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家进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

夏 冬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2018年《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统计数据显示：农民工总数超过2.8亿，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1.5%，占比过半。通过对进城的家庭劳动力数量的研究发现，夫妻携子女迁移的情形越来越多，他们入迁居住的形式也更加城市化[1]。一项利用2010-2013年CGSS调查数据的研究支撑了这一判断，该数据指出城市农民工流动家庭规模为2～5人的比例大幅度提高，超过一半的家庭有2～3人同城居住[2]。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的城居生活阶段是实现城市融入并最终实现市民化的重要环节，举家进城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鲜明特征。

一、问题与进路

新生代农民工是举家进城群体中的主体，其目标是更好地融入城市。既有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主要从保障市民权的视角和在城市立足的视角展开。权利视角下，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职业方式虽然已经非农化转型，但是与之相匹配的身份与权利却依旧存在错配。即使获得了市民身份，但是与获得作为市民福利的各种权利依然具有较大的距离。王小章发现，在公民权的视野下，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权利研究经历了从“生存—经济”叙事模式到“身份—政治”叙事模式的转变，从而重新认识和思考了农民工群体获取更广泛意义上的公民权的进程[3]。在这一视角下，农民工获得市民权（公民权）的主要障碍被认为是基于城乡户籍制度所限制的身份权利转变[4]、福利水平差距[5]，以及附着农村土地制度之上的“不完全独立自由市场主体”的弱势地位。因此，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就在于无法获得完全的市民权。基于此，也有学者提出了农民工进城的“半城市化”状态[6]，相对于完全城市化而言，半城市化指涉没有彻底融入城市社会的状态，表现为农村流动人口在制度上没有享受完全的市民权。

研究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第二重视角是农民如何在城市立足，即围绕家庭生计展开的农民工城居生活调查。这一视角是在城乡二元体制背景下提出的。夏柱智和贺雪峰认为，当前的城乡二元结构已经从税费时期的剥削型城乡关系过渡到了保护型城乡关系，并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的中国道路，农民在获得自由进城就业和居住权利的同时，继续在农村享有获得基本生产生活资料的身份，通过渐进式进城模式逐渐实现城市融入[7]。农民工城市化是嵌入特定的城乡关系之中的，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还需要依靠农村资源进城居住及完成家庭再生产的发展任务。从这个角度来看，“半城市化”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农民工应对城市化压力的积极适应阶段。市民权话语往往强调城乡二元体制限制农民工获得城市资源以及剥夺了他们在城市的应有权利，但是忽略了城乡二元体制同时也是保护农民工继续从农村社会系统获取资源的权益及其对城市化的积极意义。

既有研究的成果构成了本文论述的基础，为笔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视野，但也存在需要推进的地方。一方面，农民工家庭从半城市化到完全城市化之间存在一个过渡阶段，这个阶段在既有研究中没有受到重视，而这一阶段中农民工家庭的典型样态就是举家进城。另一方面，当前城市化背景下，农民工获得生存资源以及福利保障的重要基础是农民工的家庭支持，即农民工家庭的组织形态，而不是城市福利制度。农民家庭的组织形态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够发挥重要的代际支持功能[8]，如“新三代家庭结构”[9]、弹性家庭结构[10]等。这类家庭结构虽然由两个核心家庭组成，但是实际上在会计核算上仍为一个合力单元，从而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提供了家庭化的支持。

在这一认知前提下，引入家庭化融入的实践分析视角，可以考察新生代农民工通过举家进城融入城市生活生产空间的微观实践机制，这有别于市民权话语下的城市化研究路径，后者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过程看成一个制度嵌入的被动过程。农民工是一个理性融入城市系统的能动主体，新生代农民工将“家”安顿在打工地，通过主动建构完整的生活空间，实现在城市的家庭再生产目标，进而实现家庭的城市融入目标。举家进城是农民工实现完全城市化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农民家庭根据家庭发展目标采取的理性生活策略，就此而言，过好打工生活是当下的目标，买房、定居则是一个长期目标。突出家庭的整体性这一关键变量，可以避免权利视角下个体式进城的研究困境，丰富农民工在城市立足的经验内涵。

本文研究的材料来源于笔者2019年7月在北京顺义庙村进行的为期20天的田野调查，调查方式主要以深度访谈为主，围绕举家进城的方式及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样态，重点访谈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一线的田野调查构成了本文研究的实证基础。

