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中资本家总体经济行为的典型化形成分析

朱云平，陈俊明

（泉州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泉州362000）

202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论断是武断的，也是错误的。”[1]所以，应该借鉴《资本论》中的理论为当前所用。资本运动都是通过资本家的掌控进行的，资本运动的典型化过程就是资本家经济行为的典型化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先分析单个资本家的经济行为，继而分析部门资本家的共同经济行为，最终研究总体资本家的经济行为。资本家总体经济行为是逐步发展的。只是在自由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阶段，即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中叶的英国，资本家总体经济行为才具有了典型化的特征。在这个发展阶段，资本家虽然还是那些资本家，但是作为一个总体，已经不是单个的资本家的简单相加。它一方面体现了许多总体的特征，如结构性、比例性、综合性；另一方面，又形成许许多多的部门、集团。它既有内部的竞争和联合关系，又有外部与工人阶级的对立关系，这就是资本家总体经济行为典型化的形成。

一、资本家总体经济行为典型化的形成条件

资本家总体经济行为的形成与典型化，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在自由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阶段这些条件已经形成，这体现在：

第一，从经济内容看，工业化已经进入较高的发展阶段。工业化升级既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依赖于资本积累的推动。19世纪中期，重化工业的兴起打破了以往轻纺工业一统天下的局面，这是工业化进入较高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在该阶段，生产过程的科技因素，“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2]535，即“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员，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2]535。这些与大工业密切相关的问题不是大工业本身能够解决的，它需要社会总资本的发展，需要固定资本规模的扩大。所以，在该阶段股份资本出现并成为一种社会资本。这是资本运动形态的重大变化，也是资本家总体经济行为的结果。

第二，从经济形式看，商品经济已经进入较高的发展阶段。随着生产力、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商品经济也进入较高的发展阶段。马克思在这里的研究表明，阶段的发展产生了商业行为的代理，于是从资产阶级整体中分离出商业资本家。此外，商品本身的所有权也独立化了，并且最终商品化，即“单纯的资本所有权即货币和商品的所有权”[3]511商品化了。这就是资本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两权分离”。在该阶段，商品市场也迅速扩大，导致原先统一的职能分化、独立化。大工业升级的直接结果是商品供给量和消费量急剧增加。国内外市场发展迅速扩展，撇开奢侈品的供求不说，“大工业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关系也引起产品的精致和多样化。……随着这种世界市场关系的发展，运输业对劳动的需求增加了，而且运输业又分成许多新的下属部门”[2]487。总之，商品经济进入了较高的发展阶段，商品生产与交换扩大化，相应配套的机制都已经成熟，并起着主导作用，这使商品经济形成典型化，为资本家总体经济行为的形成与典型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第三，从资本的意识看，它是“天生的平等派”，即各个资本都要求有等同的剥削条件，于是资本运动的主体呈现总体性特征。相比较以前阶段，几乎所有的资本都或多或少发生了蜕变。如马克思所说：“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出现在市场上的货币资本，会越来越不由个别的资本家来代表，即越来越不由市场上现有资本的这个部分或那个部分的所有者来代表”[3]515。于是，各个资本先是作为某一部门资本的组成部分，继而是作为社会总资本中拥有相应份额的部分而存在。各个资本都“意识到自己是一种社会权力；每个资本家都按照他在社会总资本中占有的份额而分享这种权力”[4]218。这样，剩余价值的生产已经不再以单个资本为转移，一切资本已经都意识到它们不仅是单个的存在，更是整体性的存在。在这个阶段，资本家的个性已经基本被总体性取代，各个资本家只是在形式上、法律上是独立的，实际已经融入资产阶级整体中，“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出现在市场上的货币资本，会越来越不由个别的资本家来代表，即越来越不由市场上现有资本的这个部分的所有者来代表”[4]413。这样与之前阶段的单个资本运动相比，社会总资本的运动才是典型的，才会完整包含总体资本家经济行为的典型化规定。

二、资本家总体经济行为典型化的形成原因

虽然从表面看，社会总资本的发展趋势是单个资本家难以准确把握的，但实际却又是通过无数单个资本的个别行为汇集而成的。就像羊群有带头羊，资本也有带头资本。在自由资本主义较为发达阶段，这种带头资本，即是“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4]236中的大资本。大资本家主导了资本家总体化趋势，也主导了资本家总体经济行为的典型化形成。

