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中后期儒生政治的勃兴与极端化

袁宝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 102488）

汉元帝自幼成长于儒学意味浓重的文化氛围下，登基后一改武宣以来的执政风格，舍弃霸王政，专一用儒，西汉社会正式进入儒生政治时代。元帝以后诸君皆循此道，然而在面对作为武宣时期重要政治遗产的外戚与宦官集团时，儒生政治缺乏实践经验的弊端凸显无遗，不堪一击，节节败退，西汉之中衰，实缘于此。元成之世，灾异屡现，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多有啸聚山林、翦径为寇者，天下间处处烽火，现实危机极为严重。除此之外，理论思潮的汹涌澎湃，也在不断冲击西汉帝国的统治根基。随着阴阳学理论与谶纬之学的勃兴，基于公羊学视野阐发理论、剖析现实，每每得出不利于汉室的结论，末世忧惧因此始终萦绕于西汉后期社会的上空，挥之不去。凡此种种，儒生政治当此困境，并无切实有效的应对之策，一方面在与外戚、宦官集团的政治斗争中屡屡失利，另一方面又因此逐渐丧失对西汉政权的信心，这两条战线的节节败退，导致儒生政治的极端化转向，亦为西汉晚期的末世动荡与帝国瓦解埋下伏笔。

一、宣元时期的社会危机与儒生政治的初兴

（一）宣元时期的政治运作机制与现实危机

汉宣帝即位之初，有褒显武帝之意，尽管招致夏侯胜的激烈反对，不过宣帝仍然锐意于此，与群臣共议尊武帝为世宗，一如高帝、文帝旧例。由此事，约略可见汉宣帝对于曾祖武帝的仰慕之情。

有司遂请尊孝武帝庙为世宗庙，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献纳，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国凡四十九，皆立庙，如高祖、太宗焉[1](P3157)。

事实上，汉宣帝无论在治国理念抑或执政风格上，皆与汉武帝有诸多神似之处，这种高度相似甚至超越了政治范畴，渗及个人生活的诸多方面。汉武帝对于文采英华乃至神仙方术的偏好喜爱，汉宣帝皆有传承：

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侍诏金马门。神爵、五凤之间，天下殷富，数有嘉应。上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赵定、梁国龚德，皆召见待诏[1](P2821)。

又据《汉书·楚元王传》：

是时，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选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上复兴神仙方术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而更生父德武帝时治淮南狱得其书。更生幼而读诵，以为奇，献之，言黄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铸作事，费甚多，方不验[1](P1928-1929)。

汉武帝生活豪奢，汉宣帝亦承其旧，“是时宣帝颇修武帝故事，宫室车服盛于昭帝”[1](P3062)。可以说，孝宣盛世的形成，不仅限于经济层面的恢复与重振，其于政治、制度乃及边疆经略诸方面皆有卓著收效。这些重大功业的建立与取得，固与汉宣帝的过人的视野胆魄息息相关，但宣帝也必然在对曾祖功业的向往回顾中汲取了诸多经验智慧，始可于“有为”精神几乎无以为继之际，再造盛世。

不过，汉宣帝对汉武帝的仰慕效仿，有所得亦有所失。其得如前所述，而其所失，便是昔日武帝为政之弊，一一复现于当下。

宣元之际，天时屡变，灾害频发，西汉社会的经济基础因此遭到剧烈动摇。事实上，汉宣帝执政晚年，历时二十余年的中兴局面就已经表现出盛极而衰的迹象。这种迹象至宣元易代之际表现得愈发明显，汉元帝初即位，现实危机日益严峻，天灾人祸不绝如缕，已然到了危及国本的程度。

然上始即位，关东连年被灾害，民流入关，言事者归咎于大臣。上于是数以朝日引见丞相、御史，入受诏，条责以职事，曰：“恶吏负贼，妄意良民，至亡辜死。或盗贼发，吏不亟追而反系亡家，后不敢复告，以故浸广。民多冤结，州郡不理，连上书者交于阙廷。二千石选举不实，是以在位多不任职。民田有灾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关东流民饥寒疾疫，已诏吏转漕，虚仓廪开府臧相振救，赐寒者衣，至春犹恐不赡。今丞相、御史将欲何施以塞此咎？悉意条状，陈朕过失”[1](P3043-3044)。

