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昂的身影

崔光辉 闫宇辉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南京210097）

李昂（1898～1925），又名倪南芬，英文名Ang Lanfen Lee，云南永仁县永仁镇（现属四川省攀枝花市）人。她先后留学日本与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习教育心理学，获博士学位。因去世较早，仅有名字见于留学生信息，生平不为学界所知。刘慰之（2013）曾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图书馆档案室调查，提到李昂时说：“这位来自云南省的官费生，也是本时期唯一的一位女性学生（泽宣，1920，p476），在1925年 即 已 去 世 （Registrar Office，Teachers College，2012），目前尚无法取得该论文。”关于李昂的生平，现可查到三则重要史料。这些史料在叙述她生平的同时，也折射出他人和社会的理解。这与她自己关于女性的论述形成明显的对照。分析这些史料，有助于理解民国时期女性心理学家的处境，丰富我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研究。

1 郑永福的叙述

1.1 叙述

云南师范大学郑永福（1917－1993）（董耀会，1993）曾撰文《记心理生理学家倪中方教授》（永福，1993）。文中提到，李昂为倪中方姐姐。关于李昂生平叙述，甚为扼要，仅190字。但在所有史料中，最为全面。抄录如下：

六姐李昂（又名倪南芬），天资聪明，勤奋好学，15岁时东渡日本，考入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岁毕业，自费赴美留学，先入芝加哥大学，后转哥伦比亚大学，年仅25岁即获硕士、博士学位，为云南妇女界获得美国博士学位的第一人。1923年回国，任广东大学哲学教授。一年后返美结婚，不幸婚变，突遭重大打击，由于旧思想的局限，在乘轮回国途中，于日本海附近投太平洋自杀。李昂之死曾引起当时社会上某些人的震惊和惋惜。

1.2 家世

据该文记述，李昂父亲李为元（1866－1931），字复初，当地开明士绅，清末曾任云南马龙和景东两县知事。李为元原名倪兴礼，先辈过继李氏，遂改姓李（马尚平，2008）。这也是李昂与倪中方姓氏各异的来源。

查《永仁县志》（云南省永仁县志编撰委员会，1995）可知，李为元任马龙县知事期间，兴办水利，使千亩良田得以灌溉，当地百姓建有生祠以资纪念。20世纪20年代，李为元曾任驻粤滇军第四师司令部军法处处长，为师长朱世贵出谋划策，并亲赴北京周旋协调，推动该师加入国民革命军。1926年回云南后倡办永仁初级中学，并被聘为首任名誉校长。李昂对父亲怀有很深的感情，她在修改发表的博士论文正文前，题写“献给我的父亲”（Lee，1925）。

倪中方母亲费楚贞，浙江人，为继室。家中有兄弟姐妹十余人，大姐因反对段祺瑞北洋政府，在天安门游行时被军警杀害（永福，1993）。倪中方（1903－1975）深受大姐与李昂的影响（永福，1993），留学美国，1933年在芝加哥大学拉什里指导下，获博士学位。老友陈友松等在怀念他的诗中写道：“忆昔姐弟共出滇，水木清华结群英。……姐亡永别三藩市，弟归任教五羊城。……”（戴会初、许文戎，1988）

1.3 留学

李昂赴日留学，可从加藤直子（2007）“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学生名簿”中，得以核实。据该文件记载，李昂入学年月为1913年4月（日本大正2年），官费留学，入文科第2部学习，未记载具体专业。入学年龄为17岁，应系她自述。下文“申报”报道她去世年龄时，也与此一致，认为29岁，而非实际年龄27岁。李昂毕业年月为1917年3月，获学士学位。与李昂同年入校的我国学生有陶慰孙、李健、朱瑞祯等人，其中陶慰孙为我国生物化学家（周一川，2007）。杨荫榆早李昂四年入东京女高师，后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曾赴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求学。对于当时留日想继续深造的女学生来说，日本留学是为后来赴欧美留学的准备阶段（周一川，2007）。

