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城》:诗人赵晓梦的内心战事

2020-12-29 12:00:42 山花 2020年12期

唐政

“这是头年的八月,我在六盘山挥起/鞭子,追逐大雁的秋风一路向南飞。”

十几万蒙古铁蹄,一路烽烟滚滚……一场战争在一座坚固的石头城下拉开了序幕。

几百年后的一个深夜,诗人赵晓梦又在纸上复盘了这场战争。虽然已经听不见鼓角争鸣和血泪厮杀,但嘉陵江的涛声依然如泣如诉。钓鱼城像一座无路可走的宫殿,回到了一页纸上和诗人的心中。

如果赵晓梦着眼的是历史上这场惊心动魄的战争,他就是一个历史的讲述者:战争的起因,过程,结局,每个人物的命运……它必然会牵扯到很多琐碎的人物和细节,让读者看到一场战争的全貌或者局部。然而晓梦根本就没把眼光放在这场战争本身上,一千多行的诗歌里几乎找不到一行是正面描写战争的。他看到的更多是战争背后人性的绞杀,民族之间的光芒互照,生死各方心理阴影的透视,以及金戈铁马后沉淀下来的人文精神因子。所以,《钓鱼城》是一部抒情长诗,而不是像有的评论家所说的叙事长诗,这是我们首先必须搞清楚的问题。因为诗人截取的不是宏大的战争场面和慷慨悲歌的英雄事迹,而是在这场战争中挣扎的人性,扭曲的胜败关系,复杂的民族情感,战争状态下生命的绝望、怒吼、悲悯和忏悔。

要抒好这个情,晓梦又必须准确或者巧妙地回应有关这场战争的许多焦点:战争的性质,人物的对立关系,每一个细节的正和反,甚至人物形象的定位,错综复杂的情感色彩,诗人介入的立场等等。否则,所抒之情容易陷入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泥淖之中。

诗人用刻刀一样细致的手法,在场式的叙述,依靠“我”的深度介入,抽丝剥茧地揭示了一个个“我”在一场战争中的心路历程。

接下来我们需要探讨另一个问题,诗人借用这场战争,究竟想抒发什么样的情感?这涉及到诗人介入这场战争的方式、态度和立场。

诗人以“我”的身份介入。时而是攻城者的咆哮和愤怒,喧嚣和寂寞,骄傲和耻辱;时而又是守城者的疲惫和茫然,长啸与哀鸣,凛然和仇恨;时而又是“投降者”的徘徨和无助,生命与名节,山寒和水瘦。诗人分别站在各种角色的立场,超越了这场战争本身的胜负和历史定位,从交战双方之间的关系中退出来,客观地看待这场战争和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体味他们的生死之情,张扬悲悯的人性。而不是站在历史的某一个角度上,用既有的史学观点去写胜败之心和仇恨之情,甚至用简单的侵略和被侵略观念粗暴地干涉这场战争各方的心理态势。钓鱼城之战实际上是一场英雄惜英雄之战,没有伟大与卑劣之分。死了的埋骨他乡,活着的继续颠沛流离。英雄不是战胜了“敌人”取得了胜利的一方,而是最终战胜了自我、散发着人性光芒的那个“人”。钓鱼城虽然是蒙哥的折鞭之城,但又何尝不是合州人民的苦难之城,沥血之城。晓梦把一场战争升华而成一段生命的悲歌。

“我”的态度是作品中各方的态度,而晓梦同样没按常理让“我”成为阶级或者民族的代言人,没有对战争的另一方采取任何侮辱或者攻击性的描述,从心理到人性再到生命,这是诗化的过程和诗化哲学的过程,也是一场战争自我平复或修复的过程。

钓鱼城之所以能以断垣残壁屹立至今,是有它独特的人文精神支撑的,这种精神已经完全超越了一场战争本身。与胜负无关,与敌我无关,与它曾经所担负的政治意义无关。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饱含着历史的悲剧色彩和人性的光芒之美。赵晓梦正是站在人性的高度上盘活了一场战争的死局,盘活了蒙哥汗、余玠、王坚、张珏、王立、熊耳夫人、李德辉等等一连串被历史盖棺定论的身影。