自然灾害频发，底层民众艰于生存，原本隐藏于盛世光辉之下的阶级矛盾便也日益尖锐起来。这种情况的出现，亦属汉武帝时代在经济层面对豪强大姓、富商大贾压榨政策转向后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从盐铁会议的缘起、经过及结果来看，汉武帝时代的豪强富商阶层已经难以忍受汉代长期持续的战时经济体制，有着强烈的革易旧制、获取经济利益的现实诉求。宣元之世经济政策的不断调整，正是对这一迫切诉求的官方回应。

鉴于汉武帝末年，民生凋敝，经济萧条，“有为”之政已经无以为继，因此汉宣帝的当务之政为恢复经济，以养民力。汉宣帝时代关于经济改革的一系列举措皆可视为在盐铁会议既有成果的基础上，推动汉代经济由战时体制向常规体制转向的卓绝努力。就在转变的过程中，富贾阶层开始随着经济民生的恢复悄然崛起，汉代阶级形势与权力结构亦随之发生了深刻变革。

有霍光的前车之鉴，汉宣帝的霸王政额外注重对丞相以下外朝官僚体系的抑制掌控，为达此目的，他有意扶植外戚作为皇权延伸的触角，此举无疑加速了外戚势力的蔓延滋长，使其与皇权共同成为社会资源的优先配置者，亦为西汉后期风起云涌的外戚政治埋下伏笔。

如果说汉宣帝时期，贵戚集团、商贾势力的发展与影响尚在汉宣帝的把控之下，其所作所为有所节制。至元成时期，随着皇权逐渐暗弱，前述诸集团已经羽翼丰满，无所忌惮，发展成为足以影响国家决策的重要政治力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同集团多重身份的重合交叉成为这一时期统治阶层的显著特征，如宗室、官僚又兼为豪强地主的现象，屡见不鲜。各方势力盘根错节，利益相连，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统治阶层的利益诉求逐渐凌驾于国家公义之上，帝国政治的执政原则与实施效率也便无从得到保证。富商大贾与达官贵戚的身份结合使得西汉后期官场盛行贪财逐利之风，这无疑加速了霸王政的瓦解，加剧了西汉社会的现实危机。

如汉元帝时，张禹为相，“禹为人谨厚，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它财物称是。禹性习知音声，内奢淫，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管弦”[1](P3349)。汉成帝时宰相翟方进亦惟以良田为图：

初，汝南旧有鸿隙大陂，郡以为饶，成帝时，关东数水，陂溢为害。方进为相，与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视，以为决去陂水，其地肥美，省堤防费而无水忧，遂奏罢之。及翟氏灭，乡里归恶，言方进请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罢陂云。王莽时常枯旱，郡中追怨方进，童谣曰：“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1](P3440)

作为群僚之首的宰相尚且如此，西汉官僚群体对于宝货财物、良田佳园的向往攫取自然成为不足为怪的惯例常态。随着孝宣盛世的终结，在自然灾异以及苛捐杂赋的多重压迫下，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群众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变得尤为严峻。

《汉书·食货志》云：“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关东郡十一尤甚。二年，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1](P1141)百川沸腾的社会现实与宗室皇族腐化奢靡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有识之士已然意识到此种反差背后潜藏的巨大危机。汉元帝初即位之时，年岁不登，郡国多困，谏大夫贡禹上书痛陈当时由上而下奢侈风气之弊：

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节俭，宫女不过十余，厩马百余匹。孝文皇帝衣绨履革，器亡雕文金银之饰。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绔刀剑乱于主上，主上时临朝入庙，众人不能别异，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犹鲁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诸侯，诸侯僭天子，天子过天道，其日久矣。……方今宫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余尽可减损。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厩马食粟将万匹。臣禹尝从之东宫，见赐杯案，尽文画金银饰，非当所以赐食臣下也。东宫之费亦不可胜计。天下之民所为大饥饿死者，是也。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食。人至相食，而厩马食粟，苦其大肥，气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于天，为民父母，固当若此乎！天不见耶？[1](P3069-3070)

贡禹痛心疾首于开国诸君节俭风气的衰微凋敝，亦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儒生群体对于时政时局的失望之情。其书既上，汉元帝感念其言，诏令宫室各方支出皆当有所裁减，表现出恤民之意。不过此时风气既成，固非元帝一纸诏令所能改变。