二、举家进城的内涵与类型

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再生产脱嵌于传统村庄熟人社会，是在一个脱域化的时空之中展开，如何在城市空间通过非农就业完成家庭再生产的任务，是举家进城的现实目标。就此而言，农民工举家进城的本质特征是对更加美好生活的追求，既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实践，也包括以教育为核心的家庭扩大再生产目标的实现。

1.举家进城的内涵

举家进城指的是农民工以完整的家庭单元实现在城市社会中的工作、居住和生活安排，他们的职业和收入来源已经完全非农化，并适应了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但是按照户籍制度，他们仍然是农民。这种进城状态与学界普遍定义的完全城市化状态并不一致。完全城市化是与半城市化相对应的状态，指的是农民获得城市市民身份，并获得城市市民身份所附带的城市福利等。半城市化则指的是农村流动人口缺乏完整的市民权、社会性嵌入以及身份认同。从农民工的市民权角度出发来理解的半城市化和完全城市化，强调农民工相对于市民享受不完全权利的状态。但事实上，农民工家庭的城市化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举家进城是逐渐实现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的重要一环，在这一阶段，户籍身份并不是农民实现市民化转型的重要条件，相反，家庭生计模式的持续和完成家庭再生产任务的保障才是农民工家庭实现城市化的关键，也是农民家庭劳动力安排的重要依据。

也有学者将举家进城称为家庭化迁移，但是二者之间也存在差异。家庭化迁移更加强调家庭劳动力的迁移单位以及迁移方式，指的是由血缘关系组成独立家庭的流动人口迁移，具体形式包括夫妻迁移、夫妻及其未分家子女一起迁移，夫妻核心家庭与其父母一起迁移。这种迁移模式主要是相对于农民工个体迁移而言的。家庭化迁移或者家庭化流动的重要指标是农民工家庭的劳动力迁移数量及其意愿，分为性别之间的流动意愿差异、代际之间的流动批次差异等，本研究中的“举家进城”也具有这些内涵，但是举家进城更倾向于呈现出农民工家庭在进入城市空间之后工作和生活的城市融入状态，其反应的不仅仅是迁移意愿和迁移方式问题，还有进城之后如何生活的问题。

因此，举家进城包括以下内涵。第一，举家进城的形式是父代与子代都在城市获得非农就业，合力获得非农收入，农村的土地已经流转出去，其家庭务工收入能够支持家庭发展需求。第二，举家进城的途径是通过家庭劳动力的有效安排，实现生活空间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租房子是大部分农民工群体的选择，因此，代际分工和性别分工是典型的劳动力安排策略。第三，举家进城的长期目标是融入城市，短期目标则是在打工地安排好打工生活，实现家庭生活的完整性。由于农民工家庭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发展性阶段，其家庭结构具有弹性，即子代在城市扎根后，父代有可能返回农村。

2.举家进城的类型

根据代际分工和居住状态，可以将举家进城分为四种类型。

一是父代与子代共同进入大城市务工。这种举家进城类型比较普遍，父母的年龄一般在五六十岁，五十多岁的居多。由于父母依然是城市的有效劳动力，并且有多年的打工经历，他们不仅自己能够在劳动力市场立足，收入较高，而且还能带着儿子一起务工，如进入建筑工地。这种情况下，男性劳动力全部进入务工市场，而女性劳动力只需要有一个人就可以照料家务和照顾小孩，从而一家人至少有3个劳动力，如果对孙辈照顾时间不需要太多，甚至可以达到3.5个劳动力。也有中年子代务工较为成功，而将父母带到城市，让他们帮忙照顾家庭，顺便打点零工或者干点轻松的活儿。举家进城通过非农就业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他们一般在打工地租房子，或者租一个套间，或者租相邻的数间单间，吃住在一起，从而保证两代人的生活完整性。

