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建构——韩星教授的学术研究综论

李世高

儒学与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建构——韩星教授的学术研究综论

李世高

（尼山圣源书院，山东 济宁 273200）

韩星教授的学术研究以道统为核心，儒学为主体，整合诸子、道、佛，关注民间，会通中西。韩星认为：秦汉经过了有意识的儒法整合，为汉代乃至此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奠定了一个制度与文化的基础；道统是儒家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根本；应该更加全面地认识孔子学说的内涵、精髓与价值。韩星对儒教、三教合一、五教和合等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作为一个现代儒者，韩星教授还关注民间儒学、社会儒学的发展。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韩星教授初步建构了以儒学主体性为基础的学术思想体系。

韩星；道统；主体性；儒法整合；文化复兴

韩星教授1960年6月出生于陕西蓝田，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史学博士毕业，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际儒联理事及传播教育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政治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等。韩星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儒学、儒教研究，在《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出版著述多部，主编过《中和学刊》《中和丛书》等，曾做过山东教育电视台“孔子大学堂”、陕西电视台“知道中国”主讲嘉宾。韩星教授的学术研究以道统为核心，儒学为主体，整合诸子、道、佛，关注民间，会通中西。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他对儒学和中国文化有了宏观整体的把握和中正平和的认识，初步形成了系统博大的学术思想体系。

一、重建道统

韩教授特别重视道统的重建。他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失落了几千年的道统，至今不能回归大中至正之道，而道统是儒家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根本。要讲清楚其源流本末，重建道统，就要走出疑古时代，上溯古代圣王。为此，韩教授撰写并发表了《帝尧与儒家思想的渊源》《黄帝与中国原创文化的人文精神》等论文，主持或参与撰写《陕西省志·黄帝陵志》《黄帝文化志》等论著。

对于中国文化的统系，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它有一个统系，就是以道统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圆锥结构，道统在圆锥体的顶点，如天上的北辰，其他各个统系如政统、学统、教统、文统、法统如众星环绕。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政统、学统、教统、文统、法统时而断，断了可以再续起来，唯独道统不能断。道统一断，缺乏一以贯之的统系，其他各统就会偏离正道，走向异化。当然，如果道统不能下上贯通，成为孤悬的形而上学体系，成为一种教条，也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同时他认为，对中国文化来讲，如果道统断流，中国文化的这条河流必然枯竭并走向衰亡。

二、儒学研究

（一）先秦及汉代儒学研究

关于孔子，韩教授于2017年出版了《走进孔子——孔子的思想体系、价值和命运》一书，围绕孔子的思想学说、人格境界及历史命运，长时段、大跨度地展示了孔学的内涵、精髓与价值。韩教授对孔子的思想体系重新梳理和定位，提出了自己的新见。黑格尔曾认为《论语》只是一些善良、老练、道德的教训格言，没有思辨的哲学，孔子只是一位智者，算不得哲学家。在本书第一编第二章，韩教授对孔子的思想体系进行了重构：一是以“仁”为支柱的修己之学，二是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而以“中庸”为基本原理的“中和论”把以上两部分有机地结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修己是治人的前提和条件，治人是修己的目标和归宿。而修己、治人两大部分思想内容的构建又是以“中庸”为基本原理的，“和”是完成整体构建的方法论原则和标准。本书还对孔子的政治思想与为政之道、孔子教育教学思想、孔子的祭祀观念及其人文精神、中和之道与君子人格等也做了阐释。该书第二编对孔子在20世纪的命运做了概述，涉及20世纪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不同层面。该书第三编对孔子儒学的当代价值从几个方面做了阐述。

