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美善》“女作家号”及其推动下的女作家研究热

郭 瑶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00)

一、《真美善》创办

谈到曾朴，首先必不可少的是其小说创作，作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以名妓傅彩云作为主人公来勾连故事，可以看出曾朴对于诸色人物的基本态度及褒贬，对男性不是一味褒扬的正面描写，对女性却是多了几分肯定与赞扬，鲁迅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其“结构工巧，文采斐然”。[1](P194)其次是开书局、办刊物的经历，1907年与黄摩西、丁初我、徐念慈等共同创办《小说林》杂志，与官报的政治说教不同，它属于有着共同文学理想的同人杂志，主张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启迪民智，《孽海花》部分章节就曾在此出版。随着1920年代后半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潮逐渐低落，曾朴等人对新文学运动时期在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方面的成绩有所不满，所以在1927年9月与长子曾虚白在上海法租界创办了《真美善》书局，11月刊发《真美善》创刊号。曾朴虽成长于封建社会末期，也曾在封建国家体制中任职，但他更喜欢的却是法国进步文学，尤其喜欢法国浪漫主义大师雨果的作品。因此，《真美善》杂志最主要的业务便是译介外国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除雨果外，还有左拉、莫里哀、戈恬、边勒·路易、福楼拜等人的作品。其在强调经典化的同时反对全盘西化，据《曾虚白自传》回忆成立书局“目的决不想赚钱……要透过翻译的努力吸收西方文艺的精英，来补充中国文艺的不足”，[2](P83)于是，在《真美善》与“曾家客厅”周围便逐渐形成了以曾氏父子、邵洵美、张若谷、徐蔚南、绿漪、傅彦长、赵景深，叶鼎洛、孙席珍、王坟等人为代表的“真美善作家群”。此外，还有一些经常参加沙龙聚会却未在《真美善》发表作品的“非真美善作家们”，例如郁达夫、陈望道、叶圣陶、郑伯奇、梁得所等人。

二、“女作家号”始末

“女作家号”是由张若谷最先提出来的，所以他也就自然而然成为《真美善女作家号》的编者。张若谷之所以提出要办“女作家号”，是因为当时自己正在翻译法国娄梅德的《法国的女诗人与散文家》，同时受到《法国浪漫文学运动中的女英雄》的启发，[3]据他回忆在“曾家客厅”里的这一次谈话中，曾朴极力向众同仁推介法国小说家边勒·路易(皮埃尔·路易)的《阿芙洛狄德》，所以由此而发，众人便由国外到国内，谈论起了中国的女性文学创作，因此产生了创办“女作家号”的想法。张若谷在《关于女作家号》中讲到创立这一专号的目的在于“为要引起女性对于文学的爱好，为要提倡女子文学新运动……要希望女子文学的抬头，要希望中国女子新文学运动的成功，还是全赖中国现代的女作家们自己去继续努力”。[3]

除此外，“刘舞心事件”对于“女作家号”的刊发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曾朴对法国文学极其推崇，对法国自由、随性、惬意的贵族式沙龙文化也是热爱倍致，但这种沙龙文化有个显著的特点便是有一个固定的“女主人”来主持活动，显然曾家客厅和以邵洵美为中心的“邵氏书斋”同仁们都是男性，虽然曾想过邀请陆小曼、郁达夫夫人王映霞，以及经常在《真美善》杂志发表作品的苏雪林，但都因不符合曾朴“这个女主人并不一定自己是文艺家，可是有欣赏文艺的能力与兴趣，因此，它就由文艺家大家共同的爱人转变而成文艺活动的中心人物”、[2](P99)既懂社交又懂文艺、以柳如是和赛金花为理想标准的要求而没有实现。在1928年5月的一次关于寻找“女主人”的聊天中，邵洵美借曾朴向大家推荐《阿芙洛狄德》之余，以“刘舞心”的笔名虚构了一个崇拜关汉卿、曹雪芹、曾朴，并对《阿芙洛狄德》有自己独到看法的19岁青年女性形象给曾朴写信，曾朴便以渴求客厅女主人的态度给以回信，二人之间的通信由最初的朋友间的“闹剧”逐渐演变成了“双簧戏”，由私人间的玩笑变成了公开的文学事件，并经过《真美善女作家号发售预约》八折售的广告宣传，以及邵洵美在自家《狮吼》杂志《“东亚病夫的女读者”》的宣传造势，也算是对“女作家”专号的开展提前赚足了眼球。

“女作家号”于1929年元旦刊出，据目录记载包含有冰心和露丝的3首新体诗歌，碧城、苏梅(即苏雪林，笔名绿漪)、病夫(即曾朴)等人的21首古今体诗歌，绿漪等人的4篇小品，卢隐、学昭、佳玲等人10篇小说，白薇、昌英等人4篇戏曲，方于、病夫、邵洵美等人4篇传记，徐蔚南、孙席珍的2篇忆语，以及雪林、张娴等人6篇评论。除此之外还在每一文类前的有共计7幅插图，大部分都是女性作品，以苏梅女士发表最多，但还有邵洵美以“舞心女士”笔名发表的小说《安慰》，以及邵洵美的《希腊女诗圣莎茀》、病夫的《诺亚伊夫人》、崔万秋《才媛九条武子夫人》3部传记，徐蔚南、孙席珍的2篇忆语，傅彦长、病夫、张若谷的3篇评论，[4]而这些人均是“真美善作家群”中的男性成员。