永光二年（前42 年），汉元帝诏称：“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盗贼并兴。”[1](P288)三年又诏：“乃者己丑地动，中冬雨水，大雾，盗贼并起。吏何不以时禁？各悉意对。”[1](P290)可知此时兴兵为盗之事已露端倪。统治者意识到现实危机的严峻性，每有风吹草动，便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而底层民众一旦意识到西汉政权朽败不可复雕的现状，唯有改弦易辙方为上策，武装暴动频发也便成为必然之事。

（二）儒生政治的初兴与王道想象

汉元帝与汉宣帝的经学分歧，为众所周知之事。汉元帝自幼于成长于宫廷之内，当时硕儒如夏侯胜、萧望之、孔霸等人皆曾教授其学业。汉元帝对儒学的理念高度认同，以及对汉武帝以来霸王政的不满之意，引发了儒生群体的普遍支持。因此汉元帝即位，极大地顺应了儒生群体关于王道盛世的向往之情，“上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进见，人人自以为得上意”[1](P3338)。萧望之、周堪等人用事，更使得儒生意志得以真正体现于西汉帝国的权力高层。

及宣帝寝疾，选大臣可属者，引外属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堪为光禄大夫，皆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宣帝崩，太子袭尊号，是为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师傅见尊重，上即位，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望之选白宗室明经达学散骑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1](P3283)。

值得注意的是，始创于汉武帝一朝的太学制度于汉朝自元帝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元成时期尤堪为太学的黄金时代：

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1](P3596)。

太学之盛于元成，殊非偶然。无论从元帝个人的兴趣取向，抑或从儒学兴盛的整体视野来看，作为以传承和传播儒学为宗旨的官方机构，太学于儒学大盛背景下的发展壮大均表现出一种历史必然性，这种转变也记录着儒生政治从孕育酝酿到磅礴开启的宏大历程。

在此情况下，以明经入仕成为寻常士人跻身社会顶层的重要阶梯，也成为天下儒士的毕生梦想。夏侯胜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1](P3159)如翼奉“治《齐诗》，与萧望之、匡衡同师。三人经术皆明，衡为后进，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学不仕，好律历阴阳之占。元帝初即位，诸儒荐之，征待诏宦者署，数言事宴见，天子敬焉”[1](P3167)，以经术而俯拾青紫的经历也在不断激励着广大儒生的向学之心。如贡禹、孔霸等人皆以一时宿儒而得立于庙堂之上，儒学风气弥漫于朝野内外、举国上下，儒学意旨逐渐取代此前的“有为”精神，成为西汉帝国的价值引领与治国意旨。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1](P3620)。

皮锡瑞称，汉代经学自此进入极盛时代：

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其所以极盛者，汉初不任儒者，武帝始以公孙弘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元帝好儒生，韦、匡、贡、薛，并致辅相。自后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2](P101)。

许倬云指出，正是因中央太学与地方学校教育的昌盛，才使得天下智术之士有机会进入政治的权力结构中，参与权力的运行。西汉中叶以后的士大夫政治，成为汉代政权的社会基础[3](P474-478)。以对王道盛世的仰慕向往为诉求，以摒弃霸道、张扬王道为实施路径的汉代儒生政治由此登上历史的舞台。

王道与霸道，始终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体系内有着密切联系却又截然有异的价值选择。秦汉以前，二者因儒与法的天然对立而争执不休，最终随着秦人以法家混一天下，双方之争遂以霸道的强势胜出而告终结。至汉代，王霸之争风云又起。只不过耐人寻味的是，这一争议并未因汉武帝独尊儒术而如秦帝国时胜负判然，反而由于霸王政的横空出世使得二者之争变得越来暧昧复杂，扑朔迷离起来。

至唐初，唐高宗与令狐德棻谈及秦汉王道与霸道之事，心中犹存疑惑：

时高宗初嗣位，留心政道，尝召宰臣及弘文馆学士于中华殿而问曰：“何者为王道、霸道？又孰为先后？”令狐德棻对曰：“王道任德，霸道任刑。自三王以上，皆行王道。唯秦任霸术，汉则杂而行之。魏晋已下，王霸俱失。如欲用之，王道为最，而行之为难。”[4](P2598)

