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魏代“曹植集”的生成及其集部史意义

徐昌盛

三国魏代“曹植集”的生成及其集部史意义

徐昌盛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0）

三国魏代的曹植别集已知有三种，即曹植亲自编定的单一文体别集《前录》、魏明帝编的兼备众体的官修别集和曹志家藏曹植亲自编定的兼备众体的别集。曹植的别集，不仅开创了生前自编别集的方式，而且主动进行选择，具有了精选的功能。这是曹植“立功”不得而转向“立言”传世的无奈选择。曹植早慧，诗文兼擅，作品颇受时人的欢迎，具有广泛传播的价值，因此魏明帝编纂结集并“副藏内外”，满足了当时社会对曹植作品的需要。曹植自觉作品“芜秽者众”而“删定别撰”，又有《七启序》列举了作为模拟资源的“七”体经典作品，开创了总集“采擿孔翠”的功能。

曹植；别集；生成；集部史

曹魏时期的曹植别集，已知的有三种①：一是曹植亲自编定的赋体别集《前录》；二是曹植去世后，其侄魏明帝亲自编定的官修别集，魏景年间（237―239年），明帝曹叡“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1]576；三是曹志家藏的曹植亲自编定的兼备众体的家藏别集，同时撰有目录。《晋书·曹志传》载：“帝尝阅《六代论》，问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对曰：‘先王有手所作目录，请归寻按。’还奏曰：‘按录无此。’”[2]1390这三种别集的编撰，具有四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曹植创新了别集的编纂方式和扩大了收录范围，属于别集发展史上的重要变革；二是曹植创造了自编别集的形式，从心理动机上看，是“立功”无望转向“立言”传世的无奈选择；三是在可知的三国编纂别集甚少的情况下，曹植一人独占三种，这是由曹植文学的杰出成就决定的；四是曹植别集的“删定别撰”和模拟创作对象的选取具有精选的性质，为总集的“采擿孔翠”准备了条件。

一、死后他编：早期别集的生产方式

别集的形式，《后汉书》已有记载，如《刘苍传》载汉章帝在刘苍去世后，“诏告中傅，封上苍自建武以来章奏及所作书、记、赋、颂、七言、别字、歌诗，并集览焉”[3]1441。又如《列女传》载班昭“所著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子妇丁氏为撰集之，又作《大家赞》焉”[3]2792。“集览”“撰集”，是说东汉早期刘苍、班昭的文章已经得到了专门的汇聚，而“集览”“撰集”由中傅、丁氏所为，说明在作者死后作品由他人收集编撰，编纂者的动机主要是纪念逝者。但真正意义上的别集出现，有待于文学观念的进步，而邺下时期的文学繁荣正好为其准备了条件。曹丕是总集的最早编纂者，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说：“徐、陈、应、刘，一时俱逝……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4]591章学诚指出：“魏文撰徐、陈、应、刘文为一集，此文集之始，挚虞《流别集》，犹其后也。”[5]学者据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认为此文集就是“邺中集”，虽然书名未必如此，但因邺下集会而成就第一部总集却是事实。曹丕也是别集的最早编纂者，最可靠的依据是《孔融集》的编纂②。曹丕钦慕孔融的文章，亲自征募孔融的作品并按照一定的文体顺序结集为25篇：“魏文帝深好融文辞，每叹曰：‘杨、班俦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所著诗、颂、碑文、论议、六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凡二十五篇。文帝以习有栾布之节，加中散大夫。”[3]2279孔融惨遭曹操杀害，由曹丕下令募文并奖掖冒险收孔融父子尸首的脂习，可推测此别集当结集于曹操逝世后的黄初年间（220―226年）。前述刘苍、班昭的作品撰集，编撰者与传主都有特定的职业或血缘联系，如中傅是刘苍的老师，丁氏是班昭的儿媳，而曹丕与孔融既无职业的关联，又无血缘的责任，甚至其父亲曹操与孔融还是政敌，可知曹丕的编撰动机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其实是建安文学自觉的体现。简而言之，《孔融集》的编纂，完全出于曹丕的文学爱好，反映出文学观念的进步促成别集编纂宗旨的变化。