关于孟子，韩教授主要阐发其批判精神和大丈夫人格。2006年他在《儒林》第三辑发表的《孟子的批判精神及其现代价值》一文归纳孟子的批判精神：以天人合一、仁民爱物的理想对兼并战争进行批判；以道高于势、德尊于位的人格挺立对霸道政治进行批判；以浩然正气培养出的大丈夫人格对纵横之士进行批判；以辟杨墨、息邪说、正人心为职志进行学术思想批判。2014年他在《孔子研究》发表了《孟子的大丈夫人格及其历史影响》一文，认为孟子提出大丈夫人格作为理想人格范式，以修养“浩然之气”作为其内在的精神支撑，最高境界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只有懂得这种大丈夫人格及其底蕴，才能真正懂得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真精神。

关于荀子，韩教授主要关注其治道、礼义构建和礼教思想。2008年他在《儒林》第四辑发表的《荀子的治道及其当代价值》一文认为荀子治道基本内容是：人道政治—治道总论；隆礼重法—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德刑兼用；粹王驳霸—王霸并用，有治人，无治法，人法兼取。荀子的治道成为秦汉以降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采用的治道模式。2015年他在《黑龙江社会科学》第1期发表了《荀子：以仁为基础的礼义构建》一文，他认为荀子继承了孔孟仁学的基本精神，以仁义为本，以礼义为用，形成了以“仁”为基础，包含了仁、义、礼、乐、法、刑在内的博大体系，注重人道为本的礼义道德，强调体道与修身，发挥礼义的社会政治功能。2017年他在《东岳论从》第3期发表了《荀子礼教思想与社会教化》一文，他指出：荀子以天人相分、归本仁道来探讨礼教的本源；以本始材朴、性伪之辨揭示礼教的人性论依据；以礼义之化、富而教之为礼教的基本途径；以圣人之伪、以道教人为礼教的理想目标；为学不已、尊师重礼是礼教的具体实践；治教合一、美政美俗是礼教的双重功能。

先秦儒学到汉代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学界对此探讨不够。韩教授在《孔子研究》2006年第5期发表了《秦汉政治文化整合中儒家思想的变异》一文，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发表了《论秦汉政治文化整合过程中法家思想的变异》一文。在这两篇文章中，他把儒、法思想从先秦到秦汉的演变放在秦汉政治文化整合过程中来看，指出整合前后的儒、法思想发生了许多变异：如儒家社会批判精神的遗失、君臣关系的扭曲、礼乐传统的变异、民本思想的遗失、人间真性情的遗失，等等。法家“法”的精义，变革现实的精神，贵公抑私精神，以及法、术、势结合的理论体系等的变异，使法家后来成为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

2011年韩教授在《国际儒学研究》第十八辑（上册）发表的《汉初儒学的思想整合》一文中指出：汉初儒家以经学为基础，以儒为本，吸收各家思想学说，探讨政治统治的理论和社会治理的方法等，反映了汉初思想整合的基本趋势。汉初儒学以董仲舒为代表，关于如何评价董仲舒，韩教授认为：“董仲舒精通五经，尤致力于《春秋》公羊学，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汉代仁义礼智信‘五常’核心价值观，重建王道政治，批判现实、规范和匡正时君世主。同时他也受《诗经》《尚书》《左传》《周易》的影响。在儒家内部整合孟荀，在儒家以外以儒为主，整合道、法、阴阳、墨家等，构建了博大精深的新儒学思想体系，使得他成为一代大儒，实现了儒家思想在汉武帝时代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结合，奠定了经学、儒学在汉代以后的主流和主导地位。”[1]

