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叙事与语言当代性的双重变奏

何桂彦

一般而言，当我们讨论绘画中的“当代性”时，一定会注意到它有两个意义来源。一是作品的题材、思想、观念如何反映当代人的精神面貌与人文诉求；另一个是语言与修辞是否有创新，是否赋予当代的审美蕴意。当然，这两者并不是完全分离的，相反，大多数时候，它们密切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以来，就当代绘画的发展来说，各个重要时期涌现出的艺术家，他们几乎同时面对着这两个问题：既要强调社会学的叙述，即重视作品与时代的关联，又要有个人化的语言风格，即实现语言的当代性建构。

在中国当代绘画的发展谱系中，罗中立的名字是与中国乡土绘画的成就联系在一起的。1981年元旦，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上，罗中立的《父亲》获得了金奖。《父亲》不仅是乡土绘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也开启了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对抗此前僵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所谓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简要地说，是用日常的眼光去打量现实，用朴素的写实性语言描绘现实。而这些现实在“文革”期间却是被各种政治话语所遮蔽的。然而，在当时“拨乱反正”与呼唤“人道主义”关怀的时代背景之下，《父亲》所蕴含的，以及被赋予的意义，远远超越了绘画本体的价值。以《父亲》为标志，意味着普通人可以进入绘画（过去是脸谱化、程式化的工农兵），而那些表现普通人生活与生存状态的作品也具有了存在的合法性。

罗中立 乡村的小路上 布面油画 185 cm×200 cm 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