关于李昂赴美留学，可见于哥伦比亚大学的记录。据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情况便览：1926／1927卷》（Columbia University，1927）记载，李昂于1919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学士（Ph.B），1920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文科硕士（A.M.），1925～1926年获得哲学博士（Ph.D），所读博士专业为教育研究。另据庄泽宣（1920）介绍，李昂日本东京女子高师毕业，芝加哥大学学士，哥伦比亚硕士，研究方向为教育心理与初等教育，云南官费。

关于李昂的博士授予时间，见于《大学情况便览：1926／1927卷》，在1925年冬与1926年春。结合袁同礼（2010）研究与ProQuest数据库记录（Pro-Quest，1925），可推定为1925年冬。李昂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保持及其与智力关系的实验研究》，指导教师为盖茨（Arthur I Gates）。论文修订后发表于《心理学专刊》（Psychological Monographs）（Lee，1925）。

1.4 交往

李昂在论文前言中写到：“作者深深地感谢阿瑟·I·盖茨教授，谢谢他在实验研究中不断地监督和鼓励。”（Lee，1925）盖茨以阅读研究闻名，曾指导周学章（1923）和夏瑞卿（1928）的博士论文，其多部著作如《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教育之根本原理》（与桑代克合著）译成中文出版。盖茨于1918年考察了教师估计的一般智力与回忆的关系（Lee，1925）。李昂在此基础上，测量儿童的智力，考察它与保持的关系，这是对盖茨研究的发展。

在前述盖茨后，是桑代克和孟禄：“她还受惠于E.L.桑代克和保罗·孟禄教授的激发与兴趣。”之后是两位校长：“她想要感谢克拉拉·查瑟尔·库珀博士；W.菲利普斯小姐，纽约市第188公立学校校长；J.D.里尔登先生，纽约市第23公立学校校长；他们给予了宝贵的帮助。”（Lee，1925）这其中，库珀（Clara Chassell Cooper，1893～1993）以研究道德与理智以及犯罪青少年闻名，她于1917～1922年间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她的儿子霍默·库珀（Homer Chassell Cooper，1923～2014）是抗日战争期间中缅印战区的外科技师。另外还有一位L.N.Lau，帮助李昂阅读博士论文发表时的校样。

关于李昂在美国的交往，可在庄泽宣（1920）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中国教育研究会的介绍中窥得一斑。该研究会成员有张彭春、张耀翔、周学章、朱魁斌、钟体霞女士、卓文女士、庄泽宣、李建勋、李华、欧元怀、陶慰孙女士、汪懋祖、徐则林、王志仁、潘健卿、杨荫榆女士、叶素志女士等人。这份名单中的人后来多成为我国教育与心理学界中坚力量。张耀翔（1893～1964）是我国学界熟悉的心理学家。朱斌魁（1892～1963）是我国统计学家，1922年在桑代克指导下获博士学位。周学章（1893～1945）是我国教育测验学家，与李昂同在盖茨指导下，获博士学位（1923）。庄泽宣是我国教育学家，他在介绍中注明自己是 “师范学院心理实验室管理员”（庄泽宣，1920）。陶慰孙与杨荫榆均曾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据侯鸿鉴记载，他赴美途中曾遇到李昂，谈话中李曾询问是否认识无锡杨荫榆，“盖李女士与杨荫榆女士为先后同学也”（侯鸿鉴，1925）。另外，郭任远1923年在美撰写《人类的行为》时，提到李昂的帮助：“我这原稿抄成后，再经李昂女士校阅一次，她费了许多时间，并给我许多帮助，我也要谢谢她。”（郭任远，1924）

李昂曾于1918年8月31日至9月7日参加在伊利诺伊香槟分校举行的中部中国留学生第九次夏令年会。她当选为中文书记，并撰文详细记述年会详情（李昂，1919）。年会有来自31所大学的108人参加，其中女士22人。期间举办多项活动，如郊外水晶池和航空学校游览，樊源濂等人演讲，议事会、国语辩论、英文辩论、基督教义讨论、国文竞演、英文竞演、讨论会、招待会、年会宴会、竞走与田赛运动、游泳运动、篮球决赛等。文中有一段描绘年会所在大学风貌，于此可见她的文笔（李昂，1919）：

