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张艾嘉电影中的现实主义元素

张 婕

电影诞生之初，就与生俱来地承载着映照现实的功能。国内著名文艺评论专家、北京大学教授王一川曾就现实主义电影的三种范式进行了如下划分：日常现实主义、诗情现实主义和奇观现实主义。相对于后两种类型，日常现实主义电影更加侧重于细致描摹个体的日常生活状态，使电影的创作回归不加修饰的日常生活事件状况中。

纵观导演张艾嘉的电影作品，现实生活是她创作的核心动力。她始终试图挖掘现实题材思想的丰富性，拓展其深度，用艺术手段消解日常生活题材进入电影创作时易于陷入的平庸状态，让真实的力量传递温暖、抚慰人心。

一、对代际伦理关系的关注

张艾嘉在其导演艺术创作之初便开始围绕电影叙事方式、叙事手法和叙事功能展开探索，初期作品的部分主题围绕着“爱”与“情”。正如许多初涉电影艺术的年轻导演一样，对青春、爱情题材的驾驭总是显得格外轻松。爱情题材永远是光鲜而晦暗的，让人魂牵梦萦而求之却不得，题材自带的戏剧张力使得这类影片的感情难以收住，加之张艾嘉年轻时期谈多许多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她对于《黄色故事》《心动》的故事人物有着心灵共通的敏感关照。

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婚姻关系稳定，张艾嘉似乎开始意识到：对人类最原始的首属群体关系——家庭关系的反思，才是艺术电影最应该追寻的源源不断的鲜活题材。2008年出品的《一个好爸爸》并不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但却让正值55岁“知天命”之年的张艾嘉在电影创作题材方面重新获得了生机。

在一个社会群体中，社会成员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并不局限在相同年龄层次的人之间进行。反之，跨代际之间的交流互动已然成为当代社会中最为寻常但也最容易触发沟通障碍与家庭矛盾的事情。现实生活中，虽然对于某一代际的社会群体内的绝大多数成员之间并没有相似的类别属性，但他们彼此之间共同的社会生活记忆却为这一社会群体烙上了“共同标签”，驱使着该群体的成员自觉地寻找群体归属感，并在这种归属感的寻觅过程中形成一代人无意识层面的潜在的文化情感与文化态度。

2013年拍摄电影《念念》时，张艾嘉已经60岁。耳顺之年的张艾嘉通过这部电影作品，对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代际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思索。“我们常讲，上一代要原谅下一代的青春跟鲁莽，但从来没有反过来想，说不定父母在他们的人生中有很多遗憾，在潜意识里影响着孩子。这些关联，直到有一天这些孩子成长到某个阶段，真正要对他们下一代负责任了，才会去挖掘出来”。《念念》中有着众多关于大海的镜头，作为一种视觉隐喻艺术，影片传播的内容不仅有语言文字符号，更有大量可视且直观的符号。张艾嘉借助镜头中的大海达成一种对于母体的隐喻，汹涌澎湃也好，温柔多情也罢，终究都会回归于母子亲情最为原始的模样。

如果说《203040》是张艾嘉对三个不同年龄层女性的思考，那么《相爱相亲》则是真真切切对三个不同时代女性对待情感差异的探寻。用一个悲伤的死亡事件来串联起三代人对婚姻和感情的领悟，这奠定了影片的情感基调，更决定了影片思想内涵的高度。纵使这类题材的电影作品很难取得商业层面的成功，但它着实让每个观众接受了一场有关爱的教育。

当下国内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代际关系，即亲代与子代之间的关系，伴随着经济社会的稳步前行却显现出越来越多的疏离与冲突。由此，有关代际伦理关系的探讨成为新时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一个非常活跃的议题。张艾嘉以细腻而敏锐的洞察力，聚焦当前社会关系的核心代际伦理关系，体现出深刻的人文关怀与现实关切。

二、对女性意识的书写

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专家乐黛云在《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一文中提出，女性意识一般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社会层面，该层面解读女性受到的压迫及其反抗压迫的觉醒；二是自然层面，该层面从女性生理特点的角度研究女性的自我；三是文化层面，以男性群体或个体为参照对象，了解女性在精神文化层面的独特处境。

张艾嘉在其电影作品中一直不乏对于女性意识的关注，从《梦醒时分》到《相爱相亲》，无一不站在女性的视角描述她们对于自己、他人和世界的看法。但细数张艾嘉每部影片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又分属于不同的社会发展状态之下，因此呈现出几种形态各异的类型。

《梦醒时分》中，女主人公北京女子马莉在香港生活，不仅在职场屡屡受挫，更是因为其“大陆妹”的身份，得不到男友家人的认可。面对感情，马莉也曾卑微而怯懦，不管是面对殷勤备至的珠宝店少东彼得，还是从英国回港的生意人国威，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始终让马莉迷失自我且越陷越深。彼时正是香港经济巅峰时刻，而大陆经济刚刚迈入高速发展阶段，两地的经济发展状态与文化差异实则早早为马莉两段感情埋下了句点。影片最后，马莉艰难地放下两段感情，正如歌曲所唱：“多少往事风尘如烟天长地久，终会有个梦醒的时候”。