三、女作家研究热

《真美善》“女作家”专号的顺利刊发为其迎来了极大声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此刊在发表文章的同时附上了女作家们的照片，但男性作家的照片并未在此出现，这一行径引来了文艺界和报刊界的注目。丁玲曾拒绝为“女作家号”写稿子，理由在于“我卖稿子，可是不卖‘女’字”。[5](P125)《新女性》在1929年第4卷第1、2期分别发表不谦的《发泄变态性欲的女作家号》《再谈女作家号》等作品对“真美善女作家号”表示不满。鲁迅在《书籍和财色》中对其进行嘲讽“买书一元，赠送裸体画片的勾当，是应该举为带着‘颜如玉’气味的一例了。在医学上，‘妇人科’虽然设有专科，但在文艺上，‘女作家’分为一类却未免滥用了体制的差别……”，[6](P166)关于这一专号所引起的诸多讨论，费冬梅曾做过统计，有28篇之多。还需一提的是，在《真美善》书店的出版标记上，“真”和“善”二字清晰可见，但“美”却被一裸体女像遮蔽，这样的设计是否本身就是对女性的不尊重，我们不得而知。

据张莉研究统计指出，在“女作家号”之后的1931—1935年间中国新文坛上出现了一个介绍评论女作家的热潮。[7]在笔者所搜集到的资料中，1930年《妇女杂志》刊载的毅真的《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1931年北新书局黄英选编的《现代中国女作家》；复兴书局出版的《中国现代女作家》；北新书局出版的《现代中国女诗人与散文家》；1932年北平人文书店发行草野编的《现代中国女作家》，对冰心、庐隐、绿漪、冯沅君、丁玲以及白薇6位女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介绍与评价，但对于女性文学的研究草野却抱着不确定的迷茫态度，在本书的《写完女作家以后——代序》中他明确表示“这题目在今日中国的文坛上，根本是否有写的价值，还成问题”，[8](P1)其基本态度是以“宽恕的眼光”看待女性作家，将其作为一种独立于作家行列之外的一种特殊存在。此外，光华书局出版黄人影编著的《当代中国女作家论》增加了谢冰莹、陈衡哲、凌叔华，共9人；现代书局出版贺玉波的《中国现代女作家》增加了凌叔华、沉樱、陈学昭、陈衡哲，共10人；文艺书局出版雪菲的《现代中国女作家创作选》增加了凌叔华、袁昌英、陈学昭、陈衡哲，共10人；李希同在北新书局出版《冰心论》专论，男性作家中有1931年沈从文在《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中对冰心的小诗和《超人》小说集、凌叔华的小说《女人》给予较高评价，茅盾等人也曾在《作家论》中收录未名的《庐隐论》和自己的《冰心论》。除此外还有按照文类体裁的不同进行作品选编的现象，如1936年上海仿古书店发行俊生的《现代女作家小说选》《现代女作家诗歌选》《现代女作家书信选》《现代女作家日记选》等。

加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兴起的写史读史热潮，一批研究女性文学史的著作再版或问世，既有研究中国古代女性的著作，也有评价外国女性文学的著作。前者如1931年谭正璧的《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将女性通俗文学大胆地写进文学史，更是提出“没有女性便没有文学”[9](P17)的呼号；1932年梁乙真的《中国妇女文学史纲》，介绍上古至清末的女性文学；陶秋英的《中国妇女与文学》；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书局1933年第九次出版的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介绍周朝至明代的宫廷、民间、闺阁妇女文学乃至娼妓文学；还有女子书店印行的《女子文库·文艺指导丛书》中曾乃敦的《中国女词人》卷，介绍了自唐以来各类女词人及其创作。后者如1930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欧美女子教育史》中对德、法、英、美四国的女子教育史进行介绍外，第八章专门讨论女子问题及女子运动；1933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盲聋女子克勒氏自传》；1935年王茗青女士在《女子文库·法国女作家卷》的《自序》中高度肯定了法语，认为“除了意大利语的铿锵，和波斯语的雄厚，再也没有哪种语言比得上法语的圆润温柔”，[10](P3)并将法语“明晰活泼”的特点与法国民族的“愉快自由”相联系，除了介绍法国古典时期的沙龙与信札外，还特别细致地介绍了浪漫主义时期的斯达尔夫人与乔治桑。足见对女性文学的研究已成为一时之热，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写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现象进行的梳理总结，当中也收录了很多女性作家的作品与言论。

总之，从某杂志某一专号出发研究在其影响下推动的女作家研究热，在丰富史料的同时，能够进一步拓宽女性研究的视角，为女性文学的发展添枝加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