曹丕编纂总集《邺中集》和别集《孔融集》，是史有明载的确凿事实，已经奠定了曹丕在集部发展史上的地位。《孔融集》属于他编别集，有刘苍、班昭的经验在前，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学观念的新变，但相较属于创作主体自我选择的自编别集来说，属于纪念性质的死后他编别集，其在文学自觉和著述观念的进步方面稍逊一筹。曹丕到底有没有自编别集，一直是聚讼纷纭的话题。有学者指出曹丕已自撰别集，最典型的证据是曹丕《典论·自叙》说“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览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所著书、论、诗、赋凡六十篇”[6]447，又《魏书·文帝纪》载曹丕与王朗书说“故论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1]88，亦载“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1]88。但这些材料都不足以证明曹丕自编别集，兹试辨析如下：一是作品数目不稳定。建安二十二年，曹丕创作《典论》时作品已有60篇，同年与王朗写信时已“盖百余篇”，应该是加上《典论》的22篇和新创作的10余篇，但本传又说“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不足100篇，如果曹丕给自己编集，篇目应该是稳定的，而著录的数量不断变化，则说明一直未曾编集，且不断地新增和舍弃。二是不符合当时著录惯例。曹丕本传在“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下紧接说“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1]88，如果已有别集，则当有“号（名）曰……”的提法，比如范慎，《吴录》载其“著论二十篇，名曰《矫非》”[1]1363，又如卢钦，本传载“所著诗、赋、论、难数十篇，名曰《小道》”[2]1255，可见曹丕应无自编的别集。又有学者据曹丕“文帝集序”载“上平定汉中，族父（曹洪）都护还书与余，盛称彼方土地形势，观其辞，如陈琳所叙为也”[4]585认为，曹丕指出《为曹洪与魏文帝书》是陈琳代拟，这是进行了实际作者的甄别，因此曹丕所作序文是通过注释型“副文本”的形式来点明真实作者，而自题《答（曹）洪书》更是自编别集的印证[8]。值得注意的是，曹洪是武将出身，让文士代笔本是常情③，因此无论《为曹洪与魏文帝书》是否出于陈琳之手，曹丕的回信只能给曹洪，并不需要用“副文本”来特别说明；又《答（曹）洪书》作于建安二十年（215年），时曹丕尚是五官中郎将，曹洪属于长辈，序内既称“族父”，篇题又直呼曹洪姓名，不合礼仪，则《答（曹）洪书》不可能属于曹丕的自题。《魏文帝集》以曹丕的谥号命名，自然属后人的编纂，曹丕自编别集的提法，目前仍缺乏可靠的依据，至少在现存资料中，尚未见到曹丕自编别集的提法。卞兰《赞述太子赋并上赋表》：“窃见所作《典论》及诸赋颂，逸句烂然，沈思泉涌，华藻云浮，听之忘味，奉读无倦。”[7]曹丕为太子时是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当时卞兰唯提及诸赋颂，当没有看到曹丕的别集。黄初三年（222年）孙权向曹丕呈报夷陵之役的胜利，胡冲《吴历》说：“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1]89曹丕自重其文，特意赐予《典论》和诗赋，若有别集则不容不提，可知此时曹丕的诗赋未曾结集，也说明当时应不存在生前自编别集的习惯。曹丕最欣赏的文人是徐干，认为其“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4]591。《中论序》应该是徐干同时人的作品，评价徐干曰：“君之性，常欲损世之有余，益俗之不足。见辞人美丽之文，并时而作，曾无阐弘大义，敷散道教，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废诗赋颂铭赞之文，著《中论》之书二十篇。”[8]其中对子书直提书名，对诗赋铭赞则未提书名，可知当时尚无别集。

