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在国际语境中怎样区别中西方歌剧，是中国歌剧在发展创作道路上必须要明确的问题。中国歌剧在一定程度上被称为民族歌剧，但在歌剧蓬勃发展的今天，针对中国歌剧如何定义的问题，专家们进行了多角度深层次的分析与评判。

吴粤北在《中国要想掌握歌剧话语权首先在于积累话语》中提出，中国歌剧与西洋歌剧可以通过在歌剧前增加民族二字进行区分。同时，他表示，“民族歌剧”这一概念的外延不够严谨，对外应称“中国民族歌剧”，对内称 “民族歌剧”，即民族歌剧并不能称中国歌剧。景作人在《我的歌剧观及对中国歌剧创演的看法》中提出，“民族歌剧”应该是广义的词，是一个大的范畴，所有表现民族精神、体现民族魂魄的都是民族歌剧。而从中国歌剧中包含且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这一较广的视域而言，中国歌剧可称为“民族歌剧”。王丹丹在《中国歌剧的民族性呈现——歌剧评论关注点之一》中，提出了歌剧“民族化”怎样界定，剧本和音乐如何民族化以及怎样反映中华民族精神等问题，即具有中国元素的歌剧才能稱为中国歌剧，这其中包括歌剧音乐中所呈现的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但她所提出的“民族”是否仅仅是指中华民族，若不仅代表一个民族，那么民族歌剧就不是中国歌剧，“民族”这一关键性词语引发了争议。

居其宏在《当前歌剧评论面面观》中提出，关于目前学界对于中国民族歌剧的概念问题争论不休的现象，他在梳理歌舞剧、正歌剧、歌曲剧、新歌剧、民族歌剧和新潮歌剧的发展脉络的同时，也对其概念进行了阐述，纠正了“民族歌剧即是中国歌剧”这一说法。而民族性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存有民族歌剧这一说法，游暐之在《歌剧在中国的民族性与国际性的辩证思考》中也予以了关注。

民族歌剧能否成为中国歌剧的代名词，与会专家通过理论论述与批判反证等多种方式进行了解答。他们通过解读“民族歌剧”这一概念、逐一剖析歌剧类型、整理“民族”一词的来源发展、对比中西方歌剧的创作元素等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民族歌剧的范畴与涵义，最后给了学界一个解答。他们普遍认为，民族范围广、内容多，不能全面准确地体现出中国歌剧的所有特色，也不能在中西歌剧舞台上代表中国歌剧，而中国歌剧更不应该在世界范围内以民族歌剧自称，这是不严谨且表述不清的。

二、对中国歌剧民族性呈现方式的探索

自歌剧传入中国以来，作曲家们在民间戏曲的基础上，学习西方歌剧的经验，开始创作符合中国审美习惯、更易被中国人民接受的歌剧。早期中国歌剧融合了中国传统戏曲与西方歌剧的艺术手法，产生了《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许多优秀剧目。时至今日，中国歌剧的创作仍旧不能离开传统文化元素，如何将传统戏曲等元素更好地融入歌剧，形成特色鲜明的中国歌剧尤为重要。

研讨会中，有专家通过个案分析，展示戏曲在民族歌剧中的具体运用以及如何在创作上增强戏剧冲突，塑造人物形象，更好地呈现民族特质。戴嘉枋在《谈京剧现代戏〈杜鹃山〉中的民族歌剧样式探索》中谈到，《杜鹃山》虽是一部京剧现代戏，但其样式更接近民族歌剧。它把主要人物的主题设计、音调的戏剧冲突贯穿整个歌剧，同时在戏剧结构和音乐结构中显现“唱”和“说”的关系。《杜鹃山》戏曲结构与音乐结构相互融合，是京剧歌剧化的典型代表。他认为歌剧中的戏剧因素主要是讲故事，制造戏剧矛盾，而音乐因素在剧中起抒情的作用，二者作用不同，却也相辅相成。总而言之，民族歌剧中戏曲因素的运用，对中国民族歌剧的民族化呈现出了强大

助力，它使中国歌剧别具一格，自成一派。

除在歌剧中贯穿戏曲等民族元素外，有学者指出在歌剧旋律创作等方面也需要一定的民族性呈现。傅显舟在《歌剧的旋律写作》中，围绕歌剧旋律的创新性进行了论证。他认为，歌剧是声乐与器乐高度结合的戏剧艺术。好的旋律除表达准确、生动、流畅、简洁之外，也应同时具备描写戏剧场景、表达戏剧情感、刻画戏剧人物与结构戏剧内容这四大功能。要特别注重以旋律表达戏剧场景中的戏剧情感、人物情感。姜万通在交流发言中提出旋律写作也是技法。旋律虽不是最引人瞩目的表现方式，但其强大的综合性，在歌剧创作中是必不可少也是成效卓著的。因此，作曲家们不能忽视旋律的创作技术。

