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的治理效用：文献回顾与研究展望

张腾 卢闯

【摘要】税收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外制度因素，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系统性的回顾和梳理，以更深入地理解税收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以及背后的机制，并对未来进一步研究做出展望。

关键词 税收 文献回顾 公司治理

一、引言

公司治理机制可以划分为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内部机制主要包括董事会监督、管理层激励、大股东治理和信息披露等，而外部治理机制涵盖的内容更为广泛。“法与金融”相关文献强调了法律制度在改善公司治理方面的重要作用。而当外部法律环境薄弱、法律制度不能发挥应有效果时，法律外制度因素的约束便构成了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如道德规范（Coffee ，2001）、媒体监督（Dyck et al.，2002）、宗教文化（Stulz et al.，2003）等。税收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外制度因素，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32年，Berle et al.首次提出公司治理问题，并将税制与公司股权结构联系在一起。此后，Morck（2003）、Desai et al.（2004）、Dyck et al.（2004）等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税收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我国学者首次关注税收在公司治理中的效用应当追溯到曾亚敏等（2009）。此后，叶康涛等（2011）、潘越等（2013）、江轩宇等（2013）......将税收征管的影响延展至盈余管理、企业融资活动等股价崩盘风险等方面。

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系统性的回顾和梳理，更深入地理解税收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以及背后的机制，并对未来进一步研究做出展望。

二、税收在公司治理中的效用

税收作为政府对公司利润的“强制性”分享，是政府公共权力的集中体现（叶康涛等，2011；江轩宇，2013）。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也因享有的税收要求权成为所有企业“最大的小股东”（Desai et al.，2007）。政府的这种“股东特性”使其有动机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进行监督，以维护国家的税收利益（江轩宇，2013；潘越等，2013）。与此同时，法律赋予的税务检查权保证了税务机关能够充分执行外部监督职能，通过调查取证环节深入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发现潜在的不当行为，进而缓解公司与外部投资者、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上述特性使得税收在公司治理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本文将从三个角度对有关税收的治理效用文献进行回顾，分别为税制结构、税率变化和税收征管。其中，税制结构主要阐释不同种类的税收（所得税、公司间股利税、遗产税等）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税率变化则聚焦税率变动对公司治理产生的影响，税收征管则关注征管行为在降低代理成本、增强企业信息披露，进而改善公司治理等方面的作用。

（一）税制结构的治理效用

1932年，Berle et al.首次关注了税制与公司治理的问题，提出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是现代公司的重要特征。而累进税制则对这一特征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之后，学者们逐步开始研究税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在企业所得税方面，Desai et al.（2004）发现所得税的征收会制约管理层隐藏收入的行为及其获取的私有收益，且税率的变化和征管强度的不同会对获取的私有收益产生影响。后续学者也就该问题从不同角度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如Dyck et al.（2004）选取1990—2000年间39个国家412笔控制权交易为样本，并指出税收制度在遏制控制权私有收益方面的重要作用；Desai et al.（2007）以俄罗斯税收征管增强为背景，通过观察公司市价和控制权溢价的变化发现征管增强会降低控制权溢价，提高企业价值。

1935年，美国引入了公司间股利税以分解企业集团的金字塔结构，从而减少这种结构在经济和政治上产生的负面影响。Morck（2003，2004）肯定了股利税的征收对消除复杂金字塔结构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有助于防止顶层控股股东为获取私有收益侵占中小股东的权益，遏制管理层可能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而Aganin et al.（2004）却发现意大利股利税的征收并未发挥应有作用，可能的原因是税收征管存在漏洞。Morck et al.（2005）进一步表明股利税制约了金字塔结构的形成，并使得美国企业呈现出股权分散的特征；而部分国家对该项税收的废除则使得金字塔型的组织大量涌现。