从资本主义发展进入自由资本主义较为发达阶段后，逐渐形成了大资本家主导的资本家总体化趋势。在该阶段，单个资本家与总体资本家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深刻的变化，从之前的松散的关系逐渐形成了有内在统一机制的紧密整体。各个资本家也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成为了整个“资本家阶级一个分子”，或者说是“一个独立的、可以说赋予个体生命的部分”[5]。“个人在这里不过是作为社会力量的一部分，作为总体的一个原子来发生作用”[4]216。表面看这是生产力与经济结构发展的结果，或是生产关系发展的结果，但实际是大资本家发挥作用的结果。大资本家利用其拥有的庞大的实力，带动所有的中小资本家，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并在有意无意中主导了资本家的总体行为，形成总体化的趋势：一方面是资本家形成有意识的阶级，另一方面是通过他们行为的彼此弱化和强化作用，最终形成总体行为的趋势。这个总体化的趋势又反过来影响着各个资本家的行为，使他们不再像最初那样只关注自己的钱袋，只关注与自己的雇佣工人的关系，而是同时还关心整个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每个资本家都是作为社会总资本的一个相应组成部分，按照其资本在社会总资本的比例均衡地分得一份利润。这样的结果，就是使个体不知不觉将自己的收益与整体的利益联系，即融入资产阶级整体利益中，成为其一部分。

资本家总体化趋势是由大资本家主导的。整个资本运动既形成了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又必然反过来对整个运动发挥重大作用。这个阶段的资本家从整体上看实力已经足够强大，已经可以脱离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发展。正因为这样，它原先有相对独立职能的部分就有必要和可能独立化，形成有一定比例的复杂结构：一方面，由于产业资本家的发展和实力壮大，其中原先内在地包含的商品资本、货币资本都能独立化了，发展成为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生息资本的关系，以及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家、生息资本家的关系。同时，还有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所构成的“资本的核心构造”[4]297与生息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虽然导致产业资本的力量相对减少，但却因为职能专一而能更好发挥。正像矛盾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一样，这些关系也有主导方面。就总体资本家而言，在资本的核心构造中，产业资本家是普照之光的核心部分，决定着它与资本家共同瓜分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在产业资本家这个集团中，因为实力强大，资本家之间的分工也发展了。这是一般社会分工的具体化。他们有的属于第一部类，有的属于第二部类。各个部类还区分为不同的部分。有的有机构成比较高，有的比较低；有的周转时间比较长，有的比较短。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大小资本始终是并存的，但在自由资本主义较为发达阶段，整个社会总资本阶层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如果单纯考察单个资本家的生产过程，实力大小的区别还不是最重要的，但在积累的过程中，这种区别就必然会显现出来。有的资本家实力大增，成为大资本家，在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控制那些“有决定意义的产业部门”，实际上代表了社会总资本运动的方向。反之，则有大量的中小资本家在竞争中受到损失甚至重创。“较小的资本挤到那些大工业还只是零散地或不完全地占领的生产领域中去。在那里，竞争的激烈程度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多少成正比，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大小成反比。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2]687。所以，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家的人数虽有所增加，但中小资本家的个体独立性被限制了，甚至部分被消灭了。所以，在以前阶段，单个资本家还是作为社会总资本的细胞，那么到了该阶段，能够代表社会总资本的就只是大资本的所有者——大资本家，而且其主导了资本家总体化的趋势。

这种趋势还被利润率的平均化而强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发现：“在真正的工业中，每个生产部门都会迅速形成该部门所特有的最低限度的经营范围和与此相应的最低限度的资本，如果没有这个最低限度的资本，任何一种经营也不能顺利进行。同样地，在每个生产部门，又都会形成大多数生产者所必须拥有并且实际也拥有的、高于这个最低限度的标准平均资本量。大于平均资本量的资本会提供额外利润，而小于平均资本量的资本就得不到平均利润”[4]762。因为这样，许多中小资本家得不到“健康的”利润而退出经营，只好通过信用行为或购买股票的方式加入大资本中，而这时的信用行为和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的借贷关系的性质有根本的不同，投资者在没有控股的情况下已经失去了债权人的高傲。反之，控股的大资本家虽然用的不全是自己的钱，却可以放心大胆地任意使用，完全没有债务人的谨慎和谦卑。可见，大资本家不仅可以主导资本家总体化趋势，还能趁势控制中小资本，强化总体化趋势，由此主导了资本家总体经济行为的典型化形成。

三、资本家总体经济行为典型化的形成表现

在自由资本主义较为发达阶段，随着资本家总体实力的增强和资本组织方式的创新，资本家总体不再如初级阶段时侧重于单独行为，而是更注重资本的质量、结构优化、各资本之间的协调，并且逐渐趋于总体经济行为的典型化。这具体体现在注重集约型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重视科学技术应用和创新。