我们还需要弄清楚,《钓鱼城》究竟是不是一部史诗?因为我看许多评论家都说这是一部长篇史诗。

写历史的不一定就是史诗,判断史诗的标准不仅是题材,还有思想、人文情怀和作品的真实影响力。对史诗的传统解释是,反映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塑造著名的英雄人物形象,结构宏大,充满了理想主义和神话色彩。比如,《荷马史诗》《奥德修纪》《格萨尔王》等。也就是说,史诗一定要充满理想主义的光辉。为什么呢?因为历史事件的各生成要素都已经铁板一块,如果没有理想主义的浸润和重铸,历史题材会成为一个死结。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长诗中有的人物和故事只是存活于民间传说中,比如熊耳夫人极其隐秘的身份和遭遇。这似乎让这部长诗少了严肃的战争气息,而多了一份理想主义色彩。诗人借熊耳夫人之手,彰显了人道主义的光辉。

《钓鱼城》确实具备了史诗的各形元素,比如恢宏的题材、饱满的结构、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等,但文学史上对史诗的界定从来都不是依照理论标准,也不是依照某个诗人的自我设定——我要写一部史诗;而是经年累月,从时间中产生又在时间中印证了的广为流传之作。是否广为流传,几乎成了它唯一的标准。所以,我们现在讨论它是不是一部史诗,为时尚早。但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钓鱼城》是中国当代长诗中的一座里程碑。

首先,它打破了诗歌主体、主题的单一性,全诗分成了三大块,表面上,每一个板块独立成章,实际上又一气呵成。这弥补了以往中国长诗因为主题单一往往无法承载较长篇幅的缺陷。其次,以“我”为柱,引导全篇主线,提纲挈领;以“我的旁白”为辅线,主辅映衬;以石头、鱼、钓鱼、马鞭等为中心意象,穿插连贯,气韵充沛。上述各部共同结构全篇,显得有支有点,结构稳定,不散乱,不变形,文气通畅。第三,写战争而不从战争入笔,“我”是一个复杂的身份,随时可以拆散成各个角色,角度刁钻,想法奇异,弥补了以往对这类题材表现的不足。第四,诗歌的“叙述者”赵晓梦和诗歌中故事的叙述者双线合一,呈现出复式结构的完美统一。在《钓鱼城》里,虽然都是以第一人称“我”来作为叙事主体,但不同章节的“我”又代表着不同的讲述者。蒙哥汗、熊耳夫人、汪德臣、余玠、王坚……他们都是“我”,甚至还包括诗人自己。用无数个“我”和“我”的逻辑关系映射出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人性变局。

但是,战争的逻辑不是这样的,或者可以说诗人没有按照读者的阅读习惯来设定诗歌的内容。在这个不断转换叙事角度和话题的过程中,诗人的综合能力,决定了整部艺术作品的精神高度。而且,最关键的是每个人物的场上位置、阅历、性格和对战争的态度都是不同的,这要求诗歌中每个“我”的语言风格要有错落之感,不能疑似一个人的声音;但又不能有明显的断裂痕迹,导致整个诗歌上气不接下气。艺术形象的高度决定了人性和理想的高度,同时也是诗人在不同的角度上对同一场战争全景式的诘问。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各路人马登场而又命运既定的情况下,诗人必须置身其中而不是置身事外,否则,他就无法体会历史人物的血气和温度。而身临其境又迫使诗人陷入胜负的漩涡。这是一个矛盾,也是一个二难选择。但晓梦做得很好,一个是诗歌的敘述者,一个是故事的叙述者,两个叙述者既保持着高度的融和,又始终错落有致。这是晓梦对这类题材的建设性贡献。

如果仅从艺术的角度看,赵晓梦这部长诗其实更应得到肯定。一个诗人能够在一千多行的长诗中,自始至终保持结构稳定,语言疏密有度,抒情格调相映成趣,甚至意象与意象之间高度匹配,这在中国当代长诗中也是极其少见的。

