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知识女性女子教育观念述略

宋青红 赵彩灵

(上海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3)

近代以来，受女权思潮和妇女解放观念的影响，女子教育逐渐兴起。全面抗战时期，围绕战时需要怎样的女子教育及如何开展女子教育，知识女性在战时各类刊物上发表大量的言论，提倡关于人的教育，培养独立人格的女性，实现男女教育平等，并对社会上的贤妻良母主义的论调进行驳斥和批判。对于知识女性的研究，李扬曾讨论民国时期的知识女性一方面承担独立谋生分担家庭经济压力的责任，一方面承担着传统相夫教子的责任，在事业与家庭之间的两难状况及选择[1]。张朋从近代女报与知识女性身份转型的互动关系出发，揭示近代女性报刊是知识女性从传统才女完成自我身份重塑的实践空间[2]。姜卫玲指出知识女性通过参与报刊活动传递思想，启发女性觉悟[3]。

抗战时期的女子学校教育论争，涉及民族国家的话语与女子教育交锋，更需要重新进行讨论和审视。黄相辅以《妇女杂志》为中心，探讨“人的教育”与“贤妻良母”两种教育理念的对立[4]。陈姃媛的《从东亚看近代中国妇女教育：知识分子对“贤妻良母”的改造》一书探讨近代中国妇女教育中的贤妻良母的概念及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贤妻良母”的改造，认为作为女子教育理念而讨论的贤妻良母，是一个复杂的概念[5]。王晓慧围绕女子教育的宗旨、形式、内容等问题研究，讨论近代中国女子教育论争[6]。整体上学界关于近代女子学校教育或特定地区学校的女子教育及女学的研究，也涉及女性观念与女性话语，女性形象与女性气质的研究[7]，研究的时段以晚清及民国初期的研究成果较为集中(1)如杨洁《民国时期上海女子教育口述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吴民祥《浙江近代女子教育史》(杭州出版社2010年版)、徐宁《江南女校与江南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颜绍梅《近代云南女子学校教育发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万琼华《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与女性主体身份建构：以周南女校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王翠艳《女子高等教育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为中心》(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曾芳苗《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1915—1951)》(中国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2006年毕业论文)、Mary Jo Waelchli的Abundant life: Matilda Thurston,Wu Yifang and Ginling College,1915—1951(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2002)等。。然而，抗战时期特殊情境下的女子学校教育及观念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本文所说的知识女性，主要就指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平和文字能力的女性，她们能够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表达见解。本文的主体资料即依靠战时报刊登载的女性关于女子教育的文本，以此考查她们对于女子教育的观念。

抗战时期，知识女性对于女子教育的发展极为重要，论者指出：“知识妇女是广大妇女群的先锋，女学生女青年是知识妇女的急先锋，而女教师，女青年的教育者或领导者，又是女学生的引擎；因此，知识妇女要为动员广大落后的散漫的妇女而努力，首先在领导知识妇女的女教育家和教育女青年的教育家们，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决定作用。”[8]女教育家和教育女青年的教育家们，对于女子教育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本文拟梳理抗战时期女教育家及知识女性关于女子教育的言说，探讨她们关于女子教育的观念，侧重反映战时女子教育的情况，以凸显女性的主体性。

一、战时女子教育的重要性

知识女性基于男女平等的观念和民族国家战争动员的需要，倡导女子教育的发展。她们认为，女子教育与社会、国家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女子教育事关妇女的解放、国家的兴亡，只有教育才能拯救全国妇女，使女子成为完全、独立的人；只有教育能使国家谋求独立、谋得发展、实现复兴，女子教育的发展尤其重要。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吴贻芳指出，战争给中国女性带来的不是苦难与困厄，而是机遇与挑战，在战争的环境中，女性不仅获得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且能够走出家庭，参与各种拯救国家的事业[9]。

然而受战争影响，全国大专学校女学生人数从1936年的6375人降到1937年的5352人，之后在数量上逐年增加，1938年达6648人，占全校学生人数的18.37%；1939年达7834人，占全校学生人数的17.64%；1940年达10200人，占全校学生人数的19.47%；1941年达11774人，占全校学生人数的19.80%；1942年达12273人，占全校学生人数的19.15%；1943年达13701人，占全校学生人数的18.60%；1944年达14843人，占全校学生人数的18.81%；到1945年已达15861人，占全校学生人数的19.00%[10]。虽然女子受教育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是女学生占全校学生人数的比率一直比较稳定，男女生受大专以上教育程度差距较大。