类似的，遗产税的征收也会对金字塔结构起到限制作用。Morck et al.（1998）研究认为，遗产税使得家族控制的金字塔形集团在控制权传递时产生高额成本。因而，加拿大和美国对遗产税的高额征收可能间接导致大多数企业呈现股权分散的特征。

（二）税率变化的治理效用

首先，税率变化会影响企业的盈余报告行为。Scholes et al.（1992）研究发现当公司预期未来所得税率降低时，会发生收入转移行为，即把收入由高税率会计区间转入低税率会计区间，推迟收入的确认而加快费用确认，以节省税款。类似的，Guenther（1994）发现，在1986年税收改革方案实施后，所得税率由46%降至34%，企业有充分的动机在税率降低前的会计期间减少确认当期资产、增加确认当期费用，导致当期应计项为负数。而Maydew（1997）侧重于研究亏损公司的收入转移行为，发现出现净营业亏损的公司会将亏损数额转回至税率降低前的会计期间，以获取以前年度的高额退税。王亮亮（2014）为上述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来自我国的证据，基于2008年税法改革研究发现，改革后税率降低的公司存在明显的利润推迟行为，而税率提升的公司利润跨期转移行为则不明显。

其次，税率变动会对公司的风险承受水平产生影响。Domar et al.（1944）認为，当税率变动产生的损失可以部分冲减时，税收的收入效应会明显大于替代效应，税收将显著提高公司的风险承受水平。王永海等（2013）基于2007年企业所得税制度的重大改革研究了所得税税率变动与公司风险承受水平之间的关系，发现实际税率降低的国有企业风险承受水平明显降低，而实际税率提高的非国有企业风险承受水平明显提高，支持了税收“收入效应”的理论预期。

王跃堂等（2010）还探究了税率变化与公司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发现在所得税制度改革后，税率降低的企业显著降低了债务水平，而税率提高的企业显著提高了债务水平，证实了债务税盾的存在，且无论在税率降低或是税率提高的企业中，非国有企业都体现出更大幅度的债务水平变化。

与此同时，税率变化对公司治理存在一些负面影响，表现为税率的提高会加剧企业避税倾向，降低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主动性。Desai et al.（2004）发现较高的税率会增加内部人隐藏收入的动机，进而通过转移收入获取更多的私有收益。毛程连等（2014）研究了税率对外资企业逃税、避税行为的影响，以2008年两税合并政策为切入点，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两税合并使得外资企业的实际税率升高，资产报酬率降低；且本年实现的利润越高、企业规模越小，逃税、避税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王亮亮（2018）研究了税率提高对公司控股股东行为的影响，发现当控股股东试图“掏空”时，所得税率的提高将加剧股东的“掏空”程度，从而可能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而当控股股东试图“支持”时，所得税率的提高又对控股股东的支持力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税收征管的治理效用

有关税收征管的治理效用，我们将分别从代理问题、盈余管理、企业避税、企业经营多个角度对已有文献进行回顾。

1.税收征管与代理问题

Desai et al.（2004）在研究税收与公司治理的双向关系时发现，税收征管强度的提升会减少内部人（控股股东或经理人，下同）隐藏收入带来的私有收益，进而限制内部人对公司的掏空行为，提升公司的市场价值。类似的，Dyck et al.（2004）也发现税务机关能够察觉并遏制收入转移行为，从而有效降低控制权私有收益。Desai et al.（2007）将价值转移与企业税收置于国家、内部人和外部股东构成的三方博弈中，认为任何两方的互动都会对第三方产生溢出效应，体现为税收征管力度的增强会降低内部人的私有收益，同时增加外部股东的收益。他们发现在普京政府上台后，政府的税收征管力度增强，对于曾经存在避税行为而被重点关注的公司，股票市值增加，投票权溢价下降。