市中道路修洁。建筑风雅。大学介立双市之间。荫以古木、夭矫横空。广厦之前、则间有磐石蹲立。或则植花烂熳。以小双市之僻处也，尘嚣都绝。

1.5 离世

现在回到郑永福的叙述。这份文本采取了同情的理解立场，以克制的态度，搁置各种观点，来描绘李昂的生命轨迹。文中展现的李昂，是一位取得卓越成就的女性，却不幸因外在因素的影响离开人世。李昂集禀赋与勤奋于一身，既“天资聪明”，又“勤奋好学”。她的留学经历尤为显赫。“15岁”时留日，“19岁毕业”，“年仅25岁即获哲学博士学位”，成为“云南妇女界获得美国博士学位的第一人”（永福，1993）。

与成就相形的，则是她的不幸遭遇。她在婚姻上遭受重创。女性在婚姻上遇到问题，可能有多种情况，对李昂来说，问题突然而意外地发生，令人难以接受。婚姻在美国举行，她毕业回国任教，需返回美国结婚。她在回美前，应该一切顺利，迎接婚姻。出乎意料的是，回到美国后，婚姻却突然发生变化，无法顺利举行。她“突遭重大打击”，难以接受。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她的处境如何，尤其内心世界怎样，这些都无法在文中得到更详细的信息。无论如何，这是李昂的一大难关。她在面临这一难关时，却又令人惋惜地具有“旧思想的局限”（永福，1993）。她受到怎样的局限，文中并未介绍。这篇文章发表于1993年，作者于当年逝世，完成时间当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章写于倪中方于1975年去世后，且是改革开放以后。文中曾提及，作者数年前曾写信给芝加哥大学，询问倪中方硕士和博士学问论文事宜。能够向美国大学写信查询，在改革开放后方能进行。“旧思想”一词，在这种背景下，或许指清朝及以前帝制中国强调的男尊女卑等道德思想。

李昂遭遇打击，加之“旧思想的局限”，身处困境。接下来做的是返回国内。回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如何面对家乡父老、友好亲朋，这或许让她倍增负担。尤其突来变故，更难以启齿。这让她的处境雪上加霜，最终导致悲剧发生。李昂如此成就，却这样离世，让人悲痛扼腕，“引起当时社会上某些人的震惊和惋惜”。

2 申报的报道

2.1 报道

李昂离世后，现可查到当时的报道，有《申报》两则。分别位于1924年12月11日和24日的“杂讯”栏，题为《哲学博士李昂女士之投海概况》和《李昂博士投海续闻：今春在广大即现病态》，抄录如下①两份报道引用时，标点有改动。：

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李昂女士，此次由美归国，因受某项事之刺激，而在太平洋内发生投海自尽之事，此事社会上尚少得知。兹悉女士年仅二十九岁，原籍云南。渠在美肄业时，曾与纽约之某华商银行之刘某，订立婚约。事后女士卒业，于上年夏季归国，即在南京某大学执教鞭。本年夏间，复赴美国，盖因闻刘某早经有妻，女士痛名誉之丧失，与前途幸福之无望，遂赴美与刘交涉。及至抵纽约，其主张又失败，且有种种不可忍耐之痛苦，精神上乃大受刺激，由是脑病与精神病相继发生。美移民局查得其已有此项疾病，不准留美。由是派定看护妇白兰克磐女士，伴送其到上海。其所乘之船即为上班之提督约克逊总统号。讵知离开船之第七日，由西雅图正航驶至太平洋中，（距至横滨尚有五天不足行程），女士乘看护之不备，潜出舱外，跃入海中。嗣后舱主等检查其遗下行箧，知尚有家属在港，随即电告李家，现已派其亲属之倪某二人来沪，领取女士之遗件。随身之衣服，在跳海时，亦且未尽穿着，仅服小衣数件。闻女士之学问极富云。

第二份报道：

哲学博士李昂女士，在太平洋中投海一节，已见上一日本报。兹得粤友函述，知女士于今年二月，由宁赴粤，即任广东大学教授，担任学校卫生教室管理、教育哲学等科。四月中旬，不告而去。闻中间女士曾告病假两周，惟不甚服药，实系心病。即上课时，亦常出现精神错乱之态，可见女士此时已入病期云。