那么曹丕为何未将自己的作品结集呢？据前述刘苍、班昭、孔融的别集可知，最早的别集编撰是尽可能地汇聚他们的所有作品，只要看看曹丕不惜重金赏赐上献孔融文章者的诏书即可体会，此时别集的编纂体现的是“网罗放佚”的功能。与当时结集成书最普遍的《典论》《中论》等结构缜密、体系完整的子书相比，别集不是系统的著作，缺少严格的规范，只是尽可能地搜罗作品，因此死后编纂是合乎情理的，且当时应该没有为生人编集的惯例，因此曹丕没有自撰别集行世。

二、自编精选：曹植与别集编纂的创新

产生于曹魏时期的曹植别集，已知的共有三种，其中魏明帝曹叡对曹植作品的编集，遵循了其父曹丕编《孔融集》的先例，延续了别集死后他编、汇聚众体的传统，其他两种都由曹植手自编定，这在别集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开创了生前自编别集的方式。《前录自序》④说：“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虽触类而作，然芜秽者众，故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9]647《前录》的创作时间应该是曹植生命的后期，赵幼文说：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陈思王传》注引《典略》：植与杨修书曰：今往仆少小所著辞赋一通相与。修答书曰：猥受顾赐，教使刊定云云，与此录自序所言相印合，其即此录尝以属杨修点定者。建安十九年徙封临淄之后事也。”案姚氏谓自序写于建安十九年后，而且指出此七十八篇赋即属杨修点定者。这一论点之成立，是以曹植与杨修书和修复书为其论证的依据。考序句云：“所著繁多，芜秽者众，故删定别撰。”是曹植自刊定，和杨修没有必然的联系，而又缺乏史实的根据。从序文所述，《前录》包括赋计七十八篇，既说是前录，则必有后录。可以推测，曹植编集的原则，根据文体以类相从，或许又以创作先后为次第，而且手定目录，则写序必在晚年。因此《前录自序》，不可能作于建安时期，姚氏的意见，或者不足为定论。[9]648

姚振宗所言确无依据，不可信从。赵幼文说“写序必在晚年”，很值得注意。曹丕在位的7年间，曹植不仅一举一动被朝廷派遣的典签严密监视，而且被辗转分封于贫瘠之地，以致“连遇瘠土，衣食不继”[9]586、“桑田无业，左右贫穷，食裁糊口，形有裸露”[9]584，很难有闲情逸致关注自己的文学创作。曹叡即位后，出于对叔父的照顾，将曹植徙封于东阿，曹植自称“转居沃土”。明帝期间，曹植的境遇大大改善，具备了整理自己作品的条件。因此，判断《前录》作于魏明帝即位的太和元年（227年）至曹植去世的太和六年（232年）间更为合适。曹植的单一文体别集《前录》和兼备众体、有目录的家藏别集，都属于曹植生前亲自编撰的别集。这种亲自编定的别集，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具有开创性意义。在曹植之后，自编别集的还有孙吴的经学家薛综。《三国志·吴书》薛综本传曰：“凡所著诗、赋、难、论数万言，名曰《私载》，又定《五宗图述》《二京解》，皆传于世。”[1]1254薛综的文章汇集成《私载》一书，察其书名，应是作者亲自编集。《私载》汇集各体文章，颇有总结一生的意味，很可能是薛综晚年所作。薛综卒于赤乌六年（244年），则《私载》之撰竣应不晚于244年，距离曹植去世的232年不过12年，因此基本属于同时代的编集实践。根据曹植的《前录》、薛综的《私载》和卢钦的《小道》可知，早期的自编别集，似乎不大以集命名，应该源于古人谨慎“立言”，因此措辞颇为谦逊，意思是芜秽者众、不值一提，仅私下收藏、以资搜检而已。

其次，使别集具有了精选的功能。好作品的出现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任何一个作家都不会满意自己的所有作品，因此没有汇聚所有作品的动机和必要，有时甚至会悔其少作，主动藏拙。曹植是“建安之杰”，赋是邺下集会即兴创作的主要文体，在编撰赋体别集《前录》时尚且自觉“芜秽者众”，因此自行编集进行精选是合乎情理的。曹植之子曹志提及“先王有手所作目录”，既有目录，则曹植很可能对平生之作进行了一番选择，则曹志家藏的曹植别集，当属于兼备众体的选集。前述曹丕所赐卞兰的“诸赋颂”和赠予孙权、张昭的“诗赋”，自然是曹丕经过细心挑选的得意之作，说明当时作者自选作品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直到曹植才开始将自选作品编撰成集。曹植在《别录》中说“删定别撰”，说明他对“所著繁多”的赋体进行了精选，客观上体现了“采擿孔翠”的功能。在家藏别集中，他又亲自对平生的所有文章进行选择并编定目录，主观上是想使佳作流传于世，带有借助文章名垂后世的动机。