（二）儒学重大问题研究

对于儒学的一些重大问题，韩教授都做过专题探讨。关于儒家治道，韩教授在《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2期发表的《寓治于教——儒家教化与社会治理》一文认为，教化是儒家政治文化的轴心，穷则“寓治于教”、达则“寓教于治”是士大夫阶层政治实践的基本选择和现实追求。儒家历来重视教化，将教化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儒家教化主要从道德教化、礼乐教化、宗教教化三维展开，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儒家教化与社会治理的多维结构：教化与富裕、道德教化与政令刑法、礼教与刑罚等。韩教授在《榆林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发表的《寻求长治久安之道——汉初儒者的治道思想》一文，通过对汉初统治集团寻求长治久安之道的考察，认为汉初陆贾、贾谊、韩婴在思想上都具有以儒为本，兼容道（黄老）、法的特点，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治道思想，影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他在《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2期发表的《荀子三才构架下的国家治理体系》一文指出，荀子在上古以来“三才观”的基础上创设了更为完备的三才构架，建构了以礼义为主干的国家治理体系，以圣人为治道的最高担当者，以君子为治道的主体，使礼义在治道中居中制衡，上通下贯：向上君子希贤希圣，追求人生修养和政治理想；向下援法入礼，礼法合用，融为一体，形成了立体的国家治理体系。此外，还有《〈韩诗外传〉的治理之道》《河间献王的治道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由文武之道到文武之政、文武之教——儒家治理之道的现代意义》等文章，都对儒家治道有过讨论。

关于儒家的政治立场，长期以来国人形成了一个基本看法：两千多年来儒学为封建帝王的统治提供理论基础，儒家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帮凶等。韩教授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发表的《先秦儒家道统意识与批判精神》一文指出：儒家与专制问题是近代以来颇有歧义和误解的一个问题，有必要正本清源，纠正偏激之见。他认为：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存在着一条若明若暗的线索，这就是儒家的批判精神，甚至可以说就是反专制主义的传统。这种批判精神的支撑源于儒家道统，从孔子开始儒者高扬“道统”，以与君主所代表的“政统”形成两个相涉而又分立的系统，道统之中不再有历代帝王的地位，而政统中的历代帝王则要接受道统的指导；又形成了以道抗政、以德抗位的传统，来限制皇权的过度集权专制[2]。2017年，韩教授的《儒学新诠》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第十二章《古代王权政治与儒家的批判传统》较系统地梳理了从先秦到清末在古代王权体制下儒家的批判传统。对这一学术问题进行历史梳理并正本清源，体现了他强烈的社会政治关怀意识。

关于儒家人文精神，2012年韩教授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儒家人文精神》一书，该书视野开阔，以儒家为主，涉及经史子集、诸子百家，能够兼容并包，融汇中西。他在书中揭示了儒家人文精神的内涵，中国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不是西方人所说的“人文主义”。“人文”一词在中国古籍中指诗书礼乐、人伦道德，即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纵横交织的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所构成的复杂社会关系网络及处理这些关系的规范等。儒家的人文精神形成有一个发展和转变的过程，春秋时期人文思潮的蓬勃兴起，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传统和文化发展的基本走向。

关于儒家核心价值观，韩教授《儒家核心价值体系——“仁”的构建》一文认为：“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之核心，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是儒家以人为本的集中体现，通过自爱、爱亲人、泛爱众、爱物惜命、敬事鬼神等层面展开。在《汉代经学与“五常”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一文中他指出，仁、义、礼、智、信“五常”是超越时空、恒常不变之道，是经过儒者长期的精心筛选、提炼、组合而构建起来的核心价值观。由先秦孔、孟、荀，经汉初贾谊、陆贾、韩婴到董仲舒，初步形成了以“仁”为核心，仁与义、礼、智纵向展开的内在思想结构，后来《白虎通》总结，扬雄、王充等人补充、修正，初步构建起“五常”价值观。

关于儒教问题，韩教授参与了10多年前由李申教授的《中国儒教史》引发的学术讨论。2004年韩教授《儒教问题：争鸣与反思》一书出版，对儒教问题产生的由来和争鸣情况做了梳理。后来他对这个问题不断研究和思考，公开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于2017年出版了《儒教的现代传承与复兴》一书，这是一部时间跨度大、涉及面广的儒教研究新成果。该书梳理了中国大陆发生的孔教活动及其思想理论，以及对海外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从中国儒教发展史来看，该书接续了李申的《中国儒教史》，对百年来以孔教的形式发展演变的历史进行梳理，勾勒出儒教现代传承与复兴的历程，填补了此领域的空白。在儒教史梳理的基础上，韩教授对儒教相关理论问题也形成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指出，对近代以来儒教、孔教是否“宗教”的问题，最常犯的毛病就是以二元对抗思维模式简单地以“是”或“否”来回答。在本书“序言”中他强调儒教不是关于鬼神迷信的宗教，而主要是以人文理性为核心，以圣贤人格为楷模，以道德精神为依归的信仰体系，主要包括学校教育、社会教化以及必要的宗教性礼仪形式。在此基础上，他还进一步提出“教统”之说[3]。