如果说《梦醒时分》的马莉代表着社会转型期中女性自我意识的迷失，那么《相爱相亲》中的薇薇则代表着当下年轻一代女性意识的觉醒。

张艾嘉的电影总能让不同年龄段的女性观众在电影中找到能够对应自己的影子。在电视台工作的女编导薇薇，是电影《相爱相亲》老中青三代人中的年轻一代，她思想前卫、果敢奔放。她不惧怕世俗眼光，与一穷二白并且没有“正经工作”的酒吧驻唱歌手阿达相恋。薇薇与阿达虽为恋人，在实际生活中却总是无法融入对方的生活圈：阿达与友人喧嚣的聚会，让正准备安静写稿的薇薇无所适从；阿达与自幼相识的女歌手朱音似有似无的情感纠葛，更是为两人日后的分离埋下了伏笔。影片最后，阿达离开了短暂停留的小城，去大都市追寻梦想，分别时薇薇紧紧地拥抱着他，哭着说：“我不会等你的”。自由无拘，不用感情去牵制彼此，也许这就是年轻一代女性对于情感态度最好的诠释。正如电影主海报上的那句话：“她相信一辈子，我相信一句话，你只相信一刹那”。

现阶段，华语女性题材电影似乎更多关注青年女性群体、都市女性群体，而中老年女性题材、乡村女性题材电影较少。张艾嘉的作品则打破这一局限，平衡地关照各年龄阶段、各个生活领域的女性群体，更好地传递女性的生活态度与社会价值。

三、对电影内容生活化的追求

纵观张艾嘉导演的作品，“接地气”是一个始终绕不过去的词。从早期的作品《少女小渔》开始，其影片的题材就围绕着普通人真真切切的生活展开。

《少女小渔》将视角对准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海外华人这一敏感群体，讲述了没有“身份”的异乡人痛苦的挣扎与迷茫。《少女小渔》的故事背景是上世纪末的纽约，讲述了一位深陷赌债的作家和急需绿卡的华人女子之间的交易婚姻。张艾嘉用这部影片关注这座城市里最易被忽略的人们，那个年代很多人为了出国削尖了脑袋，“黑”在纽约的小渔和男友开始的生活虽然苦，对于小渔而言却甘之如饴。生活、学习、打工，忙碌却充实的日子被男友江伟的一句话打破了平衡。为了身份，江伟向小渔提出：“你去嫁个老外吧？”单纯的小渔为了改变两人彼时在异国尴尬的处境，经中间人介绍与年逾六十的意大利男子马里奥假结婚，借此换取合法身份。影片最后，历经艰辛，备受磨难的小渔终于拥有了绿卡，但是她换不回曾经和江伟纯粹的爱情。异乡恋人终于渐行渐远，成为两个异乡人。

演员身份也好，导演身份也罢，电影表演与创作的根基，总归应该建构在充分的生活感受与文化氛围的基础之上。由人生经历转化成的经验才最能够打动人、感染人。

1953年，张艾嘉出生于台湾。19岁时，她来到香港嘉禾公司，开始崭露头角。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张艾嘉和林凤娇合作主演琼瑶电影《碧云天》，这部电影让初出茅庐的张艾嘉爱上了电影，也带给她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的荣誉和光环。可以这么说，从原生家庭对她的影响到少女时期进入电影圈的耳濡目染，虽然张艾嘉祖籍山西，但一路走来张艾嘉接触到的人、事以及文化与内地的关联度都不大。因此，人到中年的张艾嘉曾在一次采访中对记者说，自己很抗拒饰演内地女性，“因为没有那个生活”。这一想法在2010年参演李玉执导的文艺电影《观音山》之后，由张艾嘉自己打破。她发现自己完全可以驾驭大陆女性角色，因为“情感都是共通的”。

《相爱相亲》的故事就以大陆二三线小城镇为背景展开，借助于编剧大陆姑娘游晓颖的剧本，张艾嘉第一次触摸到了这片既陌生又熟悉的“故土”。张艾嘉满心期待着通过电影作品对内地传统与世俗、规矩与人情做一次细致而准确的把控。她所希望的故事最好能够发生在一个识别度不高的地方，她并不希望影片中展现的城市有明显的标签化特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绕开那些复杂的文化背景，去讲述一段纯粹的真真切切的生活。

《相爱相亲》将拍摄地点选在郑州的城乡结合处，借助这个模糊的地域背景讲述三代女性的成长历程。导演更深层次的用意则在于眺望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人与人情感的变迁。《相爱相亲》围绕“迁坟”的核心事件展开，以丧葬习俗这一任谁都绕不开的人生阶段为切口，讲述了老一代包办婚姻以及对于“贞洁”固守的意识，分析了中年一代由婚姻之“痒”、家庭亲子关系协调以及由退休所引发的社会身份变化等因素带来的心理变迁，解读了年轻一代对待亲情从淡漠到深厚的转变，以及对于感情的随性和洒脱。每个观众都能从祖孙三代人身上寻找到自己真实生活的影子，而这一切都出自张艾嘉这位几乎没有大陆生活经历的导演之手。虽说借助内地编辑的故事为壳，但是张艾嘉在创作过程中切切实实地融入了自己对于现实生活的感受与体悟，跳出电影银幕的边界束缚，展现在观众眼前的是真实的生活。

四、结语

张艾嘉的电影作品在长期对现实主义题材的探索中已经形成观照现实的细腻特质，她擅长运用简单质朴的镜头语言，解读并还原最为本真的现实世界。她的电影里有我们对现实生活的理解，也有她自己的独特情感关照。

虽然张艾嘉的诸多电影作品都收获了广泛赞誉，但影片票房成绩却总是将它们拒于“大片”门外，让优秀的现实主义电影作品依旧被归为小众文艺。叫好不叫座是“张艾嘉们”的困境，更体现出华语文艺电影长期陷于市场困顿的逆境。口碑炸裂的《相爱相亲》仅斩获1800万票房，更不论此前那些折戟于票房沙场的市场“弃儿”们。如果说观众的口碑和票房是检验一部电影优劣的双重标准，那么，我们也许更应该反思：现实主义电影和这些默默耕耘的电影人该如何“突围”，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