三、“立言传世”：别集编纂的心理动机

曹植创造自编精选别集的形式，究其心理，是“立功”无望而转向“立言”的无奈选择。

东汉末期，追求不朽成为文人学士的共同心理。儒家旧有“三不朽”之说，《左传》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10]1152–1153孔颖达说：“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10]1152“立德”属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圣人之事，非常人所能望其项背，因此“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的“立功”和“言得其要、理足可传”的“立言”成为现实的追求，故杜预说：“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几也。”[2]1025东汉中后期的王符《潜夫论》说：“夫生于当世，贵能成大功，太上有立德，其下有立言。”[11]徐干《中论》说：“故司空颍川荀爽论之，以为古人有言，‘死而不朽’，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身殁矣，其道犹存，故谓之不朽。夫形体者，人之精魄也；德义令闻者，精魄之荣华也。君子爱其形体，故以成其德义也。夫形体，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寿与不寿，不过数十岁；德义立与不立，差数千岁，岂可同日言也哉！”[12]无论是王符的突出“立功”，还是徐干的重视“立德”，皆说明“三不朽”是当时文人学士的关注点。曹植说“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盖功德者所以垂名也”[1]569，又说“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4]594，体现了汉末时代思潮的影响。曹植认同“立德”“立功”的传名不朽，自称“德薄”，不敢称“立德”；又说“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则“立功”垂名是他最大的愿望；“立言”本是曹植的特长，是其“立功”无门而不甘心却又无可奈何的选择。

“立功”是曹植素来的人生理想。曹植早年诗歌洋溢着昂扬向上的基调和建功立业的愿望。著名的《白马篇》中塑造的“幽并游侠儿”形象实际上是曹植自我理想的化身，又说“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那种甘愿为国家利益战死疆场的精神，也是曹植“立功”志向的体现。曹植强烈的“立功”愿望与早年跟随曹操南征北战的经历有关。曹植自称“生乎乱，长乎军，又数承教于武皇帝，伏见行师用兵之要”[9]663，他是在军旅之中成长并接受军事训练的。他又回忆早年的随征经历曰：“臣昔从先武皇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9]552“东临沧海”当指建安十二年东征三郡乌桓，“南极赤岸”当指建安十三年南征长江中游，“西望玉门”指建安十三年秋七月西征关中。曹丕说“以时之多故，每征，余常从。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张绣降，旬日而返。亡兄孝廉子修，从兄安民遇害。时余年十岁，乘马得脱”[13]301，又说“建安十四年，王师自谯东征，大兴水军，泛舟万艘，时予从行，始入淮口，行泊东山，睹师徒，观旌帆，赫哉盛矣”[13]89。建安十九年秋七月，曹操亲征孙权，曹植留守邺城典领禁兵、保卫宫省，并作《东征赋》。曹丕、曹植在青少年时期，常随曹操出征，居止皆在军中，危急险难备尝，直到建安九年（204年）八月，曹操大破袁尚攻入邺城，丕、植等人始得安居。曹丕、曹植对“立功”的赞赏，实际上是对曹操事业的钦慕和颂扬。曹操是中常侍曹腾养子出身，在汉末大乱中战胜了四世三公的袁绍、袁术，统一了北方，无疑是“立功”的典范。当然丕、植兄弟是否有乃父的军事才能，则另当别论。建安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曹操曾任命曹植为南中郎将、征虏将军去解救曹仁，然而曹植却因醉酒未能成行，从而丧失了唯一一次的“立功”机会。曹丕说：“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雕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1]88曹丕以“立德”为最高，以“立言”为次，却绝口不提“立功”，不是曹丕没有这个想法，而是当时他已是魏王太子，有条件效仿父王“立功”，后来黄初三年、五年、六年三征孙吴，就是试图“立功”的体现。