二是父代就近或在其他城市务工，子代进入大城市务工。这种类型下，父代在本地市县一边打零工，一边照顾小孩读书，或者父代在其他城市务工，子代带着小孩在大城市务工。前者一般是陪读的逻辑，后者则是进城的逻辑。由于父代早年在外打工，从事的是跑运输、打隧道等工种，居住地点随着工程队迁移，因而不能和子代生活在一起，其经济来源都是通过进城获得非农就业收入。家庭劳动力安排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父代或者双方都在务工，子代男性在务工，媳妇照顾小孩；另一种是父代男性在务工，婆婆与子代一起生活并帮忙照顾小孩，子代双方全部务工，父代收入支持子代家庭从而形成代际合力。这种举家进城类型下，子代需要在城市租房，而父代居住一般随工作而定。

三是经营“夫妻店”。这是比较典型的一种举家进城类型，以夫妇为主经营一家小店铺为依托，如五金店、餐馆、打印店、小超市等，通过这种生计模式将全家人吸纳到城市中来。有可能是父代经营店铺，子代居住在一起，同时子代从事其他工作；也有可能是子代经营店铺，父代帮忙看店，顺便照顾小孩，同时兼业干点零活儿。这种经营收入一般归属于一个会计单位，由全家共同开支。

四是核心家庭进城。这种类型一般是由于父母年龄较大或其他原因而无法进城，子代核心家庭独自进城。这种情况一般比较少，子代由于进城务工而将子女带在身边照顾，妇女因此需要腾出时间照顾小孩，家庭只有1.5个劳动力，但是由于家庭生活完整，他们也能够在租房子的情况下适应城市生活，返回农村的预期不强。由于没有来自父代的农业和非农支持，相对于前面三种类型来说，他们的经济条件相对困难一些。

举家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家庭通过全部家庭劳动力的非农收入而具有了融入城市的较大可能性。农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入主要是以子代核心家庭为主，父代既可以和子代一起生活在城市，并在城市养老，也可以退守农村，从而形成“半城半乡”的家庭形态。新生代农民工是在父代支持下融入城市的主体。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机制

许多学者将新生代农民工描述为一个“脱嵌”意义上的城乡边缘群体，他们的社会融入因面对的机会结构的限制和自身能力不足从而体现为区隔性融入[11]。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往往在结婚之前就有较长的城市务工经历，在组建家庭之后，能够依托家庭和自身对城市价值体系的适应，从而对自己的社会境遇保持着积极认知，进而建构一个稳定的生活空间，有序安排自己的打工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区隔性融入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如何根据家庭生命周期和劳动力安排实现有质量的城居生活才是他们真实的诉求，也是城市融入的一种调试策略。

1.家庭完整：城市融入的价值基础

家庭是农民工最重要的羁绊。有学者研究指出，高度流动的农民工边缘化心理严重，既是滋生盗窃、抢劫等城市社会问题[12]，也是陷入消费主义陷阱的主要群体。其反应的问题是农民工面临村庄规范和家庭伦理双重约束的缺位时所产生的城市适应困境，呈现出来的是农民价值生产基础的破坏。城市化背景下，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建构价值和意义的生产基础，需要营造一个完整而稳定的生活空间，而家庭单位是天然的价值生产场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以家庭为单位流动的不在少数，他们在务工的同时，兼顾家庭生活的完整性。安居不只是有房子可以住，关键是将“家”安放在哪里，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在城市打工地营造温馨的生活空间，以此作为自己的心理寄托，在城市打工就有奋斗的动力。前述四类举家进城的类型中，家庭完整是最基本的特征，尤其是对于第四种类型来说，回归家庭本身的价值依托是他们留在城市的核心价值基础。

案例1：顺义庙村一河北租户租了一个整套的院子，祖孙三代都在一起生活。他们不仅自己布置了院落里的花园，还购置了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也接通了网线，家居环境布置跟自己家里一样。老人在那里带孙子，当天是周末，都没有去工作，一家人其乐融融。

家庭的完整性主要围绕小孩抚育任务和享受天伦之乐而形成。第一，围绕小孩抚育形塑了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在城居生活中家庭互动的和谐秩序。父亲一般会继续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得支持大家庭的部分经济资源，母亲则承担着家务劳动、小孩照顾（接送）等责任，年轻媳妇则针对小孩的学习成绩、生活习惯等进行教育。在小孩脱离了哺乳期之后，年轻母亲也会迅速投入劳动力市场。儿子承担着小家庭发展的主要经济支持。这种“2＋2＋1”的家庭结构模式中，多个成年劳动力在同一个地方带小孩，不仅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调整和错开安排照料时间，提供更多的协调空间，而且根据务工的时间安排，形成了与工业化时间相匹配的家庭生活节奏。其生活方式与城市家庭围绕子女教育成长而展开的长期实践并没有较大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和生活不是以获得务工收入等短期目标为基础，而是着眼于长期的安排和预期，这是提高生活稳定性的基础。

