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亚文化视角下“打工人”现象解读

宋昆阳

一、打工人及后亚文化

2020年9月，一位名叫“抽象带篮子”的网红发布了一条短视频，描绘了一个正能量青年出门打工的状态，一句“早安，打工人！”引来了大量网友的关注与模仿。“打工人”一词迅速在网络上走红，并被多家权威媒体纳入2020年年度十大热词。网友纷纷以“打工人”自居，加入到“打工人”梗的创作与分享过程中，各种衍生概念（如尾款人、考研人、干饭人等）也纷至沓来。与此同时，“打工人”也成了主流媒体关注的焦点，央视新闻、新京报、凤凰网等都以“打工人”为关键词做过报道。此外，“打工人”还受到各种商业资本的青睐，成为其与目标消费者建立联系、互相识别的工具。

对亚文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将亚文化定义为一种“越轨行为”，认为其形成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例如摇滚、朋克、嬉皮、光头党等，他们通过个性化的服装、发型、音乐等表现对于被社会主体结构抛弃的不满。不同于芝加哥学派，伯明翰学派更加关注种族、性别、阶级等因素。伯明翰学派认为，这些亚文化现象是社会结构变化下种族、地位、财富、文化不平等所导致的阶级矛盾的显现。青年以“出位”的外表、服饰、言行来表达对主流社会的不满与抗争，彰显自我的独立和自由，呈现出一种带有特定风格的、仪式化的抵抗活动。而这种仪式化的抵抗活动无可避免地会被商业或意识形态收编。“风格”“抵抗”和“收编”是伯明翰学派用来分析亚文化现象的三个关键词。

然而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传播空间变得日益开放和透明，青年群体的创作潜能也被极大地释放出来，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多元文化景观，例如耽美文化、御宅文化、恶搞文化、“丧”文化、“佛系”文化、粉丝文化、弹幕文化等。这种网络亚文化呈现出与传统亚文化相区别的新表征，一些学者发现过去亚文化的研究方法在解释这些新的文化现象时存在明显的缺陷，因此开创了后亚文化的研究视角。后亚文化学者们认为，当前的亚文化群体已经不再是某一特定的弱势群体，而是一个个具有多重身份的个体的集合，群体成员具有流动性、变异性等特点。他们因兴趣、娱乐等需求聚集到一起，而非为了抵抗某种现实而聚集。正是基于这种转变，后亚文化学者开始将目光聚焦于亚文化群体所呈现出的生活方式上的特点及其与消费和娱乐之间的关系。

二、风格：适配于多种场景——反讽、自嘲与激励的综合体

亚文化研究与后亚文化研究虽然在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上有所不同，但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比如都认同亚文化拥有独特的风格。风格作为“表征特定亚文化群体的图腾”对于我们理解“打工人”这一亚文化现象有着重要的帮助。与“佛系文化”“丧文化”等文化现象不同，“打工人”的风格更像是一个积极和消极的矛盾体。“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都是人上人！”“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打工才是。早安，打工人！”“打工可能会少活十年，不打工你一天也活不下去。早安，打工人！”“只要我够努力，老板很快就能过上他想要的生活！早安，打工人！”从这些语录中我们可以发现，“打工人”的风格是复杂且随场景的不同而时刻变化的。它既可以用来反讽当下的职场困境，也可以用在加班后进行自我激励，有的人把它视为群体性的自嘲，也有人发觉其中混杂着的无奈和心酸。

这种复杂且相互有一定冲突的风格一方面满足了当代青年对情感表达“隐蔽性”的需求，很好地发挥了“情感泄压阀”的作用；另一方面，拓展了其使用的场景，能够满足更多人的情感表达需求。但与此同时，它也消解了传统的亚文化风格的稳定性。这种风格的游移使得亚文化群体失去了过去一度宣称的凝聚力，体现了明显的后亚文化的特性。正如大卫·马格尔顿、鲍曼、布赖恩·特纳所言：界限清晰的亚文化风格已经在后亚文化时代消融了——一种独立的、反复无常的“时尚旅行者”在一个“不真实、无关意识形态，只是在玩一种风格的游戏”的服装世界里，在“快速而自由地从一种风格向另一种风格移动”的过程中狂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借由“打工人”表达某种情绪或情感，也丝毫不在乎这些情绪或情感是否一致，我们甚至不在乎这种情绪或情感是否与其他的实践活动一致。可以一边用“打工人”进行自我激励，一边向家人抱怨工作的压力，并随手给朋友发送一个“佛系”表情包。人们像是在“候车室”般的隐喻空间中等待出发的乘客，几乎没有人对“候车室”展现出眷恋和不舍，每个人都是匆匆而过，马不停蹄地奔向另一个“候车室”。