中国歌剧的民族化呈现，更是离不开传统文化元素与西方歌剧范式的有机结合。李晓冬在《回归常识  坚守底线——由塔拉斯金的歌剧论述所想》中认为，目前中国歌剧作品喷发式涌现的背后潜藏了缺陷与危机，他结合贝拉斯金的歌剧，提到中西方对戏曲文化的运用问题，表达了对歌剧现状的担忧。他认为，歌剧要回归常识，尊重艺术创作规律，也要深层次地领会西方歌剧传统以及中国音乐、戏曲等艺术样式，只有将三者理解透彻，找到互惠互通之处，才能将中西方音乐文化融会贯通，创作出优秀的歌剧作品。郑锦扬在《一个梦想  三点思考——新时代中国歌剧、音乐戏剧发展的创新超越》中提到中国歌剧的未来发展，除立足传统，中西交融外，也要吸收中国歌舞、大曲、戏曲的精华，接收外国戏剧、音乐、舞蹈、诗歌、演艺的经验，将两者进行综合创新。

三、對当代歌剧创作技术与观念问题的剖析

随着歌剧文化的日益兴盛，民众对歌剧艺术的审美要求日渐提升，如何创作出具有中国文化特点又符合人民艺术审美的歌剧，成为歌剧界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参会学者通过多种方式寻找到新的创作思路，提出许多切中实际的歌剧创作的技术与观念问题。

宝玉在《音乐创作八词九度十七论——我的歌剧创作研习提纲》中提到，歌剧构成的三大要素之一是音乐创作，音乐创作要注重创作技巧，不仅要有深度、广度，也要有高度，音乐是歌剧最基本、最重要的部分。韦锦通过创作歌剧《马可波罗》对歌剧思维的内涵与特性进行了实践探索，明确了歌剧呈现与制作过程的关系。李云涛在《中国歌剧宣叙调写作之我见》中认为，宣叙调是西方正歌剧的一种演唱形式，直接套用在中国民族歌剧里显然是不合适的，应该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审美的唱法。他提出可以将宣叙调通过鲜明独特的节奏、高低起伏的旋律、语气转换的间奏以及完整的结构进行呈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改进了民族歌剧的演唱方式，也为歌剧创作提供了新的思维。王道诚在《中国歌剧发展之浅见》中指出，当代歌剧无论是剧本还是题材方向都缺乏当代意识，偏离主流。他提倡大家在创作方面要坚持交流探讨、抱团取暖。项筱刚在《近年来中国歌剧创作片论》中围绕近五年的16部歌剧提出了几个问题。1.歌剧由“歌”和“乐”组成，在歌剧的演唱中存在“中国声乐”与“西洋歌剧”并置的现象，对比一唱到底的“全唱型”演唱方式，适度的“话剧加唱”的演唱方式更容易赢得中国观众的青睐;2.歌剧发展中的“十七年”时期，过于强调摆脱“话剧加唱”的痕迹而实现“歌剧化”的现象，是否有些矫枉过正;3.西方歌剧传入中国后是否应努力向本土靠拢，实现中国化来迎合中国审美，舶来品应主动适应中国水土，以避免水土不服;4.歌剧角色分配中存在“阴盛阳衰”的现象，女性角色分量过重，男主角的存在感较低，创作者们要引以为鉴，重视角色分配问题。满新颖在《新世纪以来中国歌剧发展的主要特点与存在的问题》中指出中国歌剧存在的问题：歌剧种子已经洒满大地，而收获却寥寥无几，此种“植树不见林”的现象值得反思。中国歌剧创作要深入群众，贴近生活，不能成为技术的“机器”，只有承载着人类真实情感的艺术作品，才能成为永恒的经典。

四、对中国歌剧取得国际话语权的思考

近年来，中国歌剧创作虽已呈现出量的井喷，却也存在着千篇一律、缺少新意、急功近利等问题。学者们认为，要克服当今歌剧创作的积弊，不断以新的创作理念，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资粮，抒写中国人的精气神，积极推动中国歌剧世界化和国际化，赢得中国歌剧在世界歌剧舞台上的话语权。吴粤北指出，只有在中国综合国力和软实力大幅提升的时候，才能与世界进行公平对话，而公平对话的前提是我们前期要有一定的话语积累。蒋一民在《建立“中国歌剧学派”的国际条件》中，从历史语境和国际视角出发，通过分析俄罗斯与东欧的歌剧，探寻当下歌剧在国际上的现状与趋势，提出中国歌剧想要走向世界必须找到新思想、新技术、新知识，而不是一味地模仿与修正。

中国歌剧在逐渐赢得话语权的同时，也应真正了解“国际性”，学会“国际表达”，并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钱庆利在《“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得与失》中提到，大多创作者期望作品在歌剧界有一席之地，并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但一味地运用西方手段来彰显国际性而忽略中国传统戏剧的运用，这种盲目的跟风有时候是对艺术规律的暌违，创作者们应谨慎运用，否则将很难在歌剧审美实践中得到中国观众的肯定。