2.2 研究

在第一份报道中，李昂“学问极富”。一个人学问如何，评价角度不同，见解各异。不过李昂在博士学位论文中，考察智力与记忆的关系，需熟悉智力测验和记忆实验研究两种领域，有较大挑战。她的论文，将记忆引入智力测验领域，通过考察保持与智力的关系，证实二者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心理测验是当时美国流行的实践，但基础研究存在不足。相形之下，学界在感觉和记忆的实验研究中，有着丰富的探索。如前所述，盖茨在这方面有了一定探索，试图打通测验与实验两种领域，将记忆实验用于智力测验。李昂继续推进，深化智力测验的基础研究。

李昂在心理测验领域，还翻译桑代克《教育度计之性质目的与方法》一文。该文于1921年刊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丛刊》，正值我国测验热潮的发端时期。论文详细介绍教育测验的性质、目的和方法，为学界及时了解测验提供了可靠的文献。开篇即是桑代克为当时中国测验学界所熟知的话：“凡物之存在必有量。”（桑代克，1921）该文将“测验”译作“度计”，罕见于学界。“测验”侧重行动层面的结果考量，不如“度计”，指向对具体情况的整体考查。

在实践领域，李昂曾撰文介绍美国中小学试验学校（李昂，1920）。她认为我国教育由于泥古，最终发展至背诵八股文的死胡同，需要借鉴实验教育和科学试验研究。她详细介绍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附属的赫拉曼斯幼稚园，提出该园重视身体教育，倡导儿童社会化，借教材达到教育目的，并在教学中推行儿童自行设计作业。她在文末注明，因功课忙迫，只能草就半篇应对约稿，无法达到预定目的。

2.3 任教

由两则消息可知，李昂1923年夏季归国后，先任教于南京某大学，后移教广东大学。“南京某大学”即东南大学。当年新闻报道中，有东南大学教育科1923年秋季学期添聘教授信息，其中聘任李昂为教育系初等教育教授（东南大学教育科：添聘新教授，1923）。《申报》刊登她个人照片，介绍她被东南大学聘为教授（李昂女士，1923）。次年二月，她转任广东大学，教授教育哲学等课程。郭廷以（2009）在《郭廷以口述自传》中回忆东南大学教师时，曾提及李昂：

李昂是中国第一个女博士，佩服陆志韦先生到极点，比陆志韦迟两年返国，发现陆先生结婚了，受了大的打击，教很短期的书再赴美国，在中途蹈太平洋而死。

李昂的确在东南大学任教，且为期不长。“中国第一个女博士”的说法，显然有误。文中提到的陆志韦（1894－1970），是我国心理学家，1920年在芝加哥大学卡尔的指导下，以《保持的条件》为题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出任东南大学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心理学系系主任。陆志韦在博士论文中，采用实验方法，研究记忆中保持的规律。这也是李昂博士论文研究的主题之一。不过，李昂在论文中并未引用陆志韦的文献，而是采用阿基里斯（E.M.Achilles）博士关于保持和再认的研究（Lee，1925）。李昂（1919）在记述中部中国留学生第九次夏令年会中，提到陆志韦参加辩论获胜，不过她与陆志韦的关系，尚需考察。关于李昂受打击与去世关系，从下文来看，显然失实。

李昂回国后，还曾参与中国科学社活动。据胡适日记记载，1923年10月14日中午，胡适参加中国科学社在一品香举行的会议。到会者除李昂外，有胡敦复兄弟四人、汪精卫、于右任、朱少屏、高践四（阳）①两书误将“高践四”印作“高践田”，引用已改正。等人（胡适，2003；胡适，2004）。

2.4 疾病

《申报》的两份报道，由标题可以看出，集中于“投海”一事，且均标明李昂“博士”身份。第一句话，则承接标题，加以强调：“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李昂女士，……在太平洋内发生投海自尽之事。”“哲学博士李昂女士，在太平洋中投海一节，……”第一则报道，甚至用了近三分之一篇幅，描述投海细节。

