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派”阮曲创作的多元音乐审美探析

是中国古老的传统乐器，已有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风采见诸于众多史籍篇章，其中对于阮谱的记载也不少。如宋代郑樵《通志》中载：唐蔡逸撰《阮咸谱》一卷、《阮咸调弄》二卷、《阮咸谱》二十卷等①，又载：宋太宗（赵炅）“至道元年，乃增作九弦琴，五弦阮，别造新谱三十七卷”②等，可惜均已失传，而今我们只能从古代诗词与史料文字中了解中华古代阮乐艺术曾经有过的辉煌。

共和国成立以后，阮乐事业重新起步发展。20世纪50年代年代张子锐首先设计研制出第一代系列阮，并编配出《小骑兵与木偶兵》（柴科夫斯基曲，笙阮六重奏）、《光明行》（刘天华曲，重奏曲）等;六七十年代王仲丙、赵桂林等阮演奏家编创了阮独奏作品《引水上山坡》《早春的草原》等，为阮乐初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78年后，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推动下，阮乐创作步入了兴旺发达时期，出现了一批阮作曲家与优秀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林吉良与宁勇。林吉良的代表作有《草原抒怀》（1982）、《满江红》（1982）等;宁勇代表作品有《丝路驼铃》（1980）、《终南古韵》（1985）等。作为同时期的作曲家，二人作品呈现出典型的中华传统音乐语言形态特征，注重发掘民族音乐内涵和追求传统风格音乐韵律，在创作上前者以各民族民间音乐素材为主，后者以秦地和长安古乐（西安鼓乐）音乐素材为主，在作品表现内容上取向不同，各具特点。80年代后期，受到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以刘星为代表的青年作曲家，吸收了西方现代音乐创作观念与作曲技法，创作出具有现代音乐风格和审美特征的阮曲作品，有《云南回忆》（1986）、《山歌》（1999）等。由于阮乐事业的蓬勃发展，新的优秀阮曲作品不断问世，如：中阮协奏曲《汉琵琶情》（1994，饶余燕曲）、《山韵》（1996，周煜国曲）、《自在》（2017，李玥锦曲）等。随着新一代八七型系列阮乐器改革成功与阮族乐队相继建立，系列阮重奏作品也层出不穷，如《序曲·讯》（1984，张晓峰曲）、《西域行》（2000，林吉良曲）、《舞者的诉说》（2005，熊俊杰曲）、《2016，丝路新梦》（宁勇曲）等等。

迄今，不断涌现的阮乐作品逐渐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多种音乐风格交相辉映、百花齐放的新局面，大大丰富和提高了阮的艺术表现力，有力地推动了阮乐艺术的繁荣发展。在众多作品中，宁勇的专著《长安古风阮曲二十首》以其鲜明的秦风秦韵风格、深厚的中华音乐文化底蕴与特有的艺术魅力而独树一帜，一经问世即受到国内外习阮人士的喜爱并广为流传，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一、创作契机与编创手法

《长安古风阮曲二十首》收录了1985年至1990年间宁勇以长安古乐原谱为素材编创的20首阮独奏曲，并附有15首长安古乐原谱、译谱简释及简谱译谱。这些作品无论是继承弘扬优秀传统音乐文化遗产，还是丰富拓展多元音乐风格与艺术表现力等方面，均在阮乐艺术发展领域有重要地位。

（一）创作契机

1985年，西安音乐学院成立了长安古乐学社，宁勇等5位教师组成学习小组，学院特聘长安古乐世家余铸先生任教。学习期间宁勇认识到，从长安古乐中寻找素材实现对阮曲传统风格创作的探索与突破是一条可行的创作之路。通过五年研习，宁勇以余铸先生亲传的“乐寿堂藏长安古乐珍谱”为素材，编创出了20首长安古风阮曲并结集出版。余铸先生作序：“西安音乐学院阮专业教师宁勇首次编著的《长安古风阮曲二十首》吸取古乐原谱进行新的编创，在继承发展民族传统音乐、丰富和提高民族器乐教学诸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可嘉可贺。”③

（二）编创手法

1.照搬古乐原谱结构、骨干音不动，保持原谱韵味的原则下，结合阮的技艺特点，对旋律进行润色和强化乐曲音乐内涵所进行的重新整理编订（见表1）。

2.采用古乐原谱主体素材进行改编，或在原谱主体段落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润色，或派生演化出不同段落，突出阮技艺特点，使音乐具有多层次的立体感，增强艺术表现力（见表2）。

3.吸取古乐原谱素材或从多首原谱中提取素材进行全新创作，也是最主要的创作手段。其作品在运用阮技艺特点方面更加突出和复杂，在音乐表现内容方面也更加深入广泛（见表3）。