为什么要提倡女子教育，吴珊指出：“虽然，照表面上看，现在男女在教育上已取消了不平等，似乎没有再特别提出女子教育方面意见的必要了，但恰相反，正因为女子教育已被看作与男子相同，无特殊意义，而目前中国社会，又确实还没有达到男女机会完全平等和同样的发展阶段；并且在抗战中，所需要女子的工作和力量，也不一定和男子处处相同。因此，在同一的教育方针下，并不能使女子全然不受历史的限制而成长，发展，它必然要有更多的注意和补充，才能迅速赶上男子，迅速与男子共同担负起抗战事业中的责任来。”[8]受历史环境和现有基础的影响，吴姗认为战时仍应特别提倡女子教育。

曾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吕云章(2)吕云章(1893—1974),女，福山县(今烟台市福山区)东留公村人。主编《妇女之友》《革命的妇女》《浙江新妇女》等杂志，著有《妇女问题论文集》《世界妇女运动史》等著作，曾长期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强调，在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环境下，有侧重女子教育的必要，如此才足以解决民生问题，推广妇女运动。她认为，女子教育为改良家庭和社会的基础；女子是第二代国民的导师，女子教育有助于增进国民的生产力[11]107。曾任南京女子中学女校长的刘蘅静(3)刘蘅静(1902—1979)，女，广东番禺人，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任南京女子中学校长。认为，女子先在教育上与男子平等，其他一切才有平等的希望，如果放弃了教育的平等权利，妇女运动不会成功，因而女子教育是妇女运动的根本[12]14-15。妇女界精英从女子教育对于妇女解放的重要性、对于战时动员的重要性着手，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性。

战时女子教育发展的另一契机在于战时妇女动员的需要。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已有一批知识女性强调发展女子教育以唤醒女性的觉悟。以女教育家王孝英(4)王孝英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曾任任福州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及福州第一中学校长。后随丈夫李大超任职上海，先后担任上海的务本女中、中国女中校长。1935年初，王孝英随丈夫赴广州，担任广州市第二中学校长。为代表的知识女性呼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她认为，没有受过教育的妇女对于国家的观念与民族的认识势必非常薄弱，若要让这样的妇女明白自己应负的使命，是非常困难的[13]。

二、战时女子教育的宗旨和目标

(一)批判贤妻良母主义

研究清末民初女子教育的论著，都能注意到当时普遍提倡的“男女有别”的教育理念与实践，及其背后依据的“贤妻良母主义”(5)参见Paul Bailey,Gender and Education in China: Gender Discourses and Women’s Schooling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7);Helen Schneider,Keeping the Nation’s House: Domestic Management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Vancouver: UBC Press,2011);陈姃媛《从东亚看近代中国妇女教育：知识分子对“贤妻良母”的改造》，稻乡出版社2005年版。。贤妻良母论者常以男女天生体质与心理上的科学差异为基础，阐述女子适合以家庭为活动场域，并负有生育下一代强健国民的“天职”[4]。五四时期，在反传统的浪潮下，中国知识分子兴起以“人”为本位思索的价值观，贤妻良母主义在五四时期遭到新文化知识分子强烈质疑。五四知识分子提倡“人的教育”，他们主张女子教育的宗旨应该是培养女子的独立人格，务使“人类最紧要的爱与创造的两大本能，无限发展，成为一个完全的‘人’”[14]，而不是预备为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

抗战时期，仍然出现“贤妻良母主义”和妇女回家的论调。1937年，曾任闽清简师校长的男教育家袁昂指出女子教育目标存有的两种相反主张：“一种是从个人本位出发的人本主义的女子教育，一种是从社会本位立论的母性主义的女子教育。前一种的主张说女子教育应该养成一个正正堂堂的人，完全走上反良妻贤母主义的路向，后一种主张说女子教育应该培养博大慈祥之健全的母性，建设良好的家庭生活及社会生活，沿着良妻贤母主义的路线出发。”[15]不过，袁昂认为应该继续走贤妻良母主义的路向。