（三）当代新儒学研究

韩星教授以一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和社会担当精神进行学术研究，具有深刻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在回应时代的文化问题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社会儒学”就是他提出的具有影响的当代新儒学观点之一。他指出：在儒学史上，心性儒学、政治儒学与社会儒学在博大精深的儒学体系中构成一种三元合和关系，形成了不尽相同的特性。社会儒学的基本面向是民间社会，与百姓人伦日用有密切关联，是指普通民众对儒家文化的无意识认同和践行，是存在于普通百姓生活方式、生活习惯、风俗习气、品行操守中的儒学，其主体实践形式主要是社会教化，包含道德教化、礼乐教化、宗教教化等多个层面[4]。韩教授梳理了历史上社会儒学的逻辑理路：修身是社会儒学的根本，家庭是社会儒学的基石，社群组织是社会儒学的展开领域，天下大同是社会儒学的最高理想。这些思想形态在社会层面逐步展开，发挥其社会功能，构成了社会儒学的整体逻辑[5]。在当今中国特色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已出现了不少儒家特色小城镇，这属于城镇社区儒学。乡村儒学+城镇社区儒学就是社会儒学展开的新领域。目前还有更多的大中小城镇社区需要儒学开垦和播种，需要培育大量儒者参与城镇社区儒学的推广、传播中，以书院、讲堂、祠堂、文庙等传统儒教资源为基础，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与学界、政界、商界结合起来，共同构建城镇社区的精神家园[6]。在理论上，韩教授指出儒学现代转型的逻辑起点是如何对内圣外王进行现代诠释和转换。在今天儒学全面复兴的过程中，还应以内圣外王为基本结构重建当代新儒学。为此他提出了彰明仁道、修身为本、思想整合、社会儒学、制度建构的思路，即以儒家中和之道整合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社会儒学，上升到内圣外王之道，以重建圆融、圆满的新儒学体系[7]。

三、以儒为主，多元整合

（一）儒法整合

200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先秦儒法源流述论》一书是韩教授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专著，该书从政治文化角度系统梳理和探讨儒、法思想的渊源与流变，并着重辨析儒、法两家思想范畴的产生与发展情况等内容，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观点，研究方法也有独到之处。在《绪言》中他说明写此书的学术动因是有感于“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大谈所谓“儒法斗争”，不能对儒法关系从学术上实事求是地研究。于是他决定采取新的思路：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把先秦儒、法结合起来进行历史的对照考察，在探讨儒、法思想根源时着重法思想与礼乐文化的渊源关系考察；在春秋战国之际既注意儒、法思想形成学派后的对立、争辩以及战国中后期走向兼综和合的情况；最后把研究视野延伸到秦汉时期，关注儒、法两家的最终归宿，并把其归宿提到当时社会政治文化整合的高度来认识。

秦汉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秦汉儒法整合具有重要意义。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重视不够，也一直没有讲清楚。韩教授认为：“秦汉经过了有意识的儒法整合，为汉代乃至此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奠定了一个制度与文化的基础。”[8]3韩教授发表于《哲学研究》2009年第2期的《霸王道杂之：秦汉政治文化模式考论》一文认为：以儒、法思想为学术基础，兼用霸王，杂用诸家，是从汉朝兴盛以来一直在积极进行政治文化整合的基本思路，其最终成果是在武、宣时期基本上形成了这种“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文化模式。这一政治文化模式自定型以后至清末，在基本结构上没有什么变化，在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制度与意识形态的连接部位起着一种支撑和稳定作用。