三、生产：一种新的文化生活方式——挪用、拼贴与戏仿

“打工人”最主要的传播载体是文本和表情包，这些文本和表情包的创作，并不是一个从零开始的过程，而是通过对以往在网络空间中流传甚广的一些内容（如心灵鸡汤、段子、表情包图片等）进行二次创作，为其赋予新的语境，继而改变甚至颠覆其原本的意义。比如“人生太短，要打的工太多，我要争分夺秒！”“打工创造世界！”“我对青年的劝告只用三句话就可概括，那就是，认真打工，更认真地打工，打工到底！”等是对爱迪生、马克思、俾斯麦等名人语录的改写。“猫和老鼠”“熊猫人”“蜡笔小新”等形象也被网友配上了不同的文字，成为各式各样的表情包。借助表情包，传播者可以进行或伪装、或夸大、或敷衍、或柔化的社交性表演，接收者也可以进行个性化的解读。从这个角度来看，表情包本身多义性的特点与“打工人”的复杂风格十分契合。

这种以二次创作为核心的生产方式很像是上个世纪流行的戏仿艺术与拼贴艺术的结合体。戏仿艺术和拼贴艺术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不是原创性艺术，都是一种“寄生”在已有“文本”之上的艺术类型。换言之，没有前人的作品，戏仿艺术和拼贴艺术也就不复存在。而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戏仿艺术具有鲜明的喜剧性，而拼贴艺术是一种“中性化”的艺术类型。这种二次创作的方式不仅可以降低生产门槛，让人更轻松地参与到文化生活中，还能提高个体的参与感，收获由创作带来的精神上的满足。如今这种生产方式已经获得了当代青年的认可，B站上很多被奉为经典的作品原本都是某些影视作品中平平无奇的桥段，但是经过很多UP主的二次创作之后，便会产生一种奇特的魅力。不只是UP主，普通用户也通过弹幕进行频繁的二次创作。弹幕这种表达方式，操作简单，不需要拍摄、剪辑等技术，而一条“神点评”不仅可以让自己在精神上得到满足，还能为视频赋予新的灵魂。实际上，这种生产方式背后呈现出的是数字社会人们文化生活方式的转变——消费和生产行为的融合。在发弹幕的过程中，我们在消费内容的同时，也参与了生产。同样，我们在制作“打工人”语录和表情包时，既是在对以往内容进行消费，又是在对其进行创造性的加工。更进一步讲，这种新的文化生活方式使每个人在文化选择上有了更大的自由。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个性化的文化消费模式，这有助于我们在自反性现代性中更清楚地确认自己的身份。

四、形成与扩散：新部族的社交方式与媒介的深度参与

在“打工人”形成初期，网红“抽象带篮子”发布的一系列与之相关的视频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丧文化、“摸鱼哲学”流传甚广的网络环境中，这种用打工人的身份来故意吹捧自己的黑色幽默，很快引起了网友们的围观和讨论。一时间，关于“打工人”的表情包和段子遍及各种社交媒介，#打工人的文案#等一系列与“打工人”相关联的话题都登上热搜。借由微博、知乎、B站等开放性平台，“打工人”快速完成了“新部族”成员的聚集和风格的建立。随后，各种商业品牌、机构、媒体纷纷“搭车”，形成了诸如“尾款人”“考研人”“干饭人”等各种概念。这些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打工人”的生存周期，扩大了它的影响力。

“打工人”的形成与扩散具有明显的后亚文化特征。首先，在形成过程中，网友对“打工人”的关注是因为其娱乐的元素，而不是因为其抵抗性。其次，在群体聚集和社交过程中呈现出了明显的“新部族”的特点，新部族的特点是松散的、时刻处于变化中的、短暂的联盟，整个部族以趣味和共同的生活方式为纽带，而不是通过某种意识形态或者信仰。最后，在“打工人”的传播以及风格的建构过程中，媒体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双方呈现出一种合作的关系，而不是收编与被收编的关系。

五、结语

无论你是写字楼里的职场精英还是默默无闻的普通职员，无论你从事的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本质上都是在为别人打工，可以说，绝大部分人都可以从“打工人”中寻找到身份认同。而这种“最广泛的”身份认同必然会带有短暂性、混杂性的特点。随着创作和使用热情的消退，“打工人”这一身份会逐渐被淡忘，网络会把人们推向另一场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