游暐之指出，中国歌剧逐渐走向国际的过程中，除了要注重民族性以外，也不能忽略国际性。但目前歌剧发展仍旧艰难，成功的作品背后往往堆满了失败的残骸，这种当前歌剧创作量多而质不高的症结在于忽视了“写什么、为谁写、怎样写”的问题，忽视了优秀的作品应该是能够经得起时间、历史检验的问题。

五、对中国歌剧创作中创新思维的强调

创新发展是歌剧创作的重中之重，创新是基于传统超越传统。郭克俭在《历史地审视——“民族歌剧”名实及其他》中提到，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歌剧并无高下之分，中国歌剧艺术应继续多样化发展，能否赢得观众的认可才是歌剧被衡量的标准。中国歌剧创作应不断挖掘人民生活，契合人民思想需求，在情感上与人民呼应，才能在歌剧艺术发展中找到创新之路。

王建元在《谈中国歌剧音乐的创新》中提到，中国歌剧是构成“新民族乐派”的经络血脉，更是世界歌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歌剧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需要丰富性创新、重构性创新和融合性创新。中国歌剧创新的内涵表现在集体人格、精神升华、哲学美学和个性气质上，歌剧创作要注重选择特点鲜明的音乐主题，且能够进行可持续的、多维度的发展。此外，也不能忽略音乐对人物进行叙事性、戏剧化的心理刻化。

姜万通在《我的歌剧观》中提出个性化、民族化和世界化的关系。他认为中国歌剧须充分体现其自主自立的特点，以母语为立足点，通过语言特征成就中国歌剧。歌剧内容更要立足中国故事，符合国民审美，雅俗共赏，回归音乐本身，以旋律创作为根本，器乐辅助为烘托，把握好音乐与人物的配

合问题。此外，要学会中外结合、古今结合。

不管歌剧所依赖的社会与文化环境如何变化，创新发展永远是不变的中心。而理解和处理“中国故事”与“国际表达”的辩证关系以赢得中外观众的双向认可，是我国当代歌剧作曲家共同面临的严肃课题。中国歌剧想要长久立足于世界，必然要不断创新，独树一帜！

六、对当代歌剧评论理论与现实问题的审视歌剧评论是对歌剧作品的检验，能直观地反映一部作品在社会中的反响与意义。因此，优秀的歌剧评论一方面可以真实反映观众的看法，另一方面能够推动创作质量的提高，歌剧创作的繁荣发展。

陈志音在《歌剧评论的“套路”与“蹊径”》中提到歌剧评论的共性与个性问题。她谈到，歌剧评论与大多数文艺评论相同，在固定格式中灵活变通，相互结合，自成体系。她以对上海歌剧院新创歌剧《天地神农》、国家大剧院新版制作《西部女郎》、北京国际音乐节引进的《天使之骨》三篇评论文章为例，谈到在题材类型化的形势下，要自觉推进文艺作品与风格的多样化，令人耳目一新。就以上三部歌剧评论而言，作者的视野、经验、审美、学识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对歌剧的评价结果以及评论本身的质地，这是无法规避与摆脱的。

羊驰在《谈谈歌剧创作与接受和歌剧鉴赏与批评的关系》中讲到歌剧评论与歌剧鉴赏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歌剧应是有逻辑、有情感的故事，它要来源于生活，发自于内心，而不是表象的堆砌，音乐应真实反映内心，而不是一味宣泄。评论家要具备独立思考、独特发现、独到表达的“三独精神”，剧作家要能创作出独树一帜、独具匠心、独特个性的“三独作品”。要建立创作者与欣赏者之间的“审美沟通”，增强歌剧观看的仪式感。

金旭庚提出歌剧评论者应有包容之心，要容忍不同的风格甚至是缺陷。他认为西方歌剧数目众多，历史悠久，但优者屈指可数，而我国歌剧创作总量虽不多，但许多经典唱段却依然流传，这在中国歌剧发展史上是不错的开端，因此，中国歌剧发展需要宽容，能够包容错误，鼓励探索，才能逐步走上阳光大道。

高拂晓在《当代中国歌剧评论现状与展望》中总结了他对歌剧评论的认识：多角度的观察方向;强烈的历史意识;个性的专业技术分析;大胆的批评指正;逻辑严谨的犀利言语;本质的理论提炼;契合时代的描述解读;灵活多变的评论思维。此外针对当代中国歌剧评论活动提出了四个走向：一从术业专攻走向全面成熟的评论写作;二从学术套路走向创新独特的评论思维;三从独立思考走向合作融入的评论生态，四从职业兴趣走向责任而激情的评论情怀。在当今评论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整加强，使评论活动更加严谨权威。

结  语

在本届全国歌剧理论与创作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就中国歌剧存在的现实问题以及未来发展道路应究竟如何前行的问题畅所欲言，碰撞碰撞，频繁交流。必将对中国歌剧的创作与理论水平的提升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基金项目]：本文为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五音戏传承调查与研究”（12BWTJ01）阶段性成果;亦由山

东省政府“泰山学者”建设工程专项经费资助。

刘晓静  山东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志鸿  山东艺术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