令狐德棻以德刑而象王道与霸道，其谓汉则杂而行之，自然指代武宣之世的霸王政对王道与霸道的兼容杂糅。不过这种王霸兼用的风气自汉宣帝而止，自汉元帝开始至王莽篡汉，汉代社会便进入以追求王道为意旨的儒生政治时代。对于王道的向往由孔子发其端，成为历代儒生锲而不舍的梦想，董仲舒通过对儒学的改造首度把关于王道盛世的想象诸诉笔端，使这一盛世想象变得具象而立体起来。儒术独尊，又使得这一想象由微而著，渐成燎原之势，成为时人的共同向往。不过在霸王道时代，处于缘饰地位的儒学始终无法真正地影响帝国政治，临渊羡鱼却又求之不得。直至元成之世，这个旷日持久的梦想才真正成为现实，始终存在于想象中的王道盛世就此与儒生们咫尺相望，气息可闻。皮锡瑞称：

元、成以后，刑名渐废。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国有大疑，辄引《春秋》为断。一时循吏多能推明经意，移易风化，号为以经术饰吏事。汉治近古，实由此。盖其时公卿大夫士吏未有不通一艺者也[2](P103)。

此皆在讲述儒生政治初发时的盛景，公卿大夫皆通经术，遂得以经术饰吏事。王夫之说：

元帝诏四科举士，即以此第郎官之殿最：一曰质朴，二曰敦厚，三曰逊让，四曰有行。盖孱主佞臣惩萧、周、张、刘之骨鲠，而以柔惰销天下之气节也。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而自诩其敦厚朴让之多福。宣帝曰：“乱我家者，必太子也。”其言验矣[5](P105)。

汉元帝以经学取士，是儒学的意志体现，也是儒学政治话语下仕进理念演变的必然结果。而经学原则在取士过程中被反复强调，也在推动着儒生政治向着极端化的方向前行。

二、儒生政治的困境与极端化

（一）成帝世的现实危机与理论困境

竞宁元年（前33 年），43 岁的汉元帝去世，太子刘骜即位，其母王政君被尊为皇太后。汉成帝性情柔顺，沉迷酒色，鲜具治世之才，即位之后的主要作为是废黜石显等宦竖势力，宦官集团自此基本退出权力中央，王政君执政，王氏擅权的历史由此开始。中央政治格局的此种剧变，当属儒生政治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不过却对西汉后期政治文化的演进产生了至为深刻的影响。

尤为不能忽视的是元帝时期汉代社会现实危机的进一步深重发展。汉成帝永始二年（前15年），“岁比不登，仓廪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盗贼并兴”[1](P3393)。谷永曾如是描述当时天下之民的艰难境况：

王者以民为基，民以财为本，财竭则下畔，下畔则下亡。是以明王爱养基本，不敢穷极，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轻夺民财，不爱民力，听邪臣之计，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绪，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为高，积土为山，发徒起邑，并治宫馆，大兴繇役，重增赋敛，征发如雨，役百乾溪，费疑骊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后反故。又广盱营表，发人冢墓，断截骸骨，暴扬尸柩。百姓财竭力尽，愁恨感天，灾异屡降，饥馑仍臻。流散冗食，餧死于道，以百万数[1](P3462)。

往年郡国二十一伤于水灾，禾黍不入。今年蚕麦咸恶。百川沸腾，江河溢决，大水泛滥郡国五十有余。比年丧稼，时过无宿麦。百姓失业流散，群辈守关[1](P3470－3471)。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朝野上下甚至竟以奢靡相尚，醉生梦死，骄侈暴佚。永始四年，成帝诏称：

方今世俗奢僭罔极，靡有厌足。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四方所则，未闻修身遵礼，同心忧国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浸以成俗，而欲望百姓俭节，家给人足，岂不难哉[1](P324-325)。

成帝之诏，虽有对奢靡风气的指责，但措辞中已经显露出风气既成难以猝改的无奈之意，惟希望公卿权贵感念生民之艰有所收敛。在此情况下，百姓无路求生，往往啸聚山林，揭竿而起，天下处处烽火，累有义兵，再无往昔的安宁气象。

