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人际关系对手机成瘾倾向的影响：自尊和焦虑的链式中介作用

何 琴 王志寰 王梦兰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金华321004）

1 前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手机越来越普及，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手机给人们带来了方便的生活，同时也带来了各种负面影响。根据中国工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且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到99.1%。在这一群体中，中学生的手机拥有率逐渐上升，与此同时，青少年手机成瘾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调查显示，约20%的被调查者都呈现出手机成瘾的倾向（刘丹，2018）。然而，青少年自我认知尚不稳定，自控力不足，易受周围环境影响，容易沉迷于手机而形成成瘾倾向。手机成瘾倾向是指由于不当的使用手机而造成的生理及心理的不适症状（熊婕，周宗奎，陈武等，2012）。手机成瘾倾向对人们生理造成了较为负面的影响。研究证实，过长时间手机使用会出现头部、耳朵疼痛，注意力涣散，产生疲劳感等生理症状（Johansson，Nordin，Heiden et al.，2009）。另外，研究者还发现手机依赖对青少年的心理和社会功能造成了一定的损害。调查发现手机依赖程度和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并且对32名高频使用手机人群进行为期一年的追踪调查发现，他们在生活和工作、学习中的抑郁倾向以及压力比一年前更严重（胡燕红，陈瑜，黄靖茵等，2010）。此外，研究指出对手机过度依赖的青少年会发生更多的情绪问题、社会适应性问题以及健康危险行为（汪婷，许颖，2011；王小辉，2011）。朱思施（2018）发现手机依赖与吸烟、饮酒、不良情绪、自杀等危险行为间存在较高相关性。无论是对身体、心理还是社会功能的损害，手机依赖已经成为不利于当今青少年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重视中学生手机成瘾问题，了解影响手机成瘾倾向的因素，对于学校制定可行的手机使用管理办法以及促进学生的身心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已有研究从手机本身因素、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三大方面探讨手机成瘾的相关因素（刘勤学，杨燕，林悦等，2017），其中人际关系被认为是影响手机成瘾的重要因素。人际关系是指人与人之间通过直接交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情感联系，是人与人之间相对稳定的情感纽带（王帅青，2013）。人际困扰是反映人际关系好坏的主要指标，是指在人际互动中因个体自身或外在环境因素产生的人际沟通障碍（牛宙，金勇，彭建国，2010）。已有大量研究证实人际关系困扰与手机成瘾倾向呈显著正相关（米继红，2017；袁维，2014）。以往研究普遍认为大多数成瘾倾向者都存在社会交往问题，个体之所以过度寻求网络或手机的使用，主要的动机是寻求积极的社会交往需要（Epkins＆Heckler，2011；Hames，Hagan，＆Joiner，2013）。心理需求的网络满足补偿理论认为，心理需求的现实缺失完全通过网络满足补偿影响大学生网络成瘾（邓林园，方晓义，万晶晶等，2012），当个体的现实人际交往存在严重困扰时，个体更可能通过网络交往，扩展和建立网络新的人际关系，从而补偿现实人际关系。智能手机作为网络终端之一，智能手机成瘾倾向可以视为网络成瘾的新型表现方式。因此，本研究假设人际关系困扰能够正向预测青少年的手机成瘾倾向行为。

除人际关系外，自尊与焦虑同时也被证实对手机成瘾倾向具有影响（张锐，2017）。自尊是指一个人对自身的个人能力或者是个人价值所具有的认知、态度和看法。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个体低自尊能够显著负向预测手机成瘾倾向，低自尊的人比高自尊的人手机成瘾倾向的程度更深（Bianchi＆Phillips；韩永 佳，2012；姜永 志，白 晓 丽，2014；周扬，刘勇，陈健芷，2015）。根据自尊的恐惧管理理论，当个体遇到影响自尊发展的消极因素时，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会借助一定的渠道予以补偿，个体自尊受到的威胁越大，就越可能采取问题或异常行为加以补偿，而手机成瘾就属于其中的一种（杨福义，张福娟，江琴娣，2004）。个体借助手机的多种功能能够替代性地满足其在现实世界中无法获取的尊重需要，进而会对手机产生依赖。