在国内文献中，曾亚敏等（2009）首次关注了税收征管能否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效用。通过对股东与管理者、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两类代理问题的探究发现，税收征管力度的增强能够降低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成本，减少大股东占用资金、关联交易、侵占小股东权益等行为的发生，缓解委托代理问题，增加企业收益和股东回报。朱凯等（2014）还以2009年《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的颁布作为标志性事件，采用事件研究法探究了上述法规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加强对关联交易的税收监管后，上市公司经营性关联交易显著减少，制约了潜在的机会主义行为，保护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股票价格显著提升，公司的市场价值有所增加。王亮亮（2018）更为细致地研究了税收在第二类代理问题中发挥的作用，即企业所得税对于控股股东“掏空”和“支持”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所得税征收的影响应当一分为二看待：对利润征税会减少控股股东享有的收益，从而增强其掏空倾向；政府机关的征管行为又会抑制掏空行为的发生。但对两种行为加以区分后发现，若控股股东试图“掏空”，且征管强度较低，则容易加剧“掏空”程度；若控股股东试图“支持”，且征管强度较高，则要求的“支持”力度越大。因此，较高的征管强度一方面可以抑制“掏空”行为，另一方面也需要股东提供更强力的“支持”。

2.稅收征管与盈余管理

税务机关在进行税收征管时会对企业财务数据进行稽核，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盈余管理活动的风险和成本，从而抑制企业进行盈余操纵。Erickson et al.（2004）选取了1996—2002年涉嫌会计欺诈并进行财务重述的公司作为样本，估计了样本公司为进行盈余操纵需要付出的所得税成本。最终结果表明，这种高额的所得税成本将成为制约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关键因素。Hanlon et al.（2014）在研究税收征管与财务报告质量的关系时，采用估计出的应计项（盈余管理程度）对财务报告质量进行度量，发现税收征管会对财务报告质量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表现为企业应计项减少、盈余管理水平下降。

叶康涛等（2011）探究了税收征管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政府的税收征管力度越强，税收征管过程中的漏洞越少，企业通过非应税项目进行盈余操纵的难度越大，所产生的“高盈余、低税负”的情况越容易被征管机关察觉。这使得企业转而采用应税项目进行盈余管理，而应税项目操纵将增加企业的所得税成本。数据显示，企业每向上操纵1元利润，所得税成本增加0.098元，对于征管强度高的地区，所得税成本将增加至0.129元，与上文相比提升幅度高达30%。考虑到高额的所得税成本，理性的管理层将选择减少盈余管理行为。因此，税收征管将显著抑制企业向上盈余管理。同样的，李广众等（2019）以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为自然实验，构建了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上述改革是否会改善县辖区内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得出的结论与叶康涛等（2011）类似，即财政“省直管县”改革有助于缓解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进而增强县级政府的税收征管动机、抑制企业盈余管理、增加政府税收收入。

3.税收征管与企业避税

税务机关在征管过程中进行的税务检查是制约企业避税的有效手段。Hoopes et al.（2012）考察了税收征管与公司避税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税收征管越严格，公司的税收激进程度越低，避税行为越少。具体数据表明，当美国国税局审计概率由19%提高至37%时，美国上市公司现金有效税率平均提高了7%。Lennox et al.（2015）运用来自我国的公司税收数据检验了政府税收审计对避税行为的影响，发现经过税收审计后，公司的有效税率、账面税收差异和可操纵性应计项的合规性大大提升，表明税务审查是制约公司避税行为的有效途径。李维安等（2013）发现，政治身份能够产生避税效应，但税收征管力度的增强可以有效抑制这种避税效应。类似的结论也在陈德球等（2016）中得以证实。在此基础上，我国学者进一步展开研究，考虑由税收征管导致的企业避税活动减少所产生的经济后果。

江轩宇（2013）将税收征管的影响拓展到了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方面。激进的避税活动容易导致管理层进行利益侵占，从而加剧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而税收征管使得征管机关通过税务检查更可能发现潜在的避税及利益侵占行为，公司避税成本提高。因而税收征管可以有效降低税收激进程度，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改善公司治理，促进负面信息的及时披露，从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同样的结论，也在刘春等（2015）中予以证实。与上述逻辑类似，张玲等（2015）研究了税收征管、企业避税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税收征管作为一项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可以缓解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有助于发挥投资者的监督作用，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此外，蔡宏标等（2015）发现在降低企业避税程度上，机构投资者与税收征管互为补充。二者的互补效应可以有效地制约企业避税行为，且机构投资者和税收征管可以通过减少避税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