这种观念受到一名来自重庆女师的女性的反对，她指出：“抗战期间的女子教育，也是应该特别普及化而重视的，那女子应回到家庭去的学说也是基于谬论的。”[16]对于出现这种言论的原因，她分析道：“提起女子教育使我又想到中国的男子教育，民国以来，各地都有女子教育机关的设置，男女教育平等的舆论。然而那重文而不重实的女子教育机关，其设施的结果，使我们女子教育和男子教育的效率上发生了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的现象给了社会人士对于我们女子的蔑视。异性的不均说，固然对于有科学眼光的人这倒无甚重大的影响，然因男女职责上，分配的关系，便发生了‘女子应否回到家庭去’的社会问题。”[16]她强调女子教育对于抗战的重要意义：“在实施方面，女子教育和男子教育固然有了其他相当的差异，但是在目的上是相同的，抗战时期的教育要能对抗战发生一种作用，换言之就是要能促进我们战争的胜利、增强抗战的力量。”[16]女子教育培养出来的女性应该“充裕在抗战时期中妇女应有的智识和技能，从切实际合用方面去发展”[16]。

当然，女性当中也有持贤妻良母主义论调的，比如抗战时期活跃于俄国文学翻译界的杨绚霄(6)杨绚霄曾以陈杨绚霄为名在《新闻报》和《兴华》发表大量有关儿童、妇女、两性的文章。从冠夫姓的署名及发表的文章大致可以推测其为女性无疑。参见陈杨绚霄《断乳儿童的保育法》，《新闻报》1936年5月27日第16版；《断乳儿童的保育法》，《兴华》1936年第21期，第16—21页；《健康儿童的检视》，《教育论文摘要》1937年第4期，第12—14页。另外，其在文章中亦曾写明“笔者生而不幸为女子”，参见杨绚霄《妇女本职的再认识》，《文友(上海1943)》1944年第9期，第18—20页。指出：“今后的女子教育，绝不是反贤妻良母的教育，而是在适应社会进步的需要以养成更贤之妻，更良之母——俾使住的地方就有各种科学方便而合乎卫生，俾使食的事情化为简单而适于营养，俾使民族的幼苗能在良好的养育下成为社会的健全分子。”[17]杨绚霄在《妇女本职的再认识》中进一步阐发她的立场：“我的意思是说，妇女一方面固然可以从事某些无伤身体无损人格的职业，但在人性未曾改革以前，不论家庭怎样社会化，妇女总不失为家庭的柱石，慈爱的重心，而根据男女分工合作的原则，妇女之为妻为母，依旧是最高贵的任务，最光荣的职责。”[18]

对此，吴珊反对贤妻良母主义的论述，她指出：“过去曾有人主张贤妻良母为女子生活教育唯一的目标，抗战发动以后，这样方针的女子教育已经被否定了，因为在贤妻良母没有提出新内容和新意义的时候，贤妻良母就是中国的三从四德的解释，就是养孩子，烧饭，服从，再服从，根本和家庭以外的社会，国家，民族不发生关系；试问这种教育目标下，教育出来的女学生怎么能赶得上抗战建国纲领上的‘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加抗战力量’的迫切要求呢？”“女子已经不是丈夫、孩子、厨房的附属品，而应是国家民族的一员，一个没有折扣的公民了，她不止为一个家庭服务，而要为千百万幸福家庭而奋斗，她不止要贡献自己全副精力，而且要为使千百万落后的姊妹共同参加抗战而努力，这样才是今天女子教育的新目标。”[8]知识女性主张女子教育应朝着发展健全，培养独立人格的女性而努力。

女教育家高君珊(7)高君珊(1893-1964)，福建长乐人。1925 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31 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主要研究教育统计。先后任燕京大学副教授，中央大学、暨南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大同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大同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著有《教育测验与统计》，译有《近世泰西烈女传》。曾提出对于女子教育的错误观念：“第一，他们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很武断的将女子天赋的能力及倾向，未有科学上的根据，妄下一个结论；第二，就是一般人都以为治家是女子分内的事，而且是唯一的天职；第三，就是一般人以为理家育儿是一种职业；第四，就是小题大做，轻重倒置；第五，是徒尚空言，无诚意去实行。”[19]抗战时期仍然出现贤妻良母主义的论调，女教育家们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二)培养女性独立人格

