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不等于后真相时代

潘艳艳

“后真相”一词最早起源于政治学领域，被用来形容西方政客通过制造假象煽动民意，骗取民众选票，制造“后真相政治”的社会现象。近些年来，随着后现代主义、相对主义等社会思潮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面渗透，“后真相”逐渐被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接纳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后真相”的缘起与发展

2016年，“后真相”一词被评为牛津词典年度最佳词汇，这跟当年发生的英国脱欧公投中脱欧派胜出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两大“黑天鹅”事件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两个事件因为违背常理，结果出人意料而被称为“后真相政治”的代表，描述了这样一种畸形的政治生态：即客观事实对民意的影响不如诉诸感情或个人看法更有力，政客在辩论宣传中将真相放在“次要”位置，情绪、立场、偏见成了左右民意的主要因素。在这种“后真相政治”中，真理被言论遮蔽，谎言大行其道，“事实胜于雄辩”渐行渐远，舆论娱乐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权威机构的公信力逐渐丧失。

从表面上看，“后真相”是伴随着网络飞速发展而生的一种社会现象，但本质却是严重的社会分化。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危机、信息技术革命的多重冲击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传统社会有机体分裂解体，贫富阶层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这直接导致了下层民众的极端情绪泛滥，民粹主义重新抬头。如在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中，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不同社会阶层表达观点的新战场。在民粹主义政党的煽动和网络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民众观点呈现严重的两极分化，从而产生了“情绪先于事实”的“后真相”问题。有西方学者用“后真相时代”来描述当前西方民主政治面临的危机，认为“后真相”政治的背后是民粹主义与网络新媒体的结合，是西方政客对民意的迎合、诱导与操纵，它反映了西方传统政治体制在网络时代走向失灵的趋势。

二、网络时代等于“后真相时代”是一场诡辩

近年来，“后真相”现象在我国网络空间也频繁出现。面对引发社会关注的一些公共事件，人们更重视情绪的表达而忽略客观事实，致使虚假新闻泛滥成灾，反转新闻成为常态。2016年，“后真相”一词重新流行起来，国内学术界以“后真相时代”为背景的研究文章大量涌现。这一术语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种新的认知范式，导致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把网络时代等同于“后真相时代”，用“后真相时代”作为研究起点来解释其它社会现象。诚然，真相不清、是非不明的“后真相”现象在一些公共事件中是存在的，但其与网络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后真相”问题也没有升级成丧失真相和共识的“时代性问题”。如果简单地把网络时代与“后真相时代”划上等号，由此判定我国进入了“后真相时代”，就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是不准确、不符合实际的。

首先，“后真相”现象是一种民粹情绪的表达。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阶层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时有发生，但尚未到贫富对立、两极分化的严重程度，也就不能用“社会分化下的民粹主义”来归因我国“后真相”现象的出现。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是一种极端的民主思想，其核心内涵是坚决维护平民利益，反对权威，反对精英群体，是上下阶层之间矛盾加剧的特殊表现。当民众不满和愤怒的情绪被民粹政党有意利用时，就会升级为民粹主义思潮，进而打着“民主”的旗号来推动权力重组和国家治理结构的重建。而我国的政治体制与西方国家有着本质区别，多数情况下不存在政客绑架民意的问题。后真相事件更多的是一种民粹情绪的表达，而引发民粹情绪的因素通常是转型期面临的、与人们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民生问题，比如拆迁安置、社会保障、食品安全等等，在政治上表现为反对司法不公、腐败特权和要求参与社会管理等诉求。这种民粹情绪的本质是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也是一种人民主体意识增强但不成熟的产物。当一些公共事件发生后，涉事者和有关部门有意掩盖真相、模糊事实，官民之间互动不足、沟通不畅。对事件处置不公开、不透明很容易造成谣言蔓延、偏见横行的“后真相”问题，与其说这是民粹主义泛滥，不如说是官僚作风积弊难除。

其次，“后真相”现象并非网络的必然产物。网络时代的到来结束了传统媒体的封闭状态，从早期的论坛、博客到现在的微博、微信、抖音、自媒体等，网络媒体的发展越来越多元化，舆论传播的速度和能力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不同于传统媒体，网络作为一种新的舆论场域，对公共事件的影响具有正反两面效应：一是网络的匿名性消除了民众身份、地位、阶层的差别，带来了网络角色的平等，但也会解除现实社会的正常约束，容易形成民粹主义思潮；二是网络的开放性降低了民众参与的门槛，增强了民众力量，但不同身份、地位带来的立场和价值观念并没有改变，舆论观点又容易走向分化和极化；三是网络的即时性加速了人群的聚集和舆论观点的碰撞，既可能引燃网民的不良社会情绪，激化社会矛盾，也可能凝聚强大的舆论力量为民众增能赋权，进而对传统主流媒体报道和政府行为产生影响。因此，网络只是一种中立的、技术性的工具，它并不一定后置或遮盖真相。如果脱离了特定的现实背景，仅仅依赖网络的舆论传播，社会情绪不会凭空产生，“后真相”问题也不可能存在。在一些公共事件中，网络的作用并不都是负面的，相反，它多数时候扮演着维护正义、彰显正道的正面角色，通过集中反映民意，促进官民协商沟通，倒逼涉事部门和主流媒体去调查事实、还原真相、平息舆论。因此，网络作为一把“双刃剑”，既可能放大社会矛盾，加深已有裂痕，也可能是社会矛盾的消解之地；既能加速谣言传播，制造虚假新闻，也能推动谣言辟清，控制其潜在风险。如果将“网络”与“后真相”现象联系在一起，认为“后真相”是网络一手造成的，这就是片面、狭隘的观点。

三、网络时代要加强“后真相”现象的应对和治理

近年来我国不断涌现的“后真相”现象是网络与社会现实相互作用的结果，对我国政治和社会发展都造成了一定冲击，也埋下了不少风险隐患。然而，“后真相”并不意味着真相缺席或者真相不再重要，它反映着当前网络舆论场域一种不信任、无法形成共识的状态，只是网民在追求真相过程中的暂时现象，并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问题。因此，不能用“后真相时代”这个新造的概念来概括，但加强“后真相”现象的积极应对和有效治理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要用坚持理性、客观、积极的态度看待“后真相”现象，全面树立协同共治、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的长效机制，利用网络媒体作为平台来建立一种平等多元的协商关系，为公共事件的各相关群体搭建桥梁，充分发挥网络在反映民意、监督公共权力、推进改革等方面的正向功能，努力营造开放包容又规范有序的网络公共领域。另一方面，要加强政府的公信力建设，重塑传统主流媒体的责任担当，依法引导网络媒体向有利于社会和谐进步的方向健康发展。在公共事件中协同主流媒体共同发挥好舆论引导作用，加快推动事实和真相现身，彰显原本的是非曲直，以此来消解“后真相”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