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寻找中觉醒和救赎
——读孙惠芬的《寻找张展》

许玉洁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110034)

作为辽宁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孙惠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一直致力于辽南地区乡村世界的书写，从《歇马山庄》《上塘书》《吉宽的马车》到《致无尽关系》《后上塘书》，无不体现着她对乡土书写的热衷。尤其关注“歇马山庄”和“上塘”这两个乡村世界的内部秩序和外部联系，村民的生活是怎样的，如何离乡进城，如何弃城返乡，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遭遇了什么，获得了什么。身处大众对自己持续书写乡土生活的期待中，孙惠芬却摇身一变，将目光投向了城市生活。2016年出版的《寻找张展》，以城市生活为场域，孙惠芬开始了对90后一代青年的精神探寻。地域由乡村转向城市，写作对象由中年一代转向青年一代，是她带给我们的惊喜。

而这样的转变，得益于孙惠芬作为一位作家所具有的与时代同频的敏锐性和人文关怀的责任感。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快速平稳地推进，城乡矛盾不再像之前城乡差距悬殊时那样显著，同时，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诸多现实问题和症结在发达的城市和90后青年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所以，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后，孙惠芬把自己的书写从乡村转向了城市，从自己的同代人滑向了90后青少年身上。《寻找张展》应运而生。

“我们谈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症，我们出生时已经改革开放十年，权力和利益如何绑架了我们的父母，在他们欲望的羽翼下我们如何畸形成长。”[1]196书中关于理想和欲望的此消彼长，关于权力至上的官本位现状，关于望子成龙的教育绑架，关于疯狂追逐西方文明的病态心理，都在我们眼前散落铺开，缠绕交织成一张无比窒息又无法逃离的大网。主人公张展蚊虫般地被黏附于其中，向我们展现他身体的每一次感受，精神上的每一次疼痛，以及在这过程中他的失去和他宿命般深不可测的救赎之旅。同时，“我”也在对张展的寻找中，在目睹张展的灵魂救赎之旅中，开始了觉醒，“当他向我打开他的过去，我也不再是局外人，我居然在张展的信中看到自己。”[1]123

一、“我”的寻找：在寻找中开始觉醒

(一)时代的映照

《寻找张展》的结构分为上部“寻找”和下部“张展的自述”，在上部中通过“我”的寻找，串联起了教育界、政界、家庭内部等各个圈子的现状，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

1.家庭教育和父母形象

作者在书中着重刻画了几种父母形象，尤其是母亲形象，以及在他们的“自由”教育方式下，当代青少年的人格养成和心理状态是怎样的。

首先，是“自由放任型”父母。闫姐夫妇是建筑工程师，有钱，却没有时间照管儿子鲍远，于是他们的儿子就成了一个无拘无束的自由主义者。依靠父母的财力和关系，多次改变自己的专业方向，从酒店管理到服装、电影，从瑞士到俄罗斯、美国，都未能学成归来，最终只能躲在家庭影院中看电影度日。闫姐教育的失败一方面是只顾工作，压榨了陪伴孩子的时间，以致于在青少年人格培养、三观养成等方面错失了良机。在对世界的认知未完整建立、对自己的特点未认知清晰时，鲍远不能正确地判断某专业是否适合自己，没能拥有持之以恒等优秀品质，而这些，正是闫姐夫妇作为父母的责任。教育失败的另一方面是因为闫姐过分洒脱的心态。与“我”草木皆兵的神经质心态相比，闫姐有着“不怕把事情搞砸”的洒脱心态：既然儿子已经这般颓废、放弃自己了，未来还能更糟吗？这种心态的背后映射出来的是不作为的心理，要想做出改变，什么时候都不晚，最怕的是听之任之。

其次，是“精神暴力型”父母。祥云在面对外人时永远是笑声朗朗，在面对自己的孩子——朵朵时却俨然一个疯子。对待自己的女儿，从小到大，除了管教就是打骂，几乎没说过一句温暖的话，犯错时把女儿关在黑屋子里一打就是两个小时。“我冲外人笑，是外人跟我没有关系，她是我孩子，她爸是我丈夫，跟我有关系，我对他们好，当然不给他们好脸儿。”[1]87在这套可笑的逻辑下，葬送掉的是朵朵无忧无虑童年和需要关心与支持的青春期。最明显的例子是，当朵朵出现幻觉并承受了学校里的巨大压力时，她的第一反应是瞒着母亲，因为害怕母亲的疯狂行为。母亲的第一反应不是保护与理解女儿，而是猜疑与指摘。祥云教育失败的一个原因是把爱当成了物质，而非精神和情感。祥云爱的是自己的女儿，而非朵朵这个实实在在的人，所以当她用充足的物质来自我感动式地养育朵朵时，正与孩子对精神、情感的需要互相错位。这种精神暴力最后导致母亲与孩子双方都在心中筑起高墙，感受不到家庭带给自己心灵的满足。教育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把孩子当作婚姻泄愤的工具。当发现女儿是丈夫林长枫的软肋时，朵朵便成了祥云失败婚姻的牺牲品，通过对女儿的打骂来达到惩罚丈夫的目的。