第二，“家”的安放不仅是完成家庭再生产的任务，也是享受家庭互动氛围带来的价值体验。在城市空间营造完整的家庭生活使得“家”的边界更加清晰。长期以来，农民工家庭由于缺乏完整的生活空间，导致了普遍的“三留守”现象，举家进城能够弥合城乡分离状态中农民工家庭的情感裂痕，既包括中老年父母和他们的子代，也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两代人共享天伦之乐成为重要的价值基础。这种生活模式将传统农民家庭中厚重的伦理规范隐匿起来，指向家庭发展的长期的最终的城市化目标。在日常生活中，家庭互动的重要媒介是情感性的交流和互动，这是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在面临现代性力量冲击时，所提高的现代性适应能力和韧性，即以亲密的互动空间和有弹性的代际关系找回家庭的活力，并为个体行动者提供价值和伦理的双重支持。

2.“全家务工”：城市融入的经济基础

全家务工是相对于务农而言，是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举家进城的家计模式。农民工以家庭内部的劳动力分工为基础，农民工夫妻、代际之间根据各自的劳动能力嵌入有机的经济市场之中，包括务工和经营店铺等，从而获得在城市立足的经济基础。全家务工的实现有赖于城市非正规经济体系对不同类型劳动力的吸纳。非正规经济具有多元化、低门槛、就业更加灵活等特征，也有学者称之为“零工经济”[13]。非正规经济的类型涵盖了维修、工匠、运输、装卸、餐饮、出租车、服务员、裁缝、清洁工、保姆等行业。农民工显然是非正规经济中的重要就业群体[14]。随着国家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大力整治，当前从事非正规经济就业的农民工，能够通过工资日结等形式快速获得务工的货币报酬，这为农民工家庭生活开支提供了重要的现金周转支持。

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嵌入非正规经济具有灵活的劳动力配置能力，他们根据多变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将每一个劳动力合理地嵌入务工地的劳动力市场，从而实现家庭劳动力效益的最大化。劳动力的市场嵌入基于家庭分工，包括夫妻分工和代际分工，在横向上能够拓宽家庭生计的种类，在纵向的时间分布中能够提高劳动力的利用率，从而保障家庭具有多份且稳定的收入来源。

案例2：30多岁的徐某结婚以后就和妻子一起来北京，已经来了七八年，一直在做回收废品的生意。妻子在首都机场做保洁工作。徐某的父母2014年左右来北京，主要是为了照顾孙子孙女，大孙女在当地上四年级，小孙子上二年级。两位老人住在一起，平常奶奶负责接送孩子上下学，爷爷则外出收购废品，他们承担自己的日常生活开支。

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分工，意味着他们的生计模式从半工半耕过渡到了全家务工型，这种变化是农民工家庭根据劳动力的结构和数量，并结合打工地的务工机会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全家务工型的家计模式中，在分开独立结算的货币收入结构下，平时谁挣的钱就由谁支配，农民工有对接市场的动力，家庭生活也有成本控制的意识。父代可以通过务工收入获得在家庭中较为独立而有尊严的地位，同时还能够为家庭再生产提供资源转移，子代则需要为自己的核心家庭承担责任。这种家计模式既强调个体的责任，也整合了家庭的资源，使得家庭收入具有了公共属性，形成了合力应对大事的意识，积累了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与韧性。

举家进城中农民工的家庭结构形态延续了传统家庭关于财产共有的观念和组织形态，并没有向现代核心家庭转化。农民工家庭的务工收入就是家产的重要形态。务工收入的分配是服务于日常生活的，每一个人所获得的收入共同用于家庭的每一个方面的开销。夫妻之间并没有形成明显的各自管理各自收入的情况，家里哪里需要开支，谁手里有钱就谁来支出了。