如果说汉元帝时民众起义不过初露锋芒，至汉成帝之世则已经高度普遍化和规模化，聚众起兵之事频现于史籍。“会南山群盗傰宗等数百人为吏民害，拜故弘农太守傅刚为校尉，将迹射士千人逐捕，岁余不能禽。”[1](P3233)河平三年（前26 年），“东郡庄平男子侯母辟兄弟五人群党为盗，攻燔官寺，缚县长吏，盗取印绶，自称将军”[1](P1310)。除此之外，汉成帝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的刑徒起义，这意味着反抗主体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阳朔三年（公元前2 年），“夏六月，颖川铁官徒申屠圣等百八十人，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九郡，遣垂相长史、御史中叁逐捕，以军兴从事，皆伏诛”[1](P314)。鸿嘉三年（公元前18 年），“十一月，广汉男子郑躬等六十人，攻官寺，篡囚徒，盗库兵，自称山君”[1](P318)。永始三年（公元前14 年），“尉氏男子樊并等谋反，贼杀陈留太守严普及吏民，出囚徒，取库兵，劫略令丞，自称将军，皆诛死。庚子，山阳铁官亡徒苏令等杀伤吏民，篡出囚徒，取库兵，聚党数百人为大贼，逾年经历郡国四十余”[1](P1311)。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纵观成帝时期各种“刑徒”起义，虽然各次起义彼此孤立，但这些孤立的起义同时又构成一个整体，以时间为序表现出规模越来越大、斗争越来越激烈的总体特征。这其实是当时矛盾激化的现实反应，亦是汉代社会不同阶层斗争链条上的重要环节[6]。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严重激化，成为此后规模更大的绿林、赤眉起义的先声。

成帝之世，民众的对于西汉王朝的信心日益崩溃，杯弓蛇影，风声鹤唳，末世恐慌充斥于社会各个角落。

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京师相惊，言大水至。渭水厩上小女陈持弓年九岁，走入横城门，入未央宫尚方掖门，殿门门卫户者莫见，至句盾禁中而觉得[1](P1474)。

时隔二十三年之后，这一幕再度出现：

成帝绥和二年八月庚申，郑通里男子王褒，衣绛衣小冠，带剑入北司马门殿东门，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组结佩之，招前殿署长业等曰：“天帝令我居此。”业等收缚考问，褒故公车大谁卒，病狂易，不自知人宫状，下狱死[1](P1475)。

这是典型的因社会性恐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表明当时的汉代社会自上而下皆已对公共安全失去信心，极度缺乏安全感。此一事件甚至成为政治斗争的导火索，引发时局动荡，直到多年后仍被视为西汉王朝天命已尽的征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走过两百年历程的西汉帝国政治已经渐渐进入无解的死局[7]。鲍宣痛陈时局之弊，称时民有“七死”“七亡”，而无“一生”“一得”：

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迣，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雠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邪？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禄，岂有肯加恻隐于细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营私家，称宾客，为奸利而已。以苟容曲从为贤，以拱默尸禄为智，谓如臣宣等为愚。陛下擢臣岩穴，诚冀有益毫毛，岂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门之地哉[1](P3088)。

鲍宣所书代表了当时的儒生群体对于西汉社会现状普遍的失望之情。自元成之世儒生政治开启以来，儒生群体始终不遗余力地尝试推动新一轮改制更化。儒生们试图真正以儒家经义来指导朝廷的礼制建设，进而把这一指导思想扩展到王朝的制度建设，最终王莽的出现使此轮改制达于巅峰[8]。不过，在此之前的西汉末世，由于外戚集团的出现，极大地制约了儒生的政治实践，儒生政治的现实前行因此仅停留于正朔、祭礼、礼制等方面，未能深及肌理，遑言缔造繁华盛世。可以说，理论困境与现实危机，都在不断摧毁儒生集团的信心，关于历史循环周期的深刻思考亦在这一时期愈发为时人所关注，阴阳学理论激荡澎湃，谶纬思潮亦渐起于青萍之末，西汉后期的末世气息愈发沉闷而凝重。不断揭竿而起的义兵，更是宣布了西汉盛世的终结，强盛的西汉帝国自此开始逐渐步入下沉轨道，无以自拔，且不可逆转。

（二）外威擅权与儒生政治的极端化

与外戚、儒生时而威胁皇权不同，西汉中后期的宦官集团始终与皇权休戚相关，双方一直处于同一战营，这种特殊的阵营架构，为儒生政治的生发滋长提供了绝好生态。汉成帝即位后，终结了宦官政治，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宦官与外戚互相制衡的格局，儒生政治因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缺乏实践能力的儒生面前，失去宦官的羁绊后，外戚势力一家独大已成必然之势。