以往研究发现焦虑也是手机成瘾倾向的重要预测因子（张锐，2017），焦虑是个体对可能会引起危险或威胁的情境而产生焦躁不安、忧愁、烦闷等不良的复杂情绪状态（张晔，刘勤学，隆舟等，2016）。研究表明拥有强烈的抑郁、孤独、社交焦虑和冲动情绪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网络成瘾（Kim et al.，2005）。姜永志、白晓丽（2016）在研究中指出，社交焦虑与手机网络过度使用行为存在正相关。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心理不完全成熟的时期，所面临的内外压力普遍较多，易出现负性情绪，国内有关高中生焦虑情绪的研究显示，高中生焦虑情绪的发生率是20.31%～40.40%（李宪伟，掌永莉，刘金同，2009；刘军，2014；刘旺发，刘晓莲，蔡翥等，2013）。青少年焦虑情绪往往是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挫折并深受各种不良情绪的困扰，而手机的短信、游戏、上网等功能恰好为该群体提供逃避现实问题、增加控制感、寻求安慰的庇护所，因此他们可能通过过度使用手机，缓解其自身的焦虑情绪体验。

基于先前所述，我们认为人际关系、自尊和焦虑是影响手机成瘾倾向的重要因素，但也有研究已经证实人际关系、自尊与焦虑三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首先，研究表明，人际关系困扰与自尊之间呈显著负相关（郭海燕，2010；黄英选，2018）。研究表明，异性交往困扰越高，交谈困扰越大，自尊水平越低（张海涛，苏苓，王美芳，2010）。其次，在人际关系与焦虑情绪关系方面，研究指出，人际关系困扰易导致个体的焦虑情绪体验（La Greca＆Harrison，2005；黄丽娜，2018；文雨田，李雷雷，王宏等，2010；张洪杨，2018）。最后，自尊与焦虑之间也存在着紧密联系，有研究指出自尊与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呈高度负相关，低自尊的个体更容易体验到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和心理困扰，自尊对心理健康发挥着一定的缓冲和保护作用（孙志凤，2001；周帆，王登峰，2005；周小琳，刘春雷，2018）。自尊的强大会使个体较少受到焦虑的影响，更不易产生与焦虑有关的行为；而自尊的减弱会使个体更多地受到焦虑的影响，更易产生与焦虑有关的行为。

综上所述，为了进一步考察人际关系、焦虑、自尊与手机成瘾倾向的关系，本研究假设：自尊在人际关系影响手机成瘾倾向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焦虑在人际关系影响手机成瘾倾向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自尊和焦虑在人际关系影响手机成瘾倾向的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从浙江省金华市两所高中及初中抽取1083名初中、高中学生进行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075份。被试平均年龄14.7岁，其中女生480名（44.7%），男生595名（55.3%）；初一学生293（27.3%），初二学生150（14.0%），高一学生279（26.0%），高 二 学生219（20.4%），高三学生134（12.5%）。

2.2 研究工具

2.2.1 人际关系量表

采用郑日昌（1999）编制的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IRIDQ）。该量表测量人际困扰的程度，共有4个维度，分别是交谈困扰程度、交际困扰程度、待人接物困扰程度及与异性交往困扰程度。每道题做“是”“否”回答，分别记1分或0分，总分越高，表明人际关系困扰越多。总量表α系数为0.83。本研究中α系数为0.92。

2.2.2 自尊量表

自尊量表（SES）由Rosenberg于1965年编制，最初用于评定青少年关于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的总体感受，后由季益富、于欣翻译并修订为中文版的SES量表（汪向东编，1999）。该量表由10个项目组成，采用李克特氏4点计分，自尊总分为各个题目得分相加，得分越多表明自尊水平越高，量表的α系数为0.88，一周后重测信度为0.82。本研究中α系数为0.90。

2.2.3 焦虑量表

采用Zung于1971年编制的焦虑自评量表（SAS），后由吴文源翻译并修订成中文版的焦虑自评量表（汪向东编，1999），主要评定项目所定义的症状出现的频度。该量表由20个项目组成，为4级评分，有5个条目为反向计分，把20个题项分数相加，即得到总粗分，再用总粗分乘以1.25取其整数部分，就得到标准分，标准分越高症状越严重。本研究中α系数为0.83。