女子教育以提高女性品格、培养独立人格女性为目的。1936年10月14日，高君珊演讲《妇女教育问题》，她指出：“二十世纪大家都开始承认女子在社会上独立的人格，而不是附属于男子的了。而且女子有享受教育上无限的权利。其原因：(1)因平民主义的思想发达，凡是社会上的制度和现象，都要想法消除。(2)由两性心理的研究，发现男女儿童及成人，在各种能力方面，无甚差异。(3)在历史上世界各国每个时代都有不世出之才女，为后人所景仰，欧战后证明男女能力相等的理论是不错的，女子并不是不可造就的弃才。”[20]

女教育家、女作家黄碧遥(8)黄碧遥，又名九如，30年代毕业于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科，归国后，在浙江省立女中、省立高中、江苏松江女中、上海麦伦中学等校执教，是《妇女生活》的主要撰稿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师范学校历史系教授。参见《通俗演讲坛：主席致辞：这次我们请得的讲师是黄碧遥先生……》，《妇女生活(上海1935)》1935年第4期，第5页。也指出：“今日的女子教育，最要的为启发‘人’的意义，一笔勾销封建社会传来的女教，女训，教以打出屈辱的地位重新做人的法则。鼓励她们课外的活动，研究，创造，爱护有反抗性的，不轻易服从命令的人才，引导她们注意社会事变，分析，认识，并化为行动，声明其主张，以养成为社会主人的根基，促进她们为自由平等的勇气，为社会服务的热忱，对国际现象的关心。然后垂危的女学前途，稍有回生的可能。”[21]王孝英进而指出：“今后女子教育，应着重于‘独立人格’之养成。应打破其从父从夫从子之传统观念，而养成其成为一绝对独立之社会人。”[22]杨绚霄指出今后女子教育应注重人格教育：“应该注重人格方面的陶冶，健全的人格是一切事业的始基，伟大事业的成就，实有赖于健全人格的陶冶。”[17]

(三)实现男女教育平等

女子作为国民，应获得与男子同等的教育机会，即实现男女教育平等，这是女子教育的又一目标。知识女性号召男女教育平等，中华妇女节制会主席刘王立明(9)刘王立明(1896—1970)，女，本姓王，因纪念丈夫刘湛恩，复姓刘王，安徽太湖人。曾任江西省九江儒励书院教员，获奖学金赴美留学，在芝加哥西北大学生物系获硕士学位后回国。民盟重要成员，中华妇女节制会主席，世界妇女节制会副主席。认为，妇女作为国民，应该获得政治的平等，经济的独立以及男女教育机会的平等[23]17-19。钱用和(10)钱用和，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院，后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1922年任江苏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校长。1930年历任北京师大、上海暨南大学、金陵女大、重庆女子师院和交通大学教授。认为：“今后中国女子教育的出发点，应该在‘男女平等原则’和‘男女异性关系’上努力。男女都是人类，应该同享人类的幸福；男女都是国民，应该同负国民的责任。”[24]吕云章认为：“教育的目的，不单在陶冶天才，乃是在养成良好的公民；不单为少数设立乃是为一般民众设立。女子中等学校毕业生，人人都可以升学，这算是学校的成功，人人都可以有正当职业，更是学校的大成功。”[11]103一般民众，包括男子、女子均有受教育的机会，这是教育的目的。

刘蘅静主张打破男女能力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观念，她认为要使人们承认女子能力不低于男子，以保障女子教育的平等制度，必须依靠女子教育，只有教育才能“使人有正确的认识”，进而“改正人的思想”[12]18。她反对男女两性存在着天然的差别这一观念，“智力只有个人的差异，没有两性的差异，心理学家已经证明了。然而还有人以男女各有所长为理由，否认男女学习能力的平等”[25]。她强调男女教育平等，“女子也是国民，在教育上应该享有平等的机会，不应有什么限制”，“没有必要把女子教育看作特种教育，而特为女子另定一个教育方针”[12]3。1942年，她在国民党组织部召集的妇女干部工作讨论会上，发言讨论女子教育等问题。关于女子教育问题，她认为：(1)男女教育机会应平等；(2)男女课程标准应相同，不分高低；(3)家事劳作，男女均应学习[26]230。此外，知识女性呼吁女子教育应大众化，打破少数特权阶级的贵族女子教育，以实现众人拥有教育机会为目的。