代际之间也会形成合力，他们不用向子女隐瞒自己的经济情况，尽管收入不用交付给某一个固定的家庭成员，但是却会弥散性地用于支持家庭开支。在这种家庭共有财产的观念下，谁为家庭承担的多或者谁为家庭承担的少，不会计较得十分清楚，相互之间所承担的家庭责任是一体的，没有根据家庭财务核算而进行责任划分，因而支撑家庭运转的成本也是模糊的。全家务工的家计模式中也有共同储蓄的意识，即为了实现真正融入城市而积累资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般女性的收入主要用于家庭日常开支，男性的大额收入就用于储蓄，父代的收入一般用于大家庭的开支，子代的收入就用于储蓄，这是一种围绕家庭发展目标而形成的家庭合意。

举家进城的打工收入服务于打工生活本身就是农民工家庭的目标之一。前述举家进城的四种类型中，前三种由于有代际合力的基础，因而他们的城居生活条件相对更好一些，融入城市的可能性也更大。

3.社区支持：城市融入的社会基础

市场就业机会的获得途径客观上依赖于就业机会的丰富程度，但是主观上也需要农民工去主动嵌入劳动力的市场网络。通过类熟人社会嵌入城市社区，进而嵌入劳动力市场网络，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能动性体现。类熟人社会指的是原生型社会关系和建构型社会关系共同作用形成的一种类似于“熟人社会”的社会关系形态，是一种在保障生存安全的前提下被建构的熟悉感[15]。这种在相对陌生的生活空间中通过生存策略建立起来的“熟而不亲”的社会关系，可以降低融入城市社区的难度，以维持低成本的打工生活。

城市社区类熟人社会关系是日常互动型交往关系，既包括老乡之间的互动，也包括与本地原住民之间的互动。来自异乡的农民工彼此之间有一个共识，即为了家庭生计而聚集在这里。在这个基础上，他们通过生活上的互助和分享，在家庭之间的互惠中达成一种平衡，从而建构了一个可以信任而且有生活确定感的公共生活空间。本地原住民更倾向于接纳带着家庭过来的农民工，他们认为这样的租户居住时间比较长，互动关系更稳定，能减少很多不确定的麻烦。对于只身前来的农民工，本地房东往往抱以警惕的态度，觉得这样的人往往管不住自己，不会过生活，例如酗酒、晚归。以家庭为单位与本地原住民建立友好关系，从而降低了融入陌生空间的区隔感。

这种日常互动型交往，为农民工融入地方市场经济网络提供了支持。携带家庭进城的农民工，他们在打工地务工和生活的时间往往更长，有的达到七八年，有的达到十几年。在一个地方较长时间的生活使他们有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关系基础。通过这些非正式的关系网络，农民工群体在本地可以积累较为可靠的信用，他们之间可以通过一种弹性的社会网络来传递市场信息，每一个人都可以是网络中的节点，承担着信息传递的中间人功能，从而形成底层劳动者之间的合作。对于举家进城的农民工而言，这种社会信用往往更高，他们对于对接市场有更稳定的预期，也有更大的需求。个体经营户也是如此。

案例3：顺义庙村一名36岁农民工经营了一家五金店，他负责接生意，妻子在做家政工作，父母帮忙看店和带孩子。外地农民工到城市社区经营店铺，往往都要经历一个把“生店”做成“熟店”的过程。一个“熟店”既依赖于人口集聚而形成规模市场，也依赖于农民工家庭多年的生活交往所积累的市场关系网络，这个过程往往需要数年的时间。“选好店址后，不能经常搬，大部分开店的都是越搬越穷。”

新生代农民工在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中会主动建立一种低门槛、相对稳定、又能够提供一定社会支持的类熟人社会关系，从而营造出一个具有较为稳定预期的社区空间，以规避过度的流动性带来的生活不确定性，这是一种抵挡越轨行为对于稳定生活秩序干扰的安全机制[15]。

四、举家进城的政策支持体系

既有关于农民工举家进城的研究将之理解为举家向城市迁移，并且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视角已经从流动转向移民[6]，这并不准确。新生代农民工决定举家进城并不是盲目而行，也不是彻底与农村割断联系，而是实现务工和生活的场域统一，这是农民工家庭应对外在条件具有理性特征的阶段性实践，因而具有一定的弹性空间。一方面，农民举家进城是自发性的家庭行为，城市需要保障这部分群体所需要的发展空间，这要求改变对农民工的刻板认识；另一方面，农民工进城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依托家提供生命周期实践出一套接力式进城的发展秩序，在完成城市融入的发展性任务之前，农村就一直作为一种兜底性的资源和空间，降低进城的各项风险和成本，这需要认识到举家进城的本质特征。