河平二年（前27 年），“上悉封舅谭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红阳侯，根曲阳侯，逢时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1](P4018)。王氏势力之大于此可见一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政君领导下的王氏家族在此后数十年间陆续击败了许氏、赵氏等外戚集团的挑战，牢牢掌控着西汉后期的中央政局，权不出族，势倾天下。一姓擅权，固为西汉帝国建基以来所罕有，亦使这一时期的政治氛围日益凝重，艰于视听。

刘向目睹王氏宗族于朝中翻云覆雨、权势熏天的现状，深感忧虑。曾上书极言王氏擅权之弊，具言王氏宗族所为有逾人臣之节：

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并作威福，击断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管执枢机，朋党比周。称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游谈者助之说，执政者为之言。排摈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进。远绝宗室之任，不令得给事朝省，恐其与已分权；数称燕王、盖主以疑上心，避讳吕、霍而弗肯称。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论，兄弟据重，宗族磐互。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虽周皇甫、秦穰侯、汉武安、吕、霍、上官之属，皆不及也[1](P1960)。

如前所述，与汉宣帝时期外戚始终作为延伸皇权的触角不同，汉成帝之世因皇权暗弱加之宦官势力不复有制衡外戚的能力，外戚集团的光芒隐然凌驾于皇权之上。赵翼称：“西汉武、宣诸帝，东汉光武、明、章诸帝，皆无外戚之祸，由于不假以权也。成帝柔仁，专任王氏，而国祚遂移。”[9](P69)随着王氏势力的滋长，汉成帝的诏令难出宫门之外，举止言行皆在王氏的掌控之内。

成帝以刘向之子歆通达有异材，颇加赞赏，欲以为中常侍：

临当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上曰：“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左右叩头争之。上于是语凤，凤以为不可，乃止。其见惮如此[1](P4019)。

时太后承先帝意，遇定陶共王甚厚，共王来朝，成帝有意留而不遣，以慰太后之意，然卒因王氏的横加干涉，事不得行：

大将军凤心不便共王在京师，会日蚀，凤因言“日蚀阴盛之象，为非常异。定陶王虽亲，于礼当奉藩在国。今留侍京师，诡正非常，故天见戒。宜遣王之国。”上不得已于凤而许之。共王辞去，上与相对涕泣而决[1](P4019)。

可见汉成帝之世，皇权已不复武宣时傲睨万物、唯我独尊的风范，反而隐藏于外戚的权势盛焰之下。事实上，王氏擅权与汉成帝优柔寡断的个人性格有直接关系，正因汉成帝屡屡姑息养奸，加之王凤等人吸纳社会贤达为己所用，势力日张，故能屡败政敌，终成尾大不掉之势[10](P176)。王氏擅权，手执国重，以人臣而凌驾于至尊之上，有悖于儒学精神下的道德伦理秩序，自然会引发儒生群体的强烈愤慨。

尤为儒生所不能容忍的，是外戚擅权破坏了自汉武帝以来确立的仕进机制与选官模式，直接侵害了儒生群体的切身利益。汉元帝世的宦官徒以权柄财富为终极追求，尚不足以动摇儒学精神下既有的政治格局。诸宦皆为刑余之人，出身鄙陋，权力主要源自皇权，其权力架构缺乏自生的支撑力量与可持续特性，故其影响徒限于一时、一事而已。相比之下，外戚独大后的形势又有极大的不同。外戚可以以血缘之亲接近天子，更可以借此联系宗族，广布爪牙，为其权力提供以血缘姻亲为纽带的制度性保障，进而形成脱离于皇权之外的权利壁垒。“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1](P4018)这无疑在根本结构上动摇了儒生政治的基础。经此变化后，儒生由对外戚的不满中逐渐滋生出对皇权及现有政权的置疑，儒生态度的转向亦使得西汉末年易代改姓的传言前所未有地真实起来。

贡禹曾详尽述及西汉选官制度的变化，以古喻今，指明当今之弊：

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汙，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赏善罚恶，不阿亲戚，罪白者伏其诛，疑者以与民，亡赎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天下断狱四百，与刑错亡异。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故黥劓而髡钳者犹复攘臂为政于世，行虽犬彘，家富势足，目指气使，是为贤耳。故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杰，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坏败，乃至于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赎罪，求士不得真贤，相守崇财利，诛不行之所致也[1](P3077)。