“立言”是曹植政治上“怅然绝望”[1]576后无可奈何的选择。曹植是当时最有才华、最有成就的诗人，但他只是邺下文学的参与者，曹丕才是邺下文学的领袖。曹操的长子曹昂战死宛城，曹丕作为次子是第一顺序继承人，建安十六年封为五官中郎将、丞相副，已有储君的意味，曹操说“汝等悉为侯，而子桓独不封，而为五官郎将，此是太子可知矣”[6]1141，直到建安二十二年冬明确立为太子。当然曹操也有过动摇，一度属意曹植，《三国志》曹植本传说“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1]557，《魏略》说“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仪又共赞之”[1]562“于时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于植，而（邯郸）淳屡称植才，由是五官将颇不悦”[1]603，又《魏武故事》载曹操《令》说：“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1]558。曹植以杰出的才华深得曹操的欣赏，对曹丕的太子之位造成了严重威胁，但曹植的缺点也很明显，本传载“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1]558，这件事情令曹操耿耿于怀，不止一次地说“自临淄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1]558“从子建私开司马门来，吾都不复信诸侯也”[1]558。当时盛传曹操代汉自立，曹植竟然走天子的御道，政治上缺乏敏感性，又“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1]557，加深了曹操的失望。曹植是文士，未必具备“立功”的能力，但正是缺乏军事实践的验证，反而使他充满了对“立功”的憧憬。

曹植虽以能文为名，却不满足文士的身份，他故意贬低文章的地位，实际上是宣泄对现实处境的不满。曹植《求自试表》说“今臣无德可述，无功可纪，若此终年，无益国朝”[1]566，意谓只有立德、立功才是人生的价值所在。曹植《与杨德祖书》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4]594曹植对辞赋表面上持轻视的态度，实际上是相对“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德”“功”而言的。正如陈祚明所说“非谓以翰墨为勋绩，将缘不得建功，而托之于此”[14]，是“立德”“立功”不得的愤懑。曹植仍然肯定“立言”的价值，《薤露行》称“孔氏删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9]645，若“立功”未遂，只好退而求其次，因此说：“若吾志未果，吾道未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4]594杨修写信回应曹植道：“若乃不忘经国之大美，流千载之英声，铭功景钟，书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岂与文章相妨害哉？”[1]560“铭功景钟、书名竹帛”是说“立功”与“立言”同等重要，正是对曹植的安慰。曹丕《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4]720，将“立言”视为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强调了它的不朽地位；又写信与王朗说“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1]88，将“立言”置于“立德”后而取代“立功”的地位。曹丕最欣赏的是徐干“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4]591，认为《中论》便是不朽的代表。有论者以为这是曹丕对曹植的有意抚慰[15]。无论如何，曹植并不排斥“立言”的价值，但相比“立功”来说，毕竟是次一等的。

总而言之，曹植创造了自编精选的别集形式与他后期“立功”无由而被迫转向“立言”的落寞心灵相关。“立言”是“三不朽”中的最后选择，曹丕有“立功”的机会，不必借助“立言”，因此没有为自己作品编集的必要，而曹植“立功”无望只能转向“立言”，从而开创了为自己作品编集的风气。

四、“建安之杰”：别集编纂的现实需要

三国时期的别集只有寥寥数种⑤，而曹植一人的别集已知有三种，足可证明曹植作品的重要价值和受欢迎程度。这三种别集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魏明帝为曹植编的别集，不妨称为官修别集。明帝对流传的曹植作品进行了尽可能的收集，按照文体顺序排列，并且“副藏内外”，既有正本又有副本，有意识地促进了曹植作品广泛的流传。后来晋武帝问曹志《六代论》是否其父所作，说明曹志家藏的曹植别集，连秘阁都没有收藏，那么在社会上应该没有流播，影响力有限，因此魏明帝编撰的曹植别集当是彼时曹植作品流传的最重要版本。而伪篇《六代论》的存在，曹志说“以臣所闻，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书传于后，是以假托”[2]1390，说明曹植的作品深受人们的欢迎，已经有冒名附会的作品流播，因此才有辨伪的必要。总之，曹植是建安文学最优秀的作家，生前的文名已很显著，其作品成为人们竞相阅读的对象，因此文献记载魏时曹植已有多种形式的别集，正是现实需要的结果。