资本家不仅要求生产总量的增长，而且开始注重质量的增长。这表现为他们通过提高资本等各种要素在生产中的利用效率和配置效益，或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达到产品质量提升或者数量增加来实现生产规模增长。如马克思所说：“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间，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使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6]598。而“提高劳动生产力，使工人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消耗生产出更多的东西”[2]449，用现代的解释就是通过提高要素利用效率来实现生产增长，即集约型增长。在《资本论》“货币资本的作用”一节中，马克思就指出了资本家在少量增加，甚至不增加货币资本的情形下，采用了许多实现扩大再生产的方式，如增加劳动资料的使用频率与加快固定资本周转速度；如把各种不费分文的自然力以或大或小的效能并入生产过程；如把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结合和各个单个工人积累起来的熟练程度提高等。这些经济行为汇集到资本家总体就形成了集约型经济增长。

资本家开始注重产业结构的优化。在他们的总体推动下，资本主义生产突出了“有决定意义的产业部门”的地位，以其为主导，“社会生产部门也就越来越多样化”[2]487，如“一些全新的生产部门，从而一些新的劳动领域，或者直接在机器生产的基础上，或者在与机器生产相适应的一般工业变革的基础上形成起来”[2]488。除了包括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的新生产部门，还有非物质生产劳动部门，如服务业开始成为新的产业扩展领域，即“这些社会阶层的财富的日益增加和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工人人数的不断相对减少，一方面产生出新的奢侈的要求，另一方面又生产出满足这些要求的新手段”[2]487。这里的新手段其实就是非生产劳动部门即服务业，例如“工人阶级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有可能被用于非生产劳动，特别是使旧式的家庭奴隶在仆役阶级的名称下越来越大规模地被再生产出来”[2]488。由此，在产业部门扩展中，通过部门有机构成调整引发的产业结构调整，在遵循生产过程比例性要求和各产业间的协调发展下，资本家实现了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总体经济行为。

资本家总体经济行为的典型化还表现为重视科学技术的应用。如马克思所说：“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同时，这种扩张能力对原资本中已进入更新阶段的那一部分也发生反作用”[2]664。科学技术更好地使总体资本实现规模经济，把企业引向效率型发展。这表现在资本家利用科学技术提升生产技术，细化生产的专业化程度，提高对自然资源的综合利用率，从而减少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总量，由此为他们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由于在自由资本主义较为发达阶段的生产已经构成一个整体，所以科学技术在一个部门的应用会扩散到其他部门，即“一个生产部门，例如铁、煤、机器的生产或建筑业等等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特别是和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方面的进步联系在一起”[4]97。这样，单个资本家的科学技术应用生产的经济行为，由于生产各部门之间的社会化联系，已经形成为总体资本家的经济行为。

资本家总体经济行为的典型化还表现为重视创新。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创新，是由个别具有创新精神的资本家，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降低商品生产的个别劳动时间，使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其社会价值，从而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个别资本家的创新带来的利益，诱使其他资本家纷纷跟随，创新思维和创新成果便扩散到资产阶级整体，这就是超额剩余价值到相对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这样，创新带来的价值，不断从个别资本家的相对垄断经济价值，向资产阶级整体的普遍经济价值转化，由此形成了资本家总体经济行为。

虽然资本家总体是统一的，但其经济行为却非完全一致。这是因为即使是单个资本家，他的投资也不是单一的，有的投在流通过程，有的投在生产过程。在总体行为中，只有产业资本家才是真正发挥“能动功能”的，其他的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充其量只是发挥辅助的职能。但是，正如货币资本、商业资本与生产资本要有一定的比例一样，产业资本、生息资本、商业资本也要有一定的比例。如果他们在社会总资本中“超过它的必要的比例”[2]307，发挥的作用就是相反的了。不过，正是通过无数的投机行为，不断校正资本家的盲目行为，使投机行为多少带有投资的性质，并且通过资本家之间的全面竞争，才能不断地调整各个资本家的投资，以至于在较长的时间内形成比较合理的比例关系。

四、对我国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1]资本家总体经济行为的典型化，是在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形成的。如果把发展单纯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我国经济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绘的资本家总体经济行为的典型化阶段有类似之处：发展方式需要转变、产业结构需要优化、科学技术应用和创新需要被重视。当年，正是大资本家主导的资本家总体化趋势，引导了资本家的总体经济行为，有意无意促使了这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为“经济发展虽然有自身固有的规律，但这规律本身并非与主体无关”，实际上，“经济主体是社会资源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资源”[6]440。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其中包括：“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7]，为实现这些目标，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要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7]，全会提出了“坚持新发展理念”[7]。新发展是一个总体化趋势，需要经济主体适应新发展理念以形成典型化的总体经济行为，这就需要主导型的经济主体来引领新发展。当前我国主导型的经济主体，既包括许多优秀的国企，也包括许多优秀的民企。只有他们经济行为的转变，才能引领其他经济主体共同形成总体性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