近代女子教育观念在与贤妻良母主义的对抗中发展，随着近代男女平权观念的传入，知识界展开对贤妻良母主义的批判。然而受父权观念的影响，贤妻良母主义思潮时时涌现。抗战时期出现两次“贤妻良母主义”的回潮。知识女性围绕女子教育的宗旨和目标问题展开论述，她们批判贤妻良母主义，主张女子受教育后服务社会，实现个人价值；主张女子教育应发挥“人”的意义，将女子培养成独立的、不依赖家庭的个体，注重女子人格方面的陶冶，培养女子健全的人格；号召女子具有与男子同等的机会，女子教育要实现男女教育平等。知识女性关于女子教育的言论，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教育观念，促进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

三、战时女子教育的内容与形式

(一)反对实施女子家事教育

在战时女子教育的内容与形式问题上，知识女性亦有探讨。陆翰芩(11)陆翰芩，又名陆寒波，浙江人，浙江女子中学毕业，曾任《国民新闻》和《杭州晚报》副刊编辑，后转任《民国日报》和《民声日报》编辑，主办《女子月刊》。参见刘国铭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下，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1页。指出，中国妇女受教育人数极为有限，“根据我国约有百分之十五受国民以上教育的男女，受教育的女子又为受教育男子十分之一，约算出来，再减去受小学教育以下的妇女，即使从宽估计，也不得三百万人。姑且假定它是三百万人，全国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妇女中的三百万幸运儿，全国三万万八千万男女文盲中的三万万选民，是一个多么稀罕珍贵的人数啊！”[27]她主张对女性实施三重教育，女性“既须为一个健全的国民，又须为一个贤能的母亲，尤须为一个热诚的妇女解放运动者。一个国民的责任是对国家的，一个母亲的责任是对民族的，一个妇运的责任是对妇女同胞的”[27]。她希望女性承担起身为国民、母亲、妇女运动者的角色和职责。针对陆翰芩希望女性承担多重角色的教育理念，刘蘅静等人表示反对。

刘蘅静反对女子实施家事教育，其理由如下：“(1)我以为家事学科不过是各种科学知识的应用，离开了科学，家事学便建立不起来了，如果有了充分的科学知识，研究家事学是很容易而简单的，为了学习家事而缩减其他基本科学课程，则是南辕北辙，弄错方向。(2)我主张男女教育机会绝对平等，反对女子教育特别注重家事，而忽略了升学的准备。(3)我感觉目前中学课程已使学生负担太重，不主张在男女共同学习的时间外再加重女生的负担。(4)我主张女生在不变更现行课程标准，及不增加负担的原则下学习家事。(5)我以为家事只能使人‘能’，并不能使人‘为’，要女子肯负责任，仍有待于良好的公民教育。”[12]44“家事是日常生活的管理。人人都应该懂的。不但女生应学，男生也应该学。”[12]39-41

对于女子教育的内容，高君珊认为：(1)女子的教育应当有职业上的效能，使她有生产的能力，不必依赖别人过活。经济独立是做人的条件。治家育儿不能美其名曰职业，因它不合职业的条件。(2)女子教育应当使她能够应付直接或间接的环境，具有公民的知识，做一个效率很高的公民。(3)女子教育应当使她做一个家庭里能干的主妇与贤良的母亲，有理家育儿的能力。高君珊强有力的表示：“常常听人说，人在社会上无论做哪一事只要有贡献，都是有价值的。女子在家庭中贡献很大，应安分守己。这句话初听好像很对，但是贩夫走卒与王侯将相，同样对人类有贡献，何以人类不愿做贩夫走卒而希望做王侯将相呢？办教育的人也应当想想，女子正如男子一般。也有她的志愿同野心呀！”[20]不过她又认为：“女子走进社会的时候，她们并未毁了家庭，弃了子女，治家育儿的职务仍旧不能放弃。因此，在现代主张狭窄的女子教育固不足以应付环境，就是同男子一样的课程也要感到缺憾。我们所需要的女子教育，并不是一种特殊的课程，而是一般的课程加上一些女子特殊的需要。”[20]

总之，对于家事教育问题，知识女性多表示反对，她们认为女子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女性独立的人格及适应社会的技能，进而服务于社会，成为合格的公民，而不是留守家庭，忙碌于烹饪、洗衣等烦琐事情。针对社会上提倡家事教育的声音，知识女性指出，家庭的内务男子也应分担。

