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早年塾师经历对其人生发展的影响

吕全国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处，湖北 孝感 432000)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素以诗、书、画名世。郑板桥幼随父学，成家后从事过塾师职业。由于他在《板桥自叙》中对自己的塾师职业只字未提，所以其塾师经历鲜为人知，学界也少有关注。但对郑板桥来说，这段塾师经历形成了其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对其日后的人生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一、郑板桥早年的塾师经历

郑板桥(1693-1766)，原名郑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清代书画家、文学家，乾隆元年(1736年)进士，历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其父郑立庵，以教书为业。少年时代跟随其父亲学习，没有别的老师，在其父亲开办的塾馆接受启蒙、读经教育，受其父儒学思想影响较深。郑板桥卓尔不群，为人与为学不循常理。20岁时，因酷爱诗词、书画，郑板桥决定不走寻常路，抛弃制义，师从同乡先辈陆种园学填词，21岁又开始绘画创作。在面临人生的职业选择时，郑板桥没有像父辈一样操塾师业，他首先想到的是卖画，《署中示舍弟墨》诗云：“学诗不成，去而学写。学写不成，去而学画。日卖百钱，以代耕稼。实救困贫，托名风雅。”[1]85然而，他的画当时还无人欣赏，卖不起价钱，根本不可能赖以养家。迫于生计，郑板桥于26岁(1718年)前后外出开馆授徒，设塾于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市)之江村。据《盐城县志》等记载，郑板桥还曾在兴化竹泓、盐城沙沟等地设塾授徒[1]326。

郑板桥起初并不想子承父业，但谋生乏术，选择“读书—教塾”的人生模式实属迫不得已。其实，清代像郑板桥这样父子两代皆为塾师者并不少见，因为塾师家庭的子弟在教育上略具优势，读书较为用功，对于功名多少有些期待，但在科场扬名之前多半也会子承父业。

郑板桥曾自作一首《村塾示诸徒》诗，记录了他为塾师的实况。诗云：“飘蓬几载困青毡，忽忽村居又一年。得句喜拈花叶写，看书倦当枕头眠。萧骚易惹穷途恨，放荡深惭学俸钱。欲买扁舟从钓叟，一竿春雨一蓑烟。”[1]11郑板桥一介寒士，为生活、为前程四处奔波，不得已沦为乡间塾师，陷入困顿潦倒，年复一年，似乎人生暗淡，心灰意冷。郑板桥诗中流露出对教书生活的无奈，只想买得扁舟一叶，到江边做个优游自在的渔翁。以这样一种职业心态，书恐怕是教不好的了，以致愧对“学俸钱”，生怕误人子弟。

郑板桥教塾的真州江村一带，是个“占山水之胜”的好地方，此地多绅商富户，园林星罗棋布，处处小桥流水，风景秀丽可人，为郑板桥吟诗作画之佳境。清代早期著名画家石涛(1642-约1707)在此建有“真州读书学道处”，又写过《白沙翠竹江村阁诗十三首》，还画过一幅《江村泛舟卷子》。郑板桥的教馆立于江边，每逢清秋之时，便会早起看竹，每当情致涌动，便展开画纸，尽情挥毫画竹，题画有云：“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1]333-334可见他在教馆时，仍执意追求绘画，除技法之外，感悟上也大有长进。上述高论，即为传统绘画理论之经典。

郑板桥教馆期间，留连于江村一带的自然景色，游历了真州的一些名胜古迹，如为纪念春秋时期伍子胥渡江而兴建的“伍相祠”、“浣女祠”等遗迹，这些都有诗歌记述。《真州杂诗八首》之三云：“寒衣新熨折参差，一笑裘毛落许时。脾土渐衰唯食粥，风情不减尚填词。雪中松树文山庙，雨后桃花浣女祠。最爱卷帘高阁上，楚江晴碧晚烟迟。”[1]103《真州八首》之六云：“伍相祠高百尺楼，屯田遗墓也千秋。溪边花落三春雨，江上潮来万古愁。无主泥神常趁庙，失群才子且低头。画船半破零星板，一棹残阳寂寞游。”[1]105