（二）三教合一

在历史上，儒家对道教、佛教经过整合，形成了宋明理学这一新儒学的形态，以儒为主，道佛辅助，三教合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结构。韩教授主持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中国古代处理儒释道三教关系的历史经验研究”，已写成书稿。该书在政教关系视野下通过细致梳理历代朝廷对待儒道佛三教的态度、政策、管理等相关内容，在政教互动的历史进程中加以动态把握，有史有论，史论结合，尽可能地展示魏晋南北朝至清末历代朝廷处理三教关系的史实，总结经验教训，以为今日处理复杂宗教问题提供历史借鉴。韩教授在《初唐儒家话语下的三教关系》一文中认为唐太宗采取了重儒、崇道、尊佛的总体政策。具体而言，即重儒以寻求道统的合法性，确立治国理政的主体；崇道以寻求血统的正统性，确立皇权的合法性；尊佛以重建精神信仰，以为归化民心的工具。在确立儒学官学正统地位和国家民族主体信仰地位的前提下，逐渐形成了以儒为主，以佛、道补充和辅助，儒、佛、道三教并行，三元和合的思想格局。历代帝王处理三教关系，大都懂得先确立儒家的主体地位，在此基础上也运用多样化的调节手段，促进三教会通融合而不是排斥冲突，实现了从三教融合到三教合一，体现了中国文化兼容并包、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多元一体的基本特征。

到了近代，从三教合一演变成了五教和合的问题，这也是韩教授关注和研究的方向之一。他认为传统儒家经过上千年的努力，已经成功地处理好了与诸子、道、佛的会通融合问题，虽然历史上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有过交流会通，但是还没有最终完成五教和合，还需要继续儒伊、儒耶会通。

（三）儒伊会通

韩教授以回族为例，对伊斯兰教如何融入中国文化进行研究。他考察、分析伊斯兰教进入中国1300多年发展的历史，认为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都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文化体系；伊斯兰教在中国不像佛教、基督教那样向汉人传教，在多元文化的长期共存中寻求独立自主的发展；中国伊斯兰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以儒诠回，寻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次融合；回族是伊斯兰教中国化即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流、融会的成功典型[9]。明清之际的“以儒诠回”汉文译著活动，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代表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正道。穆斯林学者以儒学诠释伊斯兰教而坚守伊斯兰的宗教本质，在儒家思想的影响和渗透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思想体系，有助于消除民族隔阂与民族偏见，促进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次融合[10]。在儒伊会通方面，他还对历史上一些典型人物做了个案化研究，撰写了《元儒臣廉希宪的儒学思想与政治实践》一文，对元初维吾尔儒臣廉希宪的儒学思想与实践进行梳理。

（四）儒耶会通

对于儒家与基督教的会通，韩教授发表于《宗教学研究》2002年第2期的《儒教是教非教之争的历史起源及启示》一文指出：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既忠于他们心目中的上帝，又具有足够的智慧、学识和度量，采取了独特的传教策略。可惜利玛窦逝世后，既定的传教策略受到后来者以及罗马天主教会的怀疑，认为利玛窦的做法是迎合儒家，他们反对教士容忍中国教徒祀孔祭祖，导致了“礼仪之争”，这一争论延续到近代。韩教授的《儒家“三祭之礼”的人文精神及其与基督教的会通》一文梳理了儒家“三祭之礼”和基督教的人文精神，认为这是二者会通的基本途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在明末清初奠基的汉学与神学共治的传统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为儒家与基督教的会通开辟了道路。