“博士”是当时社会中少有的一种身份，以驾驭高深知识而令社会大众仰望。“投海”则是大众行动中，极为少有的举止。大众行动遵从理性的功利目的和道德的规范。“投海”是极不符合功利生存目的的非理性举止，一旦发生，往往引发大众关注。以社会少有之博士身份，做出大众理性中难以做出的投海行动，这给大众的理解造成极大的张力，使得大众忍不住去探求其中究竟。媒体的这种展现，在牵动读者目光的同时，容易导向一种获知原因的满足：原来博士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跳海。相比陈永福的描述引起的惋惜，这里更多的是猎奇，远非对当事人世界的深入理解。

两份报道所揭示的跳海原因，其实是疾病。在第一份报道中，李昂留学期间，与美国纽约银行业刘姓男士缔结婚姻。《申报》刊登李昂照片时，介绍她将于次年春赴美，与美国著名华侨订婚。现在报道，李昂回国后才知道，男士已经娶妻，这令李昂丧失声名与“前途幸福”。她赴美交涉，却并未成功，加之种种痛苦，“精神上乃大受刺激”，得了“脑病”与“精神病”。她罹患疾病，不为美国移民局所容，被遣送回国，最终发生跳海悲剧。她遭遇打击，乃是受到欺骗，她是受害者，这毋庸置疑。但欺骗并不能够造成悲剧，造成悲剧的，乃是因打击罹患疾病。读者阅读报纸时，于此找到原因：原来是她生病了。病当然并非完全是她的原因，可她因病成为“病人”时，却偏离普罗大众，成为异常人群的一份子。尤其是“精神病”患者，无法完全理性行动，更加偏离正常人，甚至丧失正常人的资格。疾病于是成为当事人身上的坏标签，使得当事人被污名化。

第二份文本附加小标题，“今春在广大即现病态”。报道援引广东信函，谓李昂移教广东后，有三种发病表现。首先，她在广东大学任教两个多月，“不告而去”。这让人心中生出疑问，言下之意，这并非正常行为举止。其次，期间请假却不大服药，原来是心病所致，由此可确定罹患精神疾病。最后，上课时出现“精神错乱之态”，可进一步坐实“已入病期”，成为精神疾病患者。通过上述逐层递进，这份报道推进了前份报道中的疾病主题。前一份报道中，尚有因打击而患病。这份报告则直接关注疾病，由此引发读者得出当事人因精神疾病而跳海的结论。这份报道加重了当事人的污名化处境，甚至有可能使得当事人陷入污名化的漩涡。

3 浦薛凤的记载

浦薛凤（2009）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关于李昂的传闻。该传闻距离李昂去世，已有二十余年。由于由“好几位留学前辈”中得知，折射出当时部分人士的看法。当然，也将关于李昂的理解转换成为另一种陌生的版本。

3.1 记载

迟至抗战期间，予在重庆，有好几位留学前辈，分别提及云南李女士（Mabel Lee）之过度开通与悲哀结局。其情节有如戏剧小说中之故事。李本系董雨苍之未婚妻。董先负笈日本，继往美国深造，先后均邀李随往，并以自己之奖学金，撙节资助。在美读书时，两人并非同地同校。某年暑假，留美中国学生会照例举行为期三天之夏令年会。董曾约李参加，而李坚拒。其后，李却独自前往。及董得讯，乃修书责问。李谓彼此只是订婚，今已干涉个人行动自由，将来甚何以堪。结果则解除订婚之约。但李事后发现其意中人早已另有所欢，不免大为失望。其后，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并已择定佳期，散发请帖，即将与一经营股票致富之华侨结婚。不料股票市场发生风浪，顿使此一华侨频临破产。李乃变心改计，坚持取消婚期与婚约，男方自亦不得不答应。数月之后，那位华侨运气好转，又复转穷为富。李乃请收覆水，言归于好。华侨遂口是心非，借机报复；在第二度印发结婚观礼之请帖后，忽即提出离异，李女自亦无可如何；然经此打击，卒得神经病症。最后，有人陪伴，乘轮回国，竟于途中跃入太平洋自杀。董君学成归国，娶唐继尧之胞妹，担任东陆大学校长。

