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一果,王可心
父权制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性结构,渗透到社会组织的各个角落,其特征正在于“是在家庭单位中制度性地强化男性对妇女和子女的权威”[1]。因此女性长久以来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成为“被统治”“被管理”“被凝视”的对象。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似乎迎来了改善的转机:全球化将原本身处男性依附地位的女性整合进市场之中,使其成为家庭经济来源的一部分。养家糊口不再是男性独有的职责,女性在家中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与自主性。伴随着女性受教育和接触媒体信息机会的增加,其群体身份逐渐走向多元,并按照各个年龄阶段所承担责任的不同产生分化。当然,女性通过劳动获取报酬这一社会行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地位。因此,相较于还处于人生初级阶段的青年女性,承担着父权制下更多附加责任的三十岁以上的中年女性群体更加值得关注。中年女性面临着“配偶之间的人际关系、家庭成员的工作和生活、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联系、家务劳动、子女照顾、性欲和情感寄托”[1]等诸多现实问题,需要在同一时间范畴内扮演多重角色,并根据日常生活场景的转换而不断变化。霍尔也明确提出,个体身份“在当代逐渐支离破碎,”它是“建构在许多不同的且往往是交叉的、相反的论述、实践及地位上的多元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