(二)主张加强女子职业教育和生产教育

知识女性主张对女子开展职业教育，通过职业教育使女子获得职业上的技能，进而更快谋得独立，融入社会。时人认为：“女子受教育的目的是在社会上求得一种相当的职业，以求对社会国家有所贡献有所应用，同时自己本身在社会上要取得一种经济独立权，而不需依赖别人，而在社会上取的一个地位，这样才是女子受教育学才能的真旨。希望办理女子教育者对于各项设施，各项训练应该以职业教育为中心，以期造成多数从事社会服务的职业女性。”[28]

杨绚霄指出女子教育应注重生产教育：“所谓生产教育，就是养成生产的兴趣，精确的思想，正当的态度以及优秀的技能，俾得从事于适当的职业，以发挥女子本身的才能，完成技术上之巧练的成功。这样，在社会方面可以减少消费者，在国家方面可以增加生产力量，而在女子方面更有实现择业的自由，生活的调剂，以及经济和人格的独立。”[17]

关于生产教育，女教育家王孝英认为，“今日切要之女子教育，乃学以致用之‘生产教育’及真正普及之‘义务教育’”，生产教育使“学”与“用”紧密联系，“学力与实习各得其平，换言之，即使学皆致用，不为装饰”[22]。因而，女子在生产教育下，可习得一技之长，实现经济独立，立足于社会。总之，为使女子在社会上获得一种相当的职业，谋取个人独立，进而服务社会，女子教育应以职业教育、生产教育为内容，立足于实际需要。

吴珊指出：“战时后方的生产教育，却更与妇女有密切关系，今天，不只是要求女子职业学校的学生会养蚕，制丝，制茶，染织，缝纫，而且向着广大的妇女大众要求，要求每一个女性，至少具备一种生产劳动的知识和技能。”[8]对于怎样发展女子教育，吴珊指出：第一，把学校作为训练干部的大本营；第二，反将贤妻良母作为女子教育目标；第三，推行生产教育培养专技人才；第四，加强妇女学生的政治教育。知识女性主张加强女子职业教育和生产教育，通过职业和生产教育使女子获得一定技能，进而更快谋得独立，融入社会。

(三)关于男女是否同校问题的争议

在男女是否同校的问题上，知识女性存有不同观点。部分知识女性认为，男女在任何教育阶段均应接受同样的教育，主张男女同学。吕云章是男女同校的积极拥护者,“关于男女同学问题，我们不特不反对，而且具有十二万分的热忱来赞成和拥护”[11]104。

另一部分知识女性基于男女身心发展的特点，主张男女在中学分校。钱用和主张，小学男女同校，中学男女分校，大学男女同校或分校，视国家地方经济和社会需要人才而定，“中等教育的青年，生理和心理的变化非常显著，应该给予男女性不同的训练”[29]。

刘蘅静主张，“中学以男女分校为原则，同时不禁止男女同校的”[12]7。至于主张中学男女分校的理由，刘蘅静说：“中学教育除了知识传授之外，还有更重要的青年身心训练。身心的训练，男女青年的确略有不同。男女分校可使训练的实施来得方便些。在中国社会条件之下，我觉得男女同校于女生并无多大利益，还是分校于女生有益些。”[12]9-11她认为，中学教育不仅包括知识传授，还具有身心训练的任务；女子社会地位与学校课程有关系；男女分校于女生更有利。因此，刘蘅静主张中学男女分校。知识女性对于男女同校问题，开始突破“男女之大防”，主张根据学生的年龄阶段特性和地方学校的实际情况而定。

此外，对于如何改进女子教育的问题，女教育家李兆萱认为，可以通过社会舆论促使女子教育普及，“社会方面应当造成一种强有力的舆论，督促政府增设学校，扩充女子受教育的机会，使女子教育在最短时间能普及”[30]。吕云章主张女子中等教育要做到：(1)打倒重男轻女与无才便是德的旧观念；(2)要求公国机关开放，职业开放；(3)充实女子中等学校经费；(4)扩充女子中等学校毕业生的出路；(5)维持旧有女子中学，女子师范，不赞成合并；(6)力谋符合新社会的需要；(7)拥护男女同学政策；(8)增加女子职业学校，求质量同时进步；(9)普通女子职业学校，添加职业科目；(10)提倡恢复女子大学[11]108-109。她希望国家机关扶植女子中等教育，促进中等女子教育的发展，以培养妇女人才，实现妇女经济独立。