（五）五教和合

对于五教和合，韩教授提出：“儒家的现代性转换仍然可以从其悠久的历史传统、博大精深的内容和开放圆融的精神中吸收营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走向未来：面对多元宗教，立足传统，和合五教，促进人类大同。”[11]在新近撰写尚未发表的《以儒为主，和合五教》一文中，他认为：从三教融合到三教合一是中国文化内在结构的动态演变过程，但人们往往忽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交流融汇，忽视正在形成五教和合的趋势。近代以来儒释道耶回五教和合的观念和实践为人们所重视，将是今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中国文化有实现五教和合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土壤，这不仅对中国，也对世界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交流融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历史上为什么会形成以儒为主、多元整合的宗教文化传统问题，韩教授从几个方面加以阐释：第一，儒家在中国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第二，儒家一些核心价值观念，如以人为本、仁者爱人、贵和尚中、和而不同、以和为贵、中庸之道、忠恕之道等，使得中国文化中罕见宗教狂热，没有发生激烈的宗教冲突和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后，与其他宗教相互尊重、彼此共存、不断融合，使中国成为世界各种宗教的“大熔炉”；第三，儒家也有宗教性和宗教维度，可以应对多元宗教，对话交流，与其他宗教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第四，儒家不是典型的宗教，本质上以人文理性为主，具有复合形态，不同于其他单一的宗教，形成“圆教”，故能够兼容并包其他宗教[11]。

四、结语

韩教授还关注民间儒学儒教，对段正元与道德学社进行了长期研究，整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撰写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试图通过吸收段正元的思想，借鉴道德学社的经验，充实完善当代新儒学理论和社会儒学实践。他也重视会通中西，对唐力权综合中西哲学的场有哲学亦情有独钟，曾撰写《场有与中道》《场有哲学与儒家身心观发微》《场有哲学与道家道教身心观发微》等论文参与研讨。他在《河北学刊》2015第1期发表的论文《仁道——人权理论的价值基础》中指出：儒家仁道观念可以成为人权理论的价值基础，以弥补西方人权理论过分强调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的弊端。他在《哲学动态》2016年第10期发表的《“仁”、“正”、“中”、“和”——儒家古典正义论的逻辑展开》一文中指出：人道为大、仁道为本是儒家古典正义论的价值基础，人道政为大、政者正也是儒家古典正义论的核心内涵，中正无偏、由中致和是儒家古典正义论的实践途径。

作为陕西关中走出来的现代儒者，韩教授对“关学”及其现代转换也多有撰述，在他身上体现了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气象，以及关学躬行礼教、崇尚气节、挺立道德人格等基本特征。韩教授以儒学研究为主，目的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2017年，他的新著《中国文化通论》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该书中，他把中国文化看成一个有机整体，把握其内在特质，摆脱一般“中国文化史”采取的“中话西说”形态，从多个角度切入对传统文化深层精神结构予以分析、概括和提炼，该书内容涉及中国文化的结构模式、发展历程、基本精神、文化统系、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修养之道、人格范式等方面，较为全面地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同时检视中国文化自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危机和转型的道路与方向，对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有所辨析。韩教授的这些研究，对于全面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和发展，都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1] 韩星．董仲舒以经学为基础构建儒学思想体系[J]．衡水学院学报，2019(2)：17–27．

[2] 韩星．重建中国式的道统与政统关系[J]．人民论坛，2013(7)：54–65．

[3] 韩星．儒家教统：教化、教育与宗教[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3-23．

[4] 韩星．社会儒学：儒学的现代转型与复兴之路[C]//中国儒学：第8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386–420．

[5] 韩星．社会儒学的逻辑展开与现代转型[J]．东岳论从，2015(10)：5–14．

[6] 韩星．社会儒学的新领域：城镇社区儒学[J]．江汉论坛，2018(9)：54–58．

[7] 韩星．内圣外王之道与当代新儒学重建[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6(6)：19–28．

[8] 韩星．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9] 韩星．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启示[C]//宗教研究：第2期．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198–215．

[10] 韩星．儒学在历史上对我国伊斯兰教的影响[J]．中国宗教，2019(7)：28–30．

[11] 韩星．和合五教，促进大同[N]．中国民族报，2019-06-04．

G251

A

1006–5261(2021)03–0071–07

2020-12-24

李世高（1975― ），男，湖南绥宁人，硕士。

〔责任编辑 刘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