2.大学教育界

以滨城大学为参照点，以寻找张展的资料为线索，“我”直观地感受到了大学内部的运作机制、师生风貌，由此展开了对大学教育的剖析和反思。

首先，是学生功利化的学习动机。“有人喜欢读马列研究生，他们支教，原来是一次人生策划，是为了读上政治系的研究生。”[1]40令“我”瞠目结舌的是，当志愿者本来是一件自发自愿、造福社会的好事，如今却只有找关系才能入选；选择支教本应凭靠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心，如今却沦为为读研加分的工具；读研的出发点本应是开拓眼界、提高智识，如今却成为参与政治、获取留校机会的阶梯。大学不再是汲取知识的象牙塔，大学生学习的动机逐渐功利化，而这一切是如此正常、普遍地存在于学生的观念中，“我”不禁感到诧异和痛心。

其次，是老师冷漠的教育态度。大学老师祝简不了解自己的学生来自哪、家庭情况，把学生浑浑噩噩的现状归因于学生本身不好，而非老师的责任。祝简只把教职当成维持生活的饭碗，上课是照本宣科，对衣服、翡翠的关注远超过对教学、学生的关注。简单粗暴地把学生的庸碌归结为:正赶上改革开放，很多人向金钱和利益看齐，向物质看齐，时代被物欲裹挟。既是对自己责任感缺失的掩盖，又扼杀了学生多面发展的可能性。除了大学教师，还有辅导也如此，在辅导员眼中，张展仅是一个“乌啦巴涂”“爱戴毛线帽”[1]49的模糊形象。可以看到，不管是老师，还是父母，在很大程度上对90后是陌生的、不了解的。

再次，是学校唯分数论的评价机制。翻开张展的档案，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列列醒目的分数，似乎在你是一个人之前，你得先是分数的集合。“他要是学物理或数学，证明考试没考好掉到我们这儿……他考了美术，意味他文化课压根儿就不怎么样。”[1]37对于素未谋面的张展，祝简下意识地以成绩对其盖棺定论，品性如何、艺术天赋如何，一概不论。这种只以分数论学生的落后观念根深蒂固地扎根于大学老师心中、教育评价体制中，用“有用”“价值”评判学生，丧失了对人的关怀。这是大学教育的悲哀，也是整个时代的悲哀。

3.政界

除了对教育界不正常现象的批判、反思，作者对政界的腐败、虚假行径也在寻找张展的过程中也给予了淋漓尽致的揭露。

首先，是权力行使中的腐败、虚伪。书中首次对权力露骨的描写出现在张展的表姐梦梅被车撞死后，张展的父母对肇事者点头哈腰，并要求一家人统一口径，说是梦梅自己走错了路，因为出事的车上拉的是县里最大的官儿，他直接管着张展爸妈的前途。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为了自己的仕途，张展的父母公然袒护肇事者，让梦梅冤死，这给了张展幼小的心灵一记重击，也揭露了在职位提拔和官官相护的利益诱使下，人命如草芥般轻薄。

除了张展父母，耿丽华也是政界玩弄权力的公职人员的代表。一个区长，竟然可以轻易办理好跨省读书，安排张展进入硕博才有资格应聘的设计院工作，甚至伪造政绩。她第二次安排和“我”的见面，并非是对初次见面时的盛气凌人感到抱歉，想就张展的问题做进一步的交流，而是想借由作家之手，伪造大连环保工作的成绩，借机逢迎市领导。虚伪的嘴脸跃然纸上。

此外，是权力对人的异化，官本位观念的滋长。“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一种人，他们从来不知道艺术为何物……他们似乎只有升官升官，从没有内心。”[1]129从小被官本位思想围绕的张展，一直被寄予“当更大的官”的期盼。即使是为我辩解的姥姥，对绘画艺术的理解也只停留在画画可以当院长的层次。即使在是经商家庭长大的于永博，父亲对他的期盼也是走仕途。整个社会弥漫着疯狂追逐权力的风气，为了当官，可以舍弃亲情、尊严、理想，丢失人之为人的内在。