曹植早慧，自述“仆少小好为文章”[4]593，本传载其“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1]557，而且终身好学不辍，魏明帝说他“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1]576。《魏略》载：

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材，谓之“天人”。[1]603

曹植从胡舞、游戏到武艺，从通俗小说到危言庄论，从经史、文章到政务、军事，无不精通，无怪乎邯郸淳叹其为“天人”。

曹植文思敏捷、才华横溢，深得时人的认可。曹植本传载：“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1]557曹丕《登台赋》说“建安十七年春游西园，登铜雀台，命余兄弟并作”[16]，曹操登临铜雀台，命丕、植兄弟等作赋，曹植表现出敏捷的才华，引起曹操的惊异，一度成为接班人的热门人选。《世语》载：“魏王尝出征，世子及临淄侯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亦悦焉。世子怅然自失，吴质耳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行，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1]609曹植具有倚马可待的才能，曹丕无法在文章上抗衡，只好矫情自饰以图保全。曹植《与杨德祖书》说：“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4]593丁廙是曹植的好友，写成文章请曹植润饰，说明他很是佩服曹植的文学才能。当时赞叹曹植才华的人还有很多，如“（邯郸）淳屡称植才”[1]603，使处于太子竞争地位的曹丕很不高兴。就创作实绩而言，邺下诗歌唱和中，以曹植的作品最为高明，如《公宴诗》“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句，是刘桢《公宴诗》“芙蓉散其花，菡萏溢金塘”的学习对象；又如曹植《斗鸡诗》描写鸡急红的眼神称“辉羽邀清风，悍目发朱光”，明显优于刘桢的“利爪探玉除，瞋目含火光”。因此可以说，曹植作品的结集满足了当时人们的期待。

曹植优秀的文章，使他在生前已赢得了“天人”的美名，而其悲剧的命运，又成为后世失意文人的寄托，因此曹植的身后名声越发显著，被谢灵运评为“才高八斗”，又被钟嵘列入上品，称为“建安之杰”，如是种种，兹不赘言。

五、“采擿孔翠”：总集变革的别集资源

《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小序说：“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17]即总集具有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网罗放佚”；二是“采擿孔翠”。总集这两种功能的开创与曹丕、曹植有密切的联系。

曹丕开创了最早的总集和别集，“网罗放佚”是它们共同的特征。建安二十二年大瘟疫，徐干、陈琳、应璩、刘桢等不幸去世，曹丕因对邺下文人的怀念而编纂了总集《邺中集》，体现出总集最早的功能是“网罗放佚”。同时，曹丕编《孔融集》也下诏募集孔融的文章，按照诗、颂、碑文、论议、六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等文体顺序汇聚为别集，说明“网罗放佚”也是早期别集的功能。

