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的宪法结构分析

张海涛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 100091）

一、引言

时间维度上，风险社会并非阶段性的呈现，而是贯穿于过去、现在和未来。正是风险的持续性，决定了风险社会成为现代性的自我表征：生活在高度现代性世界里，便是生活在一种机遇与风险的世界中。[1](p125)在风险社会的逆向驱动下，政治出现被亚政治削弱甚至是取代的倾向，①“一方面，随着福利国家的扩张，政治遭遇了内在固有的限制和矛盾，因而丧失了它所能提供的乌托邦动力。另一方面，在研究、技术和经济的共同作用下，可能的社会变革不断积累。不管制度多么稳定，管辖权多么一成不变，曾经专属于政治领域的塑造权依旧转移到了亚政治领域。……科学实验室和董事会议室取代议会或政党，间接完成了对于未来的塑造。”参见[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张文杰、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286—287页。而科学知识和技术经验则充当着过去神灵的地位，作为现代性的“超自然力量”解释着因风险而衍生的不幸。政治系统的被动让位，促使法律系统成为戳穿来自科技系统“蛊惑”般解释的最佳选择。②托依布纳的社会宪治理论揭示了法律系统的此种“补充功能”。在他看来，社会系统的反思是第一性的，法律系统的反思是第二性的。在充分尊重系统自治的基础上，法律系统发挥了针对其他系统的纠偏作用。参见[德]贡塔·托依布纳：《宪法的碎片：全球社会宪治》，陆宇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年版，第120—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