(二)代际的觉醒

书中多次出现申一申的反问，“你对我们90后了解多少？”“你了解多少事实真相？”虽然“我”作为一位作家母亲，相比于上述几个家庭，对孩子的理解、包容、接纳要宽广得多，但从申一申谎报张展家地址、隐瞒自己高中恋情几件事可以看出，代际间的沟壑始终难以填平。而在这场申一申所发起的寻找张展之旅中，透过张展的人生轨迹、心路历程，90后的心灵史被铺展开来，“我”对90后的理解以及在此过程中对自己教育方式的反思也更为深入。“此时，‘寻找’不再是事不关己和外在于我的勘察，而变成了‘我’与‘90后’精神世界的融合与互动。”[2]

1.对90后的深入理解

在成功学、官本位漫天飞的时代，90后是否会被这样的大潮所裹挟？张展为“我”提供了对90后的不同看法。在经受了多年的精神苦难和父亲的离世之后，所谓不是在灾难中崛起就是在灾难中消亡的生活“真理”并未在张展身上奏效，生活也许还有第三种状态：即在一份情感支持下，可以默默地“乌啦巴涂”地活下去。生命不是只有成功、崛起、光鲜和失败、庸碌、无为这两种极端状态，在经历了苦难之后，生命更容易呈现出第三种状态：平静、无争、愉悦地生活。“我”当时不理解儿子所说的甘于接受碌碌无为是一种境界，在寻找张展的过程中，“我”深切明白了90后的这种看待生活的方式，他们是如何与世界和解，与自己和解。

2.对自己教育方式的反思

在目睹了上述几对家庭的教育方式后，“我”开始了自己的反思。与闫姐的洒脱心态相比，“我”是否过于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看到祥云巨大的形象反差后，“我”思考自己是否只囿于固有的成见，遮蔽了完整事实？看到张展父母因为当官而忽视儿童成长后，“我”惊醒原来自己也差点走上了这样的不归路。

从儿子的高中日记中得知，申一申曾常常辗转反侧，痛哭流涕，因为同时爱上两个女生而痛苦不堪，而自认为对儿子事无巨细的母亲对此却一无所知，自认为一直在做儿子奴隶却从没有走进儿子心灵，“我”因此深受震撼。许多年来，“我”一直为儿子神经兮兮，大到身体健康，小到选课、与小秘意见相左，但“我”也就是紧张兮兮而已，并没能搬动儿子前行道路上的一砖一瓦，儿子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靠自己的能力稳步前行着。但儿子在精神世界遭受了无法解决的风暴，“我”从未知晓因此从未能给予帮助。这使“我”陷入了沉思：在儿子的成长中自己扮演了什么角色？提供了有用的帮助吗？我的教育是否一直在外围徘徊却从未深入到内部？

作者对种种教育模式的呈现以及对它们的反思为我们提供了青少年细腻的心理世界和为人父母的打算，在双方的理解中，良好的教育模式才会浮出水面。即觉醒在寻找中发生。

二、张展的寻找：在寻找中得到救赎

除“我”之外，张展也一直在寻找，与我不同的是，他在寻找的过程中，不断失去，也不断获得救赎。“如果说上部的‘寻找’是从一种‘外视角’来审视张展从小到大带给外人的深刻印象，那么在下部作家则通过‘内视角’让张展来充分崭露自己的心声。”[3]

(一)无尽的失去

1.正常的童年、亲情和温暖

“来自家庭的物质化的过渡供给和来自学校的粗糙和冷漠，放逐了张展一样的孩子的情感归依，其各自的‘失去’自是必然。”[4]

由于父母工作忙于应酬无暇照管孩子，于是张展从小被寄养在姥姥家，从此开始了畸形的童年记忆。凭借自己公务人员的身份，张展父母在整个家族中拥有了话语权和支配力，张展的舅舅把接送张展上下学当成专职，张展的姥姥毫不掩饰对张展的偏爱。其乐融融的背后，却是张展的苦不堪言。舅舅会在接送途中厉声训斥、粗暴地对待张展，舅舅的孩子们会因为吃醋而愤怒地抓张展的头发，姥姥把名为健康实则寡淡的饭菜、名为规律实则刻板枯燥的作息时间强加到活泼好动的张展的身上，寄居生活没有正常家庭的温馨、和谐、温暖，他感受到的尽是管制、训斥、委屈，在张展有限的狭小的世界里这就是全部。与其说失去了家庭亲情，毋庸说从未拥有过。