二、多元音乐文化与审美特征

“长安古乐曲目丰富，内容广泛，风格古朴，神采各异。既有中原华夏之声，也有各地区富有兄弟民族特点或充满异国情调的音乐，如西域风格的《婆罗门引》等;《垂杨柳》等乐曲则具有浓郁的日本、朝鲜韵味。许多曲目是唐宋时期的宫廷音乐，如大乐《朝天子》等。”④因此，吸取长安古乐素材所创作的《长安古风阮曲二十首》亦呈现出多元音乐文化与审美特征。

（一）古典风格

此类阮曲有《惜琼花》《春燕归》《明妃怨》《灞桥柳》《玉楼月》《浐水吟》等，均呈现出浓厚的中华“传统古曲”格调与韵律，具有鲜明的古典风格与审美特征。

《惜琼花》（雅乐羽调式）掩抑凄清、委婉回转，抒发出古人以琼花喻人喻物，爱美惜美的真挚情感。《春燕归》（雅乐宫调式）清新舒暖、纯真质朴，形象地描绘出春燕归来时人们欣喜迎接、祈愿福报的生动情景。《明妃怨》（雅乐羽调式）（明妃即西汉王昭君）旋律婉约起伏、结构严谨精炼，多层面表现出王昭君为了汉匈民族融合团结出塞和亲时的生动情景。《灞桥柳》（清乐商调式）跌宕涌动、情真意浓，时而激越悲呼，时而缠绵倾诉，再现了唐代“西有渭城别故人、东有灞桥送亲朋”，亲人们在灞桥边折柳（意“留”）相送、依依惜别的感人场景。《玉楼月》（雅乐宫调式）与《浐水吟》（雅乐商调式）则突显出古典宫廷音乐庄重华美的气质，两首均采用传统多段体结构创作，前者形象地勾画出玉楼映月、笙歌荡漾的唐宫歌舞盛景，后者细腻地展现出夕阳晚照、波光粼粼、舟影摇曳、垂柳依依的动人画卷。

这些具有传统古典风格的阮曲意蕴丰厚、韵味隽永，無论是“怜花惜美”“迎燕归来”“昭君出塞”“灞桥别情”，还是“玉楼映月”“浐水舟影”，其中的文化内涵与精神气质均饱含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追求和浓浓的人文情怀。

（二）秦地风格

此类阮曲有《蓝关雪》《长相思》《望秦川》《月琴赞》《终南古韵》等，均具有质朴雄浑、粗犷豪放、铿锵跌宕、委婉深切的秦地音乐风格与审美特征。

《蓝关雪》（雅乐羽调式）与《长相思》（清乐商调式）分别以唐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唐]韩愈）和《长相思》（[唐]李白）为写照，在创作上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段落连缀式曲式结构，阮乐、古乐与古诗三者珠联璧合，塑造了韩愈因上书谏迎佛骨被贬潮州，途经秦岭蓝关遭遇狂风骤雪时悲壮苍凉的情景及忠骨浩然的不屈形象和古代妻子思念戍边丈夫，撕心裂肺、悲恸缠绵的悲苦形象，音乐雄浑大气、悲情喷涌，张力突出。钱钟书先生说：“古代评论诗歌，重视‘穷苦之言，古代欣赏音乐也‘以悲哀为主'”⑤，作品的音乐内涵契合中国传统文化“以悲为美”的审美风尚，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望秦川》（燕乐徵调式）、《月琴赞》（燕乐徵转清乐羽调式）、《终南古韵》（清乐商调式）等曲旋律起伏流畅，节奏铿锵顿挫，曲风激越豪放，“秦味”浓郁醇厚，加之充分呈现出阮的特点与技艺，艺术效果突出感人，各曲在内容方面总体上表现出对秦地山川乡土的描绘，对历史人文的追忆，对家乡情景的热恋，对人生苦乐的表达。

（三）江南风格

此类阮曲有《江南春》《望海潮》等，它们虽然不具有“秦味”，但因取材于长安古乐原曲而被统归于“秦派”范畴之中。阮曲《江南春》（清乐徴转宫调式）是对包括长安古乐同名曲《江南春》在内的多首江南风格素材的音调特征进行整合吸收，既保持原有的江南韵味，又在创作上出新，全曲以甜美委婉的抒情慢板，华丽热情的小快板，表现出江南秀美繁盛的春景和人们轻松欢悦的心情。阮曲《望海潮》（清乐宫调式）则依照古乐原谱整理编订，乐曲经过润色装饰，有机贴切地融入阮的技艺特点，展现出“烟柳画桥，风帘翠幕”“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等一幅幅山水人文画卷。

以上阮曲所具有的江南水乡风格，在“秦派民乐”其他如二胡、古筝、笛子等器乐曲中较为罕见。而现存长安古乐中则包括具有江南韵味的存谱，如《江南春》《忆江南》《梦江南》《望江南》《望海潮》等等，这些都可以成为今天音乐创作的宝贵素材，宁勇吸取其中江南风格素材编创阮曲仍属于在拓展“秦派阮”多元音乐审美视野方面做出的探索与实践。