4.税收征管与企业经营

税收征管将会影响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在以往研究中（Shackelford et al.，2001），税收使得公司有动机保持会计收入与应税收入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将促使公司采用更加稳健的会计政策。因而Holthausen et al.（2001）将税收纳入了会计稳健性四个维度的影响因素中。Qiang（2007）从这四个维度出发，检验四种因素对于条件稳健性和非条件稳健性的适用性，发现税收对非条件会计稳健性产生了显著影响。周泽将等（2012）进一步检验了税收对会计稳健性及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影响。通过简单的理论推导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研究发现，企业税收负担越重，会计稳健性越强，且上述关系在盈利企业中更为显著。主要原因是，相比于亏损企业，盈利企业更容易借助采用稳健的会计政策实现调低报告利润、减少税负以增加自身收益的目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盈利企业由于受到会计稳健性的影响，为保证激励相容，薪酬业绩敏感度显著增强，而亏损企业中未发现显著影响。

除会计政策的选择外，税收征管也会对企业的投融资活动产生重要影响。Guedhami et al.（2008）以特定债券（144A）为对象，研究了美国国税局监管与债券收益率利差之间的关系，发现税务监管能够改善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国税局审计强度越高，债券发行成本越低，表明税收征管有助于企业债务融资。类似的，潘越等（2013）考察了税收征管对公司债务融资能力的影响。他们认为税务机关同时扮演了信息中介和公司股东两种角色，前者有助于改善债务融资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后者能够通过核查行为发挥监督职能。上述两种特性既保障了企业的债务清偿能力，又能降低债权人的求偿成本。因此，税收征管促进了企业的债务融资，且债权人更倾向于发放长期借款，债务融资成本也随之降低。而于文超等（2018）则发现，如果税收征管活动规范性不足则会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加剧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但这种影响仅在民营企业中显著。此外，强制性的征管会增加企业的主观税负水平和非正常支出，而征管规范性的增强可以缓解上述负面影响。为进一步丰富税收征管对企业融资约束影响的研究证据，孙雪娇等（2019）从柔性税收征管的角度出发，以纳税信用评级制度的引入作为切入点，探究了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采用PSM-DID设计研究发现，与强制性征管所表现出的约束效应不同，柔性征管更多地体现出激励效应，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和提高企业声誉帮助企业缓解融资约束，表现为评级高的企业融资成本显著降低、融资规模显著提高。

税收征管还有助于提升公司业绩表现。Mironov（2013）研究发现逃税将会损害公司价值，这是由管理层通过逃税转移公司利润而导致的，而非逃税行为本身。因此，更加严格的税收征管将会限制管理层的逃税行为和利润转移行为，从而有助于改善公司业绩，提升公司价值。

三、税收治理效用的影响因素

（一）政企关系

由于税收体现的是政府对于企业利润的“强制分享”，因此，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会显著影响税收治理效用的发挥。潘越等（2013）在研究税收征管与公司债务融资能力时考察了政企关系对公司债务融资的影响，发现二者存在替代关系。对于国有企业和存在政企关系的民营企业而言，税收征管对企业债务融资能力的积极影响较弱。林旭等（2018）在探究税负对公司投资产生的抑制作用时着重考虑了政府干预的影响。对于民营企业，税收并非影响投资决策的关键性因素，因而管理层可能会出于降低税负的考慮削减或取消预期导致税负增加的投资项目。而对于国有企业，政府干预力度较强，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更加关注投资带来的税收收益，因此可能存在以牺牲税后收益为代价增加税收收入的情况，故其投资-预期税负敏感性低于民营企业。