曹植亲自编撰的别集中，《前录》是单一赋体的选集，曹志家藏的曹植别集是兼有众体的选集。曹植对于总集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启迪了总集的“采擿孔翠”功能，四库馆臣“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的思想，渊源于《前录》“芜秽者众，故删定别撰”的编撰实践；二是形成了总集的单体和众体形式，后世的总集，既有《文章流别集》《翰林》《文选》等兼备众体的形式，也有《七林》《赋集》《玉台新咏》等单一文体的形式，它们最早在曹植的别集编撰中已经出现。曹植对于总集“采擿孔翠”的贡献，还在于模拟创作而进行的作品选择。《七启》应该是《前录》的一章。曹植《七启序》说：“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辩》、崔骃作《七依》，辞各美丽，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启》，并命王粲作焉。”[4]484王粲卒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他既参与《七启》的创作，知其时尚存，则《七启》是曹植在建安年间所作。曹植提及的作品中，枚乘《七发》属于“七”体的开创性代表作，而傅毅《七激》、张衡《七辩》、崔骃《七依》，也都是“七”体史上的名作，这些构成了曹植《七启》的模拟对象。如果曹植将这些作品集合在一起，就是最早的单一文体的总集，可惜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记载，但也揭示了总集“采擿孔翠”与模拟创作有很大的关联。后来傅玄在魏末编选“七”体总集《七林》，据其《七谟序》，曹植提及的“七”作悉数在列，可知曹植实际上已经完成了总集编撰的必要工作。曹植的模拟，是因为“七”体“辞各美丽，余有慕之”，是出于审美目的的纯粹文学活动，提供了邺下文学趋于自觉的佐证。尤其重要的是，曹植收集“七”体名篇，是出于模拟写作的需要，这又揭示了总集的一个重要功能——指导写作，这也是《文章流别集》和《文选》的编纂宗旨。

在集部发展史上，总集和别集虽然均起源于建安时期，并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形式上的初步确立，但总集和别集各要素的形成和发展，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些要素包含三个主要的方面：一是根据编者身份，可分为自编和他编；二是根据文体形式，可分为单一文体和兼备众体；三是根据编撰目的，可分为“网罗放佚”和“采擿孔翠”。这三个要素互相交叉，派生出后世总集和别集的基本形态。

① 这三种别集向来为学者所公认，徐有富《先唐别集考述》有详细论证，作者据魏明帝诏认为明帝给曹植编的文集属于官编别集，据曹植《前录序》认为曹植也为自己编过文集，据《晋书·曹志传》认为“曹植不但将自己的作品编辑成集，而且还编了个人作品目录”（《文学遗产》2003年第4期）。吴光兴《以“集”名书与汉晋时期文集体例之建构》（《文学遗产》2016年第1期）也持类似意见。

② 一直以来，学者普遍认为曹丕还编有《繁钦集》《陈琳集》，依据是《文选》李善注两引“文帝集序”。一是繁钦《与魏文帝笺一首》李善注载：“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谯，繁钦从。时薛访车子能喉转，与笳同音。钦笺还与余，而盛叹之。虽过其实，而其文甚丽。”二是陈琳《为曹洪与魏文帝书一首》李善注载：“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汉中，族父（曹洪）都护还书与余，盛称彼方土地形势，观其辞，如（知）陈琳所叙为也。”但近来有学者否定了“文帝集序”是曹丕为《繁钦集》《陈琳集》所作的序言，指出当是“对繁钦、陈琳二笺所作的解题”，此论可从，参见李成晴《中古别集篇序、并载之体例及其副文本功能》（《文学遗产》2019年第3期）。

③ 曹洪说“欲令陈琳作报，琳顷多事，不能得为”“故颇奋文辞，异于他日。怪乃轻其家丘，谓为倩人，是何言欤”（《文选》卷四一），声称文章出自己手，但曹丕认为是陈琳的文笔，后世也判为陈琳所作。实际上，代拟文章是古往今来秘书机构的基本职能，如果代拟文章是秘书的职业性工作，那么署名权就只能归座主。

④ 《艺文类聚》卷五五作《文章序》。

⑤ 可以确切稽考的有曹丕《孔融集》、薛综《私载》等。

[1]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 萧统．文选[M]．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

[5]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80．

[6] 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7]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1223．

[8] 徐干．中论[M]．《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青州刊本．

[9] 曹植集校注[M]．赵幼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

[10] 孔颖达，等．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1] 王符．潜夫论笺校正[M]．汪继培，笺．彭铎，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5：465．

[12] 徐干．中论解诂[M]．孙启治，解诂．北京：中华书局，2014：265．

[13] 曹丕集校注[M]．魏宏灿，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

[14]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159．

[15] 傅刚．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论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84．

[16] 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120．

[17]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1685．

I207.23

A

1006–5261(2021)03–0097–08

2020-08-2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8FZW048）

徐昌盛（1982― ），男，江苏射阳人，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 杨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