1.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与家庭化融入的底线支持

举家进城是农民工家庭自发性的行动，父辈认为进城比留在农村有前途，子代也需要通过留在城市完成自我实现。这种自发的家庭发展秩序以代际合力为支撑。农民进城是为了“挣钱”和过好生活，并获得家庭发展的机会和资源。对于他们来说，融入城市意味着要完成家庭发展的三个任务，即买房、安居和教育。

第一，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应对农民工等流动人口问题的方式及城市落户政策设计不断转型，除了少数特大城市，户籍制度不再是农民工买房的制度性障碍，因此，买房的关键还在于家庭积累能力以及选在哪一个城市买房。由于特大城市、大城市竞争较为激烈，新生代农民工最终落脚城市一般是就近的地市级和县级城市，大城市买房则需要更大的代际支持力度。买房并不意味着农民工实现了城市融入，而是需要有市民生活的意识和能力才算真正完成了市民化转型。县城和地级市是大部分农民工的重要归宿，但是举家进入大城市务工，通过将打工收入从大城市转移到老家县市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主要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大城市租房打工，实现家庭生活完整，年纪较大时回到县城，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家庭发展策略。

第二，农民工在打工地的生活是按照城市工业劳作时间来安排的，也是按照现代化的家庭教育观念来组织劳动力分工与合作，这就是安居。文军通过对比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湖南、重庆三地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演变发现，随着我国养老、医疗保险等社会政策体系逐渐建设完成，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越来越转向教育福利、卫生福利和住房福利上[16]。不仅如此，当前城市化政策中对农民的称谓也发生了变迁，从“流动人口”“农民工”逐渐转变为“（新）市民”。用一位农民工自己的话来说，“城市里交通很方便，出门就可以买菜，水电费跟老家也差不多，小孩可以带在身边，比老家还方便”，而维系这种积极融入的打工生活有赖于成熟的就业市场、公共服务体系和农民工家庭能动性的相互作用。安居得以可能的根本在于，农民工有根据家庭理性组织和安排好自己打工生活的能动性，也具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

第三，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公共服务是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条件，尤其是教育公共服务。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随迁子女教育条件得到提高，其中3-5岁的随迁儿童入园率达83.5%，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校率达98.9%，其中公办学校承担主要责任力，政府支持的民办学校也发挥了较大作用。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的重要功能是通过社区性的公共服务供给避免了农民工家庭的离散化，回应了新生代农民工举家进城难以入学的问题。但是随迁子女教育支出是城居农民工家庭的重要大笔开支，这严重阻碍了农民工家庭的储蓄能力。教育政策应当与房产脱钩，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教育应当通过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来满足，公办学校需要发挥主要功能。

第四，城市社区建设的包容性对农民工家庭的支持。对农民工家庭来说，城市就业机会的吸纳能够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的自养能力，但是这需要以城市社区空间的包容性为基础。举家进城的生活模式依赖于社区空间的成熟度，这样的打工地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人口流动的地点，更是一个完整的生活空间。以前的城乡分割体系下，生产生活分割，农民在城里挣钱，然后回到农村消费，现在他们的生产生活都在城市，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工作方式都能够适应城市的现代化特征。

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解决的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城的基础保障问题，回应的是公平发展权的问题，也是提供阶层流动空间的问题，而至于进入哪一个梯度的城市，如何进入，则是农民工家庭需要发挥主体性的问题。公共服务是对农民工以家庭为基本行动单位的发展性目标的底线性支持，农民工也只有在能够把握举家进城的生活质量的情况下，才会选择举家进城。只有父母有居住空间和打工机会，父母才会跟子女一起进城，只有小孩能够入学，农民工才会把子女带到打工地上学。这是一个多次分阶段完成，并且主动调试的实践过程。