晓梦归根结底是一个新闻人,他用新闻人的视觉把一个“旧闻”或者“不闻”写活了。坦率地讲,像钓鱼城这样的战争题材只有交给晓梦这样有新闻思想的人才可以从容翻新。他没有直接去表现血淋淋的战争场面,华丽的刀光剑影,生与死的斑斓对决。因为再高明的艺术家都不可能写得比历史的本来面目还要详实和生动。晓梦深知如何才能有效地驾驭像钓鱼城之战这样尘埃落定的选题。他在充分消化了这场战争的全部信息和史料后,把“攻城者”“守城者”“开城者”,确定为新闻观察点,并落脚在“者”,而不是在战争中如何攻守转换上纠结不清,这就为这篇长诗定了调,不写场景只写各路人心。

角度有了,但如何才能让一千三百行的长诗在结构上不散架?晓梦既没有按照战争的原始逻辑来写,也没有把蒙哥遇难作为一个中心事件来布局,更没有回到无数英雄人物的点上,否则会失了诗歌的灵动之美。但完全把这场战争打乱,以意识流的手法,让各个战争场面交叉换位,又容易显得结构摇摆,导致人物形象虚弱不定。以三个新闻观察点作为长诗的基本架构,晓梦做到了不偏不倚,既保证了重心所在,又让三股力量形成了巨大的合力。

鱼和石头可以看作是全诗的两个中心意象,围绕“被鱼放大的瞳孔”和“用石头钓鱼的城”,巧妙地避开了“侵略”和“被侵略”这个巨大的陷阱,自然而然地化为了攻城与守城的“游戏”。“我只是挥了挥手/把所有城门都打开吧,让大伙透透气!”,这完全不是在打仗,是兄弟间在互相商量。

写攻城者,没有去表现暴虐和跋扈,却写出了他们落日将尽的悲凉。写“守城者”,也看不到他们困兽犹斗的长哀和绝望。用“不能投降的投降”来铺排“开城者”隐秘的内心世界,更没有一丝一毫的萎琐和侥幸。一场持续了三十六年的战争,不仅是三十六年的呐喊和血拼,更是一个漫长而残忍的激情与斗志不断被消磨的过程。到最后,每一个人都在重新思考和审视这场战争的进退、得失。“攻”“守”“投降”三方,比拼的不再是火力和血性,而是心性和人性的较量。而回避大开大合的战争场面,复归人心的动荡和险峻,这是诗人避简就繁、去易向难的一着险棋。同时从这里也看得出来,诗人毕其功于一役的努力和决心。要在一千多行的诗歌中以主要笔力刻划波诡云谲的人心和复杂多变的人性,这不仅需要诗人有细致入微的探幽精神,还要有纵横捭阖的逻辑思辨能力。

每个人的身份千差万别,这决定了他们在《钓鱼城》中作为叙述主体,不能出格和失控。如果诗人本身对这场战争没有足够的认识和态度,他就很难把握每一个小“我”的情绪。依靠“我”的自叙推动诗歌的节奏看似讨了巧,实际上是为自己挖了一个大坑。因为自叙中必然表现出每个人的话术特色和思想境界,没有足够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政治素养,不可能驾驭得了长生天和石头城的各路英雄。

一部长诗就像一本厚厚的《辞海》,成千上万个不同的词组,才构成了《钓鱼城》华丽而准确的语言世界。华丽而准确也是赵晓梦《钓鱼城》最大的语言特色。

“江风一声号令,所有的闷热全都上岸”“到手的先头阵地改旗易帜/印出石头的病历”“浑浊的酒杯装不下几多愁,江风一吹/鱼的腥味又在到处流窜”“流离乱世的女人,在你海棠的灿烂里/早已胜却人间无数”等等。每一个句子都在最后落脚时颠覆着我们的认知。在中国“70后”诗人群体中,赵晓梦可谓是为数极少的几位具有极高语言天赋并人言合一的人。

他对蒙汉文化血脉的贯通,是《钓鱼城》这部长诗另一个艺术贡献。许多蒙语词汇与汉语词汇放在一起,互相辉映,产生了极强的画面感,如多处用到的“长生天”“毡帐”“皮袍”“马头琴”“斡耳朵”和“蜀葵”“城堡”“衙门”“宋瓷”等相互匹配。一下子把血淋淋的战场拉回到了人间烟火中,两个民族如同雨雪交织一般。“生死宽敞的大地/丈量不出斡耳朵的辽阔疆域/珍珠玛瑙在孛儿只斤的库房堆出/灰尘,高原上的哈拉和林/张口就是世界方言”“夜晚是那可儿的一跪之礼/我的黑夜,我的黎明/注定在鞭子与石头的距离里”,这必是经过反复推敲和酝酿的产物,无论多么复杂的思想和情感,他都能搜罗出与之对应的意象。《钓鱼城》同时也是一部意象密集的长诗,它依托这些诡谲多变的意象,深刻而准确地赋予了每个人物和每个细节的朝气和生机。

