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凌寒
2021年4月末,《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征求意见,其中第55条明确提出: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对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在事前进行风险评估。这一制度借鉴了其他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司法实践,尤其是《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以下简称“GDPR”)第35条规定的“数据保护影响评估”(Data Protection Impact Assessment,以下简称“DPIA”)制度。近年内,世界主要国家均确立了数据处理活动(或称算法自动化决策)评估的相关制度,评估已经在数据与算法治理框架中占据重要位置。
算法是数据处理的工具,算法自动化决策是算法对大数据处理的结果。数据处理(data processing)是对数据的采集、存储、检索、加工、变换和传输的统称。数据体量的指数级增长使得数据处理的环节只有算法能够胜任,而数据处理者的算法能力决定了其数据处理水平能力。因此,数据处理活动的评估与算法自动化决策评估虽然略有制度范围、广度的差别,但在大多数语境下指向内涵相同。
那么,算法评估制度在平台问责中应起到何种作用?近年来学者们提出的算法治理解决方案要么侧重于技术,如区块链技术可无篡改地记载①参见王延川:《“除魅”区块链:去中心化、新中心化与再中心化》,《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苏宇:《区块链治理的政府责任》,《法商研究》2020年第4期。;要么侧重于提高算法系统的透明度,使得权利个体和监管部门更易理解算法的决策过程,以防止或者检测不公平自动化决策的结果①参见汪庆华:《算法透明的多重维度和算法问责》,《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