此言前朝旧事，汉文帝时令行禁止，刑错之风大行，以贵廉贱贪、赏善罚恶之故。至武帝时奸轨酷吏渐多，甚至有“犯法赎罪”“入谷补吏”者。诚然汉武帝时有军国战争的现实诉求，不得不借助法家的原则与效率，喜用酷吏。但是在儒生政治时代，清正自守，仁政爱民，成为判断官吏优劣的主要原则，武帝时代主要服务于帝国政治的选官原则与吏治风格因此受到前所未有的置疑与指责。

贡禹以为，汉武帝之世已矣，但当此儒生政治大有作为之际，王道盛世迟迟未达，正因价值观念的错舛，有悖儒家伦理与阴阳学理论：

今欲兴至治，致太平，宜除赎罪之法。相守选举不以实，及有臧者，辄行其诛，亡但免官，则争尽力为善，贵孝弟，贱贾人，进真贤，举实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乐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内，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况乎以汉地之广，陛下之德，处南面之尊，秉万乘之权，因天地之助，其于变世易俗，调和阴阳，陶冶万物，化正天下，易于决流抑队。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1](P3078)。

贡禹这项奏议的主要目的在于阅古知今、针砭时弊，回顾汉文帝以来选官制度逐渐败坏的历程。在劝谏之中，贡禹仍以“天人感应”的灾异理论为据，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出，儒生政治在西汉时期对这一理论工具的高度依赖。

简言之，汉武帝以来，汉代以察举制为主要形式的仕进选官体系基本确立，儒学观念成为汉代社会选拔取士的基本原则。不过，此项制度在汉武帝时期即已显示出行将败坏的迹象，时至如今随着外戚集团的崛起，越发破碎而零落，日渐边缘化。此中原因在于，外戚、宦官以皇帝姻亲或近侍之故，往往可凭借非常规手段窃居高位，掌握选官之权，以经术入仕的规则行同虚设，大量德行有亏、学养不足的人仅因裙带关系而入仕为官。在儒生眼中，这不仅影响了儒生的仕进之途，同时也使得汉代政治的儒学色彩被无限淡化，整个帝国偏离了既定的前行方向，盛世梦想自然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了。

可以说，西汉帝国政治文化体系中外戚与宦官集团的次第崛起，于武帝宣帝之世皆属在皇权主观支持下的必然结果，二者最终都成为张大皇权的重要辅助手段。故其于官僚体系的影响并未超越皇权预定的边际，反而成为支撑霸王政施行的强大力量，且不触及权力核心的既有格局。汉宣帝时代，对于讲究亲亲尊尊之道的谷梁学备加推崇，为外戚宗族强盛提供了合理化解释，这一思维范式最终被宣元以后诸帝广泛接受。汉哀帝称：“汉家之制，推亲亲以显尊尊。”[1](P339)申屠刚亦云：“且汉家之制，虽任英贤，犹援姻戚，亲疏相错，杜塞间隙，诚所以安宗庙，重社稷也。”[11](P1012)也可以说，汉宣帝时代，讲究亲亲之道的谷梁学因现实需求而盛，为外戚昌盛提供了理论支撑。至成哀时期，皇权暗弱，不复宣帝世之盛，但汉宣帝时代对外戚擅权的合理性阐释却为王氏擅权埋下伏笔，西汉晚期政局陷入儒生政治与外戚擅权的深重矛盾之中，日益沉伦，卒至崩溃。

如果说汉武帝之独尊儒术，有为自身的霸王政寻找理论依据的现实诉求，那么其借重儒学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认可儒学理论的公共性与合理性，以及默许儒学思想的野蛮成长乃至鼎盛昌明。武宣二帝皆能精准地把握理论外衣与现实内核之间的细微尺度，使儒学理论为其所用，但其意旨作为又不为儒家理论所局限束缚，这种理想局面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获益于武宣二帝的个人能力，而非制度化因素。随着武宣盛世的终结，儒学经数十年之积淀酝酿，越发表现出强大的号召力与旺盛的生命力，成为西汉社会的道德归依与精神引领。在此情况下，有着浓重理想化色彩的儒生政治萌发、形成乃至真正走上历史舞台，也就成为势所必然之事了。只不过，儒学的内在特点决定了儒生政治一旦兴起就必然走上极端化路径的结果。西汉帝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体系为在儒生政治的兴起提供优质土壤的同时，也在无形之中引导着儒生政治走向极端化，进而埋葬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