唯一给张展带来温暖的是他的表姐梦梅，只要他哭起来，梦梅一定紧紧把他搂在怀里。甚至为了得到这温暖，小张展不惜故意挑起事端，这从侧面可以看出他对亲情、温暖的极度渴望。造成这种畸形家庭关系的重要原因毋庸置疑是权力关系、官本位观念向家庭内部的蔓延、渗透。家庭内部的运作机制本应是亲情、责任、关怀和血缘连结，在张展的家族中却被替换成了权力、官职、应酬等现实利益因素。依据官职大小对孩子区别对待的姥姥，享受权力之便利的舅舅们，不停追求升职的张展父母，都是病态家庭关系的制造者。

高中时期，张展对“我”的关注也是他渴望拥有亲密、温馨的亲情关系的表征。当知道申一申的母亲是作家后，张展不由得羡慕至极，因为“有作家母亲，他心里享受的是内在滋养”[1]113。冥冥之中，张展似乎与“我”建立了一种精神的联系，因为他深信，一个作家能感受他心中所有不可言说的隐秘情感，不会因为攀附有权势的人而败坏自己的良知和气骨，不会强迫孩子顺从自己的意愿而剥夺儿童的天性，而这些温暖、良善，都是他的原生家庭所不能理解、不能提供的。“虽没有如愿，但我和您，一直保持着暖色的，明黄和淡蓝颜色的关系，就像夏日雨后的湖面”[1]114，如果说张展和“我”的关系是暖色调的，那么他和家庭的关系便是阴暗、清凉的冷色调。

2.文明之根、乡土情怀

在改革开放十几年的时间里，西方的文明和文化如洪水猛兽般涌入中国，随即也带来了文化观念的更新：古老的生活方式遭遇冷眼昭示着进步。在张展母亲的眼中，爱吃土豆饼意味着想念“穷滋味”，没出息，现代文明人应该断了农村的根儿，因为那是落后与倒退；即使饿肚子也不能吃乡下爷爷奶奶家的饭菜；吃西餐、披萨、蔬菜沙拉是学习文明，是上进。母亲一直给张展灌输农村即落后的思想，而张展多年来也未曾在大槐树下逗留，未曾与乡下的亲人有过多接触，血缘的联结一直在淡漠着。富有戏剧性的是，多年后在父亲的葬礼上，城市里吊唁来宾的寒暄对张展来说只是虚假的客套，反而是乡下久未见面的奶奶和姑姑触动了张展。被母亲视为落后的乡村此刻却用真情给了张展最深切的安慰，原来，与乡村的联系一直不能被割断。知道父亲去世后，“用额头擦干奶奶脸上的泪，大槐树乡下的根，就在我生命中深深扎下了。”[1]122

作者把张展的故乡设在山西洪洞大槐树别有用意。据历史记载，明朝洪武、永乐年间洪洞大槐树的大移民，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有组织、有计划的一次迁徙。如今洪洞大槐树已成为“寻根”“祭祖”的象征。在书中大槐树不仅象征着张展，甚至是90后最初离乡，而后精神归乡的纽带，也象征着古老的中国文明在对抗西方外来文明时所展现出的坚韧力量。“在对待‘时代病’的态度上……孙惠芬以一个‘乡下人’的姿态，将前现代乡村视作饱蘸温情与理想的精神乐园。”[5]孙惠芬如此繁复地图绘了张展这位生在城市青年的成长的困惑，但是最终还是把救赎与精神腾飞的动力放在了她一贯书写的乡村，乡村成为了舒展人性、延伸善意的最后堡垒。这符合孙惠芬一直以来对乡村温情书写的一贯风格。

(二)心灵的救赎

在家庭、社会的持续摧残、剥夺之下，张展仍能保持清澈的灵魂，没有深陷泥潭，仍能在父亲的眼睛里画出小鱼、小虾，仍能在父亲荒诞的葬礼上对虚伪发出本能的厌恶，是因为在不断失去的过程中，张展的救赎、修复之路也从未停止。按照张展救赎的来源进行划分，以年龄为界，大致可以分为成年之前外部提供的救赎和成年后自我的救赎。

1.底层人、同龄人的情感救赎

张展的第一次救赎开始于表姐梦梅，在灰暗、冷漠的姥姥家，只有梦梅的保护、怀抱是张展仅存的安息之所。梦梅死后，抱着对梦梅的怀念和对父母的憎恶，流浪女月月出现了，他们彼此分享记忆，她带领张展奔走在地下停车场、垃圾收购站、医院走廊，虽然阴森森黑洞洞，但与家里的高压相比，这些地方是自由的所在。月月的出现，使我关闭了渴望父母理解的大门，开启了另一个全新的世界，那是一个散漫、随意、自由自在的大世界，大到可以让人看到人生的光明、情感的美好、人与事物之间关系的美妙。正是这次思想的变化，使张展开始正视父母对自己心灵的戕害并采取对他们关闭自己的方式来自我保护。