在江村数年，郑板桥还以诗会友、以文会友、以酒会友，与张仲芲、鲍匡溪、米旧山、方竹楼等人，相互间诗联倡和，情谊深厚。《真州八首》之一云：“江头语燕杂啼莺，淡淡烟笼绣画城。沙岸柳拖骑马客，翠楼帘卷卖花声。三冬荠菜偏饶味，九熟樱桃最有名。清兴不辜诸酒伴，令人忘却异乡情[1]104。”

由于郑板桥沉迷于书画，对教读生活充满厌倦，不愿多下功夫，因此职业所得对家庭生计并无多大的改善，其穷困潦倒之状，常见诸笔端。诗云：“琐事家贫日万端，破裘虽补不禁寒。瓶中白水供先祀，窗外梅花当早餐。结网纵勤河又冱，卖书无主岁偏阑。明年又值抡才会，愿向秋风借羽翰[1]24。”

郑板桥之穷困，或许与其艺术家式的生活方式有关。郑板桥从26岁设塾授徒，至40岁中举，中间有十多年的光阴，教馆经历约占其半，另一半光阴则四处游历、卖画，如：32岁出游江西，33岁出游北京，34岁卖画扬州，35岁客于通州，36岁读书扬州天宁寺[2]326-328。父亲去世时，郑板桥曾作《七歌》，感叹人世艰辛：“郑生三十无一营，学书学剑皆不成。市楼饮酒拉年少，终日击鼓吹竽笙。今年父殁遗书卖，剩卷残编看不快。爨下荒凉告绝薪，门前剥啄来催债。……几年落拓向江海，谋事十事九事殆。长啸一声沽酒楼，背人独自问真宰。枯蓬吹断久无根，乡心未尽思田园。千里还家到反怯，入门忸怩妻无言[1]9-10。”

郑板桥39岁时丧妻，备尝人生酸楚，痛定思痛，于是决定回到读书—应举的老路，于次年赴南京参加乡试，并一举成名，作《得南闱捷音》诗云：“一枝桂影功名小，十载征途发达迟[3]23。” 中举之后，郑板桥的人生终于迎来一片坦途，之后是中进士，做县官，不再为物所累。

二、郑板桥早年塾师经历对其人生发展的影响

郑板桥在人生最困苦的时候以塾师职业赖为生计，这段经历唯其酸楚凄零，所以刻骨铭心。也可以说塾师生活融入郑板桥的生命感悟，成为其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之一。郑板桥成名后的为官与为人、诗文与书画，都烙下了塾师经历的印记。

其一，塾师的饥贫使郑板桥深深体会到底层百姓生活之艰难，奠定了悲天悯人的情怀。板桥先生教塾师时，不堪贫贱，常常为衣食所困，这使他能够对民间疾苦感同身受，在有机会、有能力的时候尽力为百姓做些实事善事。为官时，他精勤为民，救济贫寒。《范县署中寄舍弟书》云：“吾辈读书人，入则孝，出则弟，守先待后，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1]224知山东潍县时，郑板桥画竹以赠友人，题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2]238当地闹饥荒，他便想方设法救济灾民，《清史列传·郑燮》云：“官潍县，是岁歉，人相食。燮大兴修筑，招远近饥民赴工就食。籍邑中大户，令开厂煮粥轮饲之。有积粟，责其平粜，活者无算[4]。”辞官后，郑板桥亦时常帮助乡里贫寒人家，《清稗类钞·义侠类》云：“郑板桥尝官山东潍县，乾隆时罢归家居。尝作一大布囊，凡钱帛食物皆置其中，随取随用，或遇故人子弟及同里贫善之家，则倾与之[5]。”

