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或为演成史—评徐大军《宋元通俗叙事文体演成论稿》

裴雪莱

（浙江传媒学院 戏剧影视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文本形成即演成

关于“演成”说，徐大军的《宋元通俗叙事文体演成论稿》中有个观点颇有代表性：“在中国文学史上，为数众多的书面文体与言说艺术关系密切，或来源于此，或受其影响，如诗、赋、乐府、变文等，皆有一个由‘语’而‘文’的演化过程。”[1]13

文学史或为演成史。对小说、戏剧而言，宋代具有特殊的历史拐点意义。宋代的城市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市民经济活跃，尤其是南宋定都杭州后，凭借着京杭大运河的前期积淀，东南沿海地区城镇化快速发展。商品经济催生了说唱、杂剧等俗文化，继而与文人创作联姻，引发了质的变化。宫崎市定认为：“中国社会进入宋代后就再度迎来了好景气……好景气提高了劳动的价值，庶民的地位再次上升，内忧外患也比以前少得多，中国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稳定时期。这在文学上也必然有所反映。”[2]吉川幸次郎对宋诗颇有研究，对宋诗的地位极为肯定[3]……种种研究说明，宋元时期是中国文学形态演变的重要阶段。具体来说，这一时期，文化重心进一步下沉，文化主体和参与者以文人及市民阶层居多。

帝王的喜好影响着文化活动的发展，这一现象历朝皆有。南宋定都杭州后，帝王酣于歌舞，所谓“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邸》）；讲经与讲史等经筵活动遽然兴起，这种示范效应辐射到了当时的各个阶层群体，这些活动都是通俗化、娱乐化的产物。徐大军注意到：“口头伎艺何以能促发通俗叙事文体的生成。