和月月离别后，进一步启发张展寻找自由的是黑脸男孩。当时的张展对父母的行为尚未有清晰的认知，不知道父母的暴力行为意味着什么，黑脸男孩和“拥政”小吃部的出现开启了张展对价值观的探寻。小吃部里是独立的、自主的，没有官场里的虚假、两面，没有谁看谁脸色那些讲究。如果说月月使张展萌发对自由的向往，黑脸男孩则是帮助张展明晰了自由的内涵，即单纯、独立、人人平等。这次逃离，张展明白了自己想要追求的是什么，什么能带给自己心灵的安慰，自此逐渐摆脱混沌的儿童世界，开始了价值观的建构。

“长期迷失在布满荆棘的密林当中，某一天会突然有一条路向你伸来，前提是：你在寻找。”[1]151当张展开始了他的寻找之路时，遇到了初中同学吕梁，这个在学校会因为仗义主动保护张展的女孩，在绘画之路上也通过做人体模特给张展提供了助力。同样在绘画上给张展提供帮助的是发廊女斯琴。对于从小缺少母爱的张展来说，斯琴的温柔、善解人意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他这种缺失，不像同龄人蒋子蔓一般功利、稚嫩，也没有成年人的世故、庸俗，斯琴的抚摸让张展冰冻了十几年的坚冰一瞬间彻底融化。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斯琴的柔情和温顺触动了张展儿时关于月月、梦梅的记忆，多年以来一直渴望被关怀，如今一朝得到满足，自此陷入这种温柔中无法脱离。除了情感上的滋养，在对艺术的理解上，在关于爱与美的启迪上，斯琴都是张展不可缺少的导师。她自愿当张展的人体模特，帮张展打点升学的事项，使张展坚定对艺术的追求，情感的满足、艺术的启发，使得张展今后的人生变得丰满。

2.自我的救赎

首先，在艺术的陶冶中得到救赎。张展的人生一直在失去，梦梅、月月、黑脸男孩，可是“有一条路在向我打开，它朝向内心，朝向内心的艺术，当我再也找不到那家小吃部，再也不能在情感的共鸣中释放孤独，我便开始了对那个世界的描绘”[1]111。当一次次短暂地被治愈，又一次次痛苦地失去后，张展明白了外部救赎的时效性，开始转向内心寻找永恒的依托。对月月背影的怀念，为父亲感到的遗憾，都在一幅幅画作中得到了释放和寄托。如果说过去的苦难对张展有一丝造就的话，那便是引导他进入到美和艺术的殿堂，在艺术的世界里，苦难成了创作的绝佳素材，颠沛流离者的心灵也在一次次的雕刻中愈凿愈坚。

其次，在理解中获得救赎。张展自我救赎的一个转折点是他对父亲迟到的理解。在回到大槐树爷爷奶奶家后，张展发现了多年前父亲亲手打造的家具上，凿着“展翅”和“麻雀”，这才推知父亲选择仕途有自己的无奈和不甘，他的理想只是做一名优秀的木匠，但爱情、理想、责任之间缠绕的复杂关系使父亲从此不得不隐藏起自我。爸爸年轻时也遭受过心灵的冲突和矛盾，和今日的儿子一样。正是这个想法让张展开始理解父亲，原谅父亲，原来父亲不是空洞的人，他也有内心。“爸爸走了，爸爸却复活”[1]186，对爸爸的理解也是张展心灵救赎的重要节点，自己的家庭不是冷冰冰的地窖，自己的父亲也并非满眼功利，我们都鲜活地、热情地活着，这大概是张展释怀的关键点。总之，纵观张展爱的救赎史，他“在身体忙累中获得了内心的宁静，在体力付出中获得了内在的支撑，在病痛死亡中获得新生的启悟，在反哺他人中获得了强大的力量，在助人中实现了自助，在苦难中进行着救赎。”[6]

《寻找张展》饱含了孙惠芬对当今“时代病”的思考，对人与人关系的深切关怀，对90后在欲望的羽翼下如何拥有一部健康成长史的忧思，对当下的教育不无警醒和启发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惠芬认为自己承担了一名作家对当今时代的社会责任，努力为青年人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的自觉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