（四）外域风格

此类阮曲有《柘枝舞》《拍鼓翔龙舞》《灵弦戏狮舞》《垂杨柳》等。长安是13朝古都，尤其周秦汉唐时期，长安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音乐文化交流发展的集散地。自汉代开通“丝绸之路”之后，外域音乐歌舞大量涌入长安，唐代达到鼎盛时期，如唐宫燕乐十部乐中就有八部为外域音乐，这些丰富的外域音乐在长安古乐中都有充分体现。

柘枝舞是唐代西北少数民族的舞蹈，初为独舞，后发展为双人舞、群舞，舞姿绚丽曼妙，音乐别致动听。原曲《柘枝引》颇具古西域韵味，阮曲《柘枝舞》保持并丰富了原曲风貌，采用清乐商与雅乐羽调式，选自唐代诗人张孝标、张祐两人的诗句为各段落标题与内容，以独奏组曲的形式创作，描绘出柘枝舞华丽灵动的西域乐舞风格及表演盛况。

阮曲《拍鼓翔龙舞》和《灵弦戏狮舞》分别吸取长安古乐《婆罗门引》和《满庭芳》音乐中的特色音调创作，两曲均属商调式，采取清乐与燕乐音阶交相呈现方式，参照画家华三川《拍鼓舞龙图》和《飞天灵弦舞狮图》画面优美的舞姿构思表现内容，曲中赋予临时变化音“b3  #5  #1  #4”等，音乐奇异华美、灵动酣畅，展现出唐宫燕乐中西域乐舞的迷人风采。阮曲《垂杨柳》吸取长安古乐大乐《垂杨柳》中的正身等音乐素材，也是表现唐宫外域乐舞的表演盛况，其慢板段保持了原谱罕见的雅乐六声角调式（音阶为3  #4  6  7  1  2  3 ），按其音调特点来看，颇似日本民族音乐风格。

综上所述，宁勇所创作的《长安古风阮曲二十首》就“如同由母体中孕育出的新生命，传承着长安古乐的基因，体现出长安古乐所具有的风格特点与绚丽色彩，在题材内容上均表现出历史的深厚积淀和华夏音乐文化的丰富内涵”⑥。

三、时代价值与意义

《长安古风阮曲二十首》的生成与秦地深厚的本土文化密不可分，“翻检陕西民乐作品的‘库存，二胡、板胡、古筝、琵琶、……阮、三弦、打击乐等，没有哪一种乐器是空白，而且，这些作品，不但在本省有影响，也倍受国内广大同行的喜爱。”⑦。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秦派”风格几乎辐射到陕西民族器乐发展的各个领域当中，《长安古风阮曲二十首》是“秦派”在阮乐创作中的延伸与拓展，标志着“秦派阮”的确立。作为一部集中性、专题式的以长安古乐为素材创作的曲集，在保留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精髓的同时，赋予了古谱韵律契合当代音乐审美的新风貌，既是对当代传统音乐研究中“古为今用”这一时代要求的继承与发展，也是中国当代音乐创作发掘、吸收民族民间音乐遗产的实践与探索。对此，罗艺峰先生总结到：“在以古乐为素材的创作方面，产生了著名作曲家饶余燕教授的民族管弦乐音诗《骊山吟》……宁勇副教授整理编创的《长安古乐阮曲集》……这些作品或者已登上音乐会舞台，或者已有音像制品出版，且都具有专业水准，也都保持了古乐的风韵，具有较高艺术价值，为古乐传统的发扬光大、发展创新做出了很大贡献。”⑧

长安古风阮曲作品既具有“秦派”创作所共有的秦风秦韵，同时又体现出长安古乐特有的多元音乐风格与审美特征，在众多阮曲创作中独树一帜，不仅极大地开拓了阮的艺术表现力，更弥补了阮传统风格曲目的缺失，对当代阮乐创作起到借鉴和启迪的作用并推动阮乐创作更加多元化发展的方向。

在全球化视野下，如何在当代多元文化语境中继承传统，体现本土文化自觉意识，坚持文化自信，展现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内在精神与审美品格，创作出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民族器乐作品，仍是民族音乐创作中的重要议题。吸取珍贵历史遗存长安古乐素材创作的《长安古风阮曲二十首》饱含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底蕴，以其鲜明的秦风秦韵和丰富的多元音乐风格与审美特征，展示出“秦派阮”对中国民族传统音乐文化鲜活的继承与创新，已成为“秦派民乐”在阮这一支脉上的标志性成果，是阮乐艺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亦为当代民族器乐创作发掘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基因以及拓展民族器樂多元化创作提供了颇具价值可供参考的实例。

宁海天  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