其二，塾师经历丰富了郑板桥诗画创作素材，增加了创作灵感。一是塾师成为郑板桥的创作题材，使他留下了两首广为流传的塾师作品。第一首是《自嘲》(又名《教馆诗》)：“教馆原来是下流，傍人门户过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而今幸作青云客，遮却当年一半羞[1]111。”这首诗生动地刻画了塾师职业的无奈与困窘，并对自己能够由科举入仕，彻底摆脱塾师命运感到莫大的庆幸。第二首是《道情》十首之五：“老书生，白屋中，说黄虞，道古风，许多后辈高科中。门前仆从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龙，一朝势落成春梦。倒不如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1]187。”大意是人生起落无常，与其舍身求功名，不如隐身乡间教书，还能过些安稳日子。道情是古代的曲艺之一，以说唱的形式，反映人生与世情。板桥先生在《道情》开场白中说：“我先世元和公公，流落人间，教歌度曲，我如今也谱得道情十首，无非唤醒痴聋，消除烦恼。每到青山水绿之处，聊以自遣自歌，若遇争名夺利之场，正好觉人觉世[1]185。”二是教馆所在地真州江村的秀色美景激活了郑板桥的艺术细胞。他在从兴化奔赴江村教馆的途中，看到途中美景，诗兴大发，吟《晓行真州道中》道：“僮仆飘零不可寻，客途长伴一张琴。五更上马披风露，晓月随人出树林。麦秀带烟春郭迥，山光隔岸大江深。劳劳天地成何事，扑碎鞭梢为苦吟。”以此反映他苦中作乐的心情。江村竹林美景深深吸引了他，使他一生钟爱画竹，并成就了他得以名世的竹画。三是清闲的塾师生活使他有充裕的时间对书道画艺进行深刻感悟和反思。他在江村画竹时，通过反复观察、思考和实践，提炼出“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的理论，这也许就是郑板桥教馆生涯中最大的收获。

其三，教塾之江村成了郑板桥的精神家园，一生都十分怀念。塾师生活虽然寄人篱下，但毕竟悠闲自在，恬静淡泊，郑板桥寄情于江村的田园风光，写诗作画以自遣。雍正十三年(1735年)夏，已是举人身份的郑板桥重游江村，作家书《仪征县江村茶社寄舍弟》，云：“江雨初晴，宿烟收尽，林花碧柳，皆洗沐以待朝暾，而又娇鸟唤人，微风叠浪，吴、楚诸山，青葱明秀，几欲渡江而来。此时坐水阁上，烹龙凤茶，烧夹剪香，令友人吹笛，作《落梅花》一弄，真是人间仙境也。嗟乎！为文者不当如是乎？”[1]236后来到山东范县为官，郑板桥在《范县呈姚太守》诗中表达了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其辞曰：“落落漠漠何所营，萧萧淡淡自为情。十年不肯由科甲，老去无聊挂姓名。布袜青鞋为长吏，白榆文杏种春城。几回大府来相问，陇上闲眠看耦耕[1]48。”又填词《满江红·思家》云：“何日向，江村躲；何日上，江楼卧。有诗人某某，酒人个个。花径不无新点缀，沙鸥颇有闲功课。将白头供作折腰人，将毋左[1]167。”江村的旧景与故人令他时常怀念，巴不得早点告老还乡。郑板桥为官十一载，61岁“乞疾归”，回扬州会故人旧友，兴致颇高，口占一联云：“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3]3366。”岁再次重访真州江村，留下了十几首诗词。在《真州杂诗》中，他对真州不吝其词，大加歌颂，仿佛真州是他的第二故乡。

塾师经历虽然困苦不堪，却是郑板桥一生中珍贵的精神财富，不仅给他的仕途，而且给他的文学和绘画作品提供精神滋养。推而广之，塾师经历对于传统士大夫而言，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一是传统社会读书人的职业选择空间相当有限，塾师成为其非常便利的谋生手段，虽然清贫，仍不失一条生计；二是塾师处于社会底层，可以真切地感受人间百态，砥砺品行，磨练意志，孕育情怀；三是塾师职业组织松散，缺乏制度化的规范，为底层文人实现个人追求(如参加科举考试、从事文艺创作、研究学问等等)提供了便利。据张仲礼对19世纪一些杰出人物的生平调查，大部分人“在成为政治上或学术上和成功人士之前曾担任过塾师[6]102。” 到19世纪晚期，仍有约40%的绅士以塾师为职业[6]106。

古代知识分子很少有人直接以塾师作为人生追求，这就导致塾师们对于职业活动缺乏足够的热情，很难从中实现个人价值。于是塾师们一方面通过科考寻觅向上流动的机会，一方面通过文艺创作或学术研究来显露才华。这样，即使举业不顺，还可以留下一两部著作。比如蒲松龄以“聊斋先生”著称，焦循、许瀚以考据学名世。其他如训诂学名家王筠(1784-1854)、俞正燮(1775-1840)都曾以塾师为业[7]287。 相比较而言，郑板桥算是底层文人的“成功人士”，既有幸步入仕途，又在艺术创作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