2.2.4 手机成瘾倾向量表

采用熊婕等（2012）在文献查阅、访谈等方法基础上编制的手机成瘾倾向量表（MPATS）。该量表采用5点计分，由16个项目组成，其4个维度分别为：戒断症状、突显行为、社会抚慰和心境改变。其α系数为0.83，分维度的α系数为0.55～0.83。本研究中α系数为0.89。

2.3 统计分析

问卷由SPSS21.0和PROCESS3.3软件进行统计和分析。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和SPSS21.0结 合Hayes编 制 的SPSS宏 程 序PROCESS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3 结果

3.1 青少年手机成瘾倾向的基本情况

对1075名青少年手机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分析，从表1可以看出，青少年手机成瘾倾向平均分数为28.91（总分80分）。参考Young的网络成瘾计分规则，总分超过48分就可以被认为存在手机成瘾倾向，可以初步推断，青少年对手机使用还没有出现成瘾倾向现象。四个维度中，戒断症状最为明显，其次是心境改变、社交抚慰，得分最低的是凸显行为。可见，手机依赖青少年中表现最为明显的是戒断症状，即离开手机或者手机没信号、没电的时候表现出来的生理和心理不适感受。

对各人口学变量在手机成瘾倾向上的差异进行分析：手机成瘾倾向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t（1073）＝4.88，p＜0.001），男生的手机成瘾倾向得分略低于女生；是否为独生子女差异不显著（t（1073）＝0.36，p＞0.05）；籍贯地差异不显著（t（1073）＝－0.73，p＞0.05）；不同年级的手机成瘾倾向得分差异显著（F（4，1070）＝32.27，p＜0.001），高中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得分显著大于初中学生得分，高中之间手机成瘾倾向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初中之间手机成瘾倾向得分也不存在显著差异。

3.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所有变量的测量均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在分析前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对数据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13个，第一个因子解释了21.39%的变异，小于40%的判断标准。因此，认为本研究样本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表1 青少年手机成瘾倾向基本情况

3.3 相关分析

通过SPSS 23.0对样本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显示，各个变量之间呈现显著的相关性。其中，人际关系、焦虑与手机成瘾倾向呈正相关，自尊与人际关系呈显著正相关，自尊与手机成瘾倾向、人际关系和焦虑呈负相关。由此得知，各个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满足中介效应的分析前提。

表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皮尔逊相关性

3.4 人际关系对手机成瘾倾向的影响：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将年龄、性别、年级、文理科等人口学信息作为控制变量，将所有变量转化为标准分。使用SPSS Process组件Model6进行链式中介分析，检验自尊、焦虑在人际关系和手机成瘾倾向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见表3及图1。由表3可知，人际关系对手机成瘾倾向的总效应分析中，人际关系正向预测手机成瘾倾向（β＝0.31，p＜0.001）。其次，人际关系负向预测自尊（β＝－0.51，p＜0.001），人际关系正向预测焦虑（β＝0.30，p＜0.001），自尊负向预测焦虑（β＝－0.35，p＜0.001），人际关系和焦虑正向预测手机成瘾倾向（β＝0.13，p＜0.001；β＝0.29，p＜0.001），自尊负向预测手机成瘾倾向（β＝－0.10，p＜0.001）。这些结果表明，人际关系对手机成瘾倾向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同时会通过自尊、焦虑的独立中介作用，以及自尊和焦虑的链式中介作用对手机成瘾倾向产生间接影响。

表3 各变量间的回归分析

图1 自尊和焦虑链式中介人际关系与手机成瘾倾向之间关系的路径图

选取Bootstrap法进行置信区间估计的检验，使用Hayes编制的SPSS宏（Model 6），重复抽样5000次，计算95%的置信区间（CI）。对中介效应直接检验的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表明：在人际关系和手机成瘾倾向产生的总间接效应中，Bootstrap上限与下限之间不包含0值，说明两个中介变量在人际关系与手机成瘾倾向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61%）通过三条中介链产生：人际关系通过自尊影响手机成瘾倾向，此路径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16%；人际关系通过焦虑影响手机成瘾倾向，此路径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29%；人际关系通过自尊影响焦虑再影响手机成瘾倾向，此路径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16%。综上表明：自尊在人际关系影响手机成瘾倾向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焦虑在人际关系影响手机成瘾倾向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自尊和焦虑在人际关系影响手机成瘾倾向的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表4 对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的bootstrap分析及其效果量