战时女子教育言论凸显女性由家庭空间走向公共空间的女性意识，强调女子职业教育和生产教育的重要性，既符合塑造职业新女性的需要，也迎合战时民族国家强势话语下妇女动员的需求。知识女性关切女性自身权益问题，希望通过女子教育为女性争取平等的权益，在服务民族国家话语的同时，不放弃对于女性自身权益的关切。在知识女性的眼里，战时女子教育问题关涉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话语、时代变奏。

四、战时女子教育的方法

在抗战的关键时期，知识女性主张女子教育服务社会现实需要。苏州振华女中校长王季玉(12)王季玉(1885—1967)，女，早年毕业于苏州景海女塾，后去日本补习英语及数理，又去美国麻省蒙特霍克女子大学，并获理学学士学位。1915年入伊利诺伊大学攻植物学，获硕士学位。1917年归国任教于上海裨文女中。后于苏州振华女校创办中学部，任教务主任，兼乐益女中常务校董。1925年她是出席美国梅山太平洋国民会议中国代表，考察欧美教育。1926年接任振华女校校长。1927年当选吴县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于校务大加革新，分设文学、数理、师范、国专四科，采用美国最新进步教育法，成为办学楷模。1948年赴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教育学，次年主持振华女校校务。后学校改名为苏州市女子中学、江苏师范学院附属女子中学、江苏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她历任校长、名誉校长。她终身未嫁，全心献身于教育事业。参见李峰《苏州通史·人物卷》下《中华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苏州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07页。曾指出，女子教育应当紧跟时代潮流，服务现实社会需要，她批评“办理女子教育的人未能切实联络参考，女子教育在现在固然发达，可是有些学校，特别是内地女子学校，只知道闭门造车，不问外面的转变怎样，这样的结果一定是事倍功半”，“忽略现在的社会状况和现代的潮流甚至缺乏国家观念，女子教育不是死求知识的，要对于外面的情势有所适合”[31]。

王季玉对女子教育的前途提出希望：“第一点希望教育当局注意女子的特性，女子在事业上确有相当的能力，要注意到女子的特性加以发展。第二点希望打破女子回到家庭去的成见，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第三点希望认定能力成就为教育的标准，对于女子的能力，要充分的注意。第四点希望女子教育适合时代的需要，看了现代的情势，知道我们需要的教育是生产的，大众的，集体的，社会的，救民族的教育，及非常时期的女子教育。第五点希望女子教育在精神，纪律，体格，出路方面多多注意。”[31]

为服务抗战的现实需要，女子教育应进行社会服务训练、军事训练和体育训练等战时特殊训练。妇女解放运动实践者、女报人沈兹九(13)沈兹九(1898—1989)，名慕兰，女，德清城关镇人。毕业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日本女子高等师范艺术科。回国后在杭州高中艺术科任教。1932年到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为申报馆主持《妇女园地》，1935年创刊《妇女生活》。1946年她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主编《新妇女》。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全国妇联常委兼任《新中国妇女》的第一任主编，同时任民盟中央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与胡愈之合著有《流亡在赤道线上》等。主张女子接受军训：“妇女不但要受军训，且要武装，才能对付那些残酷的暴行的日本强盗。”[32]丁秀君(14)丁秀君(1904—2005)女，四川南川人。193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以成绩居全校之首,留校作助教。1932年回川，先后在万县女中、江津女中及重庆北碚兼善中学作教务；在重庆市立二小学、合川瑞山小学、威远县女师、资中女中、省立成都女师、省立重庆女师、省立成都女中作校长。曾任四川省教育厅编审、教育科学院研究员。1981年受聘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提出：“为增强抗战力量，加速完成新中国之建设起见，所有女子内在的潜伏力，都应当借教育的力量发展出来，认真施以训练，务期所有的女子，都能在抗战建国中，有她适当的地位。”今后的女子教育应该着重于：(1)加强体育训练；(2)训练组织能力；(3)培养治事才能；(4)培育责任心[33]。她们为增强女性的政治觉悟和女国民素质，强调加强女子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