3.2 订婚

浦薛凤行文严谨，文中并未提及李昂姓名。不过从云南留日和留美经历，尤其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来看，应指李昂无疑。至于Mabel Lee的英文名字，还需考察。依照记载，李昂本与董雨苍订婚，是他的未婚妻。查董雨苍墓志铭（彭稚如，1993）可知，董雨苍（1888～1972），名董泽，字雨苍，滇西云龙县宝丰井白族。1906年公费留日，参加同盟会活动，1911年辛亥革命后回国，任蔡锷秘书，1912年保送美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护国运动中回国，参与云南讨伐袁世凯活动，胜利后再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得教育硕士学位，1920年归国，创办“仁社”，担任东陆大学校长。不过，浦薛凤的记载存在疑问。董雨苍年龄长于李昂十岁，二人在此年龄差异下，是否订婚，令人生疑。在留学上，董雨苍1906至1911年留日，而李昂则是1913至1917年间。当李昂赴日时，董雨苍已留美，二人不可能在日本同时留学。董雨苍“邀李随往”，至少在日本未能实现同行。李昂1919年获得芝加哥学位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至少此时能够与董雨苍同校，而不是“非同地同校”。

3.3 品德

在浦薛凤的记载中，李昂是董雨苍的未婚妻，无论留日还是留美，均得后者的资助和邀请。二人留美时，董雨苍邀请李昂参加留美中国学生会举行的夏令年会。李昂拒绝后，却独自前往。二人因此事产生冲突。董雨苍写信责问，李昂回复，认为董雨苍不能因订婚而干涉个人自由，并由此解除婚约。在这一问题上，浦薛凤的记载显然认为错在李昂。她接受了董雨苍的资助和邀请，在夏令年会活动上言而无信，拒绝董雨苍却自行前往。在婚约上过于任性，以干涉个人自由为名解除婚约。由于任性，她在发现董雨苍早已另有所爱时“大为失望”。事实上，李昂发现董雨苍的情况时，本也可修书责问，或者至少不用为此担负重责。但在记载中她却非常失望。这暗示着李昂希望与董雨苍在一起，却因自己的原因而错失所爱。失望某种程度上是对李昂的惩罚。

由于李昂的个人原因，更大的惩罚还在后面。李昂大张旗鼓，与一经营股票致富的华侨结婚。当华侨因股票波动濒临破产时，李昂却无法患难与共，“委于心计”，解除婚约。不料华侨不久时来运转，由贫转富。此时李昂又提出婚姻事宜，遭到对方的报复。在散发请帖后，华侨解除婚约。李昂经此打击，得了精神疾病，跳海自杀。相形之下，董雨苍回国后却娶得唐继尧胞妹，并出任东陆大学校长。

从浦薛凤的记载来看，当时听闻李昂之事的一些留学生，从道德立场，对此事进行评判。李昂的悲剧，是由于个人“过度开通”所致。“开通”意味着保持开放性。保持开放，直至个人用心若镜，并不存在“过于”问题。只有在走出国门，不再遵守原有道德规范，甚至出现道德问题时，才会出现所谓“过于”问题。在与董雨苍的交往中，李昂不懂感恩、过于任性，在与华侨的婚姻事宜上，李昂看中金钱，致使自己遭受报复。由于存在道德问题，李昂的悲剧，乃是个人咎由自取。这种观点，与郑永福的叙述形成完全的两个极端。在郑永福看来，李昂遭遇婚变，恰是由于旧有道德的影响所致，如果李昂摆脱旧有道德的束缚，或许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

4 李昂的女性观

在上述三份文本中，围绕李昂的是成就、品德与疾病等主题，这也是近代中国女性面对的主题。李昂本人对女性有一定的思考。她在返美途中，与赴美考察女子教育的侯鸿鉴同船。后者请教美国女子教育参观学校，李昂举出纽约女子职业学校、华盛顿省立女子学校、纽约私立女子师范学校等，说改日可以开一名单，并询问侯鸿鉴所办竟志女学等情况（侯鸿鉴，1925）。

在李昂（1923）看来，民国期间，我国由于“愚民专制政策流毒”，问题重重，国民素养低下，在位者忙于名利，只能寄希望于未来。她受进步主义思潮和机能主义观点影响，提倡女性是国民之母，是营造健全环境之重。改善女性生活，是社会问题中最重要急迫的问题。由于男女智力相等，女性应有同样机会发展个人禀赋。英美女性运动，已过女子教育宣传时期，进入女性实力试验与社会服务选择时期。不过也存在着由于忽视家庭和子女教育而酿成家庭悲剧的问题。欧美现有女性工作表明，除从军等少数职业外，两性相差无几。