4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人际关系对手机成瘾倾向的影响及其机制，以期为青少年手机成瘾倾向管理提供一些实证参考。本研究结果表明，人际关系困扰不仅能直接正向预测手机成瘾倾向，还能通过焦虑和自尊的中介作用对手机成瘾倾向产生影响：一是自尊、焦虑的独立中介作用；二是自尊和焦虑的链式中介作用。

在本研究中，人际关系对手机成瘾倾向具有显著预测作用，这与以往的研究一致（米继红，2017；袁维，2014）。人际关系是多种问题行为和心身疾病的重要影响因素。心理需求的网络满足补偿理论认为，心理需求的现实缺失完全通过网络满足补偿影响网络成瘾（邓林园，方晓义，万晶晶等，2012）。当个体的现实人际交往存在严重困扰时，个体更可能通过网络交往，扩展和建立网络新的人际关系，从而补偿现实人际关系。现实人际互动的积极体验越少，更容易产生手机成瘾倾向，那么现实交往中就更难以融入社交群体，缺少归属和认可，则更渴望通过手机使用来满足社交需求，获得情感支持和积极体验（Chiu，2014），即出现恶性循环现象。因此学校、教师及家长，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交氛围，鼓励学生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将有助于缓解学生的手机成瘾倾向。

本研究发现人际关系能通过自尊的中介作用影响青少年手机成瘾倾向行为。这一研究结果表明，人际关系困扰严重会降低个体的自尊水平，并由此增加手机成瘾倾向行为。人际关系困扰严重的个体往往对自己的评价较低，对自身的能力及价值持否定态度，自尊水平较低。低自尊可能会导致适应不良的结果，包括低生活满意度、抑郁症状和自杀冲动，对个体心理健康有不利影响。自尊较低个体可能认为直接与他人互动有较高的隐患，特别是在受到威胁之后。因为要冒着人际关系失衡的风险，所以其可能更愿意以较为安全的途径修复他们的自尊。在这一过程中，采取更少人际冒险的方式，借用手机社交软件增加其对他人的吸引力，或者在网络游戏的虚拟世界幻想自己的理想状态，弥补他们在现实里无法获得的成就感。因此，学校有必要面向学生开展提升自尊水平的教学活动，提升学生的自我价值感，以此缓解学生手机成瘾倾向。

本研究发现人际关系能通过焦虑的中介作用影响青少年手机成瘾倾向行为。这一研究表明青少年人际关系易引发个体焦虑情绪体验，并进而导致手机成瘾倾向。已有研究发现人际关系可以预测焦虑情绪（La Greca＆Harrison，2005；文雨田，李雷雷，王宏等，2010），存在人际关系困扰的个体常常通过回避进行应对，进而产生焦虑情绪。正处在自我同一性确立时期的青少年在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时，手机丰富的社交功能够满足其在生活中难以获得的情感支持，若不加以约束，极易形成手机成瘾倾向。因此学校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向学生传递调节焦虑状态的知识和技能，引导他们学会改善焦虑状态。

本研究还发现自尊与焦虑在人际关系与手机成瘾倾向之间存在链式中介效应，即人际关系可先通过自尊作用于焦虑，再通过焦虑进一步作用于手机成瘾倾向。人际关系困扰学生的自尊水平较低，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的人际关系协调不佳；另一方面，人际关系协调不好又会使他们更加孤立和封闭，加剧人际关系困扰，这会造成恶性循环。而低自尊者在社会交往中过分重视他人评价，在现实社交能力上存在更多不足，获得社会支持更少（Yuchang，Cuicui，＆Junxiu et al.，2017），其焦虑感也会加强。因此，焦虑的增高使低自尊者更可能出现手机成瘾倾向。从链式中介的实践意义来看，对因变量近端的中介变量进行着重干预对改善因变量有更好的效果（李董平，周月月，赵力燕等，2016）。因此，在现实中关注人际关系困扰的青少年手机成瘾倾向现象时，虽需同时关注其自尊和焦虑状况，但要更侧重于改善焦虑这个近端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