（二）地方环境

税收的治理效用还会受到地方环境的影响。刘春等（2015）在考察税收征管与股价暴跌风险之间的关系时，发现税收征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降低影响仅存在于民营企业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这是因为上述环境中地方政府的控制力度较弱，民营企业和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公司税收成本敏感性较高，更容易发生避税行为，因而政府的税收征管力度也更强。于文超等（2018）研究发现，良好的地方法制环境可以对税务机关的征管行为起到规范作用，从而减轻强制征收对企业融资活动的负面影响，降低企业的实际税负。

（三）机构投资者

税收治理机制与外部治理机制互为替代作用，当其他外部治理机制发挥较强的治理作用时，税收的治理效应相对减弱。已有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的监督与税收征管在改善公司治理方面构成了明显的互补关系。Hanlon et al.（2014）在探究税收征管与财务报告质量的关系时发现，当外部监督机制较为健全时（如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税收征管对财务报告质量的改善作用较弱。而蔡宏标等（2015）在探究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时也阐释了机构投资者与税收征管的互补效应及背后逻辑，即机构投资者与管理层之间存在代理问题使其无法完全杜绝管理层的避税行为，此时需要税务机关的调查与支持。反之，税务检查无法发现所有的避税情况，需要股东进行监督与配合。

（四）公司特征

税收征管对不同特征的企业发挥的治理效用不尽相同。企业的所有权集中程度会影响税收征管的治理效用。Guedhami et al.（2008）发现，当控股股东与外部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为接近时，企业面临的代理冲突较为严重。此时，税收征管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更为显著。结合我国的特殊环境，国内大多研究（潘越等，2013；刘春等，2015；林旭等，2018）在考察税收的治理效用时，都会将所有权性质（国有还是民营）纳入考虑范围。

四、未来研究展望

通过以上文献回顾可以看出，税收在改善公司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可以通过引入特定的税收政策影响企业的股权结构。而税率水平与税收征管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截然相反。较高的税率水平可能导致企业出现更强的收入转移以及逃税、避税的倾向；税收征管强度的提升则可以缓解代理问题，遏制企业避税、盈余管理等行为，改善公司治理，提升公司整体价值。未来探究税收治理效用的文献可以从以下角度展开。

首先，已有文献在研究税收的治理效用时并未全面考虑其他治理机制与税收之间的关系。文章开篇提到公司治理机制包括董事会监督、管理层激励等内部机制，还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分析师、机构投资者的监督等外部机制。当企业内部治理机制较为完善、外部监督机制能够发挥应有的监督效果时，税率提高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否会有所缓解，而税收征管带来的积极影响是否有所削弱？税收所发挥的治理作用是否与其他治理机制起到的作用互为替代？目前学术界仍缺乏关注。

其次，进一步扩展有关税收治理效用影响因素的研究，诸如税收征管主体与企业之间存在的政治关联、二者地理邻近性、企业社会责任等因素。当企业存在政治关联时，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政治关联使得企业受到更多政治干预，税收支出增加；另一方面，政治关联可以使得企业获取更多的关照和扶持，减少税收支出，企业存在更大程度的避税行为（罗党论等，2012）。前者可能有助于税收发挥治理效用，后者则可能损害税收改善公司治理的效果。因而，政治关联对税收治理效用的影响尚不明晰。而税务机关与企业的地理邻近性是否会便于税务检查的开展，进而影响税收的治理效用？此外，从企业自身约束角度讲，当企业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时，会督促自身依法纳税。这是否会减轻高税率导致的避税倾向？以上问题有待未來更进一步探索，也为开展税收治理效用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了大致的方向。

最后，有关税制结构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仅有少量国外文献展开了研究，且分析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并未获取实证检验证据的支持，如公司股利税对股权集中度的影响等。未来研究可以考虑以我国数据为基础，运用实证方法探索公司股利税政策的变革对股权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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