2.农村退守空间与家庭化融入的接力秩序

举家进城是农民工实现城市融入的理性实践，是发展型的家庭再生产决策。举家进城的理想家庭结构包含了三代人，即父母、年轻子代、孙子孙女。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处于实现完全城市化关键阶段的农民工家庭，他们实现了职业的非农化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转型，但是还不具备完全融入城市、扎根城市的能力，需要继续在代际支持和家庭分工的基础上完成这“惊险的一跃”。

第一，农村作为退养空间，能够承担举家进城过程中家庭结构的弹性调试成本。父母一般是具有高度灵活性的劳动力，他们在城市务工的阶段性比较明显，在身体素质无法适应城市的工业化劳动强度之后，他们既可以回到县级、地市级城市，在交通工具便利的情况下过着城乡往返的生活。他们也可以选择退出城市，返回农村，子代继续留在城市。返回农村的老人可以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以实现对子代的支持和自主养老，自主养老是对子代进城的一种隐形支持。对于年轻子代而言，他们才是实现城市融入的主体，这时候他们的子女也不再需要专门照料，农民家庭从而真正实现城市融入。这种情况下，举家进城就是核心家庭进城，三代家庭有可能成为“半城半乡”的家庭，生活空间以城市为主，以农村为辅，农村成为随时可以退养的空间。因此，农村作为退养空间，在当前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为农民工家庭接力式融入城市提供了稳定的退守秩序，既保障了社会流动的稳定性，也降低了个体家庭发展的风险。

第二，农村社区中的熟人社会关系是对老人的精神支持。举家进城生活的农民工家庭，即使他们有能力在城市居住和养老，但是父母这一代人的家庭边界是嵌入村庄社区熟人社会之中的，他们的生命意义感除了在家庭延绵中实现，也需要在村庄社会中实现。父代承担着家庭转型过程中联系城乡的枢纽角色，而子代仅仅需要承担在城市空间发展的责任。农民家庭在子家庭与母家庭的继替中延绵，中老年父母与新生代农民工不一样，他们虽然能够在“恩往下流”的家庭伦理实践中，习惯城市生活方式、进城务工帮助子代进城，但是他们的“根”在农村，虽然与子代一起进了城，但是定期返乡，与家乡的亲朋唠唠嗑是他们精神上的支撑。父母习惯了在城市家庭里养老，在农村休闲的新型生活模式，从而避免了成为老漂群体。

第三，农村土地政策对农民家庭的托底性支持。我国政策允许农民进城之后仍保留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但严禁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圈占农村土地，也不允许城市市民下乡购置农村宅基地。这一政策实践不仅缓冲了农民进城失败的风险，同时也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父代提供了低成本的返乡自主养老机会，从而减轻了子代城市融入的压力。另一方面，即使是在父代的支持下，新生代农民工也没有实现城市融入，但是在国家通过大量转移支付加强了农地细碎化整治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农业生产便利性和生产效率的背景下，返回乡村社会的农民工可以暂时获得就业机会，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再次支持他们的子代融入城市。农民工举家进城可能是不断失败又不断尝试的过程，当前人居环境整治等政策实践为大部分暂时无法离开农村的人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秩序。这样，新生代农民工举家进城就具有了较大的进退空间，能够规避一部分未知风险。这种安全有序的进退空间得益于我国特色城市化的制度优势及其本质特征，即保护型城乡关系下为农民家庭接力式进城提供的缓冲空间[17]（P100-131）。

五、结论与建议

举家进城是我国工业化水平快速发展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能动性和政策支持之间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以家庭为单位，以城市为目标，以整体性的家庭生计安排来经营打工生活，并保留代际之间的分阶段、分区域的返乡空间，从而实现家庭发展效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

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显著强于他们的父代，但是农民举家进城并不是试图一次性实现永久性迁移，新生代农民工也并不是完全的“流盲”或者城市的“麻烦制造者”，而是有对稳定生活的强烈诉求。因此，在公共服务供给层面给予更多关注，如随迁子女教育、居住保障、社区建设等应考虑到家庭生活单元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流动人口的治理层面，应当认识到农民工家庭对于提高社区治理效果并不都是起着消极作用。此外，应当继续在制度层面保障农民的返乡权利，让农民工可以根据家庭发展能力自主掌控进城的节奏和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城乡协调发展能为这部分暂时未能在城市扎根的农民提供退路。因此，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制度设计要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完善等制度建设同步推进，共同服务于家庭化进城的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