《钓鱼城》艺术再现的手法也是值得我们效仿的。诗人把一场严肃和严酷的战争变成了人间的舞台,他们当初的表演,也许没有现在这样冷静和智慧,但绝对不要以为这只是我们一个伟大的实验。草原上空飞驰的鹰和《钓鱼城》里乱草掩盖下的蟋蟀是这篇长诗里两个鲜活的话题,有一一對应的艺术构思。

现在,我们该来谈谈“我的旁白”了。这既是这篇长诗独立的篇章和结构支点,又是真正代表了诗人的内心涵养和世界观、价值观、战争观的部分,也是诗人介入这场战争的唯一切口。

全诗共有三个“我的旁白”,都在每一个大章节的篇尾,是诗人自己在开口说话,是他实在压抑不了的情感释放,也可以理解为解释、注释、批评、点赞,是整个《钓鱼城》的思想源头。

一般来讲,长诗更为偏重的是整个思想体系,如果没有足够厚重的思想是承担不起它的篇幅的。《钓鱼城》毕竟是赵晓梦倾尽半生才力的扛鼎之作,从孕育、准备到开始动笔历时十多年,无论是思想的建构还是艺术的形成,都一定是深思熟虑的,可能很少迸发短诗那样的即时火花,每一个字词甚至早已沉积在心,写时达到了喷薄而出的状态。而思想体系的建构比艺术体系更难,要求诗人在广泛的阅读认知中条分缕析地把每个细节和每个人物都要认真而彻底地解剖一次,一定要看见血,看见血就看见了光芒。

《被鱼放大的瞳孔》中,诗人直接以设问起笔,“我一直在想,弥留之际的人/意识仅有的缝隙会留给谁?”,然后自问自答:“面对这座没有一丝破绽的城”,蒙哥、汪德臣、出卑“他们弥留之际的缝隙里,除了绝望/就只有悔恨”,因为他们“与一块石头较劲/自己下不了台,他们的命运只好下台”。这清楚地表明了攻城者的心态。这里的“一块石头”实指钓鱼城,暗指守城者。一个弹丸之地,非得耗去三十六年的血雨腥风吗?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较量。小小的钓鱼城真的挡住了历史的进程吗?交战双方如此咬着牙坚持几十年的攻与守,甚至主攻者早已跌落马背化为腐骨,而守城者一方也早已帝京易位,王朝崩盘。他们还在较量什么?

《用石头钓鱼的城》同样是以设问立笔,“我一直在想,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在凋谢的世道上,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令数十倍于己的强敌止步不前”,原来“他们不过是一群手持钓竿的人”“一群单纯的钓鱼人,一群到死还在为/没能帮皇帝钓起江山懊恼的人”。诗人简直是异想天开,把一群尽忠死守三十六年的将士说成是“一群手持钓竿的人”,他们一方面钓蒙古大军这条鱼,一方面又帮皇帝钓江山,一方面又被钓。钓者和被钓,都是相同的鱼饵——钓鱼城。不是血拼,也不是激战,只有交战双方都抱着“垂钓”的心态,才可以将一场战争共同推演三十六年。

《不能投降的投降》结构一样,“我一直在想,在江山改朝换代的/大势面前,一个人的气节名声和/一城人的生死,孰轻孰重?”诗人的回答是,“宁愿自己在下跪里苟且偷生/也不愿在一城人的陪葬里痛不欲生”。

诗人用三个“我的旁白”,看似回答了这部长诗的所有问题,而且甚至构成了他关于这场战争、关于钓鱼城的庞大的思想体系。然而,我依然发现诗人尚有许多欲言又止的地方。困惑也好,思索也好,只能寄希望于他在未来更大的哲学框架内去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