李昂认为，我国刚进入宣传时期，第一项工作是求男女教育均等。各学校虽然名义上均等，却有名无实。开展女性教育，在小学时，无需区分男女，但此后的教育，需认识到女性以家庭和母亲职务为一生重要事业。英美教育由于受贵族影响，存在与生活隔膜的局限，需要加以警惕。我国教育应致力于使未来出现“有智能的女国民和母亲”（李昂，1923）。

在具体策略上，李昂认为，中国中上层资产阶级女性应主动参政。在改善女性生活的条件上，发展女性智能，增高女性地位与幸福，需应对女性财产、婚姻、继承等问题。改进女性健康乃至未来国民健康，需处理女性劳工、产育调护、抚恤金等问题。她甚至提到，女性旅行在我国有许多不便，如果筹备人员中有女性加入，问题当可改观。

李昂主张女性享有与男性平等地位和社会生活，相比当时社会，改进旧道德，显得“开通”。她同时又不赞同女性忽视家庭，主张女性是国民之母，我国女性在发展中，应重视家庭和母亲职务。这在维系传统道德方面，又显得稳健。由此来看，至少在主张上，李昂既不偏向浦薛凤记载中存在的道德问题，也不偏向郑永福叙述中所谓受“旧道德”的束缚。

5 结语

在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研究中，令研究者深感痛苦的是史料的贫乏。由于战争和社会动荡等种种原因，我国未能保存下丰富的心理学档案。关于李昂生平的三份重要史料，因其引起社会关注才得以面世。第一份史料是后辈学人对她弟弟倪中方的回忆。设若倪中方不因投身教育事业桃李满园，这份史料或许不会出现。另一份史料是新闻媒体的报道，侧重对她离世病情的探究。假如她并未以决绝方式去世，该份史料也不会产生。最后一份则源自回忆录，由于同辈学人的议论而得以记载下来。这三份史料，可以展现少许李昂生平活动轨迹。但她本人所处情境如何，尤其是内心世界怎样，依然遥不可及。李昂留下的身影，仅是由少数痕迹折射出的模糊的影子。历史本来就有太多的不可见蕴含其中。史料的缺乏，使得我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研究真的“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当研究者步入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深处时，更大的痛苦则是史学研究深度的不足。得益于技术的进步，尤其中国近现代文献的电子化，我国近现代心理学史史料贫乏的情况得到稍许缓解。但这反而暴露出研究深度上的局限。1966年，当美国心理学史研究起步时，扬（Young，1966）曾撰文激烈批评当时学界，认为没有一手史料，缺乏史学见解，学术水平不够。如果在关于李昂有限的史料基础上，简单拼接出她的生平和思想，这就恰恰与扬半个世纪前的批评相一致。

关于李昂生平的三份文献，通过回忆、报道和口传得以保留，这些仅是大众层面的资料。它们关注女性的社会行动，尤其是引人注目的厄运。它们倾向于将当事人从复杂情境中剥离开来，关注个体行动的结果，强调当事人自身的疾病或品德等单一因素，无法展现丰富的社会处境。它们往往对当事人的包容不够，尤其无法深入理解当事人细腻、流动和情景化（Rutherford et al.，2011）的生存境况。心理学本身在这些史料中让位于女性，而女性则让位于社会行动结果。事实上，每一个当事人的生命，都是有厚度的，流动且处于情境化之中。而在历史文字中，可能仅有单薄的身影，乃至些许的痕迹，遗留下来。

在心理学史研究中，史料乃是遗迹，遗迹是具体的，有更多的不可见环绕四周。研究者需要在可见的史料中，以同情之理解，澄清更多的不可见，以自身幽幽的光，照亮周遭的黑暗。这是心理学史研究者面临的挑战，也是他／她们的宿命。惟其如此，才能步入历史深处（崔光辉，2018），展现历史的高度，以人文牵引，化育天下。

图1 李昂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李昂女士，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