女教育家王孝英认为应加强对女子的政治教育：“故今后之女子教育，还应提高妇女之政治意识，培养其政治兴趣，打破其一向不过问政治之态度，而奠定妇女参政之实际基础。”[22]吴珊认为，政治教育可以“提高和加强女同学研究与学习理论的兴趣，使女学生在工作热情高涨之余，还能冷静客观地去分析事实，把握问题中心，以及决定最适当正确与最有效的行动”[8]。她们关于性别话语的论述，不单纯以女性权益和男女教育平等的观念为出发点，在民族国家战争动员和民族主义的强势话语之下，知识女性强调女子教育服务民族国家的话语，以此推动战时女子教育的发展。

关于怎样普及女子教育，妇女运动家谈社英(15)谈社英(1891-1976)，女，江苏无锡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女子师范学校，1912年参加神州女界协济社并任书记，负责编辑《神州女报》，1922年参加发起上海女权同盟会，主编《中华新报》。1925年与张默君、朱其慧等发起组织中国妇女协会。1928年组织妇女共鸣社，曾任《妇女共鸣》半月刊总编辑、经理等职。1931年代表上海市妇女团体列席国民会议。1938年参加上海妇女难民救济会，并创办难童教养所。抗战胜利后，参加发起组织中华妇女文化教育协会，被推为常务理事。指出，普及妇女教育是复兴民族的先决条件，“普及妇女教育，既是当前急务，我们更希望妇女领导者，切实努力推行”，具体来说：(1)各省市县妇女团体普通设立实习学校，更应注意乡村，以救济失学妇女为宗旨；附设夜班，使有职业失学妇女，亦有受教育的机会。(2)妇女团体随时派员协助各地民众学校，及其他义务教育机关，劝导失学妇女入校就读。(3)乘学校寒暑假期，领导各地中等学校女生，举办短期补习班。(4)呈请教育当局，添办妇女各级学校[34]。

赵懋华指出：“教育目的在因材施教，使人人能成材效用，成为国家优良公民。现行学制男女所受教育，大致一律，其适于男子者，未必即适于女子。”[35]对于妇女教育方针问题，她指出：(1)宜多设女子职业学校，职业教育为树立妇女经济独立之基础。(2)养成女子固有美德，保持女子本性。“女子有其固有之美德，如整齐，精细，审美，富同情等等皆与男子不尽相同。如能于各级学校教育分别注意，使之不与男子同化。事实上男子自是男子女子自是女子殊无同化之必要也。”她认为，“我国已有专为女子而设之专科以上学校，专与女子便利，用意固善，如能更加注意中学分校训练及职业教育，其收效必更宏也”[35]。

1939年，赵懋华建议今后的女子教育应注意：(1)教育部应于最近期内，在部中设一专管妇女教育之组织；(2)各省市县政府应负训练战时妇女及推动妇女工作之责，地方服务机关，应尽量延引妇女参加；(3)各中级学校应分别授女生以战时服务技能，并在高级小学及初级中学酌增预备入职业学校课程；(4)今后二年内应多设女子职业学校或短期职业训练班以树立妇女生产基础而增加后方生产能量；(5)社会各公私组织，宜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延用妇女，以替出男子，使专参加战役[35]。

五、结语

抗战时期，在民族国家的话语之下，女子教育领域出现了关于人的教育和贤妻良母主义教育的争论，出现了关于家事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争论，也出现了关于男女是否应该同校的争论。这场关于女子教育观念的争论，宣传了女性作为独立个体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知识女性发表言论，主张女子教育为人的教育；提倡男女平等；认为女子应该服务社会；号召女子提高自身素质，借助教育的力量发挥内在的潜力，在抗战建国中寻找适当的地位，发挥自己的价值，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战时女子教育的发展。同时，知识女性的言论，突显出女性的家国情怀与女性的主体性、自觉性，冲击了传统的教育观念，进一步促进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尽管抗战时期提倡妇女要服务于抗战，抗战需要女国民，也需要对女学生的职业教育和训练，但在这场争论中，女性主义者的声音仍然受到来自民族国家主权话语的侵蚀，伴随着社会上仍然出现妇女回家的声调，以及政权话语，尤其是男性精神主导下的政党与政权对贤妻良母主义教育的强调，